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打黑：一場實實在在的政治體制改革

司馬平邦

2010年春天，在北京好幾家影視公司的策劃會上，有關1年以來重慶警界打黑除惡的題材被提到日程，其中，一家國內最大的電視劇公司，更是希望藉由延請香港的電影創作團隊，以重慶打黑為題材做一部“在全世界叫得響的電影”，引導公司產業整體順利地加入到電影市場中來，用該公司的話說，這一天它們等了好久了。

其實何止它們，等重慶打黑等了很久的人，還有很多很多。

不過，策劃歸策劃，盡管重慶打黑因為其引發的世界性轟動，讓香港電影人躍躍欲試許久，單就這4個字，就可以調動香港創作警匪題材最好的團隊低價加盟，但幾個月后，當他們交出高效率創出來的劇本，卻實在讓人不敢恭維，尤其是讓掌握著這個題材能否搬上銀幕的重慶公安部門。

我了解，北京和香港的電影人合力創作的其中一個重慶打黑題材的劇本開篇是這樣的：

王立軍和文強，一個是善的代表，一個是惡的代表，一人坐在一輛大房車里，身邊有副手拿著手機，佩著手槍，電影從這兩個民間傳說中的分屬重慶黑白兩道的大哥對峙中開始……接下來，用重慶人的說法就是“沒法看”。

重慶打黑，準確的開始時間應該是2009年6月，截止現在已經1年半，但重慶打黑到底是個什么東西，還是沒多少人能明白，影視界雖然湊熱鬧造聲勢者眾，也不乏有思想有眼光的思考達人，但說實話，從那一堆以重慶打黑為題材的影視劇本中，你卻找不到真正理解它的內容，也找不到真正理解它的人。

或者說，它能發生在當代中國，實在是有點兒太特殊了。

至少，我覺得將重慶打黑單純地理解為薄熙來、王立軍與文強、彭長健和龔剛模之前的警匪之爭或者官匪之爭，其實是大大貶低和弱化了重慶打黑的標桿價值和政治意義。

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固然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現行的種種體制范疇的定義、職能和屬性發動變革，但終究它們又只是體制框架內的改進和革新，而絕不可能也不可以是對體制的動搖和從體制外襲來的打擊。

這一點，其實從胡錦濤領銜的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上臺執政以來，在官方口徑上，它一直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外在概念緊密相關，它的另一層或者是更直接表述給國內外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濃厚而特別興趣的人或勢力的意思是：

中國仍然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它的體制，尤其是政治體制將沿著自己選定和摸索的方向，而不是別人期待、參謀或者推薦的方向之路走遠。

雖然，現在，在諸多世界性對話背景中，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和黨的領導人已經不再刻意強調他們上一代領導人曾經強調的所謂中國特色，但這樣一層涵義其實從未被淡化過。

而且，近年以來，尤其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來，當中國，以一個經濟、政治和軍事巨人的整體形象和份量感更真實地呈現在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國家面前時，可能這樣的中國特色已經不需要太多的口頭表述，便一目了然。

2010年9月10日，世界大國經濟座次發生重大改變，中國二季度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當年二季度的GDP總值為1.28萬億美元，而中國二季度GDP為1.33萬億美元，而鑒于日本的季度GDP增長率僅為0.4%，且全年的增長率預計更低，中國于2010年全面GDP超越日本沒有任何懸念。

所以，余下的，就是這個已經很龐大，而且還可能越來越龐大的經濟、政治、軍事巨人如何調動內部的能量進行內在的調整和改造，自己對自己的臃腫處、潰瘍處、腫瘤處、病灶處，開方下刀了。

其實，有了中國與日本在GDP總量和排名上的“正式換崗”，即中國不得扯下一切掩飾，以赤裸裸的雄心站在世界第一強國美國面前時，中國的國家領導人于這一年里無數次提及的政治體制改革才有了更直接更現實的意義，它也才從遙不可及的半空落到了地面：

怎么辦？

而不是辦或者不辦。

這時候，對高高在上的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和國家總理們來說，他們需要的是一個“辦”字，而不仍然是個“？”。

重慶打黑，正生逢其時，所以，必將舍我其誰。

或者，打黑除惡，這種其實只憑公安機構就可以獨立操作執行的常規性技術動作，在其它時境下，最多也就是打黑除惡，它的計量僅僅憑被它打掉的黑主惡霸的惡劣程度和黑金的金寡程度就足以定性，而不會是它還有什么政治影響，重慶打黑似乎并沒那么幸運，薄熙來和王立軍似乎也不甘心僅止于此。

當然，這些事，最好還是由不遠的未來時來證明最妙。

其實，重慶打黑，被打掉的所謂黑社會首惡，如龔剛模、岳村、岳寧等黑社會犯罪集團，其經濟份量和政治份量，難于與當年在遼寧被打掉的劉涌集團相提并論，而這次被打掉的幾大黑社會保護傘，其實與當年的慕馬案和成克杰案的當事人的政治份量也難于等量齊觀。

但重慶打黑的影響力卻是異常令人吃驚的巨大――世人對它的贊美和對它的詆毀也是令人吃驚的巨大――這個時候，你也就不得不靜下來認真思索，這樣一座中國西部的直轄城市，3000多萬人口，幾十個黑社會團伙，甚至算不上幾十條人命血債，以及幾十億病毒性財產，如果不是遭遇諸如中國GDP即經濟體總量全面超越日本這樣的“世界級時刻”，恐怕還真沒法形成所謂的重慶效應。

牽重慶一發，可能是動中國的全身。

改革開放31年，像一次漫長的馬拉松比賽，1980年代之初，GDP總量只有世界第一的美國九分之一的中國排名不緊不慢站在世界第八，31年來，中國先后超過了7個對手，跑到了第一名，現在正緊盯著第一名美國人的后脊梁，并暗暗加速。

在這最大的對手面前，中國已經沒有什么可以掩飾的了，而全世界人，尤其是美國，或者更關心的不是它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以什么樣的速度成長，而是統治在這個經濟規模之上的政治體制向什么樣的路數變化。

這時候，全世界都想從重慶打黑這樣一樁在眼前無比具有象征性的事件里聞到中國在想什么，中國共產黨在想什么，中國領導人在想什么，它們在以什么樣的力量堅持，在以什么樣的速度向哪個方向沖刺，換句話說，任何一個關心中國，尤其是那個被中國緊追趕跑在第一位置的對手更想知道，下一步，中國會向何處去，并且，它們也太需要找到一個事件、一個座標作為結論中國下一步向何處去的結點。

這一結點，重慶打黑的出現又可謂生逢其時，舍它其誰。

因此，我相信在某些外人和外國的眼里，中國確實因此變得越來越可畏可敬。

拋開重慶打黑發生的國際氛圍談它是缺少準確和深刻的，尤其是重慶打黑發生之后，它在中國的主流媒體里、在主流知識層里引發的兩極分化明顯的爭論和意識形態層面引導的兩極分化明顯的裂變，都是不可以回避的，雖然將這樣巨大的社會漩渦完全由中國一個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和一個地方公安最高長官來背負，實在有點勉為其難，但他們不背起來已經不可能了。

再者，說到重慶打黑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間的關聯和關系，亦可以從這兩者的內容上去尋找答案，或者這樣的尋找過程尤其可能讓中國人得到驚喜或驚奇的回答呢。

溫家寶總理已經在兩個重要場合明確闡述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內涵”，我相信這樣的內涵定義不是屬于溫家寶總理個人的，而是一個政府深謀已久的規劃和宏圖：

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保證公民的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是完善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是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是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要讓每一個中國人活得幸福而有尊嚴；讓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讓社會實現公平正義；讓每個人對未來有信心。

重慶打黑最為重要的特色就是重慶的執政黨機關和政府機構主動、明確地將手術刀朝向一切黑惡毒瘤――它們不只是來自于已經被定義為與執政者對立的黑社會性質的犯罪集團，也來自于執政黨機關和政府機構的內部，甚至，能讓重慶打黑成為世界焦點的首要特征就是薄熙來和王立軍敢于向自己人動刀，這只要看看在重慶打黑除惡行動中被打掉的首要犯罪者的身份就一目了然了：

文強：前重慶公安局副局長，前重慶司法局局長。

彭長?。呵爸貞c市公安局副局長。

烏小青：前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執行局局長。

毛建平：前重慶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副檢察長。

等等。

“保護傘”和“打保護傘”是重慶打黑的“發明創造”，是重慶打黑行動于等同于“打黑除惡”的另一個工作重點，可以說在此次重慶打黑中落馬的潛伏于黨政機構內部的黑社會保護傘的份量已經超過被打掉的黑社會老大們的份量，在共和國的地方法制史上，向自己內部用如此力度動刀手術的前例，幾乎絕無僅有，這或者也是在重慶打黑發生后，它并沒有迅速成為中國地方政權執政和行政的榜樣的主要原因，因為，換了一個人，可能都難以自拒其痛。

但我相信，重慶打黑必然會成為一種不得不被模仿不得不被借鑒的榜樣，因為至今為止我還看不到比重慶打黑更能準確詮釋所謂“完善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這個理念的現實例子，這種完善不只是執政者向被執政者的法制改造，更重要的是它最有效率地完成了執政者自身的法制改造。

再者，正如本文開頭所提到的那個例子，與許多香港電影人一樣，其實在中國大陸的所謂體制內部，如媒體、知識界、經濟界，甚至是官場，都對重慶打黑的性質存在嚴重的認識誤區，即該把它定義為一次純粹技術性的海陸空協同執法，還是源自價值觀根深處的善惡分明大對決，而我個人更傾向于后者。

如果，你有機會認真閱讀一下重慶打黑除惡行動的大量資訊，有機會認真“欣賞”一下重慶打黑除惡行動的成果展示和被打之前重慶黑社會的存有方式與規制，會不得不信服，在我們這個外表和諧陽光且有高歌猛進的“白社會”之外，確實同步頑強存在著另一個更為殘暴陰暗且亦突飛猛進成長的黑社會，雖然，這“白”與“黑”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難以厘清和拆解的關聯。

再說白了，一句話，重慶打黑不是一個刑事偵破技術的神話大會，從東北空降過來的神探兼科學家王立軍領導的警察團隊以及重慶其它的法制機關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年時間里完成對十幾二十幾年積案的清理，完成對重慶大部分黑社會犯罪集團、團伙的清理，完成對執政黨機關和政府機關內部“保護傘”的破解，效率之高、精度之準其實來源于這些于1年里被集中打掉的“黑”其實早已沒有什么表相復雜的掩飾和包裝，早已沒有什么技術難度更大的潛伏與滲透，而是和尚頭上的虱子明擺的，只是以前沒有動手而且這次不但動手，更是下了狠手。

我把這樣的動手方式理解為價值和立場之戰，這是超乎具體的刑事偵破技術上不知多少倍的更高層次的偵判方式，而具體的刑事偵破技術只是一種服從與服務的手段罷了。

關于重慶的打黑除惡行動，其總指揮，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曾在公開場合做過兩種描述性表態，一種是打黑之初他在向媒體痛陳重慶百姓多年來被黑社會勢力所害時用了“令人吃驚”，另一種是在2010年初，打黑初見成效也引起全國性爭議后他曾說重慶的打黑除惡不是重慶的自選動作，而是中央上層的“規定動作”。

“令人吃驚”表明當時在重慶打黑之前社會矛盾的嚴重程度，黑社會及其“保護傘”對老百姓的禍害程度，都到了令人不可想像和不可忍受的程度，“令人吃驚”里的另一層意思，我理解是作為一個執政黨機關的地區首長對黑社會危害的痛恨與反擊態度，有了這一層理解，或者你也可以理解為什么重慶在打黑之外為什么要“唱紅”的深意，紅黑對立，不可調和，薄熙來和王立軍有嚴重傾向性地選擇了站在“紅”的一方，選擇了與所有“黑”的對立和對抗，沒有這種對立和對抗，哪里有現在這效率之高、精度之準的打黑除惡成果？

而所謂的“規定動作”，表面看是薄熙來在拔高和揭示重慶打黑的政治屬性，但說實話，在老百姓的理解里，在我們能夠看到的現實中，這樣的表述被理解為一種引申和托辭好像更為合適，是薄個人的為官之道、是其深悟執政規則的從流表述罷了。

換句話說，紅黑對立，鏟黑扶紅，才是重慶打黑最不可動搖、不可忽視的本質，它更深刻的關聯恐怕還在于即將迎來建黨90周年的中國共產黨的原教詣。

這也是重慶打黑雖然在主流媒體黑、在知識界，甚至在官場引發了動靜巨大的爭論和非議，甚至這樣的爭議非議猶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重慶打黑在普普通通的重慶老百姓層面，在全中國的老百姓層面則獲得了一致性的贊揚和支持，更讓人驚奇的是，以前這個層面的人群雖然眾多，但往往被稱為沉默的大多數，而這次，他們以及他們的代言者，尤其在互聯網上為薄熙來、王立軍的重慶打黑營造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大氣場，它的顯性能量和潛在能量之巨大，也深可莫測。

這樣擁有巨大民意支持能量的氣場恰恰又是政治體制改革最為需要的倚重資源，也只有帶有政治體制改革性質的社會動作，才能夠引發這樣的能量氣場。

何謂“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何謂“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和建設法治國家”？何謂“實現全社會的公平正義”？何謂“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當然不是黑惡勢力和自由和全面發展）？何謂“中國人活得幸福而有尊嚴，讓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讓每個人對未來有信心”？

我倒覺得行動于2009年的重慶打黑是闡晰于2010年的所謂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概念的提前詮釋與預演。

除以上特征之外，其實，在另一方面，在純粹的技術層面上，重慶打黑亦為今后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相當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如在打黑除惡專項斗爭進行到一個深層次的時修，重慶官方審時度勢，啟動公安局直屬單位、分局機構改革工作，按照“民主、公正、透明、依紀，公開、公平、公正相統一，組織意圖、群眾意見、個人意愿相結合，干部品行、才能、資歷與任職崗位相匹配，機關與基層、一線實戰單位循環互動”的基本原則，創造性地組織展開干部公選，即全員下崗重新聘任上崗，全局所有符合條件的領導和民警均有機會在同一平臺上參與選拔，同時制定了加分政策，明確對在打黑除惡等工作中表現突出立功受獎的、在邊遠艱苦地區工作的等情形給予加分，公選活動24小時接受全體民警監督，重慶市公安系統的這一重大決策，既可以理解為是進一步擴大打黑除惡成果的需要，也完全可以理解為是國家政權機構的一次大膽的改革實驗！

事實證明，公選，推進了曾經泥足深陷的重慶公安隊伍的清理和染紅，給予重慶社會的整體性平穩和成長一個更強大的保障。

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我的理解里，尤其是有了重慶轟轟烈烈的打黑除惡運動，更可以被證明，它在現在的中國一定是在具體領域、具體事項和具體內容方面做出改革性的具體修正，而“政治體制改革”在意義在于，它應該比其它方式對目前中國政治體制概念和政治體制實體內部有更富建設意義的作用。

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有鄧公在30年前領著中國人做出的無數實踐，也有如重慶打黑這樣眼前的重要實踐，證明，它的價值不在于概念化，不在于口號化，而在于你今在還站在什么樣的立場上，還擁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在于你今天會為這樣的立場和價值觀提供什么樣的具體而富建設意義的行動，所有的行動聯結在一起之時，就是未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更具人民性、先進性和競爭性的時候。

重慶打黑，如果不能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獲得全面而正面的肯定，或者真可照見當代中國執政黨的主流價值觀念已經發生了難以回頭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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