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明點評：灄水農夫的發言站位高，論述充分、有力，其中對國家-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內在聯系，以及國家、民族和人民之間的關系的分析，引人深思。精煉一下，會是一篇好文章?！?/p>

　　愛國主義本來是一個光輝的名詞，然而在民族—國家主義的鼓噪下，現在愛國主義幾乎變成了狹隘民族—國家主義的同義詞，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和爭辯。

　　既然愛國主義提倡的是愛國，那么我們就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國家。在過去的封建時代，人們把國家等同于朝廷，而朝廷是由皇帝及其家族主宰，因而就有“忠君愛國”的說法，所以那時候看一個人愛不愛國，就是看他擁不擁護皇帝的統治。當然，人們有這種觀念，是由于歷史發展的局限性，原本無可厚非。

　　馬克思主義誕生后，為我們深刻認識國家的本質提供了理論指南，其中最經典的是列寧對國家的定義。列寧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這一定義深刻闡明了國家的本質在于其階級屬性，國家是階級的國家，而且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列寧的論斷是標準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這種國家觀顯然與封建時代的國家觀不同。

　　發端于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認為國家是由共同歷史、文化、語言、地域的“同胞”組成的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實體。這樣的國家觀只強調國家的獨立自主，在內部成為一個沒有差別的同質整體，從而抹殺了國家的階級性，此正是民族—國家主義國家觀的來源。

　　當年我們批判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時候，其中就有一條，赫魯曉夫提倡全民國家全民黨，因而修正主義的國家觀實際上也是民族—國家主義國家觀，也就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觀。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和資產階級國家觀是根本對立的。我們認識愛國主義的前提就是首先要區分這兩種不同的國家觀，以免墜入狹隘民族—國家主義的陷阱。

　　馬列毛導師在對待愛國主義這個問題上一向非常審慎，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中很少提及愛國主義，他們創建了第一國際、第二國際，更多體現的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國際主義精神。

　　列寧對愛國主義也有一個經典的定義，即“愛國主義是由于千百年來各自的祖國彼此隔離而形成的一種極其深厚的感情”。在列寧認為“彼此隔離”的政治經濟環境造成了小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由此形成了俄國傳統愛國主義思想。小資產階級的局限性決定了其形成的愛國主義思想的狹隘性。列寧認為，傳統的愛國主義思想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在抵抗外來侵略過程中起到了凝聚民族力量的作用，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其表現出來的局限性漸漸開始展現阻礙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一面，成為革命發展的一大阻礙，必須要以無產階級愛國主義思想加以代替。

　　毛主席的愛國主義思想是與社會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他提出“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的出路”，他還說：“我只愛進步的中國，不愛落后的中國。”毛主席的愛國主義還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他提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口號就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完美結合的典范。在天安門城樓上有兩副標語，一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另一副是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同樣也是體現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結合。

　　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抹殺國家的階級性，切割掉國際主義精神，這樣的愛國主義只能變成民族—國家主義同義詞。而根據歷史經驗，任由民族—國家主義膨脹，必然導致狹隘民族主義、沙文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如二戰時期的德國、日本就是由民族主義發展到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叛徒也往往利用口頭上的愛國主義、實際上的民族主義投降本國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他們就是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如第二國際，又如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以及現在俄羅斯以普金為代表的大俄羅斯主義。

　　而且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當世界上各個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爭奪越來越激烈，或者內部階級矛盾不可調和，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行民族主義之實，鎮壓國內勞動人民，對外進行爭霸戰爭，轉移社會矛盾，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充當帝國主義爭霸戰爭的炮灰。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這樣，第二次世界大戰是這樣，俄烏戰爭也是這樣，將來的帝國主義戰爭也會是這樣。

　　如前所述，馬列毛導師一向堅持無產階級的愛國主義，警惕以愛國主義名義如假包換民族主義，而且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一直進行著激烈斗爭。如列寧和第二國際的斗爭就是典型，按照民族主義觀點，第二國際無疑是最愛國的，而列寧則無疑是最大的俄奸，破壞了俄羅斯民族和國家穩定，是國家民族的罪人。又如毛主席領導下的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堅持獨立自主，反對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也就是完全服從國民黨調遣，若站在當時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立場，其時的共產黨豈不也是今天小粉紅口中的漢奸、帶路黨、推墻派。

　　以前有一個口號：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國家獨立也好，民族解放也好，落腳點在人民要革命，就是要推翻剝削壓迫制度，建立人人平等、人民主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闡明了國家、民族、人民之間的辯證關系。

　　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民族主義具有兩面性：對弱小民族國家來說，民族主義是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武器，具有進步意義。而對于相對強大的民族國家來說，民族主義是沙文主義、霸權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的同義詞。

　　民族主義在中國經歷百年演變。由于近代以來受到帝國主義侵略侮辱，作為貧弱民族，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國家主義結合自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如抗日戰爭時期的統一戰線，就是在民族—國家主義基礎上與國民黨政權的合作，因此在整個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馬克思主義能夠也必須與民族—國家主義結成暫時聯盟，首先完成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任務，然后再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而當社會主義新中國一旦建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成為主流意識，民族—國家主義就必然走向式微。

　　民族—國家主義再次興起發生在中國實行改開之后。首先是改革初期以西方新自由主義為師，開放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打開國門，因而必定要求與毛時代的社會主義理念進行切割。在其時的社會氛圍下，主張西化派的勢力一度強勢崛起，逆向民族主義盛行一時。然而經過數十年發展，改革開放產生的弊端的日益顯現，對改革反思同時，也形成對逆向民族主義的批判，在此情形下產生的“新左派”本身就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傾向，加之中國實力的增強并和美國矛盾日趨激烈，體制內西化派遭到打壓抑制，一度作為梁山好漢的“新左派”正好登堂入室，其本身固有民族主義內核與官方民族主義核心理念一拍即合，立即形成民族—國家主義大合唱。這就是當今民族—國家主義在朝野喧囂一時，成為一家獨大思想潮流的原因所在。

　　由此可知，民族主義在中國通過百年演變，已經從馬列毛主義的盟友一步步地走向馬列毛主義的對立面。這既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也是馬列毛主義需要面臨的嚴峻考驗，當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有像列寧和毛主席那樣，與民族—國家主義作徹底切割和堅決斗爭，才能贏得自己的前途，否則極容易成為修正主義的附庸。關于這一點，去年的“民左”爭論已經闡明清楚。

　　近來，關于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第三十四條引起輿論的強烈反應和爭論，有的網友就講：“無論民族主義吼得多大聲，也不會讓那幫身為“同胞”的老板、官僚大發慈悲，改變一下勞動者的現實狀態。既然如此，我們還是請這些“民族精英”們自己去享受民族主義的快樂吧，別來打擾他們的“同胞”。”可見此條款的提出，不僅反映了其包含的民族—國家主義的實質，而且也反映了民族—國家主義思潮發展的新動向、新高度。它實際上標志著民族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它不再僅僅是主流意識形態的倡導，而且意味著將通過法律規定，一種強制性的手段對民眾進行控制。這就進一步驗證了我們的分析和判斷，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它的確已經成為國家對民眾從行為到精神上實行全方位控制影響的手段。民族—國家主義作為當今官方主流核心理念，實際已經高居于國家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正如劉繼明老師所指出的：“作為馬列毛主義的信仰者，面對這樣一種新的現實，必須要有一個清醒的認知。”

　　最后我們還是來聆聽列寧的教導：“肯定還是批判愛國主義，關鍵是要看現存的國家由哪個階級當家作主，要看現在國家是否符合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面對喧囂塵上的愛國主義宣傳，列寧的話無異于一劑頭腦清新劑，教給我們怎樣正確認識愛國主義，避免滑入狹隘民族—國家主義的陷阱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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