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協黨員干部大搞封建迷信 謝亞龍逛街體力不支

　　來源: 體育周報

　　中國足協一位黨員干部竟然在擔任青少年國字號隊伍領隊時大肆進行封建迷信活動。在組織對其進行批評教育后，這人表示：“批評接受，意見保留。”依然我行我素，沒有什么收斂。

　　墮落環境影響深遠

　　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大搞封建迷信活動，這樣的情況在中國足協是真實存在的。2003年到2006年的國青、國少隊里，經常都能看到領隊公開擺放佛像、播放誦經錄音，甚至隊伍還被要求在選定的“黃道吉時”出發到賽場。賽前，全隊要繞場走三圈，甚至還有人去拜球門。除了中國足協的工作人員，部分教練對于這樣的活動也是相當熱衷，只是沒有這般公開和猖狂罷了。

　　足協工作人員的貪污腐敗和足球行業的黑暗，并非只是中國足球和中國體育這兩個層面的環境影響就能夠造成的。

　　足球場上的假球黑哨，顯然是受到社會上假冒偽劣泛濫的影響。當年在談到假球黑哨問題時，時任中國足協聯賽部主任的郎效農就曾經說過：“社會上的假冒偽劣現象少了，足球上的假球黑哨也會少?！奔偾蚝谏诤图倜皞瘟又g，顯然是后者影響了前者。我國的市場經濟，因為歷史短，相應的法律法規和觀念都沒有完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應該整飭的問題。在這些問題沒有得到有效治理之前，依然會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產生影響。

　　最近三十年，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階段，也是人們觀念變化最大的時期。傳統觀念和道德標準在市場經濟發展中逐漸被拋棄，是非標準和價值取向都出現了混亂。大量的人嘴上說的和實際上做的，完全就是兩套。在中國足協和中國足球界，同樣也有這樣的人和事存在。為了追求結果而不擇手段，同樣在足球界里成了準則。2007年女足世界杯時候發生的“竊聽門”事件，應該是新中國體育歷史上最大的丑聞，然而當事人事后竟然不以為恥，甚至沒有受到應有的處罰?！案`聽門”事件的策劃者和執行人，至今還在中國足協任職。同樣是“竊聽門”丑聞的當事人之一，中國足協一位黨員干部竟然在擔任青少年國字號隊伍領隊時大肆進行封建迷信活動。在組織對其進行批評教育后，這人表示：“批評接受，意見保留?！币廊晃倚形宜兀瑳]有什么收斂。這也說明中國足協內部，早就是非不分，沒有正常的道德價值標準。這個集體和單位里，早就已經沒有了正氣。

　　從改革之初的民主商議到最后的領導獨斷專行，中國足協的工作作風也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步步改變。王俊生時代的中國足協，每年舉行足球工作會議全行業進行足球發展工作研討并制定對策，在中國足協內部也是時常進行內部研討會議。務虛會，也是那時候開始出現的，為的就是中國足協在決策前在內部征求意見。而到了閻世鐸時候，以往每年一屆的足球工作會議在2001年年初深圳會議后就再也不開了，而且閻世鐸不顧大部分工作人員反對一意孤行暫停升降級豪賭世界杯，對中國足球造成了惡劣深遠的影響。謝亞龍則干脆不在足協內部舉行工作研究會議，而到南勇成為一把手時基本上領導班子獨自決策，而現在韋迪主政后這方面就更是江河日下了。最終的結果就是，整個中國足協和中國足球都在為此付出代價并承擔責任。

　　歷史地來看，中國足球當前出現的各種問題和丑惡現象，是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這不能說明中國足球的改革大方向有問題，而是在改革配套監管、監督等方面措施不力造成的。

　　“8·25風暴”給了中國足球一次糾正清洗的機會，關鍵是今后中國體育和中國足球是否會真的吸取教訓，建立、健全、強化監管機制，鞏固打假掃賭運動成果。

　　封閉色彩的江湖

　　接替王俊生擔任中國足協 “一把手”的，是閻世鐸。2000年4月到任后，閻世鐸還是折騰了不少事情出來：暫停升降級、豪賭世界杯，提出了“人民足球”的口號，2001年年底處置“假B五鼠”，國家隊首次進入世界杯決賽圈……但是2008年8月份，閻世鐸因病住院時接受采訪，談到自己和足球圈關系時候，他哀嘆：“他們還是認為我是外行?！?/p>

　　國安俱樂部總經理楊祖武，原來是北京隊球員，綽號 “瞎武”。不過，在對待東家問題上，楊祖武一點不瞎，多年來全身心為國安效力。在2004年那場“G7革命”里，楊祖武也是鞍前馬后為主子奔波，毅然決然地站在了中國足協的對立面。對于楊祖武的表現，國安集團領導的評價就是：他是國安的一條狗。這個評價，楊祖武倒是很受用。

　　足球界，有著比較濃厚的封閉色彩。

　　在職業聯賽發展過程中，進入足球圈人數最多的群體，就是俱樂部管理人員。他們是進入足球圈最快，融合也最迅速的。不過，這些管理人員的進入，并沒有在根本上改變中國足球圈從業者的整體素質。甚至，這些職業經理人進入足球圈后，迅速在圈子里占據了比較高層的地位，在足球界向腐敗和黑暗墮落過程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比較典型的就是遼足的前老總張曙光，他不是足球圈內的人士，但是在搗鼓遼寧隊過程中卻成功地把這支隊伍變成了一個提款機，遼寧隊大多數問題都是和他有關的。中國足球界的傳統中堅力量，還是教練和球員。但是這兩個群體文化水平低，眼光短淺，對足球行業的新思想、新觀念接觸少，甚至持排斥態度。從甲A到中超，中國的國字號隊伍都在對韓國足球的對抗中全面落后，但是教練、球員無一認真思考韓國足球可借鑒之處;對待上世紀90年代開始飛速發展的日本足球，中國足球界大部分人士依然是充滿蔑視，老是以上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中國足球的強勢說事。最滑稽的是，1998年法國世界杯中國足協組織國內教練現場觀摩，竟然有甲A主教練在看臺上大放厥詞：“他們比賽節奏太慢，還不如甲A激烈?！甭殬I甲A之初，外籍教練大批進入中國足壇。經過短期磨合后，不少中國教練就認為，外籍教練的那些本事也不過如此。在我國職業聯賽里，頻繁出現外籍教練被本土助教和隊員們聯手逼宮的例子。文化水平低下的中國教練絕大多數人都思想保守，在攻防思想上側重防守。在對隊伍和球員的管理上，中國教練也基本上無所作為，甚至有人向球員低聲下氣以求保住自己的教練位置。

　　而歷屆世界杯決賽階段，中國足協組織的各地體育局官員和俱樂部官員觀摩團，成員們都無心觀摩比賽，把在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觀光和購物上。2006年德國世界杯，中國足協副主席觀摩團回國后，大家談論最多的就是在德國期間逛街購物的經歷——最大的笑話就是謝亞龍跟著崔大林出去逛街購物，最終體力不支坐在一家專賣店門口喘氣。今年的南非世界杯，中國足協代表團也是在企鵝島這樣的旅游地和記者們“不期而遇”的?？梢哉f，整個足球圈在職業化道路開啟后，各色人等都很快適應了經濟社會的要求，一切以資本和權力為標準，放棄了對足球規律的遵循。有原來的足球從業者，在資本進入足球后，主動向資本“投降”，甚至公開宣稱自己愿意給東家當條狗。

　　這樣的足球圈，阿斗云集，沒有多少人把足球真正當成事業來做，而僅僅是為自己或者小集團撈取利益。在這樣的圈子里，出現腐敗墮落現象，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潛規則大行其道

　　1997年年底，從天津轉會深圳平安的趙斌簽約后返回天津乘坐飛機時，在深圳機場因為隨身攜帶70萬巨款而被安檢人員拒絕登機。雖然事后平安俱樂部和趙斌本人都否認這70萬是俱樂部給的簽字費，不過當時趙斌以115萬身價轉會，轉會費肯定不會讓他帶走，媒體當然還是猜測這70萬就是簽字費。俱樂部給球員在工資獎金之外再給一筆簽字費，這是當年甲A火爆時候的潛規則，各家俱樂部在和主力球員簽約時候都不得不忍痛這么出血。

　　2004年中超聯賽推出，本來是中國足球深化改革的機會，但仍在環境治理和配套措施等方面無所作為而僅僅完成了的“翻牌”。

　　職業甲A聯賽推出時候，最直觀的變化就是教練和球員的待遇有了大幅度提升。1994年首屆職業甲A聯賽，大連萬達老板王健林就拎著幾十萬現金和隊伍乘坐飛機赴客場。在飛機上，王健林拍著箱子告訴隊員：“贏了球，獎金馬上分給大家?！边@種巨額現金獎勵的方式，甚至傳染了國家隊——1994年和1995年國家隊商業比賽后，國腳們都會領到成千上萬的現金獎。

　　1998年開始，隨著前衛寰島等俱樂部向足壇燒錢運動進一步添材加薪，球員待遇被哄抬到了離譜的境地。國內球員轉會市場上，球員身價飛速上升。而在能夠公開的轉會費之外，各隊主力球員還能得到不菲的簽字費、訓練津貼等名目的收入。當年轉會到深圳飛亞達的一名叫趙斌的球員，就是在和俱樂部簽約后回天津時候，在機場因為攜帶了70萬現金簽字費被拒絕登機。為遏制球員收入飛漲，中國足協出臺了限薪令，但限薪令卻遇到了俱樂部陰陽合同的對抗。2004年著名球員謝暉就曾經拿著和力帆俱樂部的“陰合同”對簿公堂，還打贏了官司，要到了70萬欠款。直到現在，陰陽合同依然存在。中國足球的職業化，并沒有從根本上提高中國足球的技戰術水平，但是教練和球員的待遇卻遠比水平提升得快，這造成了全社會對足球運動的反感，也顛覆了中國足球的傳統道德標準，使得金錢利益驅動的胡作非為大行其道。應該說，在甲A時代，中國足球內部先于環境走上了惡化道路。中國足球的職業化，從一開始就進入了從業者只為其有利于個人或小集體利益的歧途，而放棄了正規化、法制化監管等不利于謀取私利的建設。行業管理機構或是無能為力，或是有意放縱，導致潛規則流行，明規則僅僅是空文。在這樣的環境里，當然容易滋生默契球、交易比賽，培養出專門進行不法比賽交易或者操控比賽的群體。

　　誰來承擔領導責任

　　全運會的總分排名和獎牌排名，是各地體育行政部門的政績工程。某屆全運會時候，S省體育機構為了在男子曲棍球項目上撈取一點積分，竟然花兩百萬從其他省區買來了一支隊伍。這個項目當時只有七支參賽隊伍，而N區手上有兩支隊伍卻只能派一支隊伍參賽。這樣，S省買來了N區的男子曲棍球二隊參賽，也使得這屆全運會的男子曲棍球項目湊足了八支參賽隊伍。根據全運會的競賽規則，只要取得前八名代表團就可以獲得排名積分，即便比賽項目只有八支隊伍參賽。

　　行業保護，是中國體育界面臨危機時很正常的反應。也就是行業保護，使得中國足球失去了“8·25風暴”前自我糾正和自我拯救的機會。中國體育的管理者們最為得意的就是舉國體制。舉國體制的核心，其實就是吃國家財政。中國足協上級部門的歷任領導，都醉心于宣傳舉國體制，目的就是安心于享受旱澇保收的“財政皇糧”。甚至在北京奧運會前，這個單位挪用奧運專用基金違規搞違規建設，為本單位小團體撈取好處。如果沒有舉國體制，這個單位是沒有這樣機會的。在地方體育行政管理部門里，也有運動員早已經退役甚至出國了，但是他們的關系依然保留，有關機構還在憑借這些花名冊從國家財政領取工資?！俺钥震A”，這個歷史名詞，在中國體育界卻是真實存在的。而在全運會這樣需要用成績換政績的大賽里，各省市區之間通過運動員流動、隊伍買賣、積分交易，最后甚至到了合謀決定成績和排名的地步，全運會上各種損人利己、弄虛作假的表演層出不窮。

　　輿論上，人們對舉國體制是有很多質疑的。甚至有媒體算賬，認為一塊奧運金牌需要一兩億資金的投入，而體育界管理層對此的辯解卻是：每年單位得到的財政撥款不過8億，怎么也不會到一塊金牌投入一兩億的地步。其實，如果把各級體育行政機構每年的財政撥款總額算上，一塊金牌需要投入一兩億成本的算法不算離譜。在一個不能正確認識自身地位和投入產出比的機構體系里，出現問題不足為奇，當然談不上什么自我批評、自我修正了。只有在政績目標不能完成的時候，這個系統才會真正緊張起來，擔心被來自外部的力量幫助糾正。體育行政管理部門里的干部們，很多人都開著捷達、桑塔納、富康這樣的老三樣轎車。不過，他們的夫人們大多開著寶馬之類的豪車。作為中國體育的組成部分，中國足球濃縮了中國體育的一些問題，難堪的就是中國足球的成績實在不值得一提。但是“8·25風暴”掃蕩，南勇、楊一民等中國足協各級工作人員落馬的時候，足協上級負責人卻無一人站出來為之承擔責任。目前謝亞龍、蔚少輝、李冬生的問題沒有明確，單就南勇、楊一民兩位中國足協前副主席和張建強這一個前中層干部被刑拘，上級就應該承擔用人失誤的責任。中國足協內部一些德才兼備，在行業內擁有良好口碑的干部，不能得到提拔任用，而結黨營私甚至公開搞封建迷信活動的干部卻逍遙自在，一方面是足協內部管理出現問題，另一方面則是總局在干部任用管理上的失職——這些問題，在媒體上都曾經被報道，而并沒有引起關注。對于這樣的怪現象，輿論是不滿的，所以就有抓出“更大的魚”的呼聲。但是，至今“8·25風暴”都沒有把“更大的魚”掃蕩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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