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后的房屋(一)

    拆遷后的房屋(二)

立在拆遷區的拆遷告示

能被新聞報道的拆遷故事，是少數最極端最沖突的；而我父母和我家鄉的人們，卻是沉默的一大群

我爸媽是倉促間決定要回家去跟政府談判的。他們急急忙忙收拾了兩袋子行李，從黃牛那里搞了兩張火車票，第二天就趕去了火車站。

候車室里擠滿坐著、站著或躺著的人，我爸爸揀一塊人縫里的空地把行李放下，在周遭的嘈雜聲里扯著嗓門表達了他的“雄心”：“這次回去，如果順利，過幾天我們就可以帶著四五十萬塊錢回來?！倍覌寢寘s站在一旁憂心忡忡。

在北京住了不到一年，他們這次回去，是要將兩個人辛苦一輩子積攢下的財產——一幢22年的老房子——賣一個價?！百I主”是政府。拆遷，這個有關摧毀與重生、剝奪與給予、公平與財富的故事在到處輪番上演之后，終于到了我的家鄉，蘇南一個只有20多戶的小村莊。

原本他們還不急著回去?！澳芡暇屯蠁h，拖得越晚補的會越多的。”我媽媽說。這是她聽說來的經驗。拖著不肯簽字，幾乎是農民們唯一可用以跟政府談判的籌碼。“反正不先簽，要簽也要等村里其他人家簽得差不多再回去。”這是老兩口商議過多少回之后的對策，“我們不急，他們（指政府）才急?！?

他們盤算著，村里人一戶一戶磨下來，很需要些時日。盡管拆遷告示貼出來，動員人們在當月25日之前簽完字搬家走人，但老兩口堅信，村里人一定是能拖就拖?！拔夜烙?5日之前簽字的肯定很少，看看情況再說?！蔽野职肿畛踹€笑呵呵地表現得很淡定。

可隨著村里的消息一天天通過電話傳到北京，他的神情日益變得沉重起來。一天吃飯的時候，他悶悶地說：“看來情況不樂觀。”直到有一天一大早，老兩口神色驚惶地出現在我面前。原來前一天夜里，一幫“打手”闖進我一個堂叔的家里，逼問：“簽不簽字？”堂叔逃到樓上打電話求救。爸媽從睡夢里被電話驚醒。我爸爸一邊幫堂叔想對策，一邊覺得呼吸急促得氣都喘不上來，而我向來膽小的媽媽在一旁聽見自己的心臟“咚咚咚”止不住地狂跳。接完電話后倆人面面相覷，臉色煞白，說不出話。那一晚，我媽媽再也沒有睡著。

就在這次事件之后沒兩天，我爸媽決定回去談判。拆遷辦的人幾乎天天打電話來催促游說。雖然我大媽在電話那端嚷嚷：“不要回來，他們要打人的！”但我爸爸修改了原來的預想，知道要不了幾天，村里人就會簽得差不多了。

他和我媽媽這次要回去變賣的，不僅僅是他們最重要的財產，也是他們一輩子的價值

我的一位記者同行曾經說：“我親眼目睹了拆遷新聞門檻的提高，現在只有自焚才能引起媒體報道的興趣?！笨墒菍τ谖壹亦l的人們來說，拆遷，不是是非對錯的新聞，不是那些寫在紙上的別人的故事，而是他們的現實生活和遭遇。

終于有了一次機會，讓他們可以將最重要的財產進行“變賣”。過去的幾十年里，有那么一段瘋狂的時間，他們幾乎不被允許變賣任何東西——地里出產的以及自身的勞力。在我爸爸孩童時的記憶里，就有生產隊長每天大清早在村里吹響的尖利的上工哨聲。伴隨著這樣的哨聲，我奶奶只能把勞力貢獻給集體的土地，然后用一個女人家起早貪黑一天能掙來的有限工分，喂飽3個正在長身體的男孩。

后來他們可以拿一點剩余去變賣了。他們變賣地里出產的糧食和作物，變賣飼養的禽畜，可人均一畝多的耕地里出產的東西僅夠填飽他們的肚子，卻無法給他們提供富足的生活。從我懂事起，村里的男人們和少數女人們，就去土地以外謀一份活計，來供孩子上學，為老人養老送終，最重要的是，將父輩留給他們的低矮土房，翻建成一幢幢小樓。為了房子，他們傾盡積蓄，在以借貸為恥的鄉村，他們不惜四處舉債。我們村里如今面臨拆遷的，大多是那些建于1980~1990年代的兩層半或三層的小樓。

我家的小樓建于1988年，是村里建得早的。記得那時房子蓋起來，爸媽再沒有余錢做裝修和粉飾，卻買了3只彩燈回來。每有同學或親戚來我家，我就無比驕傲地一遍遍打開這些彩燈展示給他們。在我心里，這就是最美好的房子。雖然后來那彩燈上慢慢織起了蛛網，原來刷白的墻壁也漸漸變成了煙灰色。再之后，房子開始滲水，以至近幾年每到暴風雨來襲，我爸爸就提心吊膽。如今房子終于要拆了，他大大松了一口氣，說：“好了！再也不用擔心雨下大了房子會坍掉一塊啦。”

當然，我爸媽也跟著房子一起老了。在房子剛建好那陣兒，他們倆曾經盤算過未來。我媽媽一項一項列算了各項開支和收入，然后心滿意足地說：“咱們再攢個兩百塊，就能防一防荒年，養養老?！?

“嗯。”我爸爸也志得意滿地說，“明年還會有進賬呢?！?

這是一天早上我從睡夢中醒來時，聽到他倆躺在被窩里的對話。那時我心中莫名充溢起一股安定富足生活散發出的甜香。

然而未來早就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預算。他們積3萬元“豪資”（當年算得上）建起的小樓在一天天老舊折損，漲幅小的是收入，飚升的卻是花銷。漸漸地，我爸爸在土地以外先后找的活計，比如做生意，用三輪摩托搞運輸等等，只夠一年到頭的家用，以及供我勤儉拮據地讀完大學。如今他們揣著這些年攢下的少得可憐的積蓄，面對的卻是即將到來的老年和可能的災病。

所以，想想那個我爸媽認定手頭存個200塊就能養老防荒年的年頭，再想想之前辛苦一天只能掙上幾個工分的年代，以及稍后兩毛錢可以吃上一頓紅燒肉和再稍后一毛錢可以享受一支紅豆冰棍的年份，你就知道，當我爸爸聽說拆遷要來，我們的舊房子可以“變賣”幾十萬時，他是多么興奮，兩眼放光。

“我一輩子加起來都沒掙這么多錢！”他說。如果僅從數額上看，確實如此。

他又說：“一輩子的辛苦總算沒有白費?！蹦敲?，他和我媽媽這次要回去變賣的，不僅僅是他們最重要的財產，也是他們一輩子的價值。

政府看中的其實并不是我家和我們村里那些半舊不新的房子，而是房子下面的土地，但補償卻明明白白都是開給“地上附著物”的

政府看中的其實并不是我家和我們村里那些半舊不新的房子。后來拆遷工人開進村子，第一個扒掉的就是這些抹著灰色水泥的房屋。他們要的是下面的土地，但補償卻明明白白都是開給“地上附著物”的。

村民們似乎從未想過這一點，比如我爸媽。直到有一天我在餐桌上順嘴說起：“其實房子不值錢，值錢的是地?！蔽野謰屻读艘幌?。然后我爸爸開始點頭，而我媽媽卻反駁說：“那有什么辦法，土地本來就是國家的?！?

土地確實早就不是他們的了。在我爸媽懂事之前就不是了。這些年里，他們或許更像是國有或集體所有土地上的佃戶。

要說我的家族在這個村莊的土地擁有史，最早可以上溯到我的曾曾祖父。爸爸對他的曾祖父沒有什么印象，只聽說他人高馬大，在當地無人敢欺。我的曾曾祖父當年帶著他的兄弟從別的村遷來，置下32畝土地，然后像棵樹一樣生根結枝。他一定想像著，土地會像過去幾千年一樣在他一代代子嗣中分配、流傳。

曾曾祖父前來開家辟業的這座村莊，離長江不遠。我爺爺曾告訴我，他年輕的時候，站在自家的后屋檐下，遠遠聽到江北戰場上傳來的槍炮聲，夜晚看到戰場上騰起的火光。我姥姥出嫁前住得離江更近，一天夜里，聽到軍隊殺過江來，勝利的在后邊追，落敗的在前邊跑，一夜喧囂叫喊，腳步聲紛亂，大隊人馬“踏踏”地從村邊跑過。

軍隊過江之后，曾曾祖父領著他的子孫們在自家的田地里又勞作了幾年，然后就去世了。他去世后沒幾年，村里所有的土地都收歸集體了。

如今我爸爸已經說不清楚當年曾曾祖父置下的全部田產。他1953年出生，土地收歸集體的時候，還不怎么懂事。不過，那些年里生產隊長每天清早吹響上工哨的時候就扯起嗓門喊：“今天大家去某某家的二畝三分地里拔草！”或者“今天去某某家的一畝八分地里割稻！”盡管田地已不屬于某某家，但人們還用這種方式區分田地。而我爸爸也就是靠著這種方式，在腦海中對他家的祖產建立起一個模糊的輪廓。

現在他能告訴我的是：后來將集體土地承包到戶時，曾曾祖父的哪一塊田地分到了鄰村甲，哪一塊劃給了鄰村乙，又有哪一塊分給鄰居某某家。而我家三口人，則分到了不知原來屬于誰家的三畝地。

我爸爸至今還藏著一張土地承包證，上面寫著承包年限50年?！?0年??！”我爸爸一邊強調著，一邊揸開五個手指。

“可現在政府要收回了，有什么辦法，田本來也不是自家的。”我媽媽又一次在一旁提醒他。

我曾曾祖父的子孫們苦苦盼了大約10年，終于等來這樣一次機會，可以將最寶貴的資產，作一次“變賣”，盡管“買家”只有一個

其實村里人早就對土地失去了親近感。

當不久前各家的耕地被統一征收之后，拆遷的消息變得確鑿時，好幾個鄰居叔伯都打電話來北京“報喜”，奔走相告。隔壁的鄰居還給我爸爸發來一條短信：“在大都市生活很精彩吧？……我們終于不用再種田了！哈哈哈”

那幾天爸媽也樂得咧開嘴笑：“這回總算要拆了！”

村里人盼拆遷已經盼了不下10年了。我大學還沒畢業那會兒，爸爸聽了消息后就回家眉飛色舞地說要拆了。每年過年回家，爸爸也都要告訴我，快了，快了，規劃早就做好了，你看幾里地外的某某村已經拆了，馬上就輪到咱們村了。而到了今年，終于確鑿了。

在我爸爸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他對土地的記憶主要是我奶奶起早貪黑的勞作和他們弟兄三個揮之不去的饑餓陰影。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奶奶和生產隊其他社員們首先要保證將耕種的糧食貢獻給國家和城里人，然后才是填飽自己的肚子。

事實上，“隊里”生活開始之前，我奶奶曾經進城在一個醫生家當過一段時間的奶媽。不算長的一段時間干下來，我奶奶帶回家一只沉甸甸的金戒指和一副金耳環，都是用攢下的工錢買的。這樣的收益遠遠超過土里刨食。我記憶里，奶奶直到老了，有時還會津津樂道地提起：“我在城里幫人家（注：方言，意同做保姆）的辰光……”

但是有了“生產隊”之后村里人就不得不待在土地上，哪怕勒緊褲腰帶。大概直到包產到戶了，他們才對土地恢復了一點熱情，因為終于可以敞開肚子吃飽飯了，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選擇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外出謀生，或進入小作坊式的鄉鎮企業，或當個體戶，或做小生意……

從我記事起，村里人就以走出土地為榮。因為長得漂亮能夠嫁到城里哪怕是郊區也好的姑娘，出去當兵轉業到了城鎮的，考上了大學從此跳了“龍門”的……每個走出村子、可以永遠脫離土地的人，恨不得背后都盯滿了全村女人和男人們艷羨到紅了眼的目光。

我拿到城里高中錄取通知書的那天傍晚，爸爸站在家里的陽臺上，跟斜對過的一位鄰居拖長了聲調一問一答。我約略記得鄰居問：“戶口也是要遷出去的吧？”

“嗯，要遷的?！卑职止室饣卮鸬煤艿?，但我知道他心里的驕傲。

城里，那是村里人多少年的渴望。我媽媽聽說拆遷的消息后，幾乎要拍手歡呼，說：“啊呀，總算能住上公房了！”

“公房”，那是過去單位和國家分下來的房子，在村里人的眼中，就是體面、有保障的城市生活的圖騰。雖然現在早沒有了這種說法，并且城里人也要掏錢買房淪為房奴，但我媽媽還是堅貞地使用幾十年來總是盤旋在村里人腦海和嘴邊的這個字眼——公房。

誰家也不指著土地生活。人們越來越不在乎土地。以前精耕細作，插秧要一株株一排排對得筆直，近幾年人們竟然嘗試著將秧苗就那么往水田里拋，叫做“拋秧”。有些田地干脆轉給外地來的種田大戶了。

中國農民幾千年來視作命根的土地，就這樣變得輕賤了，像雞肋。他們只有耕種的義務和權利，卻無法享受更多的價值。他們都不能像祖輩那樣，將田地拿到市場上去交易，更別提直接變賣給開發商，或自己蓋上房子去售賣了。

他們幾乎沒有別的機會，只有等著“公家”來征收。聽憑“公家”拿去賣個高價，從中抽走大頭。

現在“公家”來了。當城鎮化飛速蠶食著土地，當一幢幢高樓日漸向村莊逼近包圍過來，我曾曾祖父的子孫們苦苦盼了大約10年，終于等來這樣一次機會，可以將最寶貴的資產，作一次“變賣”，盡管“買家”只有一個。

無論如何，他們似乎已經比北邊的鄰村丙村幸運多了。聽說丙村不在此次拆遷范圍之內，但是那個村莊的人們迫不及待地打開大門，殷勤地拉那些前來丈量平方的工作人員進屋。據說在他們的要求下，“公家”順帶就將他們村也拆遷了，人們管這叫“帶拆”。自然，他們的補償最后比我們村少得多。

    拆遷前的鄉村

拆遷后的鄉村

我們村里或許還沒人注意到事情的邏輯其實很詭異——中國農民最重要的資產不是土地，竟是年年在折舊的房屋

我們村里人的表現可要矜持得多，否則拿什么去談價呢？

盡管拆遷辦來丈量核實房屋之前，他們為了多掙些面積，一窩蜂地請來瓦工將三樓用水泥板隔出個閣樓來，以至搞得一時請瓦工都得排隊，但多出那點面積并不值多少錢。

其實早在兩年前又一次傳聞要拆遷時，我們村里人就一股腦兒地將副房、天井甚至豬舍什么的都往上蓋到三層。那股風潮如此火熱，那些天夜里都能在村里看到建筑工人們在燈火通明中添磚加瓦。

而幾里地外的丁村傳出的故事更為傳奇。為了能多得一套安置房，好多對夫妻竟然假離婚了。

我們村里或許還沒人注意到事情的邏輯其實很詭異——中國農民最重要的資產不是土地，竟是年年在折舊的房屋。他們無法為土地去議價，所謂“集體所有”的土地，在這些年的城鎮化浪潮中為各地的各級政府貢獻了豐厚的“土地財政”，卻只給予集體和個人極其低廉的補償。耕地被征收，對于我爸媽而言，僅僅意味著一萬多元的青苗費之類的補償，以及只要活著便可每月領取的200多元的生活費。如此而已。

那么村里人可以費盡心思為之博弈的，只有房屋了。

從稍早一批拆遷的其他村民那里，我爸爸托人探聽到，房屋各項補償零零總總算下來，能折合到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于是他不知來來回回跟我算了多少遍的賬：我家老房子總共500多平方米，能補60多萬，刨去一套120平方米和一套80平方米的安置房，手頭還能富余二三十萬。每次算完，他就呵呵笑著說：“夠我們老夫妻養老啦，不用再當你們的累贅啦?！?

那陣子，老兩口動不動就說：“等我們拆了遷……”

結果等到拆遷告示發下來，我爸媽有點傻眼了。按照告示上明明白白寫著的標準，我家只能補償20多萬；為了鼓勵人們當月25日之前簽字走人，告示上列了政府開出的獎勵，哪家遷得早，得的獎勵就多。即使算上最高等的獎勵，也就是說最配合政府工作，馬上簽字搬走，也只不過再多得10多萬。我媽媽叫道：“怎么付安置房的錢都不夠啦，還要倒貼？！”

我爸爸也嚷了起來：這肯定是胡來，沒按照政府的拆遷文件辦?！盎厝フ劦脭n還好，把我逼急了的話就去告他們違規！”這個老黨員氣哼哼地說?？墒钱斘覐木W上找來所謂的拆遷安置文件，細細看下來，發現按照這份幾年前制定的文件，我家房子“價值”更少，也就10多萬吧。

當我把賬算完，我爸爸的臉色一下子慘然，半晌說不出話，只在那兒搖頭嘆氣。

從那時起，爸媽開始不安了。我媽媽還是會說：“犟一犟總會多得些吧?！钡黠@沒有底氣了。

拆遷辦的人打了幾次電話來，勸說他們回去簽字。我爸爸起先推說火車票不好買，或者堅持要在電話里談個大概價錢再回去，還沒幾個回合，就接到了我堂叔夜里打來的求助電話。而在此之前，也聽說鄰村戊村有個拆遷戶不肯簽字，被打折了一條胳臂。

其實在我爸媽決定回家談判時，就已經調低了心理預期，從原來的60多萬，調成了40多萬?！安畈欢嗑托辛?，”我媽自我安慰般地說，“哪里能弄得過政府呢？”

他們一點兒也不想當“釘子戶”?！拔覀円膊幌胩啵膊荒芴伲诖謇镏胁涣镆簿托辛??！边@就是老兩口的底牌，只不過只能亮給自己的女兒。

在酒桌上鄉村熟人式的和諧中，在對方爽快給出的一個價位之上，我媽媽只扮了一次“黑臉”，犟了一犟，在增價5萬元之后，老兩口就鳴金收兵了

其實我爸媽是帶著一點“籌碼”回去的。

就在堂叔打來電話之后，我爸爸一下意識到，拖延——這個他們原先唯一擁有的談判手段看來是不堪一擊的。他想到了我的錄音筆。我幫他將錄音筆連上電話，教他怎么使用這種他此前碰都沒碰過的數碼玩意兒。然后在接聽拆遷辦工作人員電話的時候，他就摁下錄音按鈕。

他只是出于一種模糊的意識：不能讓他們在電話中“騙”回去了，得留下憑證。但是在他第二次使用的時候，竟有了意外收獲。

那位工作人員在游說的過程中，提到他們派人毆打戊村那位村民的事情?！霸摯颍　惫ぷ魅藛T義正辭嚴地說，“他自己不簽也就算了，還去動員別人也不要簽，做反動工作！”此外，還有更加“雷人”的話語，不便公開發表。

我爸爸如獲至寶，要我一定好好保存這段錄音。他盤算著，回去談判，真到萬不得已，就將這段錄音放給對方聽。我教他：“告訴他們，別太過分，否則把這段錄音發到網上去?！薄昂?，發到網上！”我爸爸興奮地說。其實他還沒搞明白網是個什么東西。

在他們上火車之前，我不得不將我作為一名記者暗訪的技巧傳授給我爸爸，教他如何將錄音筆不露聲色地藏在包里并讓它偷偷運轉。

就這樣，他們擠上了南歸的火車。第二天一下火車到家，就置了一桌酒席，備了兩條煙，請拆遷辦的人邊吃邊談。

這段錄音最終沒有派上用場。在酒桌上鄉村熟人式的和諧中，在對方爽快給出的一個價位之上，我媽媽只扮了一次“黑臉”，犟了一犟，在增價5萬元之后，老兩口就鳴金收兵了。

第二天，他們輕松地跟我報告說，已談下補償款40多萬。正是他們的心理價位。雖然老兩口算了算，拿這40多萬支付掉兩套安置房的錢和裝修費用，就幾乎不剩多少，但比起先前到底漲了10多萬，算是滿意了。

其實如果他們當場放出那段錄音，我相信能要得更多。但我爸媽堅決放棄了，因為不想害那位工作人員就此砸了飯碗，這樣“不厚道”。

“人不要太貪心”，我媽媽說，“人家也不容易?！睘榇宋野职诌€在電話里囑咐我把保存的錄音刪了吧。

所有的談價都是背對背進行。張榜公布以示透明公正的是各家的房屋面積和等級，卻沒有各自的補償價

原先以為多少會有些曠日持久的拆遷工作神速地進行。從丈量核實房屋面積、評定房屋等級到村里最后一戶簽完字，總共花了不到一個半月。面對拆遷辦人員的軟磨硬泡，村里一些人實在熬神費心，短短一段時間下來竟瘦了一圈。架不住對方有時直到夜里還在游說，更抵擋不了明知談崩后隨時可能招來“黑社會”（村民的說法）因而造成的內心恐懼，全村最后的簽字階段只花費了10天左右。

最后一戶一直拖延到25日夜里還是沒能達成協議。接下來，我們村拆遷史上或許算得上最暴力的一幕上演了：一群身強力壯的大漢半夜里闖進了他們家，也就是談判現場，逼得他家已經出嫁的一個原本文弱的女兒沖進廚房，操起一把菜刀，當場就要拼命。幸好事態沒有進一步擴大，26日凌晨兩三點價格談妥，他們簽了字，但是協議落款日期依然寫的是25日。

果然如拆遷告示所愿，全村25日前簽字走人。

所有的談價都是背對背進行。張榜公布以示透明公正的是各家的房屋面積和等級，卻沒有各自的補償價。村里沒有人跟別人透露自家補償的真實數額，即使親兄弟也不例外。我爸爸告訴他的親哥哥一個壓低后的數字；聽到我大媽說起她家的補償，我媽媽也在心里想：哼，肯定不止這個數。

“那為什么互相不說真話呢？”我很不解，這對自家難道有什么不利嗎？

我爸爸聽了我的問話后愣了一下，說：“你一講出去，那不亂啦，互相攀比，工作不好做了。”

“工作不好做，那也是政府的事?！?

我爸爸又愣了一下，分辯說：“可是談的時候（對方）就說不要跟別人講，你說出去，不是把人家出賣了？”

幾天時間，村里已經是一片廢墟，我爸爸后來再看當時拍下的廢墟照片都已經分辨不出是誰家了。瓦礫覆蓋了我們曾經生活的土地

村里人基本上各自在簽完字的第二天就忙著搬家了。他們把先人的遺照從墻上摘下來，把家什拉走，然后各奔東西。

我爸爸回去的時候，特意帶上了我的數碼相機。他從沒有用過，讓我教他最簡單的使用方法，其實主要是摁快門。他要把老房子拍下來留作紀念。他把我家房子前前后后從各個角度拍了個遍。還幫我幾個堂叔伯拍了他們的房子，以及我那幾個還健在的爺爺奶奶，他們或者佝僂著腰背，或者抱著孫子站在即將消失的房子前面。

這個連村里人都不知道存在了多久的村莊就這樣作鳥獸散了。我的家族至今已經不知道自己是從哪里來的。我爸爸記得當年曾有一箱箱的族譜放在家堂里，里頭記載著我們的由來。但在那個打倒一切的瘋狂年代里，大人們就任由我爸爸和他的玩伴們把這些泛黃的紙片從箱子里抽出，撕下來，疊成“牌片”，滿村子趴在地上打著玩。

高樓和工廠迫近下的村莊，也早已不是田園詩。小時候我跟上爸媽坐著水泥大船，裝上糧食，沿著村邊那條河流一路航行到鎮上去“糶公糧”。河道是如此曲折悠長，我在船頭睡著了，醒來的時候看到大人們給我從岸邊采來的一捧鮮紅的覆盆子。但幾年前回家鄉的時候，這條河流已經成了污濁的墨綠色，散發著臭味。村里的人們也常常順風能聞到從不遠處的農藥廠、化工廠飄來刺鼻的氣味。一條高壓線明知違規卻堂而皇之地從人們的屋頂上空穿過。

人們好像很少留戀這個村莊了。這些作了幾十年鄰居、妯娌、兄弟的人，在漫長的時間里積下了各種大大小小的恩怨、矛盾、是非和閑言碎語；拆遷到來的時候，為了爭奪父母的補償，有些人兄弟反目，姐妹揪打?！捌鋵嵢巳诵睦锒寂沃s緊散了吧。”這是我媽媽的觀察。

村里人果然很快就散了。幾天時間，村里已經是一片廢墟，我爸爸后來再看當時拍下的廢墟照片都已經分辨不出是誰家了。瓦礫覆蓋了我們曾經生活的土地。“就像大地震過后一樣。”我爸爸說。

村子的搬遷是如此徹底，就連我那個最初來這里扎根繁衍的曾曾祖父，也在搬遷之列。在他80多歲的時候，這個硬朗老頭一天晚上從鎮上喝醉酒回家，一跤跌進了路邊的小河里，再沒有爬上來。他在他的土地上躺了幾十年，如今也隨著子孫們遷走了。人們把他的骨灰放進鎮上的陵園里，在那些數不清的一格一格的牌位間里，占據上一格，永遠地告別了土地。

他和我的曾曾祖母曾經緊挨著村邊那條河流安息，現在那里將會被圍起來，成為一個公園。我們的村子身下，則筑起一條寬闊的道路。用不了多久，不遠處那條從千里之外綿延而來的高速鐵路上，就會有列車像風一般地呼嘯而過。

(本文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