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6日

　　北   京

　　東方文化酒店

　　今天，是一個很敏感的日子，如果專門為這個日子舉辦一個活動，有關(guān)部門恐怕還要懷疑或者干涉。在座的也許都會贊同，今天是我們中國的“圣誕節(jié)”。我們剛剛度過了“洋圣誕”，但是，我們中國有自己的“圣誕節(jié)”。“圣”，這個字在漢語中的意思不是“神”;“圣人”，也是人。我們說“圣誕節(jié)”，不是要搞個人崇拜，不是要搞封建迷信，“圣”跟“神”是有區(qū)別的。那么，應(yīng)該怎樣對待圣誕節(jié)?

　　我多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圣誕與荒誕》，這篇文章比較有名，在許多媒體上被轉(zhuǎn)載，直到今天，還有媒體在不時轉(zhuǎn)載。這篇文章本來談的是，我看到圣誕節(jié)里各種荒誕現(xiàn)象的有感而發(fā)。這個“感”，主要是指我們中國人，現(xiàn)在過洋節(jié)的越來越多，而很多人并不懂得它的意義，出現(xiàn)了一系列荒誕行為。可是，我這篇文章，隨著“流毒”廣播，逐漸開始有了一些誤解。有的人認為，我是反對圣誕節(jié)的。有人說，孔老師說了，我們是中國人，為什么要過圣誕節(jié)?這不是我的意思。有人甚至說，我們就應(yīng)該把圣誕節(jié)趕出去，不是我們中國的，為什么要接受外國的一個節(jié)日?為什么這樣的誤解會越來越多?

　　恰好，今年圣誕節(jié)前，12月23號的晚上，我有幸看了一場中央芭蕾舞團的一個中國版的新年獻禮，叫《胡桃夾子》。《胡桃夾子》是世界三大著名芭蕾舞之一，每年西方在圣誕節(jié)的時候，很多人都要去看這個童話色彩濃厚的《胡桃夾子》;這也是柴可夫斯基的幾個經(jīng)典劇目之一。《胡桃夾子》，是西方文化的一個典型代表。

　　中國要不要搞芭蕾舞?如果說西方的東西我們都不接受了，那中國就不要芭蕾舞了。問題是，中國要芭蕾舞。中國的芭蕾舞，該怎么跳？首先當然要跳《天鵝湖》、《胡桃夾子》、《睡美人》，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一百年只跳這些，還有什么意義?誰還來看中國的?實際上，中國的芭蕾舞，只就技術(shù)水平來說，已經(jīng)是世界一流，而且越來越好。現(xiàn)在中央芭蕾舞團的演員，個兒一個比一個高，甚至比西方的演員還要高，長得特別漂亮——不論是容貌、身材，技術(shù)、大跳等都已經(jīng)達到世界一流水準了。但是，在世界上不算是一流團隊，只能說是一支芭蕾勁旅，至少，前五名是排不進去的。為什么?因為沒有作品。跳來跳去，《天鵝湖》跳得再好，那不是你的東西，《天鵝湖》是人家的，《胡桃夾子》也是人家的。我們現(xiàn)在，能拿到世界上的唯一的一部作品，得到公認的，只有《紅色娘子軍》。

　　最近也推出了許多新的劇目，比如《大紅燈籠高高掛》、《祥林嫂》、《祝福》等等，都排得非常好，但還是在世界上排不了名。為什么?不是中國故事。有人會問了，這不是中國故事嗎?《大紅燈籠高高掛》是我們著名作家寫的，怎么會不是中國故事呢?在外國人眼里看來，這就不是中國故事，這不能代表中國，能夠代表中國故事的，只有《紅色娘子軍》。這很奇怪，我們自己往往認為，《紅色娘子軍》不是紅色經(jīng)典嗎?紅色經(jīng)典是和傳統(tǒng)文化“斷裂”的。恰恰不是。人家要看中國芭蕾舞，看的就是《紅色娘子軍》。

　　那天我看的中國版《胡桃夾子》，改編得非常成功。它把胡桃夾子這樣一個外國文化的象征，經(jīng)過和中國文化斗爭，融入了中國文化。

　　我在講魯迅的時候，曾經(jīng)講到日本學者對魯迅的一個理解。中國為什么沒有走上日本這樣學習西方的道路?學習來學習去，把自己學習成一個畜生、一個侵略者。為什么中國沒有走上這條道路?是因為中國有魯迅。魯迅所代表的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所進行的是“雙重抵抗”。不是說你是強者，我抵抗，抵抗不住了，我就投降，就接受你——中國不是這樣。中國，我被打敗了，我要學習你，但是我對“學習”本身是懷疑的，對“學習”還要進行抵抗，對我自己也要不斷進行抵抗，在抵抗中去學習、去消融——這是中國文化一個根本的精神。

　　為什么此時此刻，我要講這個問題?恰好，今天是“圣誕節(jié)”。當前中國，矛盾尖銳，社會矛盾、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敵我矛盾、人民內(nèi)部矛盾，都在尖銳化。在這種尖銳化的背景下，我感覺到，所謂的左派、右派，兩大陣營中都出現(xiàn)了極端的聲音。現(xiàn)在極左和極右同時出現(xiàn)，一種你死我活的態(tài)勢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來。先是我們聽到了今年夏天以來，右派的一個聲音，右派宣稱要殺光“毛左”。有些人說，“大領(lǐng)導(dǎo)”還等什么，趕快動手吧，從誰誰誰殺起，防止他們將來反撲，要把左派都殺光。這顯然是法西斯聲音!這是不對的!特別是和他們所標榜的“民主”、“自由”，完全是相反的。但是進入十月份以來，我感覺到左派中——也許是由于極右勢力所激發(fā)——也出現(xiàn)了針鋒相對的聲音。左派這聲音，出現(xiàn)了“原教旨社會主義”傾向、“原教旨毛左”傾向，他們認為天下只有毛澤東思想是真理，別的都不是。大家要冷靜地想一想，這合乎毛澤東思想嗎?它是真的“社會主義”嗎?這個時候，我就想起魯迅的話：極左最容易變成極右。極左和極右是一回事——暫時不是一回事，他們雙方都往回繞，直線變成曲線——兩個思想會合一，最后就合到法西斯上。

　　回過頭來說，中國要不要圣誕節(jié)？我們是不是要把那些信基督教的都殺光？或者是把他們趕到外國去，或者不許人家信基督教？如果容許他們信，在什么程度上容許？

　　我剛剛在一個意見書上簽了名，我聽說，在我們孔家的圣地，曲阜，要蓋一座宏偉壯觀的大教堂——基督教堂。這個教堂有人投資，要蓋得比孔廟更巍峨、更聳立，里邊至少能容納三千教徒同時禮拜。意思我們已經(jīng)很清楚了——你孔夫子不是有三千弟子嗎?我搞個三千“哈利路亞”，每天在這里“哈利路亞”。我不知道這背后的勢力是什么，我想不一定是曲阜地方政府。很多儒學界的朋友，就聯(lián)合起來，發(fā)起一個簽名反對它。反對在曲阜建教堂，我是贊成的，但是，我們是不是就不許中國人信基督教？我們是不是要尊重他人的信仰？即使這個信仰本身，帶有極端傾向。他認為只有他自己得了真理，別人都是迷途的羔羊，我們不贊成他這個態(tài)度。但是，對他的信仰，我們采取什么態(tài)度？

　　左派、右派里，都有很多對歷史的模糊認識，比如說，認為毛澤東時代是與西方文化對立的——左派、右派都是這么認識的——這不符合歷史事實。有一件大事，大家都應(yīng)該注意到，新中國一建立，采用的是西歷，沒有像中華民國那樣，說“民國元年”、“民國三十八年”、“民國七十幾年”，沒有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十幾年”，一開始就決定用西歷——1949年。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完全習慣于用西歷來思維，是從新中國開始的。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事件，表明了共產(chǎn)黨的胸懷，毛澤東所領(lǐng)導(dǎo)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胸懷。我們從1949年開始用西歷，我們就變成西方人了嗎?沒有，我們還是中國人。為什么用西歷呢?因為用著方便。方便，為什么不用呢?第一方便，第二對我們沒什么害處。知道這是基督教的紀年，傳說中耶穌誕生的那一年，知道這個東西就行了，把它當做一種知識來了解。

　　我前段時間在博客上貼了一篇用文言寫的《朝陽孔廟記》，里面有一句“庚寅2010年春”。我的博客，每天都有很多漢奸來找茬兒、罵我，這回他們抓住說，你看，孔慶東根本就不會寫文言文——這是經(jīng)常用來打擊我的一句話，說孔慶東根本不配作北大教授，孔慶東不配、不配什么——這回又找到一個證據(jù)。他們說，孔慶東連起碼的文言文都不會寫，竟然寫“庚寅2010年春”，文言文怎么能有“2010”呢?文言文里怎么能插進阿拉伯數(shù)字呢?古代沒有這種紀年法呀。我們就來討論這個問題。這句話有沒有毛病，該不該這樣寫?在古代沒有人這樣寫。古代沒有這種紀年，當然就沒有這種寫法，就是“庚寅”。古代都是用這種方式紀年，比如《楚辭》，屈原寫的“惟庚寅吾以降”——我那個時候生的。可是，“庚寅年”六十年又來一回，我知道你是哪個“庚寅年”呀?這就是我們古代紀年的麻煩。中國古代的時間觀是輪回的，不斷地輪回，所以你老得計算。你要想計算出漢武帝離你多少年，得倒半天。在這種情況下，寫“庚寅2010年春”，可以不可以?它對文氣有沒有損害?它對我要表達的意思有沒有損害?要從這個角度去考慮。

　　在我看來，新中國文化從來是不拒斥外國文化的。我們有過很多文化運動，在這些文化運動中，批判過這個、批判過那個，但是，是在批判外國文化嗎?如果把它理解成批判外國文化，那就錯了。我們從來就沒有批判過外國文化，我們批判的是外國的低俗文化和反動文化。沒有任何一次運動，是批判外國文化的。即使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文革中，我們都翻譯了大量的外國最先鋒的文學作品。那時候，在內(nèi)部發(fā)行的，叫“灰皮書”、“黃皮書”、“白皮書”。我小的時候讀過很多。到了北大上學才知道，原來這些叫“現(xiàn)代派作品”。當時我們讀的時候，都不叫“現(xiàn)代派作品”，叫“修正主義材料”，而且，翻譯的水平非常高。

　　當前，國家確實是在內(nèi)憂外患的狀態(tài)中，大家都能感受到。我作為一個北大教授，生活得很好，如果只考慮個人的生活，也應(yīng)該像一些學者那樣，感謝這個年月。就像老舍《茶館》里的唐鐵嘴說的：哎，我得感謝這個年月。從我個人角度講，我感謝。但是一旦超出個人，一旦走出我的小區(qū)，我就覺得這個年月是沒辦法來感謝的。怎么能夠感謝?比如，我當年剛剛畢業(yè)的時候，掙一百多塊錢，雞蛋三塊錢一斤，我現(xiàn)在一個月掙五、六千塊錢了，雞蛋沒漲多少，還是大概三塊五一斤。這個現(xiàn)象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我的生活好了很多倍，而那個賣雞蛋的、那個養(yǎng)雞的，他們的生活并沒有多少改善，他們跟我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按理說，我從一百多塊錢漲到五、六千塊錢，雞蛋應(yīng)該從三塊錢，漲到起碼二十塊錢。可是，沒有。我們光想著要雞蛋便宜，沒有想到養(yǎng)雞的那個人。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國家內(nèi)憂外患、矛盾重重，個人也都陷入了迷茫和痛苦。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第一視頻”這個節(jié)目，贏得了這么高的收視率，是因為國家有問題。如果國家沒有問題，不會有人看這些評論——國家太太平平的，誰看這些評論呢?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辦?

　　很多人誤解我，包括我們“內(nèi)部”的人，也有這樣的誤解，以為我想回到過去。比如網(wǎng)上，可以看到這樣的評論：孔慶東，你回到毛澤東時代去吧，你回到文革去吧，或者你怎么怎么樣去吧。我要提醒的是，大家是不是真以為要回到過去?

　　比如弘揚傳統(tǒng)文化，是不是要回到孔孟時代去？繼承孔子的思想，就意味著要回到孔孟時代去嗎？要知道，孔孟時代并不是一個好時代。正因為那個時代是個壞時代，所以才產(chǎn)生了孔孟思想。那個時代如果是好時代，不會有孔子、孟子這么偉大的人。所以老子說的就對了，“圣人不死，大盜不止”。一個國家、一個時代，之所以有圣人，是因為這個時代不好。有人說春秋多好啊，知識分子周游列國。知識分子可能過得好，你光看蘇秦、張儀了，沒看看六國人民是多么痛苦。要站在六國人民的立場上，想一想。我寧肯知識分子不那么自由。知識分子為什么那么自由?是因為人家要利用你，利用你來攻伐、來發(fā)動戰(zhàn)爭。我們是不是要回到毛主席時代呢?當然不是。毛主席時代有許許多多比今天好的地方，但是肯定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如果好，毛主席就不會發(fā)動文革了。毛主席為什么發(fā)動文革?恰恰是因為那個時代有毛病，有很大很大的毛病。當然，不如今天毛病大。那個時候肯定有貪污、有腐敗，老人家看不過去，他就要搞運動。毛澤東那個思想，是對的。我們今天繼承他的思想，不代表要回到那個時代。另外，我們更不能變成外國，既不要變成美國，也不要變成巴西，更不能變成烏干達。中國的路，必須要自己來探索。

　　前不久，有一個朋友讀了我的《問還是不問》，我告訴他我就不喜歡提問，有什么問題都自己憋著想。現(xiàn)在，我更沒辦法提問。為什么?我引用我自己詩里的一句話，“前面已沒有路”。問誰呀?前面已經(jīng)沒路了，你已經(jīng)走到一個沒有路的階段了。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guī)?rdquo;，這句話的意思是謙虛，把每個人都當老師學習一點。但是，真正完整意義上的導(dǎo)師，已經(jīng)沒有了。我們中國，現(xiàn)在就處在一個前面沒有路、沒有導(dǎo)師的時代。我們一百年前認了一大堆“導(dǎo)師”，這些“導(dǎo)師”， 都挨個打過我們，結(jié)果，八個“導(dǎo)師”聯(lián)合起來打進首都北京了。當然，后來報仇了，我們在朝鮮半島上報仇了。當年不是八國聯(lián)軍進北京嗎?我們在朝鮮半島上干倒了十七個，兩個八國聯(lián)軍還饒一個——從那時候起，我們就沒有導(dǎo)師了。蘇聯(lián)曾經(jīng)是我們的導(dǎo)師，但是自個兒先垮了，所以中國現(xiàn)在只有靠自己。想一想我們引以為豪的漢唐風采，漢朝、唐朝那時候，中國以誰為導(dǎo)師?沒有導(dǎo)師。

　　在北大我最不愿意聽的話，就是什么“建設(shè)世界一流大學”。當你說你要建設(shè)“世界一流大學”的時候，你已經(jīng)把自己擺在三流了，而且永遠不會成為一流。因為，永遠看到的是別人跟你不同的地方，你認為那是優(yōu)點，以為就是自己的差距。最近，中文系一百周年系慶，我們老學長張旭東回來，他說，北大學什么?北大就是世界一流的。現(xiàn)在我不知道，起碼我上學的八十年代的北大，就是世界一流的。什么叫世界一流啊?世界一流是給別人定規(guī)則。你給別人定規(guī)則，我行我素，這就是世界一流。我們的漢朝、唐朝，不就是這樣嘛。漢朝、唐朝就是世界一流的，從來沒有要向這個、要向那個學習。是閉關(guān)鎖國嗎?不是!它戰(zhàn)略上不向人學習，戰(zhàn)術(shù)上把人家什么東西都拿來了。我們今天的很多節(jié)日、很多民俗，是漢朝、唐朝的時候確定下來的——打一個引號，都是“圣誕節(jié)”。今天的中國，許許多多的傳統(tǒng)文化，都是外來的，都是我們“吃”進來的。那樣的一個時代，是“有為”、“無為”相結(jié)合，想有為就有為，想無為就無為，可以說“無為而治”。但是，你要打我的時候，一憤怒，追你一萬多里，一直給你追到歐洲去。

　　我們今天講傳統(tǒng)文化，比如說佛教，佛教本來就不是中國的東西。我們遙想兩千年前的佛教，在當時中國人心中的地位，跟我們今天想基督教是一樣的，看著都是邪魔外道——好好一個男人，把頭剃禿了，這不是邪教，是什么?!那個時候我要說我是“孔和尚”，一定要受歧視的。可是，我們就沒有說過，不許人家信佛教。來了之后要斗爭，斗爭的結(jié)果是雙方都會變形。比如，根據(jù)佛教原始的教義，人是不孝敬父母的——佛教講眾生平等，孝敬什么父母啊?孩子和父母沒關(guān)系。孩子和父母的關(guān)系，就是瓶子里裝一個東西，倒出來了，把東西倒出來之后，跟瓶子沒關(guān)系了。但是到了中國，你說不講孝?不行。佛教也是不拜帝王的，“沙門不敬王者”，和尚見了帝王是不拜的——我和帝王是平等的，我拜你什么啊，不拜。不拜，統(tǒng)治者生氣啊，傳播不了。所以，佛教到了中國，就得中國化。慢慢它就中國化了，也得孝敬父母，也得拜見帝王。那怎么跟佛教教義融合呢?怎么解釋得通呢?它就說，父母是前世的佛，帝王是前世的佛，有的帝王是現(xiàn)世的佛。它改變自己的教義，就能夠融進中國。

　　基督教到了中國之后，不用政治的力量、暴力的力量去排擠它，它要不要中國化？它慢慢地是要中國化的。我到一些教堂去，農(nóng)村的一些教堂，發(fā)現(xiàn)有一個很有趣的現(xiàn)象，很多教堂的門口，開始貼對聯(lián)了，上聯(lián)是耶穌如何，下聯(lián)圣母如何。有這一天就好辦了，我相信有一天，圣誕節(jié)之夜，教堂會發(fā)餃子，另外問要不要醋。如果有這一天，不是很好嗎?

　　新中國的強大，在于它真正繼承了傳統(tǒng)文化。你看它打倒這個、打倒那個，高舉輕落，實際上繼承的是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中華民國之所以被打到一個臺灣孤島上去，是因為它口里講傳統(tǒng)文化，而實際操作中，處處破壞傳統(tǒng)文化，破壞仁義禮智信。共產(chǎn)黨是恢復(fù)一個仁義禮智信的社會，共產(chǎn)黨就不允許黃世仁大年三十晚上去人家家里逼債，把人家閨女搶走——這就是破壞傳統(tǒng)文化的——共產(chǎn)黨就是要恢復(fù)一個信義的社會。

　　但是這種總體上的包容，經(jīng)常會遭到破壞，比如文革中就有極左。我們本來，應(yīng)該理性地去總結(jié)文革中的成就、錯誤，可是，當我們還沒來得及理性地進行學術(shù)清理的時候，政治的力量就來了，把文革打包封存，不許大家去談?wù)摚桓诺胤穸ǖ簟Ｄ敲矗蚁胛覀冊谖母锏难芯可希忠浜蟆Ｎ母镏械臉O左傾向，一再受到毛澤東，還有一些其他領(lǐng)導(dǎo)人的糾正。今天左、右派都有一個誤解，以為毛澤東是一個固定的“左派”。毛澤東是“左派”嗎?我們看一部黨史，毛澤東用最大的力量反對了極左。那說毛澤東是“右派”嗎?毛澤東當然也不是右派。毛澤東是人民派！在一時一地，什么樣的言論、什么樣的舉措對人民有利，他就站在那個立場上。當極左危害革命的時候，他跟極左斗;當極右危害革命的時候，他就跟極右斗。他有一個真正超越左右的立場。

　　近20年來，中國社會又倒向了另一面，由極左變成了極右。種種弊端就不去舉例了。當然，物極必反，我們要多看主流的東西。

　　我們看看世界上的那些列強。美國文化好在哪兒?美國搞霸權(quán)，現(xiàn)在中國人民都看透了，中國人民現(xiàn)在反美情緒很重。但是越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卻越要提醒——我們要學習美國。我已經(jīng)在很多場合講過，美國文化的精華、美國政治的精華，就是毛澤東思想。美國人最講政治，美國人看問題永遠是政治標準第一，其他標準第二。政治標準錯了，那就跟你“拜拜”。跟人畫線拉距離，都是以政治作為標準的。美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美國會搞“統(tǒng)一戰(zhàn)線”，最了不起的一條，是美國的“槍桿子里出政權(quán)”——處處都是毛澤東思想的精華。美國教育你的招，跟自己使的招完全是兩回事兒。告訴你的招，都是忽悠你的。它讓你開放市場，自己貿(mào)易保護得好好的。

　　美國還有一個優(yōu)點，就是美國文化也是包容的。美國為什么這么強?它真正具有我們剛才說的漢唐風采，來者不拒，什么人來都可以。中國優(yōu)秀的青年學生，鋪天蓋地跑到美國去給人家打工，美國害怕了嗎?美國沒有害怕。美國有沒有說中國人來這么多，把我們的文化占領(lǐng)了怎么辦，成我們的主流怎么辦?美國不怕，它有應(yīng)付你的招。它真正核心的精英，是自己的，有大概四、五千個精英控制著，你們這些人，不管博士、碩士，都是給我打工的。它有這樣一種包容的胸懷。

　　歐洲其實也是包容的。歐洲分裂成很多小國，這些小國是政治上一個一個的小國——尤其是他們在政治上誰也收拾不了誰，只好在政治上各自獨立——但實際在文化上，恰好保持了一個多元性。所以歐洲從文化整體上來看，是分裂中的統(tǒng)一。

　　我們的鄰居，日本是包容的。我在日本呆過一年，我覺得日本在包容問題上也做得非常好。韓國為什么老不能真正地崛起?就因為，韓國文化是不包容的。它老覺得自己牛，所以它永遠是被侵略的一個二等國家，是一個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日本為什么成為帝國主義了呢?帝國主義當然不好，但是日本是包容的。在日本，什么思想、什么宗教你都能找到，西方有什么，它就有什么。但是，在這種包容之下，恰恰保留了它自己的東西，把自己的東西保護得非常好。

　　我所在的單位，北京大學也是包容的。因為包容，所以就要在多個角度上、多個層面上挨罵。北大是左派、右派都有，最左的人、最右的人，都在北大;最熱愛人民的，最欺壓人民的，北大也都有——北大就是這個樣子。很多人說，北大能不能把某一種聲音去掉?我認為去掉是不好的。北大就應(yīng)該保持這樣一個陣容，就應(yīng)該上一節(jié)課陳獨秀講，下一節(jié)課辜鴻銘講，上一節(jié)課教授說“男女平等”， 下一節(jié)課教授說“男的就得娶四個老婆”——這才是北大。

　　但是，某一個具體社會時段，社會輿論認為某一方是真理，另一方是謬論的時候，就很容易把被認為謬論的那一方給翦滅掉。在那一時一地看起來，好像是正確的，但是把眼光放大之后，是錯誤的、是有害的。就好像一個花園里，我們以為把毒草除盡，剩下都是鮮花的時候，鮮花里還會自然地生長出毒草。比如我們把資產(chǎn)階級都消滅盡了，黨內(nèi)會自然再產(chǎn)生新的資產(chǎn)階級——還不如留著幾個明面兒的資產(chǎn)階級看看。后生長的資產(chǎn)階級，更可恨、更可怕。

　　歷史上從古到今的偉人，其實都是寬容的。我們把他們分成儒家、道家、法家……你要仔細看他們的原話，很多是互相交叉的。孔子是儒家，孔子沒有道家的一面嗎?當然有，孔子當然有道家的一面。老子是“清靜無為”嗎?我看不是，我看老子“陰險”著呢，你要是打仗，一定打不過老子。老子的“清靜無為”，隨時可以變成非常厲害的兵法——“將欲取之必先與之”，這是多么“陰險”的招數(shù)。所以說，一個人，不能固定地看他。

　　就看新中國的創(chuàng)始人毛澤東，毛澤東是最寬容的。毛澤東對于跟他意見不同的黨內(nèi)同志，包括跟他直接對立的敵人，沒有人比他做得更寬容。毛主席一家被國民黨殺了多少?祖墳都被何鍵挖了好幾次。但是當新中國成立之后，毛主席發(fā)布了一條命令，保護蔣介石在奉化的祖墳。有這樣寬容的人嗎?他若要報仇，得向多少人報?你比一比毛澤東和斯大林就知道了，斯大林是真正的俄羅斯性格，該殺的就殺。毛澤東的本意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當然，在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有的地方是殺了人的，殺得不少。但如果沒有毛澤東“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個政策，肯定會擴大到不知什么地步。

　　我們要想前進——不論是國家要前進，還是我們個人在奮斗的路上要進步——必須得學會包容。要忍讓，要大度，要犧牲。我不去講那些宗教的教義，反正個人覺得，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沒什么可失去的，人活著就是賺了。世間萬物，不都是分子構(gòu)成的嗎?怎么它就是一個水瓶，我就是一個人呢?我跟它比，我早就賺了。我這輩子，當一個乞丐都是樂觀的——我當一個乞丐都有意義，我怎么就沒成一個礦泉水瓶子呢?想到這里，人生就沒有失去什么。

　　有很多人說，孔老師每天那么多人在博客上罵你，你怎么不生氣呢?我也不是完全不生氣，有時候也生氣，但是生氣就是一會兒，因為從根本上講，我沒失去什么，他罵我恰好暴露了他自己。罵我的人越多，擁護我的人就成倍地增加，因為他們都發(fā)現(xiàn)，罵我的人，是沒水平的人。罵我的人大體上分兩種：一種是壞人，一種是沒水平的人。

　　回到這個日子上來，我們能不能把圣誕節(jié)“吃”進來?我覺得中國文化發(fā)展的過程，就是一個動態(tài)的、不斷去吸收其他文化的過程。在中華文化內(nèi)部，中心與邊緣不斷地互動。當中心的民族腐敗的時候，通過游牧民族與農(nóng)業(yè)民族的戰(zhàn)爭，不斷地吸收游牧民族的血性、蠻性，中華民族才保存了生命力。

　　中國人有一個非常好的優(yōu)點，看上去好像亂七八糟，但是在這個亂七八糟中，涌動著一種要過好日子的強烈的愿望。不論有沒有文化，不論城鄉(xiāng)工農(nóng)，每個人都想把日子過好，這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動力。很多民族沒有這個動力，或者這個動力不夠。

　　我有次上課舉了一個例子，中文系請一個日本教授來講課，我們?nèi)C場接他，路上交通擁堵，前邊兩個司機跳下來就打架，在外國朋友面前，我們覺得很不好意思。我們眼看著兩個中國司機打架，就說，中國有些人不文明——意思是我還比較文明，他們不文明。但沒想到日本朋友特別高興，“哎呀，中國人真有活力”，他認為中國人有活力。我一想他不是恭維，他說的是真的。因為日本人不打架，在日本絕對看不到這種情況。他不打架，是他心里不想打架嗎?不是。他兩個人遇到這種情況，也是恨得要命，恨不得把對方殺了。但是，日本人表面上都是文質(zhì)彬彬的，下來都是“哈衣哈衣搜戴斯乃”，其實，他們心里恨不得把對方殺掉，但它沒有這個活力了。我們中國人下來大罵一番，每個人罵得酣暢淋漓，心里特舒服，開車走了，生活繼續(xù)滾滾向前。我覺得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

　　我們今天，終于把西方文化看透了。當然，還沒有百分之百看透，在一定程度上看透了，我覺得這是好事。比如看透了諾貝爾文學獎，看透了諾貝爾和平獎，這些都看透了。看透了之后，怎么辦?不是去滅他。我們自己搞個獎——我們不能搞個“孔子和平獎”嗎?你可以搞個自己的和平獎，跟他去和平競爭。當他來侵略我們的時候，當然不行，但人家沒有侵略你的時候，你不要主動去滅人家。中華文明從來不主動去滅人家。我們歷史上有過很多戰(zhàn)爭，但是，我們打的從來都是防守反擊，沒有主動去打過人家、滅過人家。主動去滅人家，都是要失敗的，要記住這一點。所以我今天重點講的，就是利用圣誕節(jié)的契機，來講一下我們在當前這種形勢下，在國內(nèi)外內(nèi)憂外患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尤其要保持冷靜的心，保持團結(jié)大多數(shù)人，要寬容。

　　“第一視頻”能夠從960萬名，躍進世界“500強”，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包容。我們不像其他一些媒體——既不像南方報系，也不像北方報系——不是只容許一種聲音發(fā)言。我們?nèi)菰S多種聲音發(fā)言，包括“孔和尚坐視天下”這個節(jié)目，也可以有反對我的聲音、罵我的聲音，都可以。怕什么?沒有什么可怕的。我記得第一次做完節(jié)目之后，我就說我們這個節(jié)目定位，應(yīng)該是“平民立場，學者深度，環(huán)球視野，中華氣派”。關(guān)鍵是我們能不能做到。只要我們堅持平民立場——平民里邊什么人都有，平民立場不是某一個立場，農(nóng)民跟工人、跟小商小販，肯定立場不一樣，藍領(lǐng)和白領(lǐng)的立場，也是不一樣的——“平民立場”，包括了最大多數(shù)人的立場。正因為包容了這么多的人，才能在短時間內(nèi)獲得這么多朋友的擁護。

　　在座的各位，大多數(shù)我都不認識，謝謝你們對我的喜愛、對我的支持。同時，我也希望我們彼此之間，也要互相包容，不要有宗派、有山頭。我這個學期，在北大講的通選課是“金庸小說研究”。金庸的《鹿鼎記》里，反清復(fù)明還沒邊兒呢，離得還遠著呢，天地會和沐王府就先爭論起誰是正統(tǒng)來了。最后，反清復(fù)明就失敗了。今天，就有一些以“正統(tǒng)馬列主義”自居的勢力在出現(xiàn)。馬列主義是好，但是馬列主義本身不需要發(fā)展嗎?馬列主義當然需要發(fā)展。盲目地反對馬列主義是不對的，但是把馬列主義定為“一尊”，恐怕也是需要反思的。我們彼此之間，在這個年頭，特別需要互相團結(jié)、互相包容。我們想，新中國還沒打下來的時候，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先干起來了，這新中國還有影兒嗎?肯定沒影兒。我想，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他們幾個人的思想一定就是不一樣的。他們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就不一樣，毛澤東和劉少奇不是到了文革才思想對立的，早就思想不一樣。但是他們團結(jié)一心，要打下這個新中國來，以后的事慢慢解決，人民內(nèi)部的事情、黨內(nèi)的事情，慢慢解決。

　　說到我個人，也希望大家能夠包容我。我是一個被動的人，我自己是不愿意干這干那的。我一直標榜自己是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只是因為“自由”這兩個字被壞人搶去了，他們非得說我不是自由主義者。其實，我是最正宗的自由主義者，我從來不干涉別人，但是干涉我不行，所以我脾氣不好。當我脾氣不好的時候，當我有很多壞毛病的時候，希望朋友們能夠包容我。在這樣一個真正包容的情況下，就像我們北大說的“兼容并包”，萬物并育，一起生長。在這種好的氛圍中，我們一起來坐視天下風云，走向美好明天!

　　今天是“圣誕節(jié)”，祝大家“圣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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