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負增長對中國的影響絕不僅僅是代際贍養困難。

　　人口負增長問題是社會分配問題在勞動力再生產領域的反映。

　　要解決人口負增長，不能僅靠放開兩孩三孩政策甚至N孩政策，否則會產生家族化、封建化趨勢。

　　要解決人口負增長問題，要從降低青年失業率，降低勞動時長，實現住房、教育、醫療市場化轉變為社會主義化，降低勞動力生存和再生產成本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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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統計局公布，2022年中國人口負增長85萬。

　　國家統計局17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末全國人口（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港澳臺居民和外籍人員）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

　　這是1961年以來，首次負增長。

　　從總和生育率上看更明顯。五常之中，中國2020年的總和生育率最低。中日韓之中，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高于韓國低于日本。

　　總和生育率計算公式為總出生數與相應人口中育齡婦女人數之間的比例，是指該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這種生育率計算方式，并非建立在真正一組生育婦女的數據上，因為這涉及等待完成生育的時間。這種計算模式并不代表婦女們一生生育的子女數，而是基于婦女的育齡期，國際傳統上一般以15歲至44歲或49歲為準。一般來講如果總和生育率小于2.1（對已發展國家來說），新生人口是不足以彌補生育婦女和其伴侶數量的。通常把低于1.5的生育率稱為“很低生育率”。

　　2021年以后的中國總和生育率，沒有找到相對正式的統計，估計在1.1左右，甚至更低。

　　有人津津樂道，中國對其他發達國家有勞動力價格優勢，有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但是，按照目前的總和生育率看，中國勞動力枯竭的速度，在五常和中日韓，七個工業國之中，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高于韓國。

　　有人說，俄羅斯人口總和生育率下降，中國擁有人口優勢，日后可以向北方滲透擴張。其實，按照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將來還不知道誰向誰滲透擴張。

　　有人說，日本將因為生育率低自然消亡。目前看，中國在這方面的風險也不小。

　　目前看，勞動力資源迅速減少的趨勢很明顯。

　　人口下降的原因，我們一會兒再說，先分析一下勞動力資源迅速減少以后可能出現的情況。

　　當年的韓國也好，后來的中國也好，印度也好，現在的越南也好，最近幾十年的發展，都與擁有大量相對廉價的勞動力有關。這些國家勞動力數量充足，價格相對便宜，與西方產業轉移的生產資料或技術相結合，生產力水平大幅提升，生產力水平在短期內達到較高水平。樸正熙的漢江奇跡，不是他比李承晚或張勉強多少，是朝鮮戰爭結束后的嬰兒潮疊加美日產業轉移的結合的結果。

　　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

　　在勞動力資源迅速減少以后，發生的事情，就是利用人口紅利高速發展的逆過程，如果沒有突破技術天花板，達到全球領先水平，往往面臨的是經濟發展速度下降、停滯和衰落。

　　勞動力資源迅速減少以后，勞動力密集型的中低端產業必然發生產業轉移，隨著而來的是國際貿易盈余下降，發展放緩。這時，如果沒有實現產業升級，在國際分工中就會缺少相應的生態位。

　　即使不考慮產業資本轉移和全球總體科技進步，由于出生率低于其他主要工業國，中國的勞動力在全球主要工業國種勞動力比率數量將不斷下降，必然導致中國在全球社會總產品分配中比率下降。

　　理想情況下，后發國家利用人口紅利實現產業升級，在人口紅利枯竭前建立技術優勢，人口紅利枯竭后利用技術優勢保持在全球主要工業國種的地位。很遺憾，截至目前，雖然人口紅利枯竭的跡象已經非常明顯，但是中國并沒有在在大多數領域建立起技術優勢。

　　許多需要積累的基礎性研發領域，中國差得遠，不止存在于芯片等有限的行業。這次疫情，許多地方輝瑞的P藥緊缺，能使用的非貴即富，最初能用得上的都是能給衛健委打招呼的貴人。制藥只是其中一方面。

　　如果人口紅利徹底枯竭，技術優勢沒有確立，中國是否還能保住全球工廠的地位是值得商榷的。

　　要保住全球第二經濟體的地位，在全球產品分配總額的比率，必須通過積累不斷實現產業升級，提高單位勞動力生產水平。單位勞動力產出水平上升的速率要快于其他工業化國家，只有這樣，才能保住現有全球分配之中的比率份額。簡單地說，雖然中國勞動力數量在全球勞動者數量中占比少了，但是單位勞動力產出高了，只有這樣才能保住份額不變。

　　如果沒有生產力水平的大幅躍遷，中國在全球經濟地位的逐步下降，是大勢所趨。這是第一。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勞動力總量逐年下降的趨勢很明顯，從2015年至今已經減少了2067萬。

　　發展生產力所需的積累，可以是投入大量資源進行科學研究，可以是自力更生生產設備，也可以是出口換匯以后引進技術、購買設備。當然，出口換匯以后，如果輾轉變成海外房產、存款或跑車之類消費品，自然不算積累。

　　突破同一項技術，需要的物質資源總量不變。均攤在不同勞動力總數上，單位勞動力需要承擔的成本不同。勞動力總量越多，單位勞動力承擔的成本越低。單位生產效率一定的情況下，達到一定積累總量，單位勞動力需要的人均積累量越少。反之，勞動力數量越少，單位勞動力需要的人均積累量越多。

　　如果還要達成原先的積累量，就要降低勞動力的消費水平。

　　從另一方面看，隨著單位勞動供養人口數量的減少，單位勞動力供養人口數量增加，即時不考慮積累和產業升級，勞動力生活水平下降也是大勢所趨。

　　如果要積累新生勞動力資源，必然需要進一步增加新生兒數量，這會進一步降低社會成員的平均生活水平。

　　解放后很長一段時間，新中國人均生活水平變化相對緩慢，這與人口爆炸，出現大量新生兒，需要單位勞動力供養的人口居高不下有密切的關系。當年對勞動力的積累雖然沒有對勞動者的生活水平的提升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卻為日后的迅猛發展奠定了基礎。

　　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并不會因為勞動者的數量減少而大幅改善，勞動力數量減少以后，勞動人口仍然不可能充分就業，還會存在大量的失業者。

　　《盧瑟經濟學》之中分析過，第一，資本主義的失業不是絕對失業，而是相對失業，由于存在剩余價值，總會存在一定比例的失業人口；第二，就業崗位的總量不是固定的，而是由有效總需求和單位勞動力提供的產品決定的；第三，一二戰以前，德日法西斯國家的人口總數比現在少，但是失業問題更嚴重。

　　勞動力大量減少以后，就業崗位數量不會不變，而是會和勞動者數量一樣，也會減少。一方面，中國單位勞動力的價格，不僅要維持自己的生活，還要維持一定比例的需要贍養的社會成員（老人、青少年）的生活，勞動人口占社會總人口比率越低，需要贍養的人口越多，單位勞動力的價格越高，全球市場對中國勞動力的需求越少。一方面。中國國內勞動力實際收入下降，被贍養人群的實際收入也下降，有支付能力的總需求下降，對勞動力的總需求一樣會減少。

　　如果沒有生產力水平大幅躍升，社會成員生活水平的增長緩慢、停滯甚至下降，是大勢所趨。這是第二。

　　要改變這種不利局面，必須加強自主創新和產業研發。

　　與日本、韓國等國和臺灣地區不同，美歐等發達國家不但對推動中國產業升級沒有興趣，而且使用一切手段打壓中國產業升級。中國的產業升級不能依賴美歐等國的產業轉移和技術轉讓。

　　要推動中國的產業升級，必須激發勞動者的創造熱情，改變目前勞動者的生存狀態。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重復性簡單勞動的價值不斷下降，創造性勞動的價值不斷上升。社會生產的發展越來越依賴勞動者創造性。那種把勞動者當社畜對待，通過延長勞動時間、增強勞動強度、提高生產生活成本最大幅度榨取利潤的加速資本積累的生產方式，只能適用于簡單勞動的勞動力密集型時代，絕不適合需要發揮勞動者主觀能動性的創造勞動的知識密集型時代！如果一國的生活成本、勞動強度都高于其他工業國，收入低于其他工業國，又無法限制技術移民，勞動者選擇的選擇自然是能潤則潤，沒潤就躺平劃水摸魚。

　　對私有資本來說，加大研發往往得不償失。缺少必要的積累，與其冒投資失敗的風險自主研發，不如照抄照搬，搶占對方放棄的低端領域，努力榨取利潤，然后轉移到海外或投資房地產榨取地租。對國有資本來說，管理者的晉升往往與業績關系不大，個人業績往往與上級給予資源相關，與個人努力關系不大，個人求穩的結果明顯好于冒險，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個別理想主義和渴望業績的管理者，難以脫穎而出，即使脫穎而出，也難以調動受大環境影響的眾多躺平劃水摸魚的勞動者。

　　在這種情況下，使用舉國體制往往也效果不佳。掌握共財政資源的官僚并不能確保自己的后代不會陷入社畜的境地，他們的選擇往往也是盡快榨取利潤，然后安排自己的妻子兒女去移民到生活條件更好的國家定居。嚴查腐敗只能限制相對低端的官僚，對可以參與制訂公共政策的官僚，完全可以通過制訂公共政策的方式，為自己的利益相關團體謀求利益，對方則可以通過給予海外的二代目好處的方式投桃報李。

　　作為對比，一些采用終身雇傭制的日本企業如同家族，家族利益與個人利益密切相關，家族照顧每位勞動者的利益，每位勞動者為家族盡力，資深員工如同家老，對企業管理發揮重要作用。終身雇傭制雖然有壓制有才華的新人、阻礙勞動力流動、勞動力成本逐年遞增居高不下等弊病，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把員工與企業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企業和員工不再是經濟上剝削和被剝削的對立雙方，而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命運的共同體。這不是說，我們應該采取終身雇傭制，而是說如何把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和整個社會發展統籌協調起來，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許多類似國家都曾經經歷過類似的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創造了各種所謂的經濟奇跡。但是，原有優勢資源耗光前沒有完成整體產業升級，沒有在先進生產技術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原有優勢資源耗光之后，經濟增長停滯，陷入了所謂的中等發達國家陷阱。這些國家廉價賤賣優勢資源的時候，是風口上的豬，資源耗竭以后，風停了，豬掉下來了。

　　目前看，中國社會中勞動者的生產生活環境、資本的謀利方式和官僚的選擇都沒有明顯轉變的跡象，因此成功使用提高勞動生產率削弱勞動者數量減少的影響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目前看，隨著勞動力資源減少，經濟放緩，國際地位下降，勞動者生活水平下降，是大勢所趨。

　　人類歷史上，人口增長與工業化過程互為因果，有一定的人口數量才能維持必要的分工。

　　生產者數量較少，無法分工過細。消費者數量較少，分工便不經濟。

　　比如，一個學校規模較大，有足夠的教師，才可能細分出語文、數學、英語、體育、美數等專業教師，這樣的學校必然對應較多的顧客。師生數量少到一定程度，就會退回到一位教師全科授課的時代。人口數量再少到一定程度，學校就會退化到私塾，甚至私人教師。

　　在亞當斯密的時代，人口大量增長是英格蘭等地出現專業分工的手工工場的前提，大規模分工推動生產力發展，為第一次工業革命創造了條件。蘇格蘭等地因為人口稀少，遲遲沒有出現類似英格蘭的分工，生產力發展落后于英格蘭。

　　目前，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分工日益細密，實現充分分工所需的人口規模日益增長，這也是美歐等發達國家控制核心高端產業，向仆從國轉移非核心低端產業的原因。

　　中國沒有海外經濟殖民地，也沒有可靠的仆從國，要實現高效的分工，必須有足夠的人口數量。沒有足夠的人口數量，難以實現高效、經濟的內循環。

　　人口減少到一定數量，不但不能推動社會進化，還會出現社會退化。

　　分工需要一定的人口數，沒有達到一定人口數以前，分工并不經濟。目前，在很多人口減少的地區，很多公共服務都是不經濟的，比如煤氣、自來水、電力、高鐵、地鐵、公交、郵電、物流、基站、供暖、污水處理、垃圾清運、醫院、學校。提供治安服務，維持社會秩序的地方政府也是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之一。

　　這些公共服務其實都是靠來自上級的轉移支付的財政補貼維持。一旦經濟增長放緩，上級財政停止補貼，當地的公共服務就難以維持。那時，當地人要么忍受生活質量下降，要么遷往人口相對集中，公共服務相對經濟的沿海發達地區。人口外遷導致當地公共服務進一步不經濟，加速公共服務退出的過程。不止學校、醫院，當地政府也必然出現大規模的撤并。

　　在這樣的地區，隨著人口遷移，必然出現生產資料集中，社會成員血緣聯系增強，家族勢力擴張，法治社會退化的趨勢。

　　當年在少數民族地區，土司往往安排自己的長子接任土司，次子成為當地活佛，兄弟二人聯手治理當地，統制農奴。土司兄弟就是當地的法，就是農奴的天。隨著人口數量減少，偏遠地區必然出現家族制和隱性封建制復活的趨勢。

　　人口減少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現工業化過程的逆過程，導致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退化，即使在沿海地區不發生，在邊遠地區也會發生此類情況。

　　綜上，人口尤其使勞動力的減少對中國總體影響是負面的，無法平穩實現代際贍養問題只是諸多負面影響中較小的影響之一。

　　為消除負面影響，中國先后在2015年和2019年放開兩孩和三孩政策，目前看，效果并不理想，總和生育率不斷下滑。在此有必要追本溯源，分析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以做到對癥施策。

　　從歷史數據上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發生過兩次大規模下滑，分別發生在1963年-1977年，總和生育率從7.51下跌到2.84，1990年-1995年，總和生育率從2.51下跌到1.59。第一次下滑，使中國結束人口爆炸，避免沖擊自然資源極限，有正面意義。第二次下滑，中國總和生育率低于2.1，接近低生育率1.5的邊緣，無法完成代際人口總量穩定不變，為人口負增長埋下伏筆。

　　需要注意的是，總和生育率能即時反映生育率上升，但是反映生育率下降有延遲效果。一名女性如果生育了子女，總和生育率立即會上升。但是，如果這名女性在年輕時生育了較多的孩子，那么直到育齡結束，她一直都在統計范圍之內，對生育率有拉高的作用。所以，如果一項宏觀政策抑制生育，需要在當年高生育率的女性退出育齡之后才能顯現出來，這大致需要10至20年的時間。總和生育率迅速下跌往往有兩種可能：即期生育暴跌大幅拉低總和生育率水平，前期高生育女性退出育齡。

　　前工業化社會，婦女總和生育較高，進入工業化社會以后，總和生育率本身有下降的趨勢。這有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現代法治社會不在需要大家族勢力保障個人安全和社會地位，家族地位削弱；避孕方式的普及減少大量不必要生育，使人類有技術條件控制生育；女性參加工作經濟和社會地位提高，在生育問題上有自主權；過于頻繁懷孕和生育影響女性事業發展，女性生育意愿下降；教育普及適齡人群經濟獨立延后生育年限縮短。

　　1963年，建國14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達到頂峰，隨后開始下跌。

　　1963-1977年的總和生育率下降與解放后工業化進程有密切關系，具體因素包括：全國婦女教育水平、經濟社會地位大幅提高，女性廣泛參加勞動，避孕藥具普及有密切相關。

　　1977年，建國28周年，解放前進入育齡的女性基本退出生育年齡。當時的總和生育率2.84，考慮到個別不孕不育家庭，每位育齡女性大致生育2—4名子女，一個家庭有3名子女是常見情況。此時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水平與其他四常在1960年代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大致相當，考慮到中國工業化水平落后于其他四常，這種情況大致正常。

　　1971年7月，國務院批轉《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把控制人口增長的指標首次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1980年9月，黨中央發表《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把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同年12月寫入憲法。

　　從時間上考慮，1990年代后期，解放后出生的第一代女性生育2-4個子女的女性逐漸退出育齡，197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的作用顯現，應該出現總和生育率下跌。但是，這次生育率下跌在1990年即提前出現了。

　　在經濟衰退、蕭條時期，夫妻雙方生活條件惡化，只要有相對廉價的避孕手段，往往選擇減少生育，減少撫育子女的數量，減少生活成本。

　　1990年代，幾乎同時出現兩種現象。一是經濟疲軟，城市勞動者收入下降，許多人下崗，失去工作，沒有下崗的勞動者，工作前景也迅速暗淡，這種情況下，大多數勞動者延遲婚育。二是隨著石油農業的普及，大批農村勞動者從土地上被解放出來，進城務工，客觀上延遲了婚育年齡，減少了夫妻性生活的機會。

　　1990-1995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5年時間中，即降低到了其他主要發達工業國的水平。這其中有計劃生育一孩政策的作用，也有城市經濟蕭條，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的因素。考慮到總和生育率存在延遲效應，當時中國育齡女性的即期生育水平，應該遠低于同期主要工業國的水平。

　　1995年以后，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持續走低。至2015年又過去了20年，當年生育1-2名甚至3名子女的女性已經基本退出了生育年齡，于是總和生育率再次暴跌的趨勢。這種情況下，國家取消了獨生子女政策，試圖以此拉動人口增長。2016、2017，總和生育率出現反彈。反彈只持續了兩年，到2018年再次報復性走低，當年即低于俄羅斯，在五常之中處于最低水平。至2020年，亦低于日本水平。

　　顯然，獨生子女政策已經不再是導致中國勞動者生育率不斷下降的原因。

　　如果認為一個社會之中，主要社會成員都是勞動者的話，分析生育下降，主要要分析勞動者的處境。勞動者生兒育女需要對應的物質條件：第一，勞動者要有工作，有工作才能有穩定的收入；第二，他們的收入水平要足以覆蓋勞動力再生產所需成本，要有足夠的錢供養孩子完成學業，具備成為下一代勞動者的資格；第三，他們要有足夠的閑暇養育子女；第四，如果他們本人沒有足夠的閑暇，那么他們的父母就要有足夠的閑暇，或者他們有足夠的收入支付育兒機構的費用。

　　中國勞動者要進入婚育階段，首先要經歷大學教育。2004年，出生人數1588萬。2022年，高考招生人數1108萬。69.77%的年輕人首先要接受2-4年的高等教育。

　　這些高等教育名額，大多數是擴招的結果。他們的父母花費若干萬的資金，他們本人花費2-4年時間，畢業后從事高中畢業就能從事的工作。

　　由于接受意義不大的擴招后的高等教育，他們進入社會的時間要延遲2—4年，使他們的育齡時間將縮短2—4年。

　　這還沒完，由于畢業后就業困難，其中還有大約10—20%的年輕人在完成本科教育后，繼續備考或攻讀研究生。

　　12月22日，教育部發布最新公告：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將于12月25日至27日舉行，全國報考人數為457萬，比2021年報考人數377萬人增加了85萬人，增長率為23%，再度創下歷史新高，成為我國研究生全國統一考試以來，增長率最高的一次。  近年來，各高校研究生招生人數雖處于擴招狀態，但增長幅度遠低于報考人數。2020年研究生報考人數341萬，錄取人數99.05萬，錄取率29.05%；2021年報考人數377萬，錄取人數111.4萬,錄取率29.55%。據教育部最新公布數據，2022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報考人數457萬，錄取人數110.7萬人，不升反降，錄取率只有24.22%。

　　備考和攻讀期間，顯然多數人更傾向于單身。這些年輕人的婚育年齡將繼續后延，他們的育齡時間將進一步縮短2-5年。

　　即使他們畢業，什么時候能找到合適的工作也不好說。

　　國家統計局消息，12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5%，比上月下降0.2個百分點。其中，16-24歲勞動調查失業率為16.7%，比上月下降0.4個百分點，25-2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為4.8%，比上月下降0.2個百分點。

　　在找到相對合適的工作以前，他們很難成家。

　　圖中藍色的線是16-24歲人群的調查失業率，2020年以來，一直在兩位數以上，2022年7月，摸高到19.9%。可以想想年輕人有多難。

　　不斷求學的原因，也是就業困難。在就業困難的大背景下，年輕勞動者不斷提升學歷，以求在其他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另一方面，企業也不斷提高應聘所需學歷門檻，許多高中生甚至初中生能勝任的工作，也要招聘本科生甚至研究生。

　　2021年我國結婚登記為764．3萬對。這是自2003年以來，結婚人數首次低于800萬對大關。

　　初婚人數與出生人口的關系更為密切。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22》，2021年我國初婚人數為1157．8萬人，比上一年減少70．8萬人。這也是多年來初婚人數首次跌破1200萬人，為1985年以來的新低。

　　從歷年數據看，2013年是我國初婚人數的最高峰，達到2385．96萬人，也就是說，近8年來，我國初婚人數下降了51．5％。

　　根據《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2020年我國的平均初婚年齡28．67歲，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齡（24．89歲）增加了3．78歲。

　　加就業困難，是導致年輕人結婚率越來越低，初婚年齡越來越晚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婚姻成本，其中的重點是房價。按照中國傳統觀念，年輕人成家立業，必須有自己獨立的住宅。在自由競爭婚姻市場中，女方家長甚至女方本人也傾向于選擇經濟條件較好的對象，在特殊情況下，即使對方是有婦之夫，或者不可能與女方結合，女方也樂于選擇經濟條件較好者作為相對穩定的性伴侶，而不是與經濟條件較差者結為法定夫妻。

　　2002年以來，房價一路向上，初婚年齡也一路向上。當然，這兩者可能純屬巧合。

　　看看房價收入比，就不難發現，對多數年輕人來說，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于是婚戀人群，尤其是一線大城市婚戀人群出現兩種極端，一是擁有房產的土著居民，尤其是男性居民，往往并不急于結婚，而是反復更換性伴侶；二是缺少房產的外來勞動者，尤其是男性勞動者，即使有同居對象，也不具備結婚條件——雙方同居，一是滿足生理需求，二是共同分擔房租，減少生活成本。

　　近年來，未婚同居大量增加，這種隱形事實婚姻，很難受到法律保護，也很難生育。由于未婚同居大量普及，社會對未婚同居的態度也從排斥變為包容。不是觀念改變生活現實，而是生活現實改變觀念。

　　經濟壓力導致了結婚率下降，初婚年齡上升，直接影響生育。

　　即使能夠成婚，大多數人也往往推遲生育年齡。

　　2011-2021年全國人口數及自然增長率

　　2021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34‰，比2020年下降1.11個千分點。人口增長持續放緩是由于出生人口繼續減少，這主要受兩方面因素影響。一是育齡婦女人數持續減少。2021年15—49歲育齡婦女比2020年減少約500萬人，其中21—35歲育齡婦女減少約300萬人。二是生育水平繼續下降。受生育觀念轉變、初婚初育年齡推遲（10年推遲約2歲）等多方面的影響，2021年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繼續下降。

　　經過一番激烈的內卷斗爭，好歹找到一份勉強糊口的工作，懷孕就可能被開除。

　　2017年，央視的一期節目將杜爽推上了風口浪尖，當著央視鏡頭以及京東所有高管的面，杜爽公布了自己帶著身孕工作的事情。就在節目播出不久后，杜爽悄無聲息地從京東離職了！

　　社畜工作忙，生下來也沒時間照顧。

　　每周47.7小時，平均每天9.54小時。對比一下其他國家，社畜們默默流淚。

　　圖片來自—安安小小姐姐整理

　　生下來還沒有完，后面還有一系列的開銷。從幼兒園到學區房，到擇校，到各種素質教育，后面還有一連串的天文數字的開銷。

　　由于大學擴招，就業壓力增大，大學文化是大多數勞動者必須接受的基本教育水平，家長們至少要有把孩子供養到大學畢業的財力和思想準備。

　　韓國總和生育率0.84，比中國還低。在韓國，養大一個孩子讀完大學，大約需要185萬人民幣。如果是私立高中，費用會更貴。不論對家長還是孩子，都是難以承受的壓力。在就業困難，相信知識改變命運的東亞，教育類似軍備競賽的無底洞，投入的資金總量沒有上限。

　　孩子每天還要學習到凌晨，即使這樣，也未必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家長和孩子，都精疲力竭。

　　這種情況下，再增加一個孩子，家長的財力和體力都會嚴重透支。

　　失業率高，收入水平相對住房、教育、醫療等生活成本低，勞動時常長，生存如此之艱難，工作朝不保夕，生存艱難，勞動者的選擇自然是壓縮勞動力再生產規模，減少生育了。

　　何況很多情況下，即使他們想多生孩子，他們也心有余力不足。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都這么艱難，畢竟社會成員不都是勞動者。當你負重前行的時候，必然有人替你歲月靜好。

　　而最近有人曝光了X強東此案的內幕，原來達成和解真的是非常不容易，X強東也確實付出了一定的代價。據悉X強東為了和對方達成和解，提供了多達7億的和解費，與其說是和解費倒不如說是封口費。

　　而且這七億也不是全部進入到劉婧堯的口袋當中，而是她和她的律師團隊共同承擔，據悉劉婧堯方面的律師能夠從這7億中抽成40%，也就是單純的律師費接近2.8億人民幣。

　　一切的起點，在于上世紀90年代。

　　1990年代開始，國有企業大規模改革，抓大放小，許多企業破產。大量勞動力進入市場，國有資產輾轉成為私人財產，勞動力價格由市場決定。

　　1998年開始，實行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投資融資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醫療制度改革和財政稅收制度改革。

　　由于就業困難，推出擴招政策，增加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加劇勞動力競爭，壓低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價格。企業可以以同樣的工資，雇傭到接受過更多教育的勞動者。

　　1999年教育部出臺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適齡青年的15%。1999年，當年招生人數增加51.32萬人，招生總數達159.68萬人，增長速度達到史無前例的47.4%，之后2000年的擴招幅度為38.16%，2001年為21.61%，2002年為19.46%，到2003年，中國普通高校本專科生在校人數超過1000萬。

　　為了避免本文違犯國家有關法律規定，本文到此打住。

　　同消費不足問題的起因一樣，生育下降問題是社會分配問題在勞動力再生產領域的反映：大多數人占有的物質資源過少，他們如同電池，一生中主要精力被榨干用于生產不屬于他們的剩余價值，他們的婚育愿望如果有的話也被壓制，另一方面，少數人雖然占有大量的物質資源，但是受制于生理極限，即使如同種馬一樣四處發情，也無法彌補多數人生育不足導致的生育缺口。

　　如果不解決勞動者生存困境，那么即使放開N孩生育，也無非是給極少數有足夠閑暇和財產的人提供機會，讓他們敞開生育，而不能從根本解決生育問題。

　　這些少數人家的孩子，是未來家族統治的基礎，如同當年的土司，把大兒子安排為土司，二兒子安排為活佛一樣。這些人的孩子也會有分工：大兒子是政治家，二兒子是銀行家，三兒子是高級軍官，四兒子是企業家，大女婿是大地主，二女婿是傳媒巨頭，三女婿是……兄弟姐妹聯手，實現家族傳承吾輩責。

　　2020年美國的總和生育率是1.64，雖然高于中國的1.28，但是也沒有達到2.1的代價傳承水平。馬斯克說，要靠自己解決人類的生育問題。實際上，解決美國的生育問題，沒有馬斯克很重要。

　　社會主義國家怎么改善勞動者的處境，無需多言了。

　　到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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