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4月24日8點45分，隨著節奏歡快的迎賓音樂奏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偕同夫人彭麗媛，在印尼總統佐科及夫人、印尼前總統梅加瓦蒂的陪同下，走出萬隆薩沃爾-霍曼飯店，在觀賞完印尼鑼鼓方隊的表演后，和來自亞非國家的22個領導人及91個國家與會嘉賓一起，在人們的歡呼聲中沿著亞非大道漫步走向獨立大廈。中新社發 顧時宏 攝　　(文/岳峙)

　　對中國人而言，六十年是一個特殊的周期。所謂六十年一甲子，就是按照天干地支紀念的規則，六十年就是一個輪回。而所謂輪回，在古人的宇宙觀里，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2015年，是萬隆會議六十周年。印尼主辦了大型紀念活動，并召開了亞非國家領導人會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了紀念活動和亞非國家領導人會議，并發表了講話。在講話中，習近平再次提出了近年來頻繁出現的“命運共同體”概念。但這一次，習近平提到的不只是亞洲國家命運共同體，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從“一帶一路”到亞洲，再到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范圍不斷擴大，這背后是中國視野的不斷開放。

　　中國是被迫現代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也可以說，是被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趕進去的。因此，“世界”對中國來說，從一進入就是一個充滿不平等、不公正的、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也因此，在鴉片戰爭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國人追求的“獨立、民主、富強、文明”都是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的。但即使在那個風雨如晦、強敵環伺的年代，中國人也從未忘記對未來國際秩序的想像，甚至連十三世達賴都對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表示了道義上的支持——這自然也就是之后中國人改造國際秩序的萌芽。

　　也因此，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就提出，中國人不但要對人類進步和發展有所貢獻，而且是要有“較大貢獻”。所以，在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義不容辭地承擔了自己的責任，出兵朝鮮，保家衛國。此后，又在越南先后與法國、美國兩代帝國主義較量。今天，這兩次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軍事意義經常被人們從各種角度談論，而其政治意義卻似乎越來越被淡忘。

　　在毛澤東看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意義絕不僅僅止于軍事意義，更重要的還是政治意義。正是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堅決抵抗，讓美國遭遇了二戰后的第一次軍事挫折，正是在中國支援下的越南戰爭中，胡志明領導下的越南軍隊才打敗了法國殖民者。中國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讓全世界的前殖民地國家和地區都看到了，帝國主義不是不可戰勝的，通過民族解放斗爭取得民族獨立是完全可能的。

　　相比于印度的和平獨立道路，中國的獨立道路意味著獲得完整的國家主權，不僅政治上獨立，而且在經濟和文化上也完全獨立。但在二戰結束到萬隆會議召開的十年里，像中國這樣通過自身的斗爭得到民族獨立的國家還不多，更多的是以印度的方式從帝國主義體系中獲得獨立。也因此，前宗主國或多或少地還保持著對前殖民地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影響。比如在西藏，印度獨立后，英國駐西藏的代辦處只是換了一塊牌子，就成了印度駐西藏代辦處，而它代表的并不只是印度的利益，同樣也代表并維護著英國的利益。

　　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朝鮮戰爭的勝利和中國支持下的越南獨立斗爭接連獲得勝利，才鼓舞了那些仍然在為民族獨立而斗爭的國家和地區。正是在這個背景下，1955年，萬隆會議在印尼召開了。曾經被帝國主義侵略和殖民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歷史上第一次在沒有前宗主國和帝國主義國家參加的情況下，匯聚一堂，討論國際社會的熱點問題，獨立發出自己的聲音。

　　1955年，周恩來參加萬隆會議

　　在此之前，所有的所謂“國際會議”實質上都是一些大國瓜分勢力范圍的會議，作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廣大亞非拉國家只是他們的瓜分對象。對他們而言，召開國際會議的目的，最重要的是維護現有國際秩序，并從中獲得更多更大的利益。哪怕是在二戰后期成立聯合國時，中國雖然也名列五強，但實際上并沒有得到其它列強的尊重，更不用說其它亞非拉國家。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萬隆會議上，已經獲得民族獨立的國家聚集在一起，發出了自己對于重新設置國際交往規則、建構更加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聲音。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一些已經獨立了的窮棒子國家第一次對全世界說，我們希望國際社會應當遵循怎樣的規則、我們期望的國際秩序是什么樣。

　　萬隆會議可以被視為亞非拉國家第一次建構國際新秩序的努力，同時也吹響了亞非拉國家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號角。此后，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高潮一直持續到1960年代。在此過程中，廣大亞非拉國家紛紛擺脫宗主國的控制，走向獨立。但同時也必須客觀的承認，由于帝國主義長期的掠奪性開發，亞非拉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個方面都處于比較落后的階段，還不具備挑戰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能力。而且，雖然以英國、法國等國家為代表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在此期間大量放棄了殖民地，讓殖民地成為獨立的國家，但他們仍然通過資本主義法權體系牢牢的掌控著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命脈。同時，美國取代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成為新興的帝國主義代表，她雖然不謀求直接將亞非拉國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但通過政治滲透和經濟掠奪，同樣實現了對亞非拉國家的控制。

　　進入1970年代后，以跨國資本、跨國公司為紐帶連接的新型資本主義國際網絡基本形成，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隨之逐漸歸于沉寂，貧窮、落后和戰亂深深的困擾著廣大亞非拉國家。正是基于此，毛澤東在1960年代提出了舉世聞名的“三個世界”的論斷，重新劃分了國際政治格局，重新界定了國際政治領域里的敵人和朋友，并竭盡所能的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和為了擺脫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的控制而進行的各種努力。

　　還需要特別提到的是，在以中國、印度、埃及等國家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經濟政策或多或少地都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甚至連獨立之初的新加坡也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說，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發展方式，也得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廣泛認同。

　　1970年代，中國開始改善與美國的外交關系。1978年以后，中國全面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但這時候的開放，更多的是面向西方歐美國家的開放，與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則進入低谷期。1980年代，幾乎與中國改革開放同時，以全面私有化、市場化為標志的新自由主義被作為一種方案推向全世界。尤其是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后，原來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也紛紛轉型，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第三世界也日益分化，重新回到了依附西方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政治經濟體系的道路上。

　　在歐美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之下，廣大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只能成為缺乏自主性與獨立性的外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第三世界一邊掠奪資源，一邊傾銷產品。資源掠奪和商品傾銷使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上越來越依賴發達國家，而資源換來的財富又集中在國內少數人手中，從而使這些國家的國內收入差距日益增大，這又進一步導致了這些國家陷入長期的政治動蕩乃至分裂和戰亂。

　　如果說資源掠奪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在掠奪，在文化上則是通過文化殖民的方式消滅了這些國家和地區自主發展的能力。在文化上，亞非拉國家也淪為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輸入和滲透，第三世界國家內部越來越兩極化，一部分精英人群越來越向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看齊，另一部分人則只能掙扎在生存線和溫飽線上，文化根本無從談起。而且，隨著西方發達資本主義文化的侵入，所謂“普世價值”也成為全世界唯一正確的價值觀，其它有悖于此的價值觀都被宣布為地方性的，從而也就是落后的，當然也就缺乏繼續存在下去的必要了。

　　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在蘇聯解體后，有人宣布“歷史終結了”。但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言，始料不及的是，中國雖然在經濟體制改革上大體按照西方給出的方案進行，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卻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從而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且，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即已形成了相對于其它國家的獨特優勢，從而在加入國際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后，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程度也大幅提高，并完成了初步的技術積累。也就是說，當其它第三世界國家在加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后紛紛走向衰敗的時候，中國卻成為了獨特的例外。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深陷危機不能自拔，而中國卻以其持續長達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崛起，并在金融危機中發揮了的穩定器作用。此后，中國經濟仍然持續高速增長，直至在2010年一舉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按照國際上流行的看法，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也已為期不遠，最快2020年，最晚也不會遲于2030年。經濟增長當然同時也帶來自信心的大幅提高。因此，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對于中國模式的談論遍及國內外，中國將以何種方式崛起，將帶給世界何種影響，都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熱點話題。

　　2012年，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了“三個自信”，即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說明中國領導層對中國的發展模式已經具有比較高的信心，也成為一種不同于西方國家給出的方案的發展道路。2014年，習近平提出了“一路一帶”計劃，同時公開表示，歡迎其它國家搭中國經濟發展的便車。

　　實際上，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中國企業在亞非拉國家的投資也在大幅增加。雖然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中國也在這些國家獲取資源、推銷產品，但中國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國企業的投資也幫助這些國家建設了大量的基礎設施，包括公路、鐵路、醫院、學校等，對于改善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大有裨益。西方常常批評說，中國在非洲搞“新殖民主義”，不關心當地的人權狀況，只管做生意。而對中國來說，通過改善基礎設施和醫療、教育等公共設施的條件，要比以附加政治條件的貸款來干預別國內政更好，這實際上也是中國的發展經驗之一。

　　由于中國的崛起，使西方面臨著五百年來未有之變局。以中國這樣龐大的人口規模、國土面積，如果再在經濟上全面超越西方國家，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沖擊可想而知。因此，歐美在面對中國崛起這一事實時常常表現得很矛盾，一方面希望中國能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但同時又拒絕讓中國獲得更大的話語權，又希望能夠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獲益。近期圍繞亞投行進行的國際博弈就恰如其分的說明了這一點。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心有不甘，但又不能不面對自身衰落和中國崛起的事實。而且，正如亞投行反映出來的一個事實，當現有國際秩序不能滿足中國的需要的時候，中國已經有能力由自己主導來另搞一套，這對現有的國際秩序的挑戰不言而喻。

　　正如已經有人指出的，中國崛起似乎已經不是問題，問題只在于中國以何種方式崛起，使走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老路，還是能夠開創出一條新路?歐美和第三世界對此顯然態度不同。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總是在以自己的經驗評價中國崛起，并預判可能帶來的結果，但事實往往證明他們的分析使錯的，因為中國很少按照他們的分析行事，而是會按照自身的意愿和國際秩序觀來行事。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崛起一方面提供了在經濟發展上搭便車的可能，這是他們很樂意的事情;但另一方面，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周邊的國家因此有過被帝國主義侵略的慘痛記憶，因此總擔心中國崛起后會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他們。

　　實際上，這種擔心至少從目前看是多余的。近年來，在與發展中國家交往時，中國經常會提到自己與對方都曾有過被侵略的歷史。這在外界看來也許是套近乎的官話，但事實并非如此。這種對共同歷史創傷記憶的強調恰恰表明，中國有過這樣的歷史，所以不會允許這樣的歷史在自己身上重演，同時也是在告訴對方，中國不會讓你們經受這樣的歷史。此外，正如許多人經常提到的，在中國的對外交往歷史中，侵略是不被鼓勵的行為，也不會把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強加于人，而是會尊重對方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對于近代以來的歐美國家來說，中國這種傳統是很難理解的，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也一樣。

　　還必須提到的是，中國除了古代歷史，還有近代以來一百多年為獨立自由而斗爭的革命傳統。在這個傳統中，幫助那些被奴役的殖民地民族獲得獨立并支持他們的發展，也是題中之義。正如晚清時期中國自身已經步履維艱，但缺依然出兵朝鮮幫助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國民政府時期，也曾經支持過韓國流亡政府，在廣東割據時的張發奎曾經支持過越南的獨立斗爭;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又出兵朝鮮抗美援朝。這個傳統在改革開放以來的“韜光養晦”戰略下隱而不顯，但并不等于中國忘記了這個傳統。當中國有能力的時候，這個傳統就會再次浮現出來。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為了應對中國崛起而在軍事上“重返亞洲”，同時中國也在“重返亞洲”，將開放的對象從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重新拉回到亞非拉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多次提出的“命運共同體”就是在向發展中國家傳達一個信息，即中國和發展中國家是“同呼吸、共命運”的關系，中國的崛起不僅不會危及他們的安全，而且希望他們能夠成為中國崛起的受益者，乃至與中國一同崛起。正如汪暉指出的，因為社會主義傳統深植于大陸傳統中，而對亞洲大陸國家來說，資本主義正是從海上來到大陸。所以，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提出是亞歐大陸對海洋時代的克服，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克服。

　　中國參加萬隆會議，亞非發展中國家重新回到萬隆，不僅只是為了吊古懷舊，正是這樣的新的開端，是以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秩序的又一輪改造的努力。與1955年的萬隆會議不同的是，今天的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去工業化之后，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而發展中國家則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也因此，這一次對國際秩序的改造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問題只在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能否在某種新的基礎上重新團結起來，而這個基礎當然需要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探索和建構。

　　(原標題為《回到萬隆：回到亞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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