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迫切需要大戰略：一篇直指要害的好文章　　

              ——評《用大戰略打破中國的外交被動》　　

    有關中國的國家戰略，有關中國的對外政策，長期以來，國人都是只能講好不能說壞，坦率地說，只有唱贊歌的份兒，不管中國的戰略環境是怎樣日益嚴峻，我們都得贊美說是在下一盤很大得棋，都得說有駕馭復雜國際局勢的高超的能力，并歡呼我們迎來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也不管中國的外交有多么被動，是怎樣的護頭顧不了腚，我們都得贊嘆曰“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并要為此而陶陶然、欣欣然。其實，在當代中國，各行各業各方面的工作差不多也大體如此，基本上都是成績99.9%，缺點不足只有0.1%，這大概也可堪稱是我們能有幸躬逢的時代精神吧。　　

    但是，《環球時報》9月17日發表的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院長郝雨凡先生的題為《用大戰略打破中國的外交被動》一文，卻是一篇難得一見的好文章，這篇文章直指目前中國對外戰略的要害。　　

    首先，如文題所示，該文鮮明地指出，中國的外交是被動的。　　

    該文說，“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一下子被推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央。然而，中國似乎并沒有做好準備，去扮演世界級的角色。”筆者以為，郝先生遣辭用句非常講究，也非常客氣，首先肯定改革開放的成就，“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一下子被推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央”，這話聽起來當然讓人舒服，達到了“忠言順耳”的高境界，但接下來筆鋒一轉，深刻地揭示出中國外交被動的現實：“中國似乎并沒有做好準備，去扮演世界級的角色。”其實，這也是客氣話，給國人留足了面子。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中國就一直扮演著很稱職的“世界級角色”，難道七十年代中國同兩個超級大國分庭抗禮，推動全球戰略格局出現“大三角”穩定結構，這還不是“世界級角色”嗎？只不過后來的情況是每況愈下、不斷滑坡，直到今天也難以改觀，說今天因為一下子被推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央”而“沒有做好準備”，不過想讓國人能下得臺階而已。　　

    第二，該文尖銳地指出，面對復雜的國際局勢，目前中國沒有相應的“大戰略”。　　

    “和平發展”的提法不是大戰略，這是多么振聾發聵的批判！該文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的“和平崛起”，其實“不具備大戰略的特質，而僅是對盛行的‘中國威脅論’的防御性反應，具有辯護的味道和外交理想的色彩”。也就是說，看似深奧，實則膚淺，平庸得誰都可以用，拿到哪兒都可以用。正如該文指出的那樣，“缺乏指導性和操作性”，“對任何國家都適用”，說白了就是沒用。真正的“大戰略”應該是“基于手段和目標之間經過深思熟慮的全面行動規劃”。　　

    作者不但提出了什么是“大戰略”，而且著重指出，“如果今天我們仍然把以不結盟為主要特色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作為我們處理國際關系的根本出發點的話，我們可能會自縛手腳，干擾全方位謀求國家利益的努力”。這就是說，“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要與時俱進，也要不斷賦予時代的新的內涵和新的實現方式。古語云，“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有這樣，才能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很好地結合起來。　　

    最后，該文還直接提出了一系列尖銳的問題，每一個問題都發人深省。　　

    沒有“大戰略”，結果一定不妙。該文尖銳的發問，現階段的中國，“對美國霸權是批評還是接納？是競爭還是貼近并附和，對西方掌控的話語體系是參與還是挑”，“如需對付美國，我們需要怎樣協調與周邊和主要大國的關系？我們應該怎樣利用外部世界的變化為我所用”，等等。類似尖銳的問題，該文在一個段落之中就一口氣地提了13個之多，無一不是迫在眉睫的大問題，在筆者看來，這簡直可以稱之為新時代的“天問”。能問出這樣尖銳深刻的問題，足見作者對天下大事的關心，足見作者深深的愛國情懷。雖然該文只是含蓄地說，“學界和政策界應開始討論”，但實際上，這哪里僅僅是需要“討論”的問題，這些問題一日不解決，中國的外交就一日無法改變“在不知不覺中陷入被動和窮于應付的局面”，“中國的安全、經濟、政治、科技、能源、教育、文化等利益”就不能“更好地與外交利益相銜接”。　　

    通讀下來，筆者深為這一篇字字發乎心、句句發乎真的文章所振動。曾幾何時，中國的知識分子都以掌握批判武器、遂行知識的批判功能而自豪自傲，可環顧當今，幾曾還能見到這種精神行諸于世呢？迎奉拍馬大行其道，號稱國際化、現代化的知識分子，皈依西方理論思潮、成為西方理論說教好學生者有之，依附強權霸權為之鼓與呼者有之，鼓噪什么“中美之間進入了互相塑造的新時期”、“兩國兩軍應該互相確保依存”等等，一副情愿當人家奴仆的丑模樣，而敢于質疑西方、挑戰霸權的國際問題專家學者在中國還有幾何？這實在是時代的悲哀，難道面對這樣一篇直指要害的好文章，寧不自愧？　　

    所以，建議大家把這篇題為《用大戰略打破中國的外交被動》的文章認真地讀上一讀。　　

附：用大戰略打破中國外交被動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一下子被推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央。然而，中國似乎并沒有做好準備，去扮演世界級的角色。　　

中國外交政策至今仍缺乏一套完整的大戰略來反映中國變化了的利益，更沒有全球性的設想和布局安排。在一些全球和地區熱點問題上，中國往往缺乏系統連貫的戰略眼光，有時舉棋不定，態度模糊，在處理政治、安全和經濟政策上缺乏協調，有時甚至傳遞相互矛盾的信息。這增加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真實意圖的猜疑，不利于中國國家利益的維護。　　

有學者認為，中國已有大戰略，就是 “和平崛起（后改為“和平發展”）”。然而，這些提法并不是大戰略，因為它們不具備大戰略的特質，而僅是對盛行的“中國威脅論”的防御性反應，具有辯護的味道和外交理想的色彩。　　

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曾經是反兩霸時代的歷史產物。它可能適應那個時代中國特定的外部環境和內政需要，并對實現當時的戰略目標起到過權宜的作用。但隨著時代的變化，如果今天我們仍然把以不結盟為主要特色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作為我們處理國際關系的根本出發點的話，我們可能會自縛手腳，干擾全方位謀求國家利益的努力。和平發展（崛起）是自我行為的一種宣示，但作為國家對外大戰略，卻缺乏指導性和操作性，因為和平發展對任何國家都適用。　　

“大戰略”的提法早期與戰爭有關，后來通常被最廣義地看作一個國家和民族“基于手段和目標之間經過深思熟慮的全面行動規劃”。　　

大戰略雖然較為宏觀和傾向于指導性，但必須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檢驗性。它應該基于現實主義的考量，顧及到外部世界的復雜多變性和別國的不同利益，以及實力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在弘揚一種價值觀的同時，大戰略不能只在描述一種空泛的美好理想。它必須能夠實實在在地維護國家的根本利益。　　

如果說過去30多年中國最大的外交利益是為改革開放營造一個穩定、和平的內部和外部環境，那么今天，綜合國力顯著提升的中國所要求的外交利益應更上一個層次。　　

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內國家的首要利益仍然是保證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持政權和內部穩定。問題是這些基本利益是否已經得到保證，如有威脅，來自何方，威脅多大，在何種條件下可能升級甚至爆發。中國的崛起說到底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全面趕超。隨著民眾要求提高生活質量的呼聲日高，我們必須考慮如何吸收并利用外部資源，最大限度地滿足國民日益增長的對經濟、社會和精神的需求。　　

目前，我們仍是現存國際體系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學界和政策界應開始討論，中國希望看到怎樣的國際體系？如需對付美國，我們需要怎樣協調與周邊和主要大國的關系？我們應該怎樣利用外部世界的變化為我所用？怎樣盡快成為規則的制定者？我們要不要爭做世界老二？做世界級領袖有什么好處？又需要多大的成本？要坐穩世界老二應有怎樣的配套戰略？現階段對美國霸權是批評還是接納？是競爭還是貼近并附和，對西方掌控的話語體系是參與還是挑戰？在國際關系中是努力維持均勢還是應該重點結盟？在亞洲是要地區穩定還是要區域領導權？對國際組織的變革呼聲，是支持還是觀望甚至抵制？　　

缺乏大戰略指導的外交政策，只能簡單地就某個事件做出反應，中國外交就只能成為一種“斡旋”，無法串聯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和應接不暇的國際事務之間的各種關系，從而使總體外交在不知不覺中陷入被動和窮于應付的局面。在機會出現時，也勢必無法及時抓住。我們不能因為擔心別人的顧慮而不做長遠和通盤的戰略設計和大場景的思考。時代已經變了，中國的外交戰略也應與時俱進，如何盡快建立一套系統的、自洽的、基于全局考慮和通盤謀劃的國家對外大戰略，使得中國的安全、經濟、政治、科技、能源、教育、文化等利益更好地與外交利益相銜接，已經迫在眉睫。（作者郝雨凡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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