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國際展望》2015年第三期

　　作者：蘇長和（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外交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內容提要】戰后國際體系經歷了從分裂走向整體的過程，中國始終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人們應一以貫之而不是分裂地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中國一直是戰后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建設者和貢獻者。但在一個異質性很強的國際體系中，如何實現不同文明、價值、制度和道路之間的互相承認與尊重、和諧與共生，避免國際體系分裂對抗，仍然是國際社會的重要任務。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是概括中國外交理論的重要樣本。當前國際體系經歷的從轉型到定型的過程，必然也是一場知識范式革命。中國外交理論的解釋體系并非只能解釋中國自身、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還能解釋他國與世界的關系，并為處理這種關系提供借鑒。這是中國特色外交理論在經歷理論本土化階段后，實現國際化和在外部世界的當地化過程。

　　【關鍵詞】戰后國際體系 中國外交史 中國外交理論 國際化 當地化

　　一、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

　　國際體系是一個名或者概念，這個“名”隨著時代變化被賦予了不同的含義。不同國家在使用“國際體系”這個概念時，其所指往往有所不同。從法律意義上看，二戰結束后成立的聯合國形成了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一度被排除在聯合國體系之外，直到1971年才恢復合法席位。沒有占世界人口1/4的中國以及廣大亞非拉獨立國家的加入，聯合國體系就是殘缺的、不完整的。冷戰期間，為應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孤立和遏制戰略，當時的外交工作重點之一就是尋求國際上更多國家對新中國的承認。同時，聯合國體系也持續擴容，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和殖民體系的土崩瓦解，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紛紛加入聯合國體系。與其剛成立時相比，今天的聯合國成員數量翻了近兩番。此外，隨著戰敗國日本、德國(聯邦德國、民主德國)相繼加入聯合國，聯合國成員體系與其初創時相比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它既不將新興獨立國家排除在外，又吸納了戰敗國，因此早已不再是創立時期的體系，今天的聯合國最能反映主權國際體系的全貌。

　　從國際政治、經濟組織意義上看，“國際體系”的含義則更為復雜。美蘇冷戰爆發后，世界出現兩極政治狀態，國際體系由此也分裂為兩個體系，美國和蘇聯分別組建起意識形態、政治、經濟、軍事兩大陣營，各自所言的“國際”體系含義不同，不少新興獨立國家被迫卷入兩大體系競爭之中。兩大體系之間互相隔絕，來往不多，尤其在經濟層面;同時，兩大體系內部也逐漸出現分裂，加上越來越多的新興獨立國家不愿在美蘇之間選邊站隊，在國際上高舉不結盟運動旗幟，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兩大體系逐漸顯現出瓦解的跡象。蘇聯解體后，兩個體系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因此，人們現在所說的“國際體系”，更多是從全球或世界整體意義上來講的，與冷戰時期的資本主義國際體系或社會主義國際體系的語境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北約軍事聯盟體系、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深深打上冷戰和美國印記的組織體系至今仍然存續。這類組織尤其是經濟組織雖然經歷多次擴容，但主導權基本還是掌握在美國等少數西方大國以及跨國公司手中。從詞語政治學來說，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這一支國際政治理論傳統中，尤其喜歡用普遍性詞語來命名許多功能性組織，例如以“國際”、“世界”、“全球”等普遍性修飾詞語，使得不少西方世界內部組建的國際組織從一開始就給人以世界性的、國際性的心理效果。當然，不在這個體系之內的國家往往被歸為“異類”、“另類”、“不入主流”、“自我孤立”等。這是我們讀西方政治學著作和外交措辭時需要注意的一個詞語現象。[①]

　　在戰后國際體系復雜演變中，中國究竟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這里涉及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即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的認識，或者是對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后中國與國際體系兩個階段彼此關系的看法。目前，官方以及一般外交史教科書側重于分述這兩個階段的外交，將其視為兩個不同的階段;從學界研究來說，有一種觀點至今仍然在國內外中國外交史敘事中比較流行，認為改革開放前中國被孤立在國際體系之外，是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挑戰者甚至是革命者，改革開放后中國改變了自己的國際體系戰略，開始主動“加入”、“融入”國際體系，是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②]

　　本文認為這種歷史敘事方式需要改變。我們應該堅持一以貫之的一期法，而非兩個階段分立的分期法來看待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簡單地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前是國際體系的挑戰者，而在改革開放后才是國際體系的建設者、貢獻者，既不準確，也容易引起誤解，且容易導致反向心理暗示效果，即中國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后才開始對國際體系有所貢獻。顯然，這種敘事和分析方法多少受到英美國際關系史標準的影響。在英美國際關系史敘事中，其討論的“國際”體系實際上是指由其主導的西方國際體系，新中國成立后一度與這個體系交往不多，被人為排除在該體系之外，因而按照其外交史敘事，自然習慣于將新中國說成是這個國際體系的挑戰者甚至是革命者，而不是一個“合作者”。因此，看待中國在戰后國際體系演變中的角色，應該堅持連貫而不是割裂的原則來進行分析，準確地說，應該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就一直是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這樣也就完整了。[③]

　　中國一直是聯合國主權國際體系的維護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一段時間與聯合國有過不愉快的經歷，包括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操縱聯合國拼湊“聯合國軍”武裝干涉朝鮮半島局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阻撓恢復中國的聯合國合法席位。即使在這種國際環境下，中國并沒有否定聯合國以及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新中國用了20多年的時間，最終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在被人為排除在聯合國體系之外的年代，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同新興獨立國家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亞非會議十項原則，同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并不相悖，反而是對其的重要豐富和發展。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以后，中國也一直是聯合國尊重主權與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的維護者。因此從聯合國代表的主權國際體系來說，認為改革開放前中國是國際體系的挑戰者和革命者，改革開放后才是國際體系的建設者和貢獻者，這種說法既不全面也不客觀，問題的關鍵在于對“國際體系”含義的不同理解上。

　　進而言之，中國外交以實際行動推動了聯合國主權國際體系的擴容，使得聯合國體系更具廣泛性和代表性。這里涉及新中國外交史的另外一個問題，即人們經常從消極意義解讀新中國成立后與廣大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的關系，簡單用“輸出革命”來將那段外交關系史定義為消極的、負面的、不可取的，或者直接用“革命外交”來定義那段時期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這種看法多少受到美國國際關系史立論的影響，因為后者的立論傾向于認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對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一直采取不認同或者挑戰的態度，從負面意義定性“革命”。然而，一旦將這個問題客觀地擺到當時整個國際體系變革環境中看，就能夠更正面、更積極地評價這段時期中國外交對推動國際體系擴容所作出的貢獻。2015年是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召開60周年，亞非會議本身是新興獨立的亞非國家試圖在國際體系中爭取平等權利的一座里程碑，會議對當時殖民地地區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運動、爭取民族獨立運動產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并最終推動了幾百年來國際殖民體系的土崩瓦解。可以說，當時的國際關系潮流、主題和民心所向還不是和平與發展，而是解放與獨立。中國革命道路的成功本身就對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具有示范和啟蒙效應，新中國外交抓住了這一世界民心和大義所向，站在國際正義和世界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上，支持、援助、引導并緊跟亞非民族解放和獨立的潮流。同時，一大批亞非新興獨立國家加入聯合國主權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聯合國體系的成員結構，也正因為聯合國成員結構的變化，中國后來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也就水到渠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能簡單地從西方話語“挑戰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角度理解新中國成立后的“革命外交”，應該從貢獻意義上闡釋新中國這段外交對國際體系擴容以及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意義。如果我們在這個世界歷史規律和敘事線索下看，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史，就不是割裂的，而是連貫的，即新中國成立以來，而非改革開放以來，就一直是國際體系改革和國際秩序建設的建設者和貢獻者。

　　二、戰后國際體系的新變化與中國

　　當前國際體系與戰后國際體系相比已經出現了許多新情況，呈現出一些具有新的世界歷史意義的變化特點，中國對此要有充分的評估。

　　第一，國際體系的容量與主權國家的數量基本穩定，形成一個互相承認、互相確認的主權國際體系。

　　1990年納米比亞的獨立宣告了殖民時代的正式終結，1991年蘇聯解體則宣告了冷戰的終結。解放和獨立作為世界潮流，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就已經進入尾聲，不再是國際關系的主題，取而代之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則成為時代潮流。以聯合國為代表的主權國際體系的定型是對主權國家完整性的一種保證，由此真正確立主權國家之間相互承認、相互確認的體系，這是國際關系來之不易的進步。主權國家之間互相承認、互相確保，至少從形式上抑制了霸權國家像歷史上的大國那樣肆意地侵略、瓜分、占有他國。

　　主權國際體系的定型對國際關系的意義非常重要。簡單地說，就是在聯合國成立之初，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爭取民族和國家獨立的運動是正義的;但是，當幾乎所有地區的國家均成為聯合國主權體系的成員以后，彼此處于相互承認、相互確保狀態時，成員內部的民族分離主義運動就應該受到抑制而不是鼓勵，否則現存主權秩序將受到威脅。此時，一個革命的、需要不斷擴容的國際體系被一個相互承認的主權國際體系所取代。對于大國來說，它需要對支持和鼓勵民族解放和獨立運動的外交進行調整，轉而堅決支持相互承認的主權秩序，避免主權國際體系由于分離主義或者破壞主權的行為而陷入動蕩。這個道理同樣適用于那些從革命者轉為執政者的新興獨立國家的政府。正是基于主權國際體系逐步定型的外交判斷，在一個明確的、相互承認的主權國際體系中，中國自身也完成了外交調整，從聲援、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爭取國家獨立、打破殖民體系的正義運動，轉而支持這些新興獨立國家主權的鞏固和完整，同時與時俱進地不再把解放和獨立視為國際關系的潮流和主題，作出和平與發展成為國際關系潮流的時代新判斷。表面上看中國這一立場轉變似乎是矛盾的，但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對主權原則的支持。因此，只有在這個背景下看新中國外交，才能更進一步從連貫的角度認識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外交的調整和轉變。

　　反過來或者對比起來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殖民大國竭力阻止或者延緩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獨立浪潮。直到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聯合國主權國際體系的定型，在一個本應相互承認、相互確保的主權體系內，卻又出現了各種對主權國家的新干涉主義逆流，直接或間接、公開或隱蔽地支持主權國家內部的反對派、分離主義、各類所謂“顏色”革命等，這種行為與二戰結束后支持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性質已經不可同日而語。20世紀90年代后的一段時期，聯合國又被所謂的民主、人道主義干涉理念所誤導，執行了許多卷入他國國內沖突的項目，同時，個別大國以民主的名義支持一國國內反對派甚至極端派、人道主義干涉、顛覆他國合法政府以及保護的責任的濫用等，威脅到現存本應互相承認、互相確保的主權體系。這是當前主權國際體系值得關注的一個動向，它實際上已經導致西亞北非國家內部的分裂和動蕩。肆意破壞主權的行為和實踐，如果不予以抑制的話，其對國際體系造成的混亂將是不可想象的。聯合國和負責任大國必須積極行動起來，抑制這種行為，那些追隨個別大國干涉其他國家的中小國家，將來很可能也會成為被干涉的對象和犧牲品。

　　互相承認、互相確保的主權國際體系在受到尊重的時候，人們并不會感覺到它帶來的穩定秩序，而該體系一旦遭到破壞，則必失之而后悔。在主權體系尚未覆蓋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之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利用各種學說為其對外擴張尋求說辭，圍繞勢力范圍的爭霸戰爭賡續不絕，而隨著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主權國際體系定型，在一定意義上從法律和道德上減少了霸權國家對國際體系穩定的威脅。就此而言，戰后世界沒有發生系統性的戰爭，并不能簡單地歸因為核武器、兩極體系規則、大戰的痛苦歷史記憶等，而一個走向穩定的主權國際體系功不可沒。當前，人們都在談論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變革問題，但聯合國、大國以及更多國家如果不能更多地從主權秩序的本質來看待國際秩序建設，則很可能舍本逐末，失去要領;如果輕率地舍棄或者否定主權，國際體系勢必陷入混亂和動蕩之中。

　　第二，世界政區的變化對當前國際體系轉型的影響。

　　不少發展中國家在引進西方輸出的對抗性民主政治之后，國內政治和國家治理仍處于艱難的適應過程中，而且這種對抗性民主政治也為外部干預留下了漏洞，由此導致滅國之災的事例也有不少。這里并不是要評判他國政治制度的好壞，而是從客觀的政治學立場和人民的福祉出發，來反思對抗性民主政治被發明和推廣后，對國家分裂和相互承認、相互確保的主權國際體系的潛在沖擊。純粹站在學術研究立場上，討論對抗性民主政治可能是人類最糟糕的一種政治發明可能會讓一些人不快或不適，但是從穩定與秩序計，它是否真的有利于當前相互承認、相互確保的主權國際體系則值得反思。

　　但有分必有合。戰后國際關系既有國家增生和國際體系擴容的趨勢，也有合作和統一的趨勢。戰后國際體系當前轉型的一個重要方面體現在世界政區的變化上，表現為地區合作和地區性統一組織的興起，它反映了國際政治多極化、多中心化的趨勢。中國對此的評估是樂見其成，積極推動，而非消極阻礙、搞離岸平衡。中國深厚的大一統政治文化使得其在國家問題上形成了鮮明的歷史認識，也就是統一、穩定、秩序遠比分裂、動蕩、混亂更有利于人民福祉。中國鼓勵各個地區探索實行地區聯合的自強運動，積極與歐盟、東盟、非盟、阿盟、海合會、拉共體、太平洋島嶼國、中東歐國家等建立超越國家層次的合作伙伴關系。

　　政區變化正在對聯合國體系產生一定程度的稀釋作用，在一些情況下也具有補充效果。一方面，地區統一組織越來越多地承擔著聯合國體系及其下屬組織在地區層面難以實施的項目和議題;另一方面，近年來地區組織或者地區內核心國家開始處理越來越多的安全事務。非盟正在加速組建自己的維和部隊，處理非洲安全問題;2015年3月29日，第26屆阿盟首腦峰會決定成立阿盟聯合軍，介入也門的內部沖突中。在此類外交和安全實踐中，聯合國安理會并無連貫的表態，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地區組織和聯合國體系之間的矛盾狀態。我們可以進一步假設，未來一旦在歐盟、非盟、阿盟、東盟、拉共體、上合組織等出現成員國內部沖突時，這類地區組織是否都會以拋開聯合國安理會的方式，介入到組織內部的沖突之中?國際政治的許多規則并非是因為人們有先見之明而預先規劃并制定出來的，常常是通過頻繁的外交實踐創造出來的，有時甚至是通過破壞規則的方式創造出來的，諸多外交實踐成為慣例以后，便成為各方接受的規則。顯然，在聯合國成立70周年之際以及聯合國后續改革上，地區組織和聯合國體系的關系問題將成為一項重要的國際議程。地區組織頻繁介入地區成員內部沖突終將削弱安理會在國際安全領域中的核心作用，中國顯然需要對這種新的外交現象作出評估和反應。

　　第三，避免國際體系陷入結盟對抗是大國的共同責任所在。

　　這個命題是金應忠先生提出來的。[④]一個互相承認的主權國際體系已經將各國納入一個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之中。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國際體系成員需要從幾百年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歷史中汲取教訓，努力避免國際體系內部再度分裂，走向對抗，這是全世界面臨的一個共同安全問題。今天緊密聯系的國際體系，經不起回到過去對抗狀態下的折騰。一些國家在沒有充分協商的情況下，草率地將根本無望在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草案付諸表決，從而人為地制造出安理會的分裂和無效狀態;在西方主導的國際輿論中，冷戰時期慣用的外交詞匯重新開始流行;希望通過制造外部戰爭來轉嫁國內經濟危機的想法和做法，也需要引起國際社會的警惕。

　　無論是在大戰時期還是冷戰時期，敵友關系都不僅僅表現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同時也表現在國內政治領域。結盟對抗既是大國政治的悲劇，往往也會造成國內政治的悲劇，這就是雙重悲劇。冷戰時期，美蘇兩國不僅在雙邊關系，而且在雙邊關系之外確認敵友，陷入全面對抗狀態，美蘇國內政治也一度出現內部找敵人的人人自危狀態。國際體系雖然有了很大進步，但是尋找敵人、制造敵人的對抗性國際政治文化并沒有消退，國際政治如果只被這種敵友文化所支配，就難以發展到和諧共生狀態，這就需要尋找新的文化和倫理資源，以使各方在一個多極、多中心世界中實現和平共處。

　　三、國際體系轉型與中國外交理論

　　大國都有本國特色的大國外交理論，法國、英國、德國、美國、蘇聯及現在的俄羅斯等在處理與世界的關系中都形成了自身特色的外交理論、文化和風格。就各個大國與國際體系交往的歷史來看，中國具有相對豐富和全面的經驗，對此要珍惜和利用。其一，中國在歷史上就形成了一個自己與周邊國家相互依托的國際體系，中國處理與現代國際體系關系時，自然受到其歷史上多次組織地區秩序經驗的影響，而其他大國鮮有這樣的歷史。[⑤]其二，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了從不平等條約國際體系到主權國際體系平等成員的艱難發展歷程，中國一度成為列強瓜分和分而治之的對象，是加害的對象，而不是加害別國的國家。這種近代歷史體驗使得中國在理論上更能夠從弱者角度感受不平等國際體系的缺陷，與發展中國家產生歷史共鳴，并努力將平等主義理念帶入并貫徹到自己的國際體系外交中。這可以解釋為什么中國對主權的獨立性如此敏感，而那些立國以后就逐步占據國際體系主導地位的國家，相應來說沒有這樣的經驗。其三，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漫長崛起，幾乎是與相互確認、相互承認的主權國際體系同步發展的，這決定了中國的強大絕不可能借助過去殖民大國劃分和瓜分他國的方式來完成崛起。換句話說，中國崛起的外部條件比早期大國要更為艱難，但中國由于沒有加害他人的負擔，卻又積蓄了道德正當性的資源，這對中國在未來國際體系中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是彌足珍貴的資源。其四，冷戰時期，中國有與分裂的國際體系交往的經驗，中國是當時社會主義國際體系的一部分，積極投身第三世界國家建立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進程中，改革開放后也與美國主導的西方國際體系保持緊密的交往，今天更是全球性體系的重要國家，這有利于中國更為平衡而非搖擺、更為全面而非割裂、更為肯定而非否定地看待與外部世界的關系。

　　中國與國際體系的互動經歷是觀察中國外交理論的一個有益樣本。學者們已經從行為和實踐層面總結了很多做法和觀點，本文主要從歷史觀和世界觀層面思考其對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的啟示。

　　從歷史觀來看，中國參與國際體系改革和建設進程受到新的世界歷史觀的支配和影響，這也是中國始終能夠較為準確把握國際體系改革和發展方向的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民族解放運動和殖民體系的土崩瓦解，預示著新的世界歷史的展開。在整個20世紀，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斗爭就是弱勢民族和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爭取獨立、發展、振興的艱難而輝煌的歷程。占人類大多數的被壓迫民族的覺醒和獨立，進而作為一個主體和整體首次參與到世界歷史的塑造過程中，這是20世紀下半葉改變國際關系的決定性力量之一，影響既遠且深，至今仍未消退。進入21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發展進程還將對未來世界地緣經濟版圖產生重大的塑造作用。截至2015年，46個亞洲國家和54個非洲國家的經濟總量達到29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7.5%。世界歷史動力在一段時間被描述為來自西歐、英美、西方，西方提供并壟斷了一套世界歷史敘事和解釋體系，但是這種看法至少到20世紀后期甚至已經不是西方學界的主流觀點了。隨著霸權史學和西方中心論逐步消退，“重寫世界史”成為當前國際學術界的趨勢，而世界史撰寫方式的變化本身反映了發展中國家政治自覺和文化自覺運動對國際知識格局變動的深遠影響。

　　中國革命的勝利本身是新的世界歷史展開的一個重要環節，中國建設和改革也是新的世界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新的世界歷史發展規律和方向的準確把握，保證中國外交始終將自身發展與最大多數國家及其人民的命運、利益、責任聯系在一起，建構了與發展中國家多層次的相互依托共生關系;反之，中國在未來一旦失去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歷史聯系和命運紐帶，必然也會在國際體系中獨木難支。正如上文所述，從支持民族解放獨立運動改革主權國際體系，到主權國際體系走向定型后對其的維護，以及當代中國對國際體系的改革和增益，都可以歸入新的世界歷史發展的軌道上。這種歷史觀將來仍然是中國圍繞國際體系改革的基本理論和實踐導向。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本文一開始即提出這樣的命題，即新中國成立以來而不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始終扮演著國際體系的改革者、建設者、貢獻者的角色，中國一直努力地在增益國際體系。

　　就世界觀來說，中國把國際體系視為既有對立也有共生的一個整體，體系中各方處于各種可能的相互關系轉化之中。中國領導人在國際場合經常引用中國先賢的名言來闡述對世界的看法，如“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這種整體主義世界觀與政治哲學與另外一種對立主義世界觀恰好形成了一種有趣的對照，后者傾向于假設世界是黑白兩立、敵友分明、冰炭不容的狀態，可謂敵友政治，而前者則認為世界并不絕對是黑白兩立、敵友分明、水火不容的，各方處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伙伴政治狀態。世界在敵友與伙伴關系之間并非是涇渭分明的，關鍵在于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其并非靜止而是流動的，各種關系作為一個整體在流動中存在相互轉換的多種潛能和可能，從關系到共生是世界作為一個共同體的追求目標。這種世界觀至少使得中國并不會像西方民主和平論那樣抱有幻想，認為將別國變成同自己一樣，就可以形成一個和平的共同體;相反，其認為在一個多樣多元復雜的狀態中，應該通過促進共生來形成一個和平共同體。

　　整體主義世界觀既是中國國內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投射到國際體系改革和國際秩序的理解上，也成為中國外交文化的一部分。和諧共生是一種很高的價值追求，實際上，國際關系實踐中經常充滿著不和諧、不共生的現象。在趨向和諧共生的國際體系進程中，首先應當賦予國際體系成員更多平等的內涵，互不干涉內政因此被視為和諧共生國際體系應當珍視的一種政治美德。從道德推理上講，如果一個大國由于傾向于將別國定義為邪惡的、異教的、不合自己標準的，因而擁有進行干涉的正當性權利的話，邏輯上很可能造成一個可怕的結果，即由于對善惡、正反定義的隨意性，它同樣可以走向極端，對所有國家進行專制性的干涉。“嗜殺者不能一統天下”!以殺盡天下惡人的方式求得所謂的“美好”社會，最后好人也會遭殃，一個都不留。從這個意義上說，以一種自己隨意解釋的價值對外實施干涉的外交行為必須加以限制，以防止其走向專制的一面，為此，國際體系必須警惕羅爾斯理論對世界秩序構建的危害性，其教訓不可謂不多，損人不利己。[⑥]國際社會倫理的一個鏡鑒是，目前還沒有比互不干涉內政更好的倫理原則，來充分保護國際體系中的中小國家，中小國家在參與霸權國家對他國的干涉過程中，很有可能自己也會成為被干涉的對象。由此，不結盟、不參與對他國的干涉應該成為國際秩序的基本底線。目前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社會已經形成了互相承認、互相確保的主權國際體系，對主權的尊重至少從形式上為國際秩序確立了一條基本底線。但是人們在不同文明、價值觀念、政治制度、發展道路上還沒有形成互相承認、互相確保的共生體系。這是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進步的方向。

　　結論

　　在漫長的歷史變遷中，每一個大國的崛起都會為世界提供一套具有其民族風格的外交理論話語。當前，在西方特色國際關系理論陷入一片沉悶之際，人們將目光轉向中國，對中國外交理論寄予厚望。中國與國際體系交往關系是演繹和歸納中國外交理論的一個有益樣本。中國外交理論不在于照搬流行的個別大國的外交和國際關系理論，而在于按照自己對自身以及自身與世界關系的理解，為國際體系改革和國際秩序轉型提供來自中國的一套概念體系和解釋體系。更為關鍵的是，這套解釋體系并非只能解釋中國自身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它也能解釋他國與世界的關系，并為他國處理其與世界的關系提供借鑒，這其實是中國特色外交理論在經歷外交學理論本土化以后，實現其國際化以及在外部世界的當地化過程。

　　本文概要梳理了中國與戰后國際體系及其當代轉型的關系。戰后國際體系經歷了從分裂走向整體的過程，新中國成立時置身于分裂的國際體系中，但是卻一直在同步推進國際體系向整體性、綜合性方向發展。我們應當以連貫而不是分立的態度，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一以貫之地說，新中國自成立以來就一直是國際體系改革和完善的建設者和貢獻者。如今，互相承認的主權國際體系已經形成，但是在一個異質性很強的國際體系中，如何實現不同文明、價值、制度、道路之間的互相承認和尊重，和諧與共生，避免國際體系分裂對抗，仍是國際社會的主要任務，也是中國外交理論和實踐的挑戰所在。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可以預見的是，國際體系從轉型到定型的過程，必然也是一場知識范式革命。正如上文所述，這個過程已經開始出現在世界歷史領域，近年來開始逐步蔓延到發展經濟學、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領域，而國際關系理論對此變化則更為敏感。中國國際關系和外交理論創新并不僅僅表現在對一些與西方特色國際關系理論“共名”的概念——例如國家、權力、民主、援助、經濟外交、調解、人道主義等——進行再闡釋，更為自覺和自主的是，它正在努力為國際關系理論和外交理論提供來自中國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例如天下、和諧、共生、新型義利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命運共同體、關系、結伴不結盟、互聯互通、協商民主、共商等等。學者的責任除了自覺用這些概念建構一種新的知識體系外，還應在致力于對他人的傳道授業解惑過程中，讓人們熟悉和使用這些概念，這就是中國外交理論走出去的過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2011年度重大課題“中國特色外交理論研究”(11&ZD074)的成果之一。

　　[①]讀西方政治學著作和外交措辭時需要注意一種詞語現象，有些詞語如果直接拿來運用而不轉換的話，往往會不自覺地從思維上將自己歸到“另類”一邊。例如，人們習慣用英語學術研究中所說的改革開放后“中國‘加入’國際體系”這一用法，正如后文所闡述的，這種表述不加轉換地使用，會有誤導效果。在這里，“加入”是指加入西方所言的“國際”體系，實際上，中國并不存在改革開放后加入國際體系這個問題，新中國成立后，就一直是主權國際體系的一部分。西方所言的“國際”體系，是指其所主導的國際體系，那也只是國際體系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全部。在英語學術研究和媒體中，還經常將朝鮮、伊朗、古巴等國描述為“國際”體系、“國際”社會之外的國家，但這些國家都是堂堂正正的聯合國會員國，是聯合國代表的主權國際體系的組成部分，怎么就成了國際體系、國際社會之外的“另類”國家了呢?

　　[②]人們一旦習慣了這種外來敘事，會慢慢不自覺地認為改革開放前中國是國際體系的挑戰者、威脅者、革命者，改革開放后才成為國際體系的合作者、建設者、貢獻者。這種現象反映了詞語使用和思維改變之間的微妙關系。與此相關的對外來理論和概念不加轉換和鑒別地使用的現象還不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學術生態還沒有完全從“跟著別人說”到“自己如何說”的自覺性、關鍵性、創造性轉變。

　　[③]筆者認為不僅僅是中國與國際體系，就新中國外交史而言，我們也不應以相互否定和相互對立的觀點來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的中國外交，參見蘇長和：《從外交看中國道路》，載《人民日報》2014年11月10日，第7版。

　　[④]金應忠：《避免全球性結盟分裂對抗是當代大國的歷史使命》，載《國際展望》2014年第1期，第14-25頁。

　　[⑤]這里用“相互依托”來形容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較能凸顯東亞體系的共生性。嚴格來說，近代以前東亞沒有“國際體系”這個名詞，中國用“中外關系”來闡述自身與外部國家的關系，至今中外關系史(中外交通史)仍然是中國史的一個下設方向，在學科設置上它不是被置于國際關系學科下，而是在中國史學科下。

　　[⑥]筆者曾將其命名為“羅爾斯規則”，簡單說就是所謂的“自由”國家有權正當地干涉“非自由”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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