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新工人權益的人大多對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有所耳聞，它是一家民間非營利性社會公共服務機構，由新工人藝術團的孫恒、王德志、許多等人組織成立。工友之家在2005年入駐皮村之后，先后創建了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打工者子弟小學、同心農園、工人大學等多家公共服務機構，并于每年舉辦打工春晚，在社會各界引起過廣泛討論。這一系列的組織是基于新生代工人的自覺，旨在建立一個工人文化社群，以互助和文化教育的方式，維護打工者權益。工友之家曾被北京市政府評為“北京十大志愿者團體”，也吸引了眾多年輕的知識分子前來開設文學課堂和其它形式的服務。然而，在隆冬時節，傳來了工友之家因和當地村委會之間的矛盾而被迫遷出的消息，目前已被斷電，社群里的人不得不忍受天寒地凍。因種種原因，北京五環和六環間的城中村皮村聚集了北京的外來務工人員——這里有外地人口大約兩萬人，工友之家在此成立的意圖也是立足于打工者聚集區為工人服務，若是被迫遷于別處，其存在的意義則會大打折扣。此消息傳來后，關注工友之家的眾學者紛紛發出呼聲。

　　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老師聞訊后致信北京朝陽區委，并口述此文由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整理后授權澎湃發表。在溫鐵軍看來，這一村委會和打工者所代表的下層社會的沖突，應該認識到實際的處境和困難。這一沖突反映出的是基層債務過重到年底面臨還債壓力，把村鄉兩級債務鏈所發生的矛盾轉移向打工者公益服務組織和其他的租戶。

　　2015年1月7日，北京，皮村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算是北京工友之家的大本營。 視覺中國 資料

　　大多數人是從“打工者公益組織是否應該在北京落地生根”這樣一個角度來談此次“皮村逼遷”事件的。但，這個角度似乎未能深入認識到這次問題發生背后的實際原因。以我對現在基層情況的了解，認為相關背景更需引起關注。

　　第一個是基層債務過重到年底面對還債壓力(例如北京工友之家求助信里所反映的私下索要錢款的情況)。第二涉及基層為應對這種復雜狀況而采取的非規范手段(例如求助信里提及“幾個剛喝了酒的小伙子”對工友之家強行斷電等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具有普遍性的基層情況，往往會惡化為不同形式的下層社會的對抗性沖突，且很容易被浮躁地做“泛政治化”處理;但被人熱炒一番之后的結果卻并不有利于弱勢群體……

　　先看逼遷可能涉及復雜的基層債務問題。

　　從北京工友之家現在所提供的材料來看，實際原因似乎是村和鄉兩級之間在債務問題上存在某種理不清楚的情況。村里面的這次行為，估計不是只針對北京工友之家，而應該是對村內大多數租屋用于居住或經營活動的租借方。村里想通過檢查、收費等行為來緩解村級開支的困難;或者是支付銀行利息把舊貸轉為新欠;或者是緩解村鄉兩級在債務上的復雜關系。這個基層債務過重問題其實是普遍存在的“成本轉嫁”。在現在這種自上而下地逐級轉嫁財政增收任務的壓力下，很多地方的基層財政本來就是“虛”的，實體經濟L型下滑的時候稅收本身并不可能做“實”。到了年底就有些賬要填窟窿。所以，我們是不是換個角度，分析一下金盞鄉和皮村在財政、稅收、債務、開支各個方面到底是什么狀況?

　　這一點，至少應該提出來，因為這就相當于換了一個角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化”的角度看基層社會的矛盾沖突，而是從更實際的角度看類似問題應該怎么化解——對容易引起“政治化”聯想的事情。

　　為此，我們應該建議村鄉兩級都適當地調整一下工作方法，不要過分地把村鄉兩級債務鏈所發生的矛盾轉移向打工者公益服務組織和其他的租戶。皮村外來租戶里面，有些屬于開展經營活動的，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承載能力。而純公益性的租戶，是沒有承載能力的。如果都普遍地“雁過拔毛”，恐怕沒有收入的公益組織是最受不了的。更何況，公益組織有一種社會性，往往會更希望上級政府能夠對公益組織有更優惠的政策，而不是一般商戶的對待方式。皮村事件造成的這種不公正的感覺，恰恰對應著村鄉兩級復雜債務關系。

　　而且，從這個角度討論此事，也許能夠幫助雙方緩和矛盾。

　　基層債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基層的債務關系是個非常復雜的現象。我們稍微搜索一下資料就可以知道，十幾年前，我們剛剛開始搞鄉村建設的時候，中央提出了農業免稅政策。當時在相關討論中，我們就向國務院提過：一旦農業免稅，地方政府和鄉村基層通過搭車收費來填補債務窟窿的條件就消失了，鄉村兩級的債務就要暴露。那個時候，據我們調查，鄉級債務最嚴重的約四千萬，村級債務最嚴重的約五百萬。當時覺得已經非常嚴重了!但現在，基層負債的規模相比十年前早已經十倍不止，地方政府債務高企，以至于現在村鄉兩級的工作大都不可能正常開展，沖突到處發生的情況下，基層良性治理就根本談不上。

　　如果從政策角度來看逼遷原因，需要更多強調理順村鄉兩級的收支關系，財權和事權做到相應的統一，盡可能少向基層壓過多的事務性工作，以使基層工作多多少少能夠在實現自治性上放開些手腳。

　　以上是第一點。我的意思是，在事實還不清楚的情況下，不要過急、過早地就對之做“政治化”的處理。我想先說這一點，也給雙方特別是鄉村基層組織下臺階，要幫助雙方緩和氣氛。

　　第二點是基層干部的“非規范手段”。

　　在基層債務鏈繃緊、債務壓力過于沉重的情況下，任何一級、任何一個鄉村主管干部，都難免會有這樣那樣的非規范手段，在發生矛盾的事情處理上，往往不可能做到合乎法制的規范化處理。也就是說，完全合乎法律、合乎制度、合乎政策規范的手段，往往是處理不了這種復雜的債務關系及其所引發的問題。

　　因此，在發生矛盾的處理過程中，各種各樣的手段、非規范的處理方式，到處都會發生。因此，我們不應該孤立地看這個皮村逼遷事件，而是希望在對這件事情的觀察、討論和處理上能夠明白，恐怕并不一定是他們(皮村村委會)非要這么干。某種程度上，如果他們不采取某些不規范的方式的話，處理不了年底財務困境。但是，這剛好撞到工友之家這個“槍口”上，引起的社會反應比較大。

　　第二點分析相當“軟”，但里面也有“硬釘子”。如果真想讓這件事不引起那么大的社會反應，不至于影響穩定大局，那就還是希望處理事情的主要方面，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鄉村基層，能夠適當地調整他們那些不規范的策略和手段，以免造成矛盾激化。因為逼遷工友之家公益組織這種看上去是個別的矛盾，比其他矛盾更易于激化，一般都會導致過去累積的矛盾的爆發，從而導致過去使用不規范手段所造成的很多基層問題的大量暴露。這樣，對當事方——無論當事的哪一方都受影響，但恐怕對主要矛盾方面的影響更大。這就是“硬釘子”。

　　這個分析說得很客觀，意思卻是清楚的：“巨大債務壓力下的當事人，原本一般的經營風險都會轉化為惡性的道德風險”。

　　以上兩點是對這個事情相關背景的分析。

　　第三，中國的文化事業與維護“自信”高度相關，這種自信應該包括兩億七千萬打工者自主的文化表達。我國幾乎所有的博物館都有財政經費，打工者博物館為什么沒有?難道它不是中國當代文化的一個重要表達嗎?試問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幾個打工博物館?有幾個新工人劇場?有幾個打工者創辦的同心互惠商店?中國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流動打工者人群。如果說中國得了全球化的好處，那在全球化帶來的多種變化之中，像工友之家這樣的在多元文化表達、共享經濟等方面進行積極探索的打工者自主服務事業本來就是題中之意。但是為什么連生存下去都沒有條件?

　　這一點，帶有較強的批評性，但總是有人要問的。

　　盡管這次逼遷事件的發生可能有一定個別性，但是既然這件事真實發生了，那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反思。而且大多數人都會站在打工者的角度討論此事。如果進一步討論下去，人們就還要提出很多問題：為什么工會不管打工者維權、為什么文化局不管打工者的文化事業?此前還發生過教育局非要取締打工者學校的事件!總之，為什么要把打工者自主形成的公益機構排斥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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