上世紀九十年代，盡管社會上對改革的討論不多，但黨內對改革有共識，而且改革者也找到了支持力量；改革不僅方向明確，而且執行也很得力。但是這些年來，改革淪陷于左派和自由派之間無謂的爭論。至少從表象來看，中國的改革領域，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實際政策，都已經高度分化。然而，這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左派還是自由派，其理念實際上都不符合中國的現實，因為它們在很大程度上都來自西方，而非對中國實踐的總結和反思。換句話說，高度分化的爭論與中國的實情并無多大關系，因而也不會有具有實質意義的支持力量和解決的辦法。

　　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來自西方，政治上的自由主義也來自西方。中國本身有自由主義傳統，而改革開放之后又培養出很多自由主義要素來。但對于這些來自中國的傳統和新的要素，信仰西方自由主義的人是不屑一顧的。另一方面，在中國，對自由主義的批評，主要來自那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物。但是馬克思主義也來自西方。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是一種批評學說，甚至是一種革命學說。因此，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后，其在中國的革命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國如今是建設年代，那么自然就要把馬克思主義轉變成為一種建設的學說。盡管人們一直在探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但事實上依然看不到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是怎樣的，如何有利于建設。在實踐層面，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繼續呈現出其傳統性，即批評和革命性，也就是對現存制度的批評。中國改革開放后開始實行的市場經濟，在很多方面非常像馬克思當年所批評的原始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因此在當前仍然是最有效的批評現實的方法。這在左派那里表現得很明顯。問題在于馬克思主義并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至多，在這個群體中，有人就懷念起計劃經濟，甚至毛澤東時代貧窮但平等的社會主義。

左右爭論脫離中國現實

　　無論左派還是自由派都認同來自西方的“主義”，并奉之為理想，并希望中國走上他們所認同的理想之路。但是，由于這些“主義”沒有被本土化，很顯然，這種做法只會把中國引導上歧路。

　　除了左右，中國更多的社會力量屬于中間派。中間派沒有像左右兩派那樣鮮明的意識形態光譜，但實際上“中間”便是中間派的“意識形態”。中間派所信奉的理念或者支持的政策，較之左右派更符合中國實踐。

　　經濟改革方面，中間派的立場主要表現在實現各方面經濟發展的平衡，包括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政府和市場、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效率和公平等等。這是對中國經濟改革經驗的總結。在改革早期，自由主義派占據改革的主導地位。經濟自由主義在改革計劃經濟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后來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被濫用，并被擴展到社會領域，例如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教育和住房政策等等。在這些領域，本來政府應當起到重要的作用；但自由主義的侵入，造成了這些領域社會政策的過度市場化。另一方面，近年來，因為社會政策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強調社會公平和正義，很自然就要強調政府的作用。但也有人開始把社會政策濫用到經濟政策領域，過分強調國家和政府在經濟領域的作用。所以，經濟領域的市場程度在不斷減低。國有企業的大擴張也是其中一個表現。

　　在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作一個分野，為中間派的立場。經濟領域要進一步市場化，要鼓勵競爭，只有競爭，才能達到效率、創新和進步。再者，對國有企業要設定一個限度。自由派所支持的全面私有化不現實，也會帶來很多負面的效果，正如西方、俄國和東歐私有化所表明的。但國企也不能無限擴張，擠占民營企業的空間。要知道，在國有企業里面是出不了像華為、阿里巴巴這樣的公司的。可持續的發展要求兩者之間的平衡。當然，經濟領域市場化的深化并不是說政府的監管就不要了；實際上，市場化越深入，越需要政府的監管。政府監督和市場化不是一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在社會領域，中間派強調政府的作用。在這一點上，即使在盛行自由主義的西方國家也是有共識的。人們今天所看到的社會主義首先出現在西方。西方為了挽救資本主義，在社會領域實行社會主義，出現大量的社會保護機制，引入福利制度。當然，在一些方面，西方走過了頭，導致政府的過分擴張，公共領域的過度擴張，阻礙了市場經濟的發展。這導致了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和美國式的新自由主義式改革，在政府退出經濟領域的同時，縮減政府在社會領域的作用。這個經驗表明，社會政策首先必須由政府來主導，但其社會政策運作過程中也需要引入市場機制。如果完全由政府和官僚機構來主導，就不能導致資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

　　因此，中國在改革過程中，既不能用經濟政策來替代社會政策，也不能用社會政策來取代經濟政策。

自由派和左派的觀點均是舶來品

　　政治改革方面也如此。自由派一談到中國政治改革就是西方的“多黨制”和“三權分立”。他們對西方制度的認識流于理論和表象，沒有看到實質，過分強調體現形式。形象地說，自由派就是要桔子（中國）改造成蘋果（西方）。顯然，這是他們知識想象中的一種美妙烏托邦而已。

　　與之相對的左派也并非本土派，左派思想淵源也是西方。中國的左派批評自由派所稱道的“普世價值”，但左派（無論是老左派還是新左派）所堅持的大多數價值觀也是從西方進入的。馬克思主義對西方政權有諸多的批評，但是除了短暫且不成功的試驗（巴黎公社等）外，人們并不知道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上的政權應該是怎樣的。后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具有了現實主義的態度，重點轉向了如何改進和改善現存制度。新馬克思主義對改善和改進西方制度有很大的功勞，因為較之其他主義，馬克思主義更使人看到問題的實質。這也使得西方馬克思主義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但在中國，左派和自由派都是為了一個并不在中國存在的“稻草人”而戰。

　　中間派在政治上也是務實派。中間派承認現實政治是中國政治改革的起點。在以下兩個方面，中間派把自己和左右派區分開來。第一，和左派不同，中間派認識到并強調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政治改革要和經濟改革相配合，用政治改革來保護經濟改革的成果，深化經濟改革。同時，政治改革本身也具有深刻的意義，通過政治改革來保障社會成員的各種權利。第二，和自由派不同，中間派反對走自由派所提倡的西方化道路。西方化不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就是在承認現實的基礎上改善和改進制度。這就是說，中間派認識到現存體制是可以改革的。民主化是改革的大趨勢，但民主化必須在中國的環境里有序展開。

　　西方社會的穩定和有序發展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多黨制和民主，而是在于中間力量的巨大。社會自身的整合力量遠遠大于政治力量對社會的整合。實際上，政治力量往往使得社會更為分化。在中間力量很強大的社會，一個政黨可能靠左一些，另外一個政黨可能靠右一些，但極左和極右的可能性不高。一旦失去了中間力量的支持，任何政黨都難以具有足夠的社會基礎。

中間派是穩定的基石

　　中國社會高度分化，政策很容易滑向極左或者極右。但同時，人們也不可忽視迅速成長中的中間階級。例如，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和經濟成長，中國的中產階級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力量。又如中國各方面的教育普及程度居發展中國家前例。崛起中的中間力量體現著務實和理性的思考。即使是底層的中國民眾，也只有在被左右派動員的時候，才具有政治色彩；平時他們表現的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中性或者中立。實際上，對大多數老百姓來說，他們希望的是穩定和秩序，而不是被動員起來去建立一個他們并不能認知的理想秩序。

　　中國的改革有沒有出路，在于改革者是否能夠超越左右，是否能夠動員中間力量，中間力量是否能夠走上前臺。中間力量無論在黨內還是黨外都存在著，但是他們都比較沉默。他們之所以沉默，或許他們不希望“折騰”，希望社會穩定有序的進步。但問題是，如果中間派保持沉默，那么改革的舞臺就會被其他勢力所占領。無論極左還是極右，都不符合中間派的利益。要推動中國理性的改革，就要求改革者來動員中間派。要動員，就要為中間派建立其利益表達機制。建設中間力量的改革話語也同樣重要。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引入了太多的盛行于西方的激進左派或者自由派話語，并且越來越多的人信以為真。如果中間派的改革話語得不到建立，那么改革政策仍然會或左或右。

　　中國社會如果繼續被左右派操弄著，就不會有出路。現在或左或右的局面得不到改變，社會很容易會走入對立、不穩定、甚至暴力的局面。對執政黨來說，如果要持續生存和發展，也必須擺脫或左或右的立場，而把自身的社會基礎和政策牢固地建立在中間力量之上。失去了中間力量，中國要不就是一個極右政權，要不就是一個革命性左派政權。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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