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最近《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刊登一篇根據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題為“改革需要頂層設計”的主題演講整理的文章,文章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基本完成,現在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就是要推行政治改革。他的政治改革到底是要改什么呢?就是要弱化黨對經濟的領導,其目的就是要徹底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讓共產黨下臺或者改旗易職。這是個值得注意的政治動向。因為這篇文章是發表在共產黨的重要媒體上的,如果愛國的同志們再不及時的給予反擊的話,換旗行動就開始進入實質階段了。我們必須同這種資產階級反動文人做殊死的斗爭,堅決捍衛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為了讓讀者能看到原文,筆者將原文全部貼出來,便于讀者自行分析批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必受筆者觀點左右。中國經濟50人論壇是茅于軾、吳敬璉、樊綱、張維迎等新自由主義分子、市場原教旨主義分子組織的論壇,他們常年散播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觀點,散播自私自利的拜金主義經濟人假設,大搞國企私有化、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使中國政治生態與美國接軌-官員成為資本家走狗,使中國兩極分化社會矛盾突出,推動了中國經濟社會、私有化、市場化、殖民化及權力資本化進程。他們不反思自己極端觀點的錯誤,反而把這些問題歸結到共產黨及社會主義制度上。眼下這批新自由主義分子要利用社會矛盾,推動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徹底瓦解共產黨與共和國。 我的批駁言論全部放在括號內,便于與原文區別開來。下面看正文。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170期日前舉辦。50人論壇特邀專家、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發表題為“改革需要頂層設計”的主題演講。他表示,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它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它是漸進式的改革,是從下到上先易后難的。當前,民眾要求參與政治的呼聲越來越高,可以從下往上改革的領域越來越少,需要從上往下改革的領域越來越多,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越來越迫切。這種改革與過去的改革不同,需要有更新的改革路線圖。但是,這種改革必然會導致一些人損失利益,所以肯定會有阻力。這就需要有大智慧的人進行頂層設計。
制度創新改變了中國(制度有好有壞,創新未必就是進步的,改變的未必就比原來的好。將原來好的社會制度如鞍鋼憲法、大字報等改掉,就是復辟倒退。)
馬曉河說,過去的30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變化確實是翻天覆地。資源賣光了,青山綠水沒有了,吃糧食都變成轉基因了,購買美國的債券變成廢紙了!最近美國兩房退市,中國3763億美元債券成為垃圾股)。最根本的原因是進行了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創新(把國有企業變成私人企業確實是制度創新)。改革開放30年,中國有三大制度創新改變了中國。這三大制度創新是:產權制度改革(化公為私)、吏制改革(變毛時代集體領導制為一把手說了算的封建集權制)、對外開放(歡迎洋人進來剝削中國人)。這三大制度的核心是解決了兩個群體的問題:第一個解決了弱勢群體或者說是窮人的吃飯問題(窮人原來沒有飯吃?有飯吃就不是窮人了?不知道馬氏對窮人是怎么定義的),第二是解決了精英的出路問題(就是如何讓精英放手魚肉百姓問題)。
第一,產權制度改革。中國的產權制度改革一開始是在農村先開始的,就是承包制。于是同樣的地、同樣的人,制度不一樣糧食產量就上來了,大家就有飯吃了。(吃飯問題絕不是分田單干制度的功勞。1978年以后農業糧食產量上去的主要原因是化肥的廣泛使用、農作物新品種的推廣和原集體時代大水利的效應以及精耕細作帶來的結果。筆者是學農學的,知道決定農作物產量的三要素:化肥、種子和合理密植。小化肥項目是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之時由毛主席拍板從美國引進的,經4-5年試驗轉入正常生產。在1974-1975年,我家鄉就開始使用化肥了,當時主要是碳酸氫銨,有的生產隊買不起化肥,就用拖拉機到化肥廠運廢棄的氨水來澆灌水稻,水稻產量明顯提高。后來氮磷鉀復合肥也全面推廣開來,使農作物產量大大提高,我們那里還沒有到改革開放早就解決糧食問題。糧食產量與種子有直接關系,有好種才有好苗這是每個農民都知道的。合理密植也很關鍵。農藥幾乎和化肥同時普及,這些因素再加上農民的精耕細作才使得糧食產量大大提高,因而解決了吃飯問題。所以糧食產量提高的本質主要在于科技而不在于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高低,那種認為是分田單干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糧食產量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假設糧食產量是農民生產積極性所致,那么為何改開都已經30多年了,糧食產量再也沒有很大提高?這種謬論不攻自破!如果說分田單干的小農經濟能使農民脫貧致富的話,那么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都是單干,沒有哪個農民擺脫貧困,倒是因為生活不下去而紛紛揭竿起義了!持這種觀點的人都是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者,他們根本不懂農業生產。)產權制度改革隨后又在城市推進。1985年之后工廠也開始實施承包制,工廠開始發計件工資,隨后又搞股份制改造,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民營化等等,使城市的許多民營企業、股份制企業發展起來,工人有工作,也就有飯吃。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工廠承包制的推進,使得廣大的弱勢群體有飯吃、有業就、有學上,解決了基本生活問題。(農村分田單干本身就是錯誤的,而將這種錯誤的改革模式應用到國企改革更是錯上加錯!為中國的貧富分化和社會動蕩埋下禍根!販賣這種論調的人是極其無恥的!難道在國企工作不叫就業?就沒有飯吃?那個時候工人都是機器人?不吃不喝也能工作?只有工廠變成私人的了,工人再去打工才叫就業?才有飯吃?腦子進水了不是!原來大家有活一起干,有飯一起吃就不好,只有等改制了賣身給老板干活才好?你馬曉河調查過嗎?工人贊成這樣的改革嗎?分明是你在強奸民意吧?那些贊揚改革人,都是好逸惡勞的寄生蟲,他們害怕勞動,改制后他們不必勞動了,而且發了大財了,當然說改革好)
第二,吏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在過去叫吏制改革。改革開放以后吏制改革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恢復高考,讓千萬知青通過公平考試走入國家的政體里去,改變自己的命運。(高考制度其實就是封建科舉制的翻版,還是延續封建社會讀書做官論。一個個成功進入官場的人都變成統治人民群眾的勞心者,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看看當官的多風光呀,坐好車,包二奶。高考確實改變了某些人的命運,但那些沒有考上大學的人就不是人才?他們中間就沒有能人嗎?顯然不是!)這些大學畢業生進入到各個崗位,給中國奠定了牢靠的人力資本基礎(沒有當上官的就成了有知識的賺錢工具,即你們所說的白領,也是高級打工仔),保證了后來中國的繁榮發展。二是建立了干部輪替制度。政治局委員70歲下,國務院總理干兩屆下(犯錯誤也干完兩屆才下來,對國家將造成多大損失?難道這也是好事?我覺得應該學習毛時代建立人民彈劾制度,讓老百姓可以給高級的國家領導貼大字報、提建議、開批評會,不管哪個領導職務有多大,只要人民不滿意就得下臺,才是真的進步),市長當到一定的時候換地方(在一個地方搞臭了,干不下去了,再換個地方做官,這也是進步?)……這是一個很大的舉措。當官員有各種條件,大家都不想下來,(為何一旦當官都不想下來?是不是油水太多了?美女太多了?)可是這樣底下的人就上不去。輪替制度給了年輕人機會,保證了體制的生機。(當今社會沒有權利背景的下層勞動人民的子女有幾個能上去的?)
第三,實行全面對外開放,推行外向型發展戰略。通過對外開放,中國引進了資本、技術和管理,(外資確實引進來了,他們確實帶來了技術和管理經驗,但他們的技術對中國人絕對保密,想偷偷學習人家的技術,沒門!資金是引進來了,但人家是來賺錢的,不是來捐款的!人家還享受超國民待遇,出口免稅。30年來在中國資本不知道翻了幾番,工人只賺一點可憐的工資,可是浪費的都是我們的資源,污染的都是我們的環境)使得中國經濟由過去完全封閉的狀態納入到世界體系里去,(確實融入世界了,已經成為世界加工廠了,中國的產品在國際上沒有定價權,買什么什么貴,賣什么什么便宜,而且被人家卡住了脖子,讓巨額外匯買美債就不敢說不買,讓救美國就不敢不救,融入是融入了,就是被人家消化了,徹底失去了自我,成了奴才了,這樣的融入有什么值得驕傲的?)中國的觀念、政策制度、產業體系都改變了(28個戰略產業有21個被外資收購了,中國的宏觀調控確實調控不了了,這是好事還是壞事?豬腦子都能分辨出來的)。再通過發展,使得中國從過去的外匯短缺、貿易赤字雙缺口變成了雙剩余。(2.4萬億的外匯儲備用不了多久就全部從人間蒸發了!我都不想和這樣的腦殘辯下去了,他還沾沾自喜呢)
通過以上三大舉措,解決了窮人和精英這兩個群體的問題,讓這兩個群體各自都有事情干,社會就穩定了(我小的時候,正處在文革后期,那時確實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他們說文革是十年動亂,可我從來沒有感覺到有什么亂,一切都是有序進行。你說現在穩定了,可是每年有10幾萬起的群體事件,今年還連連發生屠殺兒童的案件,還有富士康的13連跳,我怎么沒有看到穩定呢?難道你是瞎子?連央視的新聞也不能看了?)。中國改革30年,實際上就是解決這兩個群體的問題,讓他們有正當渠道各司其職,使中國強大了起來(我不知到馬氏所說的強大是指什么,在那個資改派稱為經濟處于崩潰的毛澤東時代,沒有人敢覬覦我們的一寸領土,可是在當今的改開盛世,我們的南海和東海的島嶼卻不聲不響地被周邊小國瓜分了,難道這就是你說的強大?)。 過去30年漸進式改革成果明顯(典型的王婆賣瓜自賣自夸!)
馬曉河說,過去30年,中國進行了三大制度、兩個群體的改革,有一個特點非常明顯,就是漸進式。當年前蘇聯改革采用的是休克療法,一夜之間搞了資本主義,把股權分給職工、城鄉居民、老百姓。中國沒有這樣做,而是采取了一種漸進式的改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馬氏承認蘇聯是一夜之間搞了資本主義,我們是采取漸進的改革。這種說法其實就是說,我們和蘇聯改革目標都是一樣的,都是資本主義,我們用30年時間搞成資本主義,結果是一樣的。但蘇聯搞的急了所以解體了,我們是溫水煮青蛙,讓老百姓慢慢適應資本主義,他這是已經承認改革就是搞資本主義了。這與中央的特色社會主義說法不一致,是否馬氏與中央的關系非同一般?可以知道高層領導的秘密?這種反黨、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文章為何發表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這種漸進式可以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它采取的路徑是從下到上先易后難。為什么這么改?因為當時的中國也有利益集團,從下改對上層建筑影響最小。先讓農民試點改革,成功了上面就下一個文件承認,這樣對上層建筑影響小,引起的社會震蕩也就小,成本低而且社會容易保持穩定。(這不就是承認私有化的改革采取溫水煮青蛙的策略了嗎?真是賊過三年不打自招!所謂的利益集團是什么?是指當時的干部嗎?顯然不是。因為那時的干部與群眾在經濟地位上差別不大。指的是享受各種保障的工人階級吧,所以你們的改革就是要砸掉工人階級的“三鐵”對吧?就是要他們當雇工,去資本家工廠討生活對吧?你們和工人階級天生有仇嗎?哦,你們一定是被改造過了的舊中國的資本家吧?不然何以對工人階級那樣仇恨呢?)
其次,從改革的領域看,改革的順序是先經濟后政治,(實際上,我們的政治制度僅僅形式上是社會主義的,比如人大政協。但實質上已經和美國接軌了,那些官員、委員、精英們都是在為資本家服務。只是憲法、黨章上還有不少社會主義內容。經濟上經過30年已經變成資本主義了,所以為了與之相適應就要把上層建筑也徹底改成資本主義的。這也是順理成章的,這樣一來共產黨這個無產階級的政黨,社會主義的法律制度,馬列主義的指導思想,以及相應的政權機構就要被改掉了,因為這些都是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是不適應資本主義制度的,所以他們必然要對這些進行改革了)經濟領域內又是先生產后流通。我們看到,改革農村就是先從生產領域進行的,把地包給農民,然后才逐漸地實行雙軌制,賣足了平價糧給國家,議價糧由國家征收。隨著后來糧食的增加,改革才從生產領域逐漸走向流通領域。經濟與政治的順序則是先經濟后社會政治領域。因為當時大家都窮,肚子餓著要吃飯,所以改革先從經濟領域抓起,吃飯第一。
再次,在改革進程上,中國采取了先點后面的方法,先試點,試點成功后再推廣。中國的對外開放就是這樣,先是東部沿海地區,再逐步是沿江地區、沿邊地區和中西部地區。
最后,在利益分享結構上,中國采取的是增量改革的方法。先對增量部分進行改革,然后用增量的改革成果帶動存量改革。(玩起名詞來了,老百姓不懂啊,容易忽悠啊。所謂增量不就是工人的勞動剩余價值嗎?這個工人拿小頭,出來工資之外給你發點獎金,給你一點甜棗吃,好讓你跟著說改革好啊,人心所向啊。其實是拿你自己勞動掙來的錢給你發點獎金,你就被一點小利小惠收買了。下面接下來的就是對存量的改革,說透了就是瓜分原來的國有資產,這時就沒有你工人的份了,等你知道上當了,等你想說不字的時候,你已經下崗了。這就是改革的設計者陰毒的地方!)馬曉河說,他曾經在北京市石景山區的一個工廠實習,當時這個工廠拿出一部分的優質資產和外國公司合資搞股份制,通過引進國外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合資企業的產品質量提高了,工人的工資也隨之提高。結果這個廠沒改革的工人們就著急了,也要求進行改革。中國后來紛紛進行的股份制改造、產權改造,也都采用的是這種辦法。(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孫子兵法用的真好啊)
這種從下到上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雖然在短期內不容易取得大范圍成功,效果也不是特別明顯,但是如果用30年的時間來看,它的社會震蕩小,試錯成本低,成果非常明顯。中國需要新的改革路線圖(以允諾政治權利為名,行剝奪政治權利之實,目的是結束共產黨的領導)
馬曉河提出,中國需要新的改革路線圖。為什么這么講呢?因為過去30年改革雖然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得中國從窮國變成一個經濟大國,經濟總量即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但是這種改革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和群體性。它是漸進式的改革,是從下到上先易后難的改革。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從基層率先發動改革,工人、農民優先獲益,所以他們支持改革。但是進入到上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改革從生產領域轉到流通領域,從經濟領域轉到社會領域,從一般部門向壟斷部門和公共權力部門推進,改革的受益群體開始從農民、工人轉向了精英群體,隨后又從精英群體轉向了核心精英群體。隨著實踐的推移,改革越深入,精英群體特別是那些核心的精英群體從改革中獲得的利益越多,農民、工人則被邊緣化,獲得的利益非常少。因為他們沒有掌握公共權力,也沒有掌握公共資源。(你們親手剝奪了工人農民的權利,自然權利就到了你們手中了,你們成了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還不夠嗎?你們看到自己盡管有錢了,有些領域還是進不去,還是不能和官僚相比,就覺得官僚成了你們發大財的絆腳石了,是嗎?于是你們就想把他們的權力也改掉是吧?所謂的壟斷部門不就是國企嗎?所謂的公共權利不就是領導權嗎?國企就是社會主義的最后一塊陣地,領導權不就是掌握在共產黨手里嗎?你就干脆說要把這兩樣都搞掉就行了,何必拐彎抹角呢?)
在這種情況下,過去的改革方式就推不下去了。原因有兩方面:第一,隨著信息化、市場化的深入發展,老百姓素質提高以后要求要公平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與此同時,既得利益群體打著改革的旗號強化自己的部門利益、個人利益。他們不斷地扭曲市場,破壞市場秩序,甚至造成一個視覺錯誤,認為壟斷資源集團可以無限制地、無節制地甚至無制度制約地在資本市場上圈資本,在土地市場上圈土地。于是這兩個利益群體矛盾加劇。第二,改革30年以后的今天,我們需要從下到上推進的改革領域已經越來越少,需要從上到下推進的改革領域越來越多,而且大多涉及上層建筑的整體改革,風險大、成本高,牽一發動全身,但是不改又不行。(已經下了魚死網破的決心了?按照你的邏輯,國企即使私有化了,底層老百姓就能享受改革的成果了?那以前的改革成果為什么老百姓沒有分享呢?就拿你們發改委來說吧,水電油氣漲價哪次不是你們下的文?有錢人對這些根本無所謂,可是對于窮人來說,他們能承受得了嗎?在成本并沒有增加的情況下,你們讓相關部門一起漲價,是不是也在為利益集團服務?你怎么賊喊捉賊起來了?)
馬曉河引述西北一個地方國企老總的話說,現在出現了一個問題,叫做“四進四退”。首先是黨進政退。地方上市委書記往往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市委書記有人事安排權,人大常委會主任有選舉權,都一個人一肩挑了,于是政務決斷就往往是一言堂,地方上無論是建設高新技術園區,還是批地蓋樓,都由市委書記說了算。黨把政府該干的事都干完了。其次,政進市退。地方上的黨組織作了政府應該做的事,政府就向下走去占領市場,干預市場,政府進、市場退。再次,中央軍進雜牌軍退。中央企業下來辦項目,既有錢又有資源,到處收購地方企業。最后,國進民退。(國進民退是正確的,只可惜現在的國也是人民群眾的國了,國企也無需向全國人民分紅了,也成了一個特殊利益集團了。所以你們之間本質是利益爭奪,與人民群眾何干?不要再忽悠人民群眾了,他們在經濟改革中已經吃盡苦頭了,這次的政治改革,就是民營資本向官僚資本的奪權之戰,就不要再拿無辜的百姓當炮灰了!有本事你們就自己干吧!)
馬曉河認為,盡管這位老總說的并不都對,但是至少反映了改革到今天需要處理的幾個關系。比如說黨政關系,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等等,都是需要決策者考慮的。另外,還有一個需要慎重考慮的是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到底怎么界定?有人說地方政府大力發展產業,到處引資招商,結果生產了過多的產能。需要思考的是,地方政府這么做的動因是什么。是因為當前的制度安排,中央把好的資源,容易收稅的項目都集中在自己手上,但是卻把事權放到地方,地方上一方面沒錢干事,另一方面又希望做出業績不影響仕途,于是就只能去建工業園區。全國各地都這么做,產能當然就會過剩。再說收入分配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模式,已經提出來很多年了,結果過去十年里邊,政府和企業在收入分配中占的比重越來越高,老百姓占的比重越來越低。老百姓拿的越來越少,現在卻說他們不消費,光儲蓄。其實中國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鼓勵老百姓擴大消費、減少儲蓄,另一方面卻容忍國有企業不斷增加儲蓄搞投資。今年三月底全國儲蓄存款已經達到63.8萬億元,去年一年中國儲蓄增加了13萬億元,今年前3個月儲蓄增加了4.04萬億元。如果按這個速度發展下去,用不了三年中國的儲蓄會達到100萬億元。這種制度需要重新安排,靠從下而上的改革是改變不了的。(發改委不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急先鋒嗎?之所以造成政府和企業在收入分配中國占比高而老百姓低的原因,不就是你們推行的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嗎?你們讓國企變成私企,工人拿的是工資,老板那的是利潤,工人的工資怎能和老板的利潤相比?平安總裁馬明哲2008年的年薪是6400萬元,不是你們給的政策嗎?至于私營企業的老板,一年掙幾千萬也是正常的,差距怎能不大呢?你們推行的私有化改革造成了國民收入貧富差距世界之最,0.4%的人口占有社會70%的財富,你們怎么反而當其好人來了?上面你還盛贊改革是成功的,到這里有抱怨分配不公,難道分配不公不是改革造成的?不是自相矛盾嗎?)
馬曉河說,到了今天,現行的政治體制跟經濟體制相比,改革相對滯后,已經影響了發展。過去30年中國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當時經濟體制可以獨立地進行改革,但是到了今天,再去獨立地改革經濟體制已經不行了,需要改革上層建筑。
頂層設計必須要有大智慧
當前,中國改革的動力結構也在發生變化。30年前中國的改革動力主要來自于內部,而當前和今后中國改革的動力既來自內部,也來自外部。從國內而言,目前中國正在形成一個逐步支撐社會主體的中產階層,而且這個階層人數眾多,未來很可能成為中國最大的群體。中產階級有理想、有知識、有財產,他們對社會的需求不同于弱勢群體,既要求公平分享改革發展成果,又要求社會公正、平等、透明,而且有著強烈的參政意識,希望建立一個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社會。(開始的時候說中國經過改革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了,現在又說建立公平的民主和法制的社會主義社會,你不是說社會主義不好才需要改革的嗎?還有,中國真的有個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嗎?你作為發改委的官員怎么對中國社會那么無知呢?)
從國外看,隨著中國的繁榮富強,國際地位不斷上升,最終將成為世界多極格局當中重要的一極。中國作為一個強國,要參與國際經濟政治游戲規則的制定,要分享權力,同時也要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將來中國是一個開放社會,所以中國每一個項目的改革推進都會與國際息息相關,受到它的制約和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再想關起門來搞改革根本就不可能,(改革開放是個完整的政策啊,你前面不是說中國已經融入世界了嗎?現在怎么說成關起門來搞改革 ?沒有搞錯吧?)國際社會會要求中國的游戲規則跟國際接軌(我看你是想借助外國勢力來幫助中國完成政治體制改革吧?所以你提出要有大智慧,是否可以解讀為一個政變?)。比如說節能減排,哥本哈根會議出了一個碳排放的氣候協議,中國可以不簽字,但是美國人可以根據這個協議征收碳關稅,要出口就要交碳稅。(你們借助美國勢力改政治改革,就是要按照美國的意思辦事對吧?洋奴兒皇帝心態表露無疑矣)
“中國下一步的改革既是自己的事,也與國際化高度關聯,簡單地套用過去的辦法來改革是行不通的。所以,我們應該找到更新的改革路線。”馬曉河說“更新的改革路線是什么?就是需要頂層設計。”
首先,從上到下、以難帶易、內外聯動、重點突破。中國當前和今后應該緊緊地把握國內社會結構的變遷和國際政治結構的新變化,以走強國之路為目標,化危機和壓力為動力,采取從上到下的改革路線,從難的方面率先攻關突破。同時,把內部改革和對外開放結合起來,體制內和體制外結合起來。通過外部施加壓力,增強改革的內部動力。實現這種改革路線,就是要針對難題,選準影響當前和今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關鍵問題,自上而下集中力量進行改革,協調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關系,協調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內外改革之間的關系,為中國下一步走向世界強國創造制度條件。(全面與美國接軌?那樣只能成為美國的附庸,絕對不會成為世界強國的!別忽悠人民了!)
頂層設計還指的是中國下一步改革要在宏觀層面上有整體推進方案,不能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理論也不要了?他可是你們的總設計師啊,你們連他也拋棄了?反毛者必然走向漢奸。直接按照美國的意思去辦了?)整體方案包括今后中國改革整體思路、基本方向、最終目標,等等,應該有整體設計、長遠設計。不能這屆政府不管下屆政府的事(明白說了,就是建立議會制吧?)。為了更好地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均等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社會權力的結構配置是個大問題。馬曉河又舉一個金融部門老總的話說,社會上都說壟斷部門工資高,我現在年薪100多萬元,可是還有人年薪一兩千萬元的,我的薪水怎么就高了?這位老總的話反映出,資源的分配要充分注意公正性和透明性。(誰來注意資源分配的公正與透明?)其次,這種頂層設計要既有利于國內現代化,又能適應全球化進程要求(當好美國的跟班?)。首先要從上層建筑領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以降低下一步經濟社會發展的阻力。要考慮怎樣去構建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更加適應,能讓民主體制跟法制體制更加配合,政府與社會、市場與政府、中央與地方、國企與民企的關系更加和諧。
在這個大思路下,在黨政關系方面下一步可以考慮按照黨政分開的思路,把經濟社會發展、公共管理、事務管理這方面的事情,更多地交由政府去完成,不能市委書記一人說了算(按照這個思路,經濟社會發展、公共管理、事務管理這方面的事情,更多地交由國務院去完成,不能由總書記一人說了算,可以這樣理解吧)。至于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改革的方向是政府要有邊界,干預的范圍要限定在市場失靈的領域(主流經濟學家不是說市場是萬能的嗎?怎么也有失靈的時候?),要給市場經濟發展留出足夠的空間。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還是要搞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還嫌中國不夠自由?如果人民幣允許自由兌換,中國經濟立馬崩潰!)。馬曉河說,中國現在設的政府職位越來越多,部級干部越來越多,這些人要找事干。現在好多人說國進民退,這種表象的后面是制度安排失當。讓那些利用壟斷和政府支持獲得競爭優勢的國有企業走規模化、集團化道路,越走越大,沒邊界是不行的。連美國的《反壟斷法》都規定,企業達到占有市場50%以上就得分散。所以只有通過制度來限定,才能讓政府跟市場之間有邊界,不至于把本來理順的關系又扭回去。
其三,用人制度也要改革。“我認為現在中央組織部的安排是對的,就是要逐步擴大差額選舉,擴大社會招聘范圍。”馬曉河說,改革開放初期,窮人的孩子大學一畢業就可以分配到關鍵部門。今天卻不一樣了,工人子弟通常進入不到重要的崗位上,這不是改革的初衷。所以今后應該擴大招聘范圍,擴大差額選舉,讓更多的優秀人才通過公平競爭進入關鍵部門。一定要逐步推進這種人事制度改革。它的核心目的是用人公平、公正,不能讓農民的孩子花了十幾萬元上了大學,畢業以后卻找不著工作。一個人找不著工作沒問題,100萬人找不到工作,就成了社會問題。(這不是教育私有化造成的嗎?自由競爭的高級階段就是壟斷,這是由人的私心決定的,不實行公有制,永遠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
馬曉河最后總結說,今后在體制改革方面的突破口在于公共權力、公共資源這兩公。公共性產品一定要用在公共事業上,而不是要用在集團利益和權貴身上。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力也是大家的,要為大家而不是為少數人服務。要從制度上防止兩公部門集團化和個人化。(要避免這些,經濟上最好還是回到公有制上面來,政治上還是回到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上來,給人民群眾以四大自由,上述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
改革是對原有結構和利益的再調整,這種調整必然有人要損失利益,包括權力,包括資源,所以肯定會有阻力。改革要破除阻力,實現再平衡,需要勇氣,需要大智慧。馬曉河說,未來世界留給中國發展的空間特別大,但是中國的未來必須靠一代又一代的改革者不斷推進才能走向成功。改革沒有回頭路,不進則退。現場問答
就業應是政府的執政目標
問:很多人現在面臨兩個問題:房子和就業,怎么解決?
答:首先談就業。中國現在就業非常難,今年我有兩個博士,到現在都沒有工作。我現在在思考一個問題,我們培養出這么大的一個精英群體,將來可能越來越多的人沒有工作,我們在制度安排上要有考慮。現在的產業結構一味地強調現代化,高科技化,一個鋼鐵生產線,過去需要100多人,現在只需要幾個人,就業崗位減少了。今后,隨著就業壓力越來越大,擺在政府面 前 的 最 大 難 題 是 就 業 而 不 是G D P總量,就業應該成為政府的執政目標。G D P總量達到一定的程度宏觀經濟目標就應該以就業為主。這一次金融危機,美國總統奧巴馬上臺,最大的目標也是就業。所以我認為,就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就業,知識分子如果沒有公平的上升通道,是會出各種問題的。(只要搞資本主義,永遠不可能實現零失業,工人永遠過剩,產品永遠過剩,這是由資本主義制度決定的,你自己跳進污水中同時又想一身清白怎么可能?)
第二是房子,既可恨又可愛。從近十年的變化來看,中國的房價上漲既有合理因素,又有不合理因素。不過應該注意一個趨勢,中國的房價不會到現在就停止。雖然暫時可能通過行政干預讓 房價跌下來,但是長期肯定還會漲。(這點讓你說對了,所謂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只要搞私有制,只要強調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房價就永遠別想降下來,除非自然崩盤!)
為什么呢?因為中國的城鎮化在加快,未來城市人口還要增加。將來中國有14 .7億人,10億人要在城里生活。我們是人多土地少的國 家 ,你看這種國家哪個房價不高。無論是韓國、日本、新加坡,還是我們的香港、臺灣。香港去年黃金地段的房價每平方米71萬港幣。(不必都進城的,他們可以就地城市化,你這是變相替地產商做宣傳吧,其實房價高發改委也脫不了干系)
另外,今后城鎮化要滿足4個目標。第一個是十七大提出的“五有社會”的概念,叫住有所居,人人要有住房。第二,好多年輕人一畢業就要結婚,沒房子不行。第三,中年 人 、中 等 收 入 ,中 產 階 級 這“ 三中”人群雖然有房子,但是隨著地位的提高,收入的提高,希望改善住房條件。第四,廣大的農民工要變身市民,也要買房子。這四大人群對住房需求很大,所以房價未來還要漲。這個漲有利于社會發展,有利于社會進步。(你忘了嗎,五有社會的概念可是胡錦濤黨中央提出來的,如果求政府不按照中央的部署辦事,誰來監督他們?)
目前的問題是,中國的房價上漲超過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超過了經濟發展階段,恨不得把后十年的房價都漲出來了。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應該為廣大的中低收入者供應滿足基本需要的房子,增加中低 房 價 房 子 的 供 給 。在 新 加 坡 ,80%是低價房;香港也有至少三分之一是經濟適用房、廉租屋。(人家都能建設廉租房為何我們不能?是不愿也,非不能也。中國有2.4萬億外匯儲備都去投資美國垃圾債了,拿出送給美國兩房的3763億美元來給中國無房戶建福利房綽綽有余矣!)(記者 李唐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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