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的經驗教訓在國內市場爭奪戰中重演
張鳳耀
在抗日戰爭中，我國出現了以汪精衛為代表的投降派，以蔣介石為代表的逃跑派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抗擊派。實踐證明，對侵略者唯一的出路是抗擊（見《不能忘記抗日戰爭的經驗教訓》）。
在商戰（市場爭奪戰）中又如何呢？從近三十年實踐看，我國同樣存在著三派。
為讓這個問題看得更清楚，我們先回顧一下改革開放后轎車工業的發展過程。改革開放前，我國已自主生產“紅旗”、“上海”、“鳳凰”等品牌轎車。改革開放后，為獲得國外先進轎車生產技術，就讓外國轎車企業在我國建合資生產廠，口號是“市場換技術”。在這一口號下，外國轎車企業，蜂擁而來，沒有多久，我們的“鳳凰”飛上了天，“上海”沉入了海，“紅旗”隨西風而去，自主品牌消失不見了。在我國領土上，不管大江南北，還是東西南北中，跑的新車都是外國品牌轎車。市場丟了，技術換來多少呢？以上海中美合資企業為例，控制權在洋大人手里，即使要動一個螺絲釘，也得美國老爸點頭；否則，休想！口號是“市場換技術”，實際是，市場恭手讓人，被侵占，被占領，技術卻沒有得到。結果，全得聽洋大人的，洋大人成了我們的主子，我們成了洋大人的技術奴才。
類似情況，不止轎車工業。在外商面前，我們處于屈從地位。
所以，從實踐結果看，市場爭奪戰中的“市場換技術”與抗日戰爭時的“曲線救國”，如出一轍，異曲同工。也是一種投降主義路線。把我國市場恭手讓給外商。外商成為我國市場占領者、壟斷者、統治者。他們憑借壟斷地位，左右我國市場，大發壟斷財。我們只得任其宰割。類似于亡國奴。
由“市場換技術”衍生而來的思潮是，盲目崇洋。這只要看看機床、機車車輛等行業，就能十分清楚 。改革開放前，我國機床、機車車輛制造能力，在全球也是比較大的國家之一。技術上略顯欠缺，主要是控制技術方面。譬如，普通機床，我國產品并不比別國差，落后的是數控技術。要是一開始，我國在數控技術攻關方面多一點資金投入，再加中國人的勤奮好學、聰明能干，完全可以在不長時間內迎頭趕上；但我們采取用巨額資金去購買外國機床，棄用本國產品，結果我國機床產業開始滑坡，市場漸漸被外國產品占領。機車車輛制造業，我們老把眼睛盯住日本“新干線”、德國“磁懸浮”，最后用近乎天文數字的價格買來德國人自己不愿用、不敢用的“磁懸浮”，還夸耀是世界一流水平。還想繼續為滬杭線、京滬線再買來“新干線”或“磁懸浮”，叫國產機車車輛為它們讓路。類似這樣的事，多得無法數清。
總之，讓國產品退居一旁，為外國產品讓路。只要能從國外買得到的，就不用國產品。譬如廣東省，在全國最早引進陶瓷生產設備。陶瓷生產設備，其實沒有什么尖端技術，也沒有什么特殊設備。其中常用的破碎機、皮帶運輸機等等，我國農村社隊企業和城鎮街道企業都早已生產，還出口；就是這樣極一般的設備，都不用國產的，要漂洋過海用重金去進口。
退讓的結果，除了我國付出大量資金，更嚴重的是，使得我國整個裝備制造業大滑坡，幾近破產倒閉。把幾十年用全國人民血汗建設起來的裝備制造業基礎，差不多徹底毀掉。導致大批工人失業。
商戰中的退讓，與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的逃跑政策，如出一轍。
蔣介石由于逃跑不抵抗，在日本鬼子追擊下，軍隊人數越戰越少，軍力越戰越弱，控制地域越來越小。我們在商戰中退讓，市場競爭力越來越弱，市場份額越來越少。
進入本世紀，我國改變方針，大力鼓勵自主開發創新。這使得我國快要斷氣的裝備制造業獲得復興和發展的機會。短短十來年，已有很多方面接近、達到，甚至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達到世界領先。譬如鐵路運輸，我們再也不必用天文數字的價格去引進什么日本“新干線”或德國“磁懸浮”，因為我國已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高鐵”。相反，美國、歐洲、俄羅斯、印度等，都來與我國商談合作在他們國家建中國式“高鐵”。很多大型、先進機床等工業裝備 ，我們不但能滿足自用，還可向先進工業國出口。工業裝備的創新發展，也帶動了軍工工業的發展提高，我國武器水平已接近世界先進水平。有些項目，還是獨創獨有。譬如國外正在熱議的東風-21D型專打航母的導彈，迫使美國航母不敢再在我國門口隨意游來游去；不能說他們被嚇破了膽，起碼不敢那么輕舉妄動了。
大力鼓勵自主開發創新，實際上是一種反擊策略。只要堅持下去，最終一定能戰勝一切來犯之敵，讓國人揚眉吐氣。這與毛澤東為我們創建的對敵抗擊策略，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所以，毛澤東創建的抗擊策略，在商戰中同樣有用。
由上可知，在商戰（市場爭奪戰）中，我們必須排除汪精衛的投降主義，清除蔣介石的逃跑路線，繼承、高舉毛澤東樹立的抗擊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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