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富士康工人的自殺性抗爭不同，全泰壹的抗爭，是一種在嘗試了其他改善勞工處境的方法失敗之后的自覺抗爭。他希望通過自己的死亡，來觸動工友、當局以及知識界。全泰壹的自焚式抗爭之所以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是因為這種抗爭成為引爆歷史發生結構性轉型的轉折點，成為韓國民主運動和工人運動的一個轉折點。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全泰壹的覺醒，是一個時代工人覺醒的標志。全泰壹的覺醒、抗爭，折射的是整個時代的韓國工人的歷史性覺醒與階級行動的萌生。他通過自焚的方式，來對這個漠視工人權利與權益、壓制工人運動的社會進行控訴；他希望自己的死成為一滴朝露，成為匯集韓國工人歷史命運改變的浪潮。

　　對很多關注勞工命運、從事勞工研究的中國社會學者而言，對那些不僅能夠仰望星空同時也能夠毅然走進工地、工棚和工廠的大學生而言，對眾多為自身權益和所在群體的歷史命運而思考、抗爭的許多勞工而言，“工人圣徒”全泰壹，并非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和很多人一樣，筆者知道全泰壹的名字、了解他的事跡，主要是通過閱讀《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一書。在這本書中，具海根教授簡要回顧了全泰壹的抗爭歷程；同時，對他的自焚行動及其社會效應，予以了高度評價：

　　從很多方面看，全泰壹的自焚標志著韓國工人階級形成過程的開始。它在千百萬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種子。同時，到全泰壹自焚的那一刻為止，韓國還沒有一種神圣的象征和受到推崇的傳統，可以用來啟示和動員工人努力爭取達到集體目標。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全泰壹的自焚為工人階級提供了一種強大的象征。這一事件還表明：快速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所產生的產業關系問題，開始不再被隱藏在產業領域，而是開始成為容易導致緊張和社會沖突的起因。產業工人已經邁進到成為韓國社會斗爭和社會改造的一支關鍵力量的歷史階段。

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

作者  趙英來〔韓〕   

出版  勞動力

ISBN  978-988-18926-2-1

　　許多閱讀過《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或《全泰壹日記》的韓國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對全泰壹生前寫在日記本上的那句話——“可惜我生前沒有認識一個大學生”，感到極大的震撼和內疚。在泰壹去世之后，他的母親、工友們，以及韓國覺悟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們，開始走出大學、教堂，為勞工的權利鼓與呼；很多大學生甚至以假工人的身份，到工廠里去做工，聯絡并啟發勞工的意識，從事勞工事業，為韓國勞工的各種權利而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譬如，生于1960年的金鎮淑在自己的回憶錄《鹽花樹》中，這樣描寫自己讀《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后的感受：

　　我流著眼淚，第一次對自己感到羞愧。這羞愧不因為任何人，只因為我自己。讀著書，我禁不住淚如泉涌。……我不再為自己和打工妹（仔）們一樣而感到羞愧和恥辱。我想到我們應該同生死共命運。只有自己改變了，他們才能改變；他們腳下的土地變了，我腳下的土地才會改變。我第一次想到，人類應該是一個高貴的存在。

　　金鎮淑是一個因閱讀《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而改變自己人生軌跡的人。2010年，她站在釜山造船廠韓進重工高空起重機上，整整309天的時間里，她一個人堅持抗議示威，要求恢復被解雇工人的職位。這種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的行動得到了全國數百萬市民的支持，繼而發展成為2011年“希望巴士”事件。因為金鎮淑的行動，韓國工人運動的歷史又一次被改寫。

　　全泰壹之所以希望能夠有一個大學生朋友，是因為他曾經寄希望于“依法維權”。閱讀《勞動基準法》（后來在自焚時，他象征性燒掉了這本曾經寄托著無盡希望的書），對于只有不到初中文化程度的泰壹而言，確乎是一件極為艱難的事情。正是在那個時候，泰壹開始希望能夠有一位大學生朋友。他生前常常對自己的朋友說：“要是我們有一位大學生朋友，他能夠教我們如何發動示威活動，這樣是不是對我們有幫助呢？”這句普通而樸素的內心話，深深觸動了當時爭取民主的韓國大學生。正如具海根所指出，全泰壹的自焚，給韓國社會各界帶來了一股沖擊波。它喚醒了知識界，使知識界注意到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的黑暗面，注意到經濟奇跡的背后正在遭受苦難的千百萬工人的問題。尤其具有歷史意義的是，全泰壹自焚這一事件，為大學生提供了一個關鍵的契機。他們開始意識到勞工問題的嚴重性，意識到必須擴大其政治斗爭范圍，將經濟公平問題與勞工的民主納入到抗爭的議程中來。韓國民主化運動紀念事業會的樸炯奎也指出：“全泰壹的抗爭與犧牲，直接引導著韓國人民去認識這樣一個事實：勞動關系的民主化，是整個社會民主化進程的內在組成部分。”可以說，全泰壹的慘烈去世，在勞工斗爭與學生爭取民主的政治斗爭之間，建立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橋梁。從此，韓國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以及更廣泛的社會民主運動走到了一起，匯集成推動韓國社會民主轉型的滔滔洪流。　

    全泰壹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

　　然而，出于各種不難理解的原因，中國讀者對全泰壹的人生歷程，尤其是其激烈抗爭背后的心路歷程與思想斗爭，包括全泰壹的精神遺產以及他去世之后韓國工人運動的歷史軌跡與勞工的歷史命運，依然知之甚少。并且，筆者相信，很多讀者在讀完《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之后，多多少少會產生各種疑問：第一，全泰壹的覺醒與抗爭，究竟是單個工人的覺悟與抗爭，還是一個時代的工人的覺悟與抗爭？這種覺悟與抗爭，何以匯集成產業工人階級推動韓國社會變革與民主轉型的浪潮？第二，全泰壹的哲學、他的覺醒與抗爭歷程，包括他從事勞工運動事業的種種經歷與心路歷程，他所深入思考的眾多關于韓國勞工命運的深層次問題，是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視作世界勞工運動史在全泰壹身上的重演？這種類似于生物“重演律”的勞工抗爭，對于理解當下中國的勞工集體行動具有什么啟示？第三，為什么全泰壹的事跡和哲學，能夠轉化為韓國工人階級團結與行動動員的一筆巨大的文化資源，轉變成工人階級汲取精神力量的不竭源泉？換言之，為何全泰壹的抗爭，能夠成為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為何世界上某些地區的勞工抗爭盡管同樣慘烈，卻面臨“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的命運？第四，作為一名普通工人的全泰壹，和作為歷史主體的工人階級，何以能夠改變歷史并推動社會的變革？尤其是，在世界勞工運動史上，為何某些勞工抗爭的事件，能夠成為社會轉型與歷史演化的關鍵點與分岔點，而某些事件則不然，反而演變不斷促成體制“內卷化”的因素乃至淪為轉瞬即逝、死水微瀾般的朵朵浪花？也就是說，某國不同歷史階段中的政治機會機構，對勞工事件的歷史作用與效應，會發生什么樣的制約作用？

　　……

　　坦率地說，筆者和讀者之所以會隱隱察覺并提出上述問題，是因為反觀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勞工抗爭事件并不鮮見。甚至可以說，轉型期的中國盛產各類群體性事件，包括勞工群體性事件。并且，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學習如何應對各類群體性事件，已經成為各級領導研修社會管理和社會治理技術的熱門課和必修課。在整個社會的治理技術日益精細化、精確化的同時，無論是張海超的“開胸驗肺”，抑或“打工者中心”負責人黃慶南的被砍事件，無論是富士康工人連環跳樓自殺，抑或是新聞媒體曾經熱衷進行選擇性報道的各類農民工“爬塔吊”討薪事件，都沒有產生像全泰壹自焚那樣的觸動社會各界的結構轉型效應與歷史效應。或者用湯普森的話來講，這些“勞工事件”不過是“沒有階級的階級抗爭”或者沒有“階級組織的階級斗爭”，并沒有成為引發社會變革的催化劑，并沒有構成激發體制變革與體制反思的歷史契機。相反，眾多勞工事件的當事人，要么成為在各類“銅墻鐵壁”面前頭破血流的悲劇性人物，要么成為歷史長河中的一朵轉瞬即逝的浪花；他們的事跡和抗爭，被不斷滋生的更多的類似事件所淹沒和遮蔽，被普通民眾所遺忘和漠視。有時，頻發的“群體性事件”以及對這些“事件”的成功應對與嫻熟處理，甚至讓治理者們產生一種錯覺和虛幻的自信，似乎僅僅憑借缺乏結構性變革的技術治理手段，就能夠消弭勞資等社會基本矛盾。這種奢望通過技術手段的事件應對，和古人在不懂天文學知識的情況下，通過敲鑼打鼓等儀式，來消除因天狗吃月亮而引發的惶恐與不安一樣。此外，那些津津樂道于農民工社會融合、社會資本等論題的社會學界同仁，也很少關注觸發并參與這些事件的行動者的所思所想，去深入思考激發并不斷再生產上述事件的社會結構與社會機制背后的種種問題，去反思存在于勞工抗爭背后的歷史事件、主體行動與結構變革之間的關系問題。

　　正是在這樣一個稍顯沉悶和壓抑的年代，我于2011年暑期，參加了潘毅、沈原、郭于華等教授在廣東崖口村舉辦的“關愛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與實踐講習班”。當時，大約是在講習班的某次討論之余，來自華南師范大學的王清老師，向我引介了《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并將英語版的書籍郵發給我。在一口氣閱讀了傳記后，內心很久都不能平靜，于是，決心將這本書盡快翻譯出來。這不僅是因為感佩于書中主人公的抗爭精神與覺醒的歷程，更因為感懷于當下中國新工人階級形成所面臨的各種制度與體制環境。相信本傳記中的許多細節和論述，會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觸動那些關注當下中國的勞工命運乃至國家命運的讀者的心靈。對我而言，促使自己下定決心將這本傳記翻譯為中文的內在動力，應該是全泰壹去世后，在天主教—新教聯合召開的追悼會上教士金載中所說的一段話：“我們這些基督徒來到這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為全泰壹的去世而悲傷，而是為韓國教會的冷漠和虛偽而哀悼。”這種深刻的反思，讓我這樣一個有兩個妹妹在華南打工、自詡研究勞工問題的準知識分子，感到汗顏與羞愧。或許，將《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翻譯為中文，能夠稍微舒緩一下自己的這種心境。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沈原教授曾經指出，在中國社會學界，存在著這樣一種反常的現象：

　　人們在形成階級分層的時代去研究職業分層，在頻頻發生社會沖突的時代去研究穩定結構；在制度變遷的時代去討論“微小實踐”；在勞動生產過程之外去研究勞工；面對底層社會的苦難卻強調“價值中立”。這樣一來，社會學就陷入了某種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變形為布迪厄所說的“社會巫術”那一類的手藝：它借用科學的手段來遮蔽生活現實，麻痹人們的思想，但卻絕不提供新的知識。

　　沈教授的這段評論，可謂一針見血、振聾發聵、發人深省。或許，在面對工人階級的苦難時，有人會以歷史的必然來作為托辭或遮羞布。在他們看來，當代中國勞工的處境其實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畢竟，從農民轉變為農民工的“無產階級化歷程”，并未發生類似“羊吃人”引發的流離失所現象，并沒有產生諸如印度的貧民窟。就像紀錄片《中國正藍》（China Blue）中的那些國外采購商面對在堆積如山的牛仔褲中勞作的打工妹（仔）時，用英語耳語，說他（她）們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一樣。但是，這些人或許缺乏歷史的想象力。在他們的視野中，工人階級的力量僅限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他們沒有勇氣去面對勞工作為歷史變革主體的事實，似乎勞工的視野和行動，僅限于工廠或者永遠限于工廠里的加班與那點工資，而不會上升到勞工政治的層面。面對這樣的境況，或許，我們需要拋卻個人關于新工人階級形成的種種蒼白的道德評價，拋開知識分子特有的脆弱的良心自責，反思并質問：研究勞工問題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們，在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的社會進程當中，在這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在這個階級話語消失的時代，應該借助什么樣的歷史透鏡，來面對勞工階級形成的社會現實與歷史前景？大學生和知識分子應該承擔什么樣的社會角色、采取何種行動，來參與這一歷史巨變？倘若我們缺乏應有的擔當和行動，后來者又將對我們作出何種歷史評價？

　　在《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中，趙英來這樣評論道：

　　泰壹鄙視這些家伙，他們在“五一”勞動節的慶典大會上，將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歸功于工人們的貢獻，與此同時，卻采取各種壓制性的措施，來阻止勞工運動；他們宣稱，經濟的繁榮應該優于工人的福利。其后，在寫給總統的信中，泰壹列舉了工人們所面臨的糟糕處境，他這樣抗議道：“難道這就是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前提嗎？”　

    全泰壹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

　　在讀到趙英來的這段評論時，我不由想起2009年《時代周刊》年度人物亞軍的四名中國女工。正是這些女工和千千萬萬的打工者和勞動者，挺起中國的脊梁，奠定了中國崛起與“中國模式”的基本骨架。

　　歷史學家認為，相同的社會結構與歷史進程，往往會引發歷史驚人的相似之處乃至“歷史的重演”。全泰壹的哲學、他的覺醒歷程與抗爭，包括韓國勞工運動對于社會轉型的推動與促進作用，對于中國正在形成的新工人階級而言，意味著什么？筆者以為，全泰壹從一名裁剪工到以死抗爭的抗爭歷程，全泰壹的哲學、他的傳記、影片等，至少能夠成為表達勞工聲音的一種文化資源，成為反觀當代中國新工人階級形成的歷史命運的一面鏡子；全泰壹以及世界勞工運動史上的所有那些不朽的靈魂，構成了普通工人與勞動者汲取精神力量的一個不竭的源泉，構成了勞工直面社會現實、思考自身命運與社會進步之間關系的一扇窗口。同時，對于體制內外的各級部門與社會組織而言（尤其是從事招商引資可能因為財政和利潤率危機而與資本結盟的地方政府，以及其工作和國家合法性息息相關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工會部門）來說，對于大學和研究機構中初生的“有機知識分子”來說，這本傳記都構成了一種批判、一種揭露和一種反諷。正如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告訴人們這樣一個事實：一個覺醒的普通工人，也會發育出自己的哲學并用這種哲學指導的主體行動，來推動社會和歷史的結構性轉變。全泰壹的抗爭及其哲學，其最為偉大的地方正在于，它已經通過廣大韓國人民的斗爭實踐，轉化為改造現實的力量。全泰壹的自焚抗爭和他的哲學，并非是無力的消極抗爭和高懸廟堂的空談哲學。這種抗爭，絕非有關部門所能夠自豪地成功加以應對的各類“事件”（相反，有關部門應該以未能盡快消除這些事件產生的結構性環境和條件感到羞恥）；這種哲學，也絕非受主流意識形態操控和擺布的犬儒哲學，而是推動歷史進步和社會逐步發生結構性轉變的精神力量源泉。

　　全泰壹的抗爭之路，經歷了一個極為艱難的轉變過程。在對和平市場的勞工問題感興趣之后，他嘗試運用四種方法來采取行動：首先，他努力工作并學習裁剪手藝，希望在成為一名裁剪工后能夠利用自己的地位，來幫助那些年輕的工友。這是一種好心人的辦法。但這種辦法被證明是不受雇主歡迎的；第二種方法，是對和平市場的勞工狀況進行調查并向勞工部呼吁，要求當局確保《勞動基準法》得到執行；第三種方法，是幻想創建一家遵守《勞動基準法》的模范企業；第四種方法，是發動游行示威活動、進行抗爭，來反抗那些壓制改善工人狀況的壓迫力量。值得關注的是，在全泰壹所有夢想破滅之前（讀大學改變自身命運、當上裁剪工為工友謀利益、向勞工部門請愿與呼吁、創建一家模范企業），他曾經對當時的社會及其制度安排（包括勞工部以及勞工監察員等）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典型地體現在他對《勞動基準法》的勤奮學習和應用上。但是，在經歷了“問卷調查事件”之后，在經歷了徒勞的請愿以及夭折的示威游行活動之后，全泰壹開始逐漸洞察到這個社會體制的虛偽之處，理解到勞工問題的根本改善，絕非他想象的那么簡單：“和平市場的勞工命運，與整個的社會是分不開的；因此，社會不公的根源，要比他所想象的，要深刻得多。”全泰壹深刻體會并感受到，自己所面臨和抗爭的社會的“銅墻鐵壁”，是多么厚重和厚實、嚴酷和冰冷。由于親身體會并直面著勞工的艱難處境，由于洞悉到這一社會體制與環境的虛偽（用郭于華教授的話來講，就是精巧設計的“不作為”和裝模作樣的“不正經”），由于從小就受到基督教教義的影響（泰壹去世后，有人說是李小仙害死了自己的兒子，因為她很小就將其帶到教堂，讓兒子產生了救世主情結和獻身情結），全泰壹最后選擇了自焚抗爭的道路。可以說，在當時的環境下對泰壹而言，這是很艱難，同時也很自然和自覺的一種必然選擇。

　　不過，與富士康工人的自殺性抗爭不同，全泰壹的抗爭，是一種在嘗試了其他改善勞工處境的方法失敗之后的自覺抗爭。他希望通過自己的死亡，來觸動工友、當局以及知識界。全泰壹的自焚式抗爭之所以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是因為這種抗爭成為引爆歷史發生結構性轉型的轉折點，成為韓國民主運動和工人運動的一個轉折點。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全泰壹的覺醒，是一個時代工人覺醒的標志。全泰壹的覺醒、抗爭，折射的是整個時代的韓國工人的歷史性覺醒與階級行動的萌生。他通過自焚的方式，來對這個漠視工人權利與權益、壓制工人運動的社會進行控訴；他希望自己的死成為一滴朝露，成為匯集韓國工人歷史命運改變的浪潮。

　　同樣，富士康的工人自殺性抗爭，也引發了知識界一部分學者的震動與反思，同時，促使一些學生投身到勞工境況的改善事業中；富士康工人的抗爭和2010年以來的勞工集體行動一起，引發地方工會乃至全國總工會的變革，帶來了中國勞動關系的轉型。但是，這些抗爭事件似乎并未引發勞動體制的結構性變革；中國勞工總體處境的根本改善，依然任重道遠。富士康工友的死亡，就像濁浪滔天中的十幾朵美麗的浪花，轉瞬即逝，消失在資本西進的喧囂聲中。資本通過“流動”的調整策略，通過布置“天羅地網”和建設各類“員工關愛中心”，來應對富士康工人的自殺；媒體也將這些事件，建構為個人的心理問題和新生代農民工的個人問題。在這里，個人的苦難不再被視作是社會結構引發的苦難。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工人的自殺性抗爭，似乎成為媒體狂歡的載體。概言之，強資本、強政府以及弱勞工的現實，地方政府對資本和財政收入的渴求，經濟發展建立在勞工的非公民待遇基礎之上的現實（所謂“新蘇州人”、“新昆山人”等說法，往往成為“口惠而實不至”的宣傳以及對勞工加以精英式吸納的權宜之計，甚至構成了讓新的社會排斥門檻合法化的手段），都還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我們能夠看到的是，在中國，從一個工人的覺醒與抗爭，到整個時代工人與民眾的覺醒與抗爭，似乎注定要經歷更為曲折和漫長的道路。而這本《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中文版的推出，或許能夠成為一種促使更多的人了解、理解勞工問題的觸媒，一本見證這一曲折和漫長道路的書籍。至少，它能夠啟示廣大工友和民眾，能夠自覺地為自己和所在群體的利益而發聲和抗爭。

　　全泰壹的自焚，讓當時的大學生和知識界認識到自身命運、工人命運以及國家命運之間的關系。從此，韓國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以及更廣泛的社會民主運動，走到了一起。反觀當下的中國，隨著無產階級化進程的加劇，大學生已然開始“淪為”農民工。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鄭廣懷老師深刻指出：從體制的角度和這個社會運行的邏輯來講，“我們都是農民工”。因此，農民工的命運，即那些已然成為農民工的大學生的命運。這里的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是：全泰壹希望自己的事業，能夠得到知識分子的幫助。但當下的中國知識界，更多地是面臨被市場和體制所收買和馴化的誘惑與考驗。在這樣一種環境下，知識界能否并該如何承擔改善勞工處境、為勞工發聲、為國家建構符合歷史潮流的勞工政策與體制的重任呢？或許，這本《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能夠讓中國的某些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以及工人中的先知先覺者，產生某些觸動甚或是震動。在極為嚴酷的政治環境下，人權律師趙英來為全泰壹作傳，為工人階級保留一份文化資源而努力，頗具中國士大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大無畏勇氣。受其鼓舞，至少，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可以拿起紙和筆，走進工廠和勞工抗爭的第一現場，為底層勞工書寫“自己的歷史”而不是“他們的歷史”，盡一份力，畢竟“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如此，到了那樣一個歷史時刻——就像加拿大總理哈珀在2005年對當年的華工后裔們正式致歉的那一刻——當新生的工人階級有了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當工人階級開始自豪地面對自己開創的歷史的時候——我們的知識界，或許會少一份羞愧與汗顏，多一份篤定與自豪。

　　某勞工服務機構的負責人，在閱讀《星星之火：全泰壹評傳》中譯稿后，告訴筆者：這部傳記最觸動他內心的地方，是他曾經和全泰壹一樣，有過自殺的念頭；并且，他也曾有著和全泰壹同樣偉大的幻想——希望能夠買彩票中500萬元，為工友建立一個溝通和交流的俱樂部。我想，他之所以具有與全泰壹驚人相似的心路歷程和感同身受的情感體驗，是因為歷史的高度同構。當下的中國勞工，在一定程度上正面臨著和當時全泰壹同樣的制度安排和社會環境。就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的高度同構而言，就威權體制自身的轉型階段以及有關部門對待勞工的態度而言，就“歷史重演”的角度而言，就勞工的結構力量與結社力量崛起的表現形式和面臨的困境而言，中國社會正在不斷生產和再生產著全泰壹這一數量龐大的勞工群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都是全泰壹”。而不同的是，由于缺乏工人階級利益表達的制度空間與制度落實的力量，由于缺乏勞工團結的文化資源與象征符號，由于中國工業化的幅員之廣闊，中國新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化歷程顯得更為漫長和充滿反復；或許，它作為階級形成的力量展現，所面臨的社會的“銅墻鐵壁”，其嚴酷和惡劣程度，在某些方面要甚于當時的韓國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