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1年2月，齊澤克(Slavoj Zizek)在德國的埃森(Essen)舉辦了一個主題為“邁向真理的政治：挽救列寧”(Towards a Politics of Truth: The Retrieval of Lenin)的國際學術會議，他親自擔任學術總監，邀請了巴迪烏(Alain Badiou)、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卡林尼克斯(Alex Callinicos)等國際著名左翼知識分子參加會議，并且和當時尚在獄中的《帝國》(Empire)一書的作者內格里(Toni Negri)進行了電話對談。

　　為什么在新世紀剛剛開始不久，以齊澤克為代表的左翼知識分子要在“真理—事件”的意義上重提“列寧”和“列寧主義”呢?當然不是為了懷舊，甚至也不是把他當作可以隨便召喚的“幽靈”，而是當下此刻巨大的歷史內容和時代境遇迫使“列寧”和“列寧主義”的現身。正如齊澤克對《帝國》的評論所顯示的，作為“一本旨在為21世紀重寫《共產黨宣言》的書”，《帝國》深刻地揭示出當代資本主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征服世界、征服人心和征服欲望，“一方面，資本主義剝削關系正擴展到一切地方，不再局限于工廠，而傾向于占領社會生活的整個領域;另一方面，社會關系也完全浸透于生產關系中，已不可能再將社會生產和經濟生產再區分開。”但猶如所羅門的魔瓶被擰開，在資本主義全面支配一切的同時，一種不被它完全控制的潛在離心力也釋放了出來。所以說，正因為資本主義體系在全球的勝利，導致了它比任何時候都更脆弱。《帝國》與《共產黨宣言》建立起一種奇妙的“對位”關系，馬克思那句古老的斷語至今仍然有效：資本主義自身就是它的掘墓人。然而，馬克思的斷語并非詩意的預言與烏托邦，而是建立在扎實的政治經濟分析之上的行動與實踐。相比之下，《帝國》對當前的全球社會經濟變化過程如何為激進的措施創造了其所需的空間缺乏(如果不是一點也沒有的話)分析：他們沒有能夠在當前的條件下去重復馬克思的分析，即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就蘊含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之中。因此齊澤克指出，《帝國》仍然是一本前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他進一步強調，解決的方法不是僅僅回到馬克思，還需要回到列寧那兒去：

　　對于我們來說，列寧并不是一個僵化、懷舊的名字，相反，用克爾凱郭爾的話說，我們力圖去復活的那個列寧是正在形成中的列寧，是那個被扔進災難性的新情境中的列寧，在這種新情境下，舊的統合方式已不再有效，因此，他就被迫去重新“發明”馬克思。我們應時常想起面對新的問題時列寧那一針見血的話：“關于這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說過一個字。”回到列寧不是說去重復列寧，而是在克爾凱郭爾的意義上去發現一個列寧，在今天的情境下去發現那種相同的脈動;回到列寧不是像一個懷舊者一樣回到“美好的革命的舊時代”，也不是在“新的條件”下，對舊的方案作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式的調整，而是像列寧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條件下(具體地說，就是在1914年大災難中爆發出來的經過漫長的進步主義時代之后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崩潰)重新制定革命方案一樣，去重新認識當前的世界條件。霍布斯鮑姆將20世紀界定為1914年到1990年，即從資本主義漫長的和平擴張結束到現實社會主義崩潰，新形式的全球資本主義出現這一歷史階段。列寧在1914年所做的，值得我們在1990年效仿。“列寧”這一名字就代表了拋棄僵化的、現存(后)意識形態的統合，……簡單地說，列寧就意味著恢復我們思考的能力。(齊澤克：《哈特和內格里為21世紀重寫了〈共產黨宣言〉嗎?》)

　　能否用“列寧”來恢復我們的思考能力，關鍵不在于教條主義地宣稱列寧的那些論斷在今天依然有效，而是要果敢地把握他切入時代重大問題的“姿態”和“方法”，并且將這種“姿態”和“方法”帶入到當下語境，轉化為對我們時代歷史條件和當代狀況的診斷。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是以批判希法亭(Rudolf Hiferding)和考茨基(Karl Kautsky)的理論為出發點的，可是在具體的論述過程中，列寧卻常常吸收他們的觀點，甚至將這些觀點作為進一步展開討論的基礎，進而在討論中將某些觀點“扭轉”過來，導向另一種截然相反的結論。譬如列寧贊同考茨基的一個基本觀點，即資本發展的趨勢是不同國家的金融資本走向國際合作，也可能趨向建立一個單獨的世界托拉斯。但他“扭轉”了考茨基對于“和平遠景”的展望，因為一味期待“超帝國主義”在未來和平地降臨，就很容易漠視現實的諸多矛盾和諸種動力。對于列寧來說，目前最迫切的任務在于對資本的帝國主義組織所呈現出來的矛盾采取直接的行動。由此可見，他的策略是在采納這些作者的分析方法的同時，卻拒絕了他們的政治立場。不過，需要強調的是，列寧的“政治立場”也就是他的“理論立場”，正是這種“政治”與“理論”合一的“姿態”才能使他將“理論分析”有效地轉化為“政治實踐”，才能如《帝國》所高度贊揚的：“列寧最獨特的貢獻在于從主體的立場批判帝國主義，并將它與馬克思主義關于危機中的革命潛力的觀點相聯系。他給我們一個工具箱，一套生產反帝國主義主體性的機器。”

　　二

　　毫無疑問，《帝國》將“列寧”帶入到當代的“問題意識”之中，而齊澤克則走得更遠，他徑直將“列寧”和“英特網”聯系起來。齊澤克將列寧的名言“沒有大銀行，社會主義不可能實現”稱之為“馬克思關于用一種透明的方式對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用普遍智力進行調節的觀點的最激進的表達”，并且設想“如果我們將中央銀行這個(顯然過時的)例子替換成英特網——當今最完美的普遍智力的候選者，情況會怎樣呢?”(齊澤克：《賽博空間時代的列寧》)齊澤克的重點當然不在于以改寫列寧的名言來顯示自己的機智和俏皮，而是那個被他反復強調的關鍵概念“普遍智力” (general intellect)，“英特網”只不過是這個概念最新、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例證罷了。

　　“普遍智力” (general intellect)又譯為“普遍智能”、“一般智力”，是一個出自馬克思《資本論》1857—1858年手稿，即《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概念：“固定資本的發展證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這個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會生產力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僅以知識的形式，而且作為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作為實際生活過程的直接器官被生產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31卷，頁102，黑體為引者所加)很顯然，這段關于“固定資本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的論述，并不處于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核心地位。然而透過張歷君在《普遍智能與生命政治——重讀馬克思的〈機器論片斷〉》一文中翔實的考索和周到的論述，我們已經了解到包括內格里在內的許多意大利左翼思想家多年以來，在社會運動大潮的多次起落中，一再重讀這篇題為《固定資本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貢獻出“普遍智能”這個對理解當代資本主義有著至關重要意義的概念的手稿。《帝國》另一位作者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在他編的《當代意大利激進思想》(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序言”中也特別指出，意大利左翼思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對勞動作用的持續關注”：“馬克思同意資本主義經濟學家關于勞動是所有社會財富的源泉的論述，但是認為勞動也是社會性本身的源泉，我們所有的社會關系都編織在勞動中。貫穿于這些文章的一個主題是試圖理解近些年勞動實踐的變化方式，以及新形式的勞動可能帶來怎樣新的、更大的潛能。新的概念諸如‘非物質勞動’ (immaterial labor)、‘大眾智能’(mass intellectuality)、‘普遍智能’等等都試圖抓住合作和創造力的新形式，這些新形式都關涉當代社會生產——一種由控制論、知識性和情感性的社會網絡所界定的集體性的生產。”

　　為什么“普遍智能”等一系列新概念可以準確地把握當代社會生產的“新形式”呢?正如意大利左翼思想家們更直接地將馬克思這篇手稿命名為《機器論片斷》(“Fragment on Machines”)，意味著“機器”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盡管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三章《機器與大工業》中，以相當大的篇幅討論了“機器”、大工業與社會化生產的關系問題，但更精深也更具前瞻性的論述卻留在手稿中，沒有充分展開。“機器論”涉及的是“資本”對“勞動力”的支配，或者說“死的勞動”支配“活的勞動”：勞動力是作為(它們實際上已經變成的)資本的力量出現的。即使科學和各種自然力量，似乎也會變成資本所具有的生產力。死的勞動控制著活的勞動;勞動者被歸入已經由他創造出來的那些力量之中了。這種支配形態的具體表現就是“機器”對“勞動力”的穿透：

　　加入資本的生產過程以后，勞動資料經歷了各種不同的形態變化，它的最后的形態是機器，或者更確切些說，是自動的機器體系(即機器體系;自動的機器體系不過是最完整善、最適當的機器體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機器成為體系)，它是由自動機，由一種自行運轉的動力推動的。這種自動機是由許多許多機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當作自動的機器體系的有意識的肢體。在機器中，尤其是在作為自動體系的機器裝置中，勞動資料就其使用價值來說，也就是就其物質存在來說，轉化為一種與固定資本和資本一般相適合的存在，而勞動資料作為直接的勞動資料加入資本生產過程時所具有的那種形式消失了，變成了由資本本身規定的并與資本相適應的形式。

　　伴隨著這一過程，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發生了一個深刻的變化。原來認為工人的“活勞動”產生剩余價值，工人是創造剩余價值的主體，但機器的發展水平越來越高，技術產生價值，剩余價值也越來越高。機器似乎具有一種穿透力，工人的“活勞動”被機器所控制，機器成為了宰制性的力量，這就是所謂“活勞動被對象化勞動所占有”：“創造價值的力量或活動被自為存在的價值所占有，——這種包含在資本概念中的占有，在以機器為基礎的生產中，也從生產的物質要素和生產的物質運動上被確立為生產過程本身的性質。”這樣的描述很容易使人聯想卓別林在電影《摩登時代》中機器流水生產線上的遭遇，然而此時的馬克思已經超越了青年時代的人道主義思想，他對“機器”霸權的論述并不僅僅著眼于“機器”對“人”的“異化”，而是更深刻地發現“資本”對“利潤”無休止的追求必然導致“機器”對“勞動”——注意，不是“機器”對任何一個“個人”——的“穿透”：“提高勞動生產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勞動，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是資本的必然趨勢。勞動資料轉變為機器體系，就是這一趨勢的實現。在機器體系中，對象化勞動在物質上與活勞動相對立而成為支配活勞動的力量，并主動地使活勞動從屬于自己，這不僅是通過對活勞動的占有，而且是在現實的生產過程本身中實現的。”

　　隨著大機器生產的普及和發展，工人的勞動時間越來越短，在資本追逐的“剩余價值”中，“相對剩余價值”的比例大大超過“絕對剩余價值”。這就使得“在必要勞動時間之外，為整個社會和社會的每個成員創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即為個人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因而也為社會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創造廣闊余地)，這樣創造的非勞動時間，從資本的立場來看，和過去的一切階段一樣，表現為少數人的非勞動時間，自由時間。資本還添加了這樣一點：它采用技藝和科學的一切手段，來增加群眾的剩余勞動時間，因為它的財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勞動時間;因為它的直接目的是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盡管“機器”最終加強了對工人的剝削：“以勞動時間作為財富的尺度，這表明財富本身是建立在貧困的基礎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只是在同剩余勞動時間的對立中并且是由于這種對立而存在的，或者說，個人的全部時間都成為勞動時間，從而使個人降到僅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從屬于勞動。因此，最發達的機器體系現在迫使工人比野蠻人勞動的時間還要長，或者比他自己過去用最簡單、最粗笨的工具時勞動的時間還要長。”但在馬克思看來，歷史辯證法的奧妙在于剝削“加強”的同時，也蘊含著“顛覆”剝削、生產“解放”的可能：“于是，資本就違背自己的意志，成了為社會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創造條件的工具，使整個社會的勞動時間縮減到不斷下降的最低限度，從而為全體[社會成員]本身的發展騰出時間。”當然，“資本”只是無意識地充當了“新世界”的開拓者，它依然要服從自己的意志：“資本的趨勢始終是：一方面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另一方面把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變為剩余勞動。如果它在第一個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產過剩的苦頭，這時必要勞動就會中斷，因為資本無法實現剩余時間。”然而，“無意識”和“有意識”之間的矛盾將會愈演愈烈，無法克服，因為這個矛盾扎根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部，扎根在“資本”對“利潤”無休止追逐的“欲望”中，所以馬克思大膽地預言：“這個矛盾越發展，下述情況就越明顯：生產力的增長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勞動所束縛了，工人群眾自己應當占有自己的剩余勞動。當他們已經這樣做的時候——這樣一來，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就不再是對立的存在物了，——那時，一方面，社會的個人的需要將成為必要勞動時間的尺度，另一方面，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以致盡管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還是會增加。因為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那時，財富的尺度決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在人類社會的什么時代“財富的尺度決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那只有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所給予人們的、在必要勞動范圍之外隨心所欲地做事的自由相比，共產主義社會將會給人們提供更多這樣的自由，而且這種“自由”不是建立在“剝削”的基礎上，人的“多樣性”也不再依附于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而是符合“人性”的真正“全面發展”：“個人得到自由發展，因此，并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于給所有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

　　我們知道，馬克思的預言并未實現。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機器”霸權不止于對“勞動”的支配和占有，更嚴重的后果是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和“穿透”。馬克思在《資本論》手稿中曾經注意到工人所扮演的兩種角色——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不平等的數量關系，工人的工資必須小于工人生產的絕對價值，而剩余價值為了實現自身就必須找到足夠的市場。既然每個工人生產的價值必須高于他消費的價值，所以就作為消費者的工人而言，其需求從不能滿足剩余價值的需求。當然，資產階級及其分享資本所得的其他階層將消費掉一部分剩余價值，但他們不可能消費全部價值，倘若消費了全部，資本家就沒有剩余價值進行再投資了。因此，馬克思指出，在一個封閉的體系里，資本主義的生產和交換過程是由一系列限制所定義的：“資本把必要勞動時間當作活勞動能力交換價值的限制，把剩余勞動時間當作必要勞動時間的限制，因而把剩余價值當作剩余勞動時間的限制。”而所有這些限制都根源于同一個限制，即作為生產者的工人和作為消費者的工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資本構成的增長，這一限制將愈加惡化，可變資本(也即工人的工資)在全部商品價值中所占有的比例日益減少，這意味著工人的消費能力相對于生產出來的商品價值越來越低，資本的實現于是就被消費關系的“狹隘基礎”所限制。為了實現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剩余價值，并且避免形成因過度生產所導致的貶值，資本必須擴展它的領地。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把資本的不斷“實現”和資本的持續“擴張”聯系起來了。

　　對資本持續“擴張”最直觀的理解是把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視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它們內在地服從于“資本”的邏輯，即“資本”的“實現”和“擴張”的一體兩面。正如《帝國》指出的：“資本是這樣一種機制，若不能持續越過疆界，接受外在環境的滋養，便不能維持自身的生存。因此，資本的外部在其本質上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資本”的“外部”不僅僅指尚未被納入資本主義體系的“殖民地”，馬克思“機器論”中有關“普遍智能”的論述從另一個層面提醒我們，“資本”的“外部”還包括處于資本主義體系內部但尚未被“資本”控制和“穿透”的部分——工人的生活、情感、想象和欲望。資本的“實現”和“擴張”同時在兩個方向展開：向外的(資源、市場)掠奪和向內的(生活、欲望)開掘，其目的都是為了克服資本自身的限制。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一方面，資本喚起科學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樣也喚起社會結合和社會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財富的創造不取決于(相對地)耗費在這種創造上的勞動時間。另一方面，資本想用勞動時間去衡量這樣造出來的巨大的社會力量，并把這些力量限制在為了把已經創造的價值作為價值來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內。”按照馬克思的設想，把兩方面結合起來是資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表面上“生產力和社會關系……僅僅是資本用來從它的有限的基礎出發進行生產的手段。但是，實際上它們是炸毀這個基礎的物質條件。”然而在一個長的歷史時段中，“資本”卻成功地轉嫁和避免了危機，所以《帝國》強調：“當我們寫作這本書而20實際走向結束之時，資本主義已是奇跡般地富有，而它的積累比以前更加強健。我們如何能夠使這一事實和20世紀開始時無數馬克思主義作家的細致分析相一致呢?”關鍵在于資本不僅瘋狂向外擴張，其極端形式就是蔓延不絕的戰爭，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持續數十年之久的“冷戰”以及最近的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盡管戰爭的規模和形式各異，但都出自資本不斷地將“外部”吸納入“內部”的沖動與欲望;更重要的是隨著資本的“向外”擴張，它“對內”的開掘也愈益深入，就像“資本擴張”不斷把“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納入到資本主義體系之中，“資本開掘”則持續將尚未被“資本”侵入和支配的諸如人的“內面”以及日常生活等領域，有效地轉化為“資本”控制和剝削的對象，成為資本“實現”的新空間。《帝國》借用馬克思《資本論》手稿中的兩個概念“形式吸納” (formal subsumption)和“實際吸納”(real subsumption)來描述這個漫長過程：“形式吸納”指的是“資本將位于其領域之外的勞動，并入自身的生產關系中”，這個過程“由此內在地和資本主義生產及資本主義市場的范圍之延伸相聯系”。但問題在于，當資本主義擴張到極限的某一點時，“形式吸納”便不再能夠扮演重要的角色，“相比之下，資本對勞動的‘實際吸納’過程既不依賴于外部，也無關乎資本的擴張過程”，經過這種吸納，“勞動將被更深廣地整合入資本之中，而社會也更完全地由資本所形塑。”很顯然，“實際吸納”——也就是上文所說的資本的“向內開掘”——為“資本”的“實現”提供了更大的動力，因此，《帝國》特別指出：“若缺乏世界市場，實際吸納的過程仍然可以繼續運作，然而，若缺乏實際吸納的過程，則世界市場完全無法實現”。

　　本文摘自作者新著《預言與危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