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隆冬的12月28日，一顆與勞動人民緊密相連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著名左翼作家、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曹征路同志與世長辭。

　　曹征路同志的去世，在主流媒體上只有繆繆數語的報道，對他評價也僅僅稱他是“底層文學”的代表作家（澎湃新聞《作家曹征路去世，享年72歲》）。而與此相對，泛左翼輿論界掀起悼念他的熱潮，食物主權網舉辦追悼會，稱“他用自己的作品，接續了整整中斷30年的左翼文學傳統，為新左翼文學要關注什么、表現什么樹立了一塊塊路標。”烏有之鄉網站站長范景剛稱他的作品“開辟了新時代的先聲，是人民文學光榮傳統的傳承”。獨立學者郭松民稱“他是一位肩扛鐵柵欄的勇士，他幾乎是一己之力挽救了中國當代文學，也奄奄一息的左翼文學打開了一條生路。”著名作家劉繼明撰文《他去“那兒”了》指出：“曹征路不僅是杰出的無產階級作家，中國當代左翼文學的開拓者，而且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曹征路和他的作品，已經深深融入最廣大的人民之中，對一個真正杰出的作家來說，肉體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文學生命的開始。”

　　還有更多的普通網友，表達了曹征路的深切懷念和敬仰之情，如署名“瘋子”的網友在文章中說：“曹老師沒有看到它轟轟烈烈的爆炸就去世了。但也并不是什么遺憾的事了，因為他年輕自己，燃燒自己的生命，在這個寒冷的冬天，同樣炸出了絢爛奪目的火花，熔入了滿街紅綠走旌旗的工農大眾的隊伍里。”網友“石觀”說：“曹征路不僅是一位充滿底層情懷的作家、教授，他也是一位信仰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為宣傳工人階級文化和捍衛社會主義作出了很多努力和重要貢獻。”

　　對于曹征路的去世，主流文壇和民間左翼反映出來一冷一熱的強烈對比，恰恰形成一道當代中國獨特風景線，一方面喻示著主流知識界與民間的脫節乃至對立，另一方面也印證了曹征路同志鮮明的階級立場，他是主流知識界的異類卻也是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

　　正因為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對他的評價才會有云泥之別，與他在主流知識界遭遇的冷淡與冷遇相對，人民群眾自發的深情緬懷他、熱烈贊頌他，就象臧克家《有的人》所說：“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著的人，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曹征路同志就是這樣一位“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的人。

　　曹征路同志最可貴之處在于，他不是單純坐在書齋里著文論述的作家、文學家，而是躬身力行、深入生活，用具體行動關切與參與社會實踐的實干家。他曾經采訪富士康十三連跳的受難者，編劇紀錄片《飛升》，講述幸存女工田玉的故事，大家看了義憤填膺，身受感染。他還曾經多次受邀給相關左翼團體舉辦講座，平易近人的作風、睿智淵博的學識、深髓宏闊的思想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還不辭辛勞參與紅色旅游活動，在車廂里隨時、隨機開展講座，或就團員關心的話題作答，與團友打成一片。一次參加長征團的旅行，有人找他談話橫加阻攔，曹老師嚴辭拒絕，堅持按原計劃在遵義開講長征史，讓大家深受感動。

　　無論是受邀講座，還是參加紅色旅游，曹征路同志都是義務勞動，辛勤付出，從來不計較報酬得失，有時甚至要頂著壓力，但他樂此不疲，熱情支持和積極參與紅色事業，他正象毛主席所說的：“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曹老師就是這樣的“種子”，他走到哪里，就把紅色事業的希望播撒到哪里，把革命精神傳播到哪里。

　　曹老師的寫作不是為名利，也不是為稻糧謀，而是為了匡扶正義，為底層勞動人民發聲，因而他的寫作就不附帶任何個人功利性，是一種純粹的精神生產。作為另類的寫作，當然也就得不到主流的待見，因而他后期的大量作品沒有辦法通過正規渠道發表出版，只好通過網絡公開發布，讓大家都有機會來學習討論。不僅如此，他還將其耗盡一生心血創作的主要作品，如《那兒》《問蒼茫》《豆選事件》《民主課》《重訪革命史》等無償在網絡上公開發布，放棄作家的產權，真正做到了無私而無畏，在當今作家中，有幾人能做到曹老師這樣的淡薄名利，坦蕩無私。

　　曹征路同志離世前談到：“我心情如常，沒有多少改變。對于死亡，我沒有恐懼、相反還有點向往。人生的任務我已經做到這個樣子，對得起良心，所以沒有遺憾。”顯然他已經洞徹了生死，而且他留下的作品和傳承的精神更是超越了生死。人生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曹征路同志窮盡他一生的努力做到了，因而他也成為如他作品中塑造的那些大寫的人一樣，死而不朽，光耀千秋。

　　有人評價曹征路同志是一個大器晚成的作家。的確，愈是到晚年，他的思想愈是博大深隧，創作愈是直扣靈魂，發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這也正好說明，他是一個勇立時代潮頭，不斷前行的戰士。他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己也曾經是自由主義的信奉者，這一點也不奇怪，自由主義作為轉折時期的主流思潮，他那個年代的作家和知識分子有幾人不深受其影響，然而，與其他同行作家數十年來抱著“傷痕”的老調喋喋不休不同，曹征路轉向了另一個階級“傷痕”，為另一個階級哭歌。他的轉向宣示著向舊營壘的挑戰，相當于幾乎是單槍匹馬與整個舊營壘為敵，這種勇氣和膽識自然非庸人更非信奉實用主義的犬儒們所能比。

　　縱觀曹征路同志的一生，他是一路反思一路前行，一邊和舊營壘告別，一邊走向勞動人民中間，愈是到晚年愈是以戰斗的姿勢在歷史發展的天空鐫刻下鮮明的印記。今天我們追念他，回顧他的過往，正是要從中吸取不斷奮進的力量，把他的精神和品質一代一代傳承下去，成為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

　　筆者在這里僅憑有限的學識，總結他一生的三大貢獻，那就是他厘清了文學本質、他揭開了時代秘密、他賡續了革命正義。

　　一、他厘清了文學本質。

　　新時期以來，主流文壇打著“告別革命”、“躲避崇高”的旗號，宣揚文學與政治無關，提出了“純文學”的口號，文學越來越脫離實際、脫離人民大眾，失去了對現實關照的能力，這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按照“純文學”的定義，文學被理解為一門專業技術，作家就是特別會碼字的匠人，用莫言的話說作家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評價文學的標準不是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結合，而是形式上的新穎時髦，技術上的機巧靈活，這樣發展下去的結果不僅違背文學傳統，而且將文學帶入歧途。

　　曹征路是最早發現“純文學”錯誤傾向并進行反思的當代作家之一，他一針見血指出：“（純文學）拋掉了社會思考，拋掉了社會承擔，拋掉了價值判斷，只剩下性一路狂奔，”伴隨著中國市場化社會到來，“純文學”更是向兩個極端發展，一方面繼續向內，脫離實際，脫離大多數人的生活體驗，成為有閑有錢階級和文人小圈子內自娛自樂、自我欣賞把玩的玩意。另一方面市場社會的消費主義浪潮浸潤到文學中，作家紛紛熱衷于與世界接軌，與政治上的“歷史終結論”呼應，在文壇普遍主義的“終結論”也大行其道，文學被“游戲化”，只剩下語言的狂歡，欲望理性、眼球美學被稱奉為時尚。對于文學發展的這種亂象，曹征路毫不留情地批判：“是一次文化的大倒退，他遠離了中國要求發展現代性的主軸，它就必然要向主軸回歸。任何企圖以形式包裝來回避內容變革的辦法，不守是新瓶裝舊酒，蒙蔽是會持久的。”這就等于向“純文學”思潮發起了猛烈的沖鋒。

　　曹征路對“純文學”的揭露和批判不僅限于表象，而且深刻挖掘其本質內含，鮮明指出：“純文學是打著去政治的旗號加入新的政治，而不是什么回到文學本身”。“回到文學本身”是“純文學”倡導去政治化的一個響亮口號，但是文學是不是能夠真的脫離政治呢？就拿至今風行的“傷痕”文學來說，它的出現和占據主流地位本身就是政治的產物，正如汪暉所說不過是一種去政治的政治而已。他們主張 “為藝術而藝術”，只是作為躲避崇高、消解精神、以丑飾美的借口和工具，可見“純文學”的真正目標不在于脫離政治，而是顛覆革命政治，為后革命時代的開啟打開方便之門，它通過解構宏大敘事，倡導“小敘事”、“形式至上”，以及犬儒主義的生存哲學，與精致利己主義相得益彰，將文學引導到適合資產階級趣味的原子化、個體化和欲望化。更關鍵的是“純文學”憑借政治的背書，打著“純粹”的幌子，在文壇上奪取獨一無二的文化霸權，窒息積極健康文學的發展。由此，他提出：“文學事業毫無疑問是人類進步事業的一部分，它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惟其如此它才值得上下求索。作家首先是理想的追求者，是人類合理生存方式的叩問者，是現在價值的懷疑者。惟其如此個人記憶才能與集體記憶相關聯，惟其如此他的表達方式才能成為有意味的形式。”如此深刻的闡述，不啻于對文學本質認識的撥亂反正。

　　不破不立，正是在對于“純文學”的反思和批判中，曹征路追尋久已流失的現實主義傳統，它指出：“關注時代、關注現實、關注社會進步是文學擺脫不掉的歷史使命。有什么樣的社會歷史要求就會有什么樣的美學形式。”闡明了現實主義本身內含于文學本質之中，印證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關于“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唯一源泉”的觀點。他進而指出：“現實主義的核心追求是人的現代性，是追求人的價值尊嚴全面實現，是提升人的精神而不是刺激人的欲望的，這就決定了它在內容上的理性色彩，和手法上的寫實風格。”這就說明文學的本質不僅是人學，而且是有關人類積極健康發展的人學，這樣的人學只能是寫實的風格，而不能是其它什么風格。一定意義上講，正是“純文學”的窮途末路，催生了現實主義傳統的復蘇和重新崛起。“純文學”的迷彩縱然能誘導一時，但現實主義卻不可能永遠被遮蔽，因而現實重新主義必然遲早都會發生的事，畢竟回歸文學正軌是大勢所趨，也是時代的選擇。

　　對于現實重新“主義”的問題，曹征路指出：“其實就是回到常識，回到對文學作品閱讀欣賞的那些基本元素中來。一部小說好不好，關鍵看有沒有真實而獨特的人物形象，有沒有生動有意味的故事和細節，有沒有深刻而蘊籍的情感寓意，有沒有大多數人能會心全會意的生活認同感。所謂大道至簡，這些觀點一下破除了“純文學”披在文學身上那套繁復深奧的面紗，才是真正地回到“文學本身”。

　　現實重新“主義”的提出，無疑打破長久以來形成的“純文學”話語霸權，當曹征路的現實主義力作《那兒》甫一發表，立即在文壇掀起風浪，一些人秉持“純文學”標準的人， 指責《那兒》藝術性欠缺，形式粗糲、描寫刻板，教條主義嚴重。盡管現實重新“主義”遇到重重阻力，但經過以曹征路為代表的一批作家評論家努力，終于為現實主義重見天日打開了一條縫隙，也為中國文學健康發展贏得了一線生機。

　　現實主義的回歸，立即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一個以“底層文學”命名的文學思潮應運而生。一大批作家藝術家在現實主義的召喚下，從純文學轉向底層文學的創作。底層文學曾經在本世紀初風靡一時，它重建了文學與現實、與世界、民眾的聯系，并從底層的視角觀察與描述著中國的變化。這就將文學拉近了現實，貼近了普通民眾的生活。以往的文學作品都是用權貴眼光看問題，表現的是帝王將相、達官貴人、富商巨賈等少數精英的生活和觀念。而現在的底層文學則用失業農民、失地農民、背井離鄉在城市闖蕩的農民工的視角來看待世界，因為他們代表了大多數人的生活體驗，因而反映得更真實客觀。曹征路指出，之所以出現這種變化，“與中國近十年來現實變化相關，與思想界的論爭有關，也與文藝自身的發展規律有關。”可謂直指要津，完全符合客觀實際。然而當底層文學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正顯示勃勃生機的時候，曹征路卻敏銳地發現它的局限性，他指出：“如果僅僅把底層寫作當作一種苦難題材，一種關懷姿態，我認為是沒有什么意義。”而后的發展恰恰證明了他的預見，正因為這一局限性的存在，很容易被主流文學規訓和收編，而失去它前進的動力。最終喧囂一時的底層文學熱潮很快就煙消云散，人才匯集的底層文學作家群也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曹征路沒有象大多數作家那樣，停留在底層文學階段而止步，他又向新的目標邁進。正如人民食物主權對他的評價：“曹征路是一個異類，當大多數作家沉湎于關注自我的時候，他關注時代碾壓下的底層，當底層文學終于喚起社會的悲憫，他卻已在思考工人階級的抗爭。”他就是這樣一位在反思和抗爭中不斷前行的戰士，永遠將自己立在時代發展的潮頭。

　　二、他揭開了時代秘密。

　　思想斗爭是實際斗爭的先聲，正是在上述一系列文學理論上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

　　基礎上，曹征路在文學創作上實現轉向，迎來作品的大豐收。主要有被譽為當代工人三部曲的《那兒》《霓虹》《問蒼茫》，還有與《那兒》相并，體現工農斗爭的小說雙璧《豆選事件》，還有對文革史另類描寫的《民主課》等一系列作品。描寫對象涵蓋了當代農民、農民工、工人、下崗工人等占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和社會弱勢群體，生動地展現了當代社會廣闊生活畫卷，揭開了隱藏在盛世浮華下的時代秘密，為勞動人民的苦難掙扎和奮勇抗爭而吶喊疾呼，成為我們時代最激動人心的宏大史詩。

　　《那兒》發表于2004年，小說中所描述的國企改制、工人階級的不幸與困惑、以致抗爭，正與轟轟烈烈的現實生活遙相呼應，立即引發整個社會的熱烈反響和強烈震蕩，人們不能不佩服作家穿透現實的無比銳利的眼光，而最讓人欽敬的是，作家堅定站在勞苦人民一邊的階級立場，勇敢為勞苦人民代言的超凡勇氣。盡管以“純文學”為代表的主流文壇對其挑剔指責，但正直的評論家卻高度贊揚它是“工人階級的傷痕文學”開山之作。臺灣左翼作家陳映真更是激動不已：“讀《那兒》后的激動中，也有“這樣得作品終究出現了”的感覺，覺得事有必至，理所當然。”他還說：“《那兒》的出現和相關的討論，在少數的文脈中，《那兒》激動人心地、藝術地表現了當下中國生活中最搶眼的矛盾，促使人們沉思問題的解答。”作為早已經受和深刻體驗資本主義的陳映真，他對《那兒》歡呼的激動心情是很自然的，那種共鳴的感悟完全是發自內心。

　　而其時的中國卻是另一番景象，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改革正突飛猛進，對資本神話的贊美歡呼響徹云宵，“人間正道私有化”的宣言幾成社會潮流，而公有制、革命等原社會主義的意識符號被逼到了墻角，象一個孤孤零零、戰戰兢兢的罪人隨意讓人唾棄。在這樣的大勢下，一邊是少數資本富豪的“朱門酒肉臭，”一邊是數千萬下崗工人的“路有凍死骨”，突遭時代重大的變故的人們雖然措手不及，然而只能徒然的惶恐，或者沉淪，或者在“從來再來”的歌聲中自我麻醉。面對這場深刻社會變遷所呈現出來的無比生動的現實生活，正為文學創作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良機，而主流文學家們卻久已陶醉于“純文學”的夢囈里不可自撥，所幸曹征路的《那兒》如同一匹突兀闖入的黑馬，恰如其時地填補了一空白，才不致于因文學的缺席而給這段鮮活的社會發展史留下永恒的遺憾，也終于使中國文學的高空與腳下厚實的大地重又聯結在一起。可見，陳映真的的驚喜和激動絕非矯柔造作，而是那種久旱逢甘露的快意，“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的喜不自禁。

　　如果說《那兒》是將描寫對象對準老工人，那么時隔數年后的《問蒼茫》則將鏡頭轉向新工人。有評論稱贊這部小說是新世紀的《子夜》，還有評論譽為用文學的方式闡述資本論。小說具體描寫兩次罷工風潮，一次是寶島電子公司采取試用期滿就解雇工人的作法，榨取工人血汗，激起工人的抗議。黨委書記常來臨以公司安定和保證長遠利益說服陳太，放棄這一粗暴作法，使工潮得以平息。然而更大工潮又發生了，寶島電子公司老板陳太拖欠工人工資跑路，置上千工人生死于不顧，工人發動更大的抗議，工人的罷工行動當即遭到政府維穩的重拳，國家的專政機器對工人施以無情鎮壓。作家用精湛渾厚的筆法，刻畫栩栩如生、活靈活現的人物群像，他們在改革春風吹拂下紛紛登場，有風情萬種的臺商陳太，地頭蛇出身的暴發戶文總，有為資本家幫忙幫閑的常來臨、趙子堯、馬陽明，有官商勾結的官員何子綱，還有柳葉葉、毛妹、唐源等打工群體。小說揭露了資本家及幫兇、店小二們的虛偽兇殘嘴臉，描寫了工人遭受的沉重苦難和在實際斗爭中覺悟過程，喻示著工人群眾階級意識的覺醒，召喚著只有老工人的勞動價值論與新工人的行動結合起來，新老工人匯集成抗爭的洪流，才能真正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

　　人們常說，精典的作品永遠是一個時代的鏡子，而曹征路的小說，不僅是時代鏡子，而且是時代的預言，不僅讓文學和現實水乳交融，而且讓現實在文學的世界延伸。在《那兒》發表后不久的2009年，震驚中外的通鋼事件發生了，同樣也是因為工廠改制，工人下崗，工人們為捍衛自己的利益，團結起來打死了資本家的代理人，迫使改制流產，取得階段性勝利，這是自改開以來，老工人最猛烈的一次公開抗爭，具有深遠意義和影響。

　　無獨有偶的是，2018年在《問蒼茫》的故事所在地，發生了一場真實的“問蒼茫”事件——佳士事件，甚至連關涉企業竟也如此雷同。還是那個地方，還是那片工廠，陳太依然風情萬種，文總依然一擲千金，他們對工人的壓榨剝削依然沒有削減半分，甚至變本加厲。常來臨做書記的黨委變成了官方工會，一批批資本家的幫忙幫閑推陳出新，何子綱式的政府官員依然在忠實履行全心全意為資本家服務的宗旨。當然，柳葉葉、毛妹們也依然在血汗工廠里經受苦難煎熬。不過，經歷十年的時間，她們成長起來了，盡管還是那么年輕，但他們已不再是默默忍受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成了為工人階級利益而斗爭的戰士。柳葉葉已成為富有斗爭經驗的先鋒戰士，把工人階級的利益作為自己的利益，和千千萬萬工人團結在一起，不畏強暴，沖鋒在前。而唐源也不再是孤獨的戰士，他有心心相印的伴侶，有同生共死的戰友，有來自天涯海角的同志。最難能可貴的是，共同的理想，使逆來順受的工人，擺脫了奴隸主義束縛；夢想成功的學生，拋棄了精致利己主義幻想，將這些本是命運殊途的年輕人聯結在一起，成為親密的戰友。這是一種怎樣超越空間的力量，怎樣突破階層壁壘的情感，展示出震天撼海的力量，抒寫了一曲工人階級斗爭的壯歌。

　　如果說《問蒼茫》是天問，那么那場南國風潮展現的則是地答，那是代表底層勞動人民的聲音。如果說《問蒼茫》還包含了些許迷茫和困惑，那么南國風潮則是那么鏗鏘明確。《問蒼茫》的故事在現實中延續、豐富，向無限的空間拓展，獲得永恒的魅力，竟讓人不知是得益于藝術之功，還是借助于現實之力。

　　如果說《那兒》《問蒼茫》講述工人群眾的自發斗爭以失敗換來一部分人的覺醒而告終，曹征路的另一部講述農民群眾斗爭的文學作品《豆選事件》則更進一步。小說講述了農民群眾從一盤散沙狀態下自身利益受到官權侵害之后由自發走向自覺進行斗爭并取得勝利的故事，共產黨人的紅色基因和社會主義時期的集體主義精神得到激活和發揚傳承，農民群眾在斗爭中克服了一盤散沙的局面，團結起來改變了自己的精神意志，取得了斗爭勝利，斗爭精神和集體主義精神預示了人民主體的形成和人民掌握自己命運的未來。

　　小說塑造了“菊子”這一光彩奪目的藝術形象，作為一個出身苦難而又受壓迫最深最重的女性，無疑只能作為社會最弱小者的形象出現，但是偏偏就是這最弱小者卻迸發出了最強大的力量，最終扭轉了幾乎無法更改的局面。菊子的表現既偶然又似乎在意料之中，弱與強本來就是一種辯證關系，強與弱的轉化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類歷史的發展已經讓我們看到多少貌似強大者轟然倒下，多少貧弱可憐者一朝迸發出改天換地的偉力，還是偉人說得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然而，人民創造歷史過程又是不斷奉獻犧牲的過程，正是“唯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社會的每一次進步，人類的每一次向光明前行，無不凝結了無數犧牲者的鮮血和生命。對于這樣的犧牲者，崇高的人們也必定會為他（她）們掬一把熱淚，菊子（《豆選事件》）是這樣的人，小舅（《那兒》）是這樣的人，劉查理（《民主課》）也是這樣的人，作家在《民主課》中對于這樣的人有一總結，“真正的大英雄，都是他那個時代的受難者。革命高潮時風風光光不困難，水落才石出，上岸兩腳泥啊，真正的英雄一定是把那個時代最疑難的問題扛在了肩上，他是心甘情愿去赴死受難，自覺自愿為大疑大難在煎熬。”如果說在《豆選事件》中作家還只是在從一個側面塑造大寫的人，還不夠全面的話，那么到了其后期的小說《民主課》，這一書寫則得到了集中完美的體現。

　　《民主課》是迄今為止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公開發表的，用藝術的形式正面反映文革歷史的文學作品，我記得當時獨立學者老田就談到這是一次“文壇造反”事件（大意如此），而且就其標題來說，恰恰與《傷痕》的標題對立，正是“不一樣的文革故事”的點睛之筆。

　　小說的發表恰逢文革發動50周年，更寓示著特別的意義。

　　小說以主人公肖明的人生經歷為線索，以“支左”這一文革典型事件為切入點，通過“我”(小說中曹干事)的敘述，勾勒出線條分明的脈絡，還原了龐雜宏大的文革歷史畫卷。小說中刻畫的各種人物，在文革的典型環境下，性格的表現和命運的跌宕，加之情節的持續推進，構成了這部小說內部結構的運動張力，既有百結千愁、峰回路轉之妙，又得行云流水，水到渠成之道，最后是流光四溢，鐘鼓齊鳴，萬方潮涌，繁花遍地。

　　尤其是主人公肖明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體現了作家敏銳的觀察和深遂的思考，她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富有反抗精神，敢作敢當，勇往直前的女性形象。對于這樣的角色安排，恐非作家隨意為之，一般來講，在階級社會里，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女姓，所遭受的壓迫更殘酷，從而也使她們對于壓迫帶來的精神痛苦感受更深刻，也必然更富有反抗精神，她們作為社會的弱者往往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突然迸發驚人的力量，似乎在一瞬間就不可思議的完成了從最弱者到最強者的轉變。《豆選事件》的菊子是這樣，《民主課》中的肖明也是這樣。所以，作家將其要塑造的一個典型反抗者角色定位為女性，確實有著事物本身的內在邏輯性，也符合小說所要反映的文革主題。

　　通過閱讀這部小說，形象化的告訴我們，文革不是無理性的躁動，不是全民的歇斯底里，不是對于領袖的盲從跟風，不是莫名其妙的內斗，不是無中生有的宣泄，當然就更不是別有用心的利用，好人遭殃壞人得勢的浩劫，為了整人而整人的政治暴力，或者不切實現的烏托邦。正像小說敘述的一樣，文革經歷的起源、發展和結局，自有其本身的內在規律，決不是領袖頭腦中的突發奇想，更非億萬人民的集體癲狂。小說還告訴我們，文革是一場靈魂深處的革命，是一次對中國人的精神洗禮，也是一個重塑我們民族精神品質的艱難歷程，盡管我們看到最后的結果不甚理想，然而文革的精神好比毛主席在荒原上灑下的種子，盡管還是冰雪覆蓋的季節，但指不定哪一天那些稚嫩纖弱的幼苗會冒出土面，迎風織成通天的綠毯。只要文革所指向和揭示的問題一天沒有得到解決，那么文革幽靈就一天不會離開中國大地。

　　毛主席說文革是一場演習，作家說文革是一堂民主課，反映的是文革的一體兩面，真正的是深入到文革意義的精髓。文革就是要人民起來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訓練自己、自己戰勝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用人民民主的武器維護平等的權利，爭取人類的自由發展。文革的意義必將超越時空，昭示著人類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三、他賡續了革命正義

　　由文學理論上的撥亂反正到文學創作上的返璞歸真，這一自然延續的過程正是在對“去革命”的反思中召喚革命精神的回歸，然而要重續革命正義，僅憑小說這種藝術形式顯然受到很大局限，用曹征路的話說：“小說這種形式已經成為一個殼了，容納不了今天的思想需求。”為了拓展更大的思想表達空間，轉向政論文的寫作成為必然，《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就是這樣一部以尋訪史實的名義，對中國革命進行系統深入剖析的政論文集。

　　顯然，重訪革命史是對新時期以來甚囂塵上“告別革命論”的一種反正，根據“告別革命論”者說法，革命只是一種破壞性力量，無意義的群體暴力，使中國陷入不斷自相殘殺的境地。按他們的邏輯，革命不如改良、改良不如太后老佛爺，竟而從否定文革到否定共產革命乃至否定包括辛亥革命在內的一切革命。正如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否定革命思潮的流行，深深契合轉折以來的政治現實。從政治層面來講，共產黨宣稱從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維護政權的長治久安成為第一要務。從社會層面來講，隨著改革的深入，社會上的貧富懸殊、階級分化日趨劇烈，各種社會矛盾也越來越突出，各種社會不滿都會呈現，甚至每個階級階層都會有各種不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任意革命理念發酵，就很容易與現實結合起來，掀起滔天巨浪，這顯然不是執政黨所希望看到的。

　　因而如同國民黨對辛亥革命的歷史詮釋是為了闡明自身政權的歷史合法地位與政治正當性一樣，執政的共產黨也不能聽任“告別革命論”將革命完全否定，還需要至少表面上的“道統”來證明他們的“法統”地位。于是他們就需要一個“無害”的中國革命史，之前一位有名的黨史專家就出了一本《苦難輝煌》的書，這本書一度熱炒，然而在書里作者僅僅是抒發一種悲情主義，把苦難當作賣點，而回避群眾對歷史的疑問，不敢理直氣壯反駁右派公知的歪曲污蔑。原因就在于他不敢正視革命的本質，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來源于工人農民的擁護，而不是它曾經犧牲過多少人，經歷過多少艱難，這樣就實際把革命本質曲解為“打江山坐江山”那一套陳腐觀念。

　　面對否定和歪曲得不象樣的中國革命史，對它的厘清和正名工作就更顯迫切和重要。因此正如劉繼明所說：“（曹征路能寫出《重訪革命史》）不僅需要足夠的思想洞見，更需要具備一種被精英集團和流行知識大眾攻擊誹謗的擔當勇氣。”

　　在這部文集里，曹征路用豐富的史實，鞭辟入里的分析，從最初同盟會革命到共產黨領導的武裝起義，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延安整風到解放戰爭……一路帶領讀者重返革命現場，一邊領略風起云涌的革命風景線，一邊聆聽精辟深刻的現場解說。

　　尤其是他從“現代性”為入口，對中國革命的肌理進行了全面統系梳理，深刻闡明中國革命所具有的人民性是最本質最先進的現代性，從而打破了主流精英“只有西方現代化道路”才是唯一正確的現代性這一壟斷話語霸權。曹征路提出人民性才是最重要的現代性這一命題，切中中國革命的實質，也契合了列寧關于“人民”在革命中主體地位的論述，閃耀馬克主義的理論光輝。正因為中國革命的高度現代性，才使人民的歷史主動性和主體性得到極大發揮。人民既是革命的主體，又是革命的主要受益者，這才是中國革命最終能贏得勝利的根本原因。如果說什么是革命的初心，人民性、人民當家作家就是革命的初心所在。離了這樣的初心，中國革命的意義就與歷史上輪番重演的改朝換代沒有兩樣。

　　按照劉繼明的總結，《重訪革命史》在三個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一是對革命中國的現代性正名，二是對毛澤東形象的辯護，三是對某些歷史細節的再挖掘。顯然要做好這好這些，必然是一項寵大的系統工程，不單要有廣博的學識、豐富的資料積累，真知灼見的辨析，還要有磨煉精深的馬克思主義素養和堅定不移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立場。曹征路是帶著對中國革命最深的領悟，對工農群眾最真誠的認同和尊敬，全身心投入到這項艱巨的任務中去，真正做到了從整個身心與廣大勞動人民站在一起。

　　曹征路離開了我們，而他曾經奮力書寫的世界仍在延續，新一代的人們將接過他的如椽巨筆，傳承下他的星火，在這片苦難而輝煌的土地上挺起高傲的脊梁，播撒新的希望。正如劉繼明所說：“她或許將作為一份由良知和勇氣混搭的證詞，被雪藏在時間的深處，但如同曹征路為之辯護的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他不可能長久遺忘，盡早有一天會被發掘，被追認，被褒揚。”從這個意義上講，曹征路雖死猶生，精神永存，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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