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有哪些新動向?
一一試談“生死抉擇期”的機遇、法寶和任務(三)
張勤德
這方面的新動向主要表現在:
文化建設服務于資本的現象在繼續滋長。俊德堂專題報道:“據‘弓軍’先生博文《美資已潛伏在央視,令人難以置信》披露:美資已經在多年前就打入了央視,并以收視率為杠桿撬動央視節目的制作方向,也就是說,央視給全國老百姓提供的節目不但走向了市場,而且被美國把持,至于它說什么做什么倡導什么,美國人已有發言權,還能借收視率操控。此說來源于《環球日報》的兩會報道:全國人大代表、央視著名節目主持人張澤群在兩會期間提出:‘要向電視收視率開炮,美資應撤出央視索福瑞’。因此,此說是絕對可信的。”(微信公眾號,2015-4-16)胡喬木同志的女兒胡木英強調:“這些年的政策,把我們的宣傳手段、工具,全部以產業化的名義推到了市場,實際上就像李教授講的那樣,就交給資本了。畢竟咱們還是共產黨執政呢,共產黨的輿論宣傳能由資本來給你做嗎?這個問題我是難以理解的。所以,我們現在的很多宣傳,就像前面很多老前輩講到的,就是很多黨的最基本的東西,反倒沒有地方發表,沒有手段去宣傳了。”(華夏網,2014-7-4)張木生說:“中國面臨著一個最大的問題,說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實際上是正因為不自信,找不著自信的依據,才去回歸傳統,去吹那些過去走不通的老路。蔣介石一邊信孔孟,一邊拜基督教,他不是也完蛋了嗎?傳統為什么這么紅,不但能夠救中國,還能去救世界,那不是扯淡嗎?”(烏有之鄉,2015-1-19)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指出:“有這樣一種趨勢,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勢頭,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在增強。馬克思主義者常常處于守勢,處于被動地位,甚至失掉話語權。右的勢力越來越猖狂,矛頭直指共產黨、黨的領袖和社會主義制度,達到肆無忌憚的程度。有人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發表漢奸言論,稱汪精衛為‘真正的英雄’,把愛國主義者稱之為‘愛國賊’。我們有些思想陣地并不鞏固,甚至在一個一個地丟失。”(紅色文化網,2014-11-7)“上項目、賣地撈錢,然后買官,成了某些地區公開的游戲規則。在這些地區,黨的組織性、紀律性蕩然無存。再來一把,黨組織可能自動解體了。反過來,靠土地、資源做大的資本家,極力使個人權力從資本向政權擴張,常見的手段包括賄賂、聯姻或者送自己的子女當公務員。其中個別人得隴望蜀,實力大增以后,開始覬覦政權。私人財富和野心的極度膨脹,結合幾年前力推的‘文化大繁榮、大發展’、‘文化產業市場化’過程中各類文化企業優先考慮經濟效益,導致金錢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作用迅速擴張,愛國、左翼思想被迅速排擠。”(MRandson,紅歌會網,2015-4-18)
教育等領域的市場化在繼續推進。“大專院校和學術講臺,基本上是全盤西化,把馬克思主義教育打入了冷宮,可以說都在培養共產黨的掘墓人。”(昆侖巖,烏有之鄉,2014-11-6)遼寧日報致信全國高校教師,談到:“一位叫Kiko的大學生的留言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他說:‘不知從何時起,說中國壞話、罵這個社會成為了時尚,我們一個老師,逢課必講‘瞧瞧人家國外’。案例教學時,負面的例子全是中國的。……我們用新媒體手段做了調查,結果80%以上的大學生表示碰到過課堂上‘愛發牢騷’的老師,對國家和社會的‘描黑’讓學生們都看不過去。法律、行政管理、經濟學等哲學社會科學類課程,尤為突出。”(2014-11-15)最近,教育部長袁貴仁的講話實際上是有背景的,然而在高校卻有一批教授甚至校長公開站出來反對。他們為什么如此猖狂?在于有后臺、有基礎、有氣候。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孔慶東去年6月27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3周年座談會上發言:“黨成了地下黨,黨不過組織生活”,“誰要在這個課堂上公開地講馬列主義,講毛主席,講黨,人家就會把你看成精神病一樣的,你會在生活中、業務上受到種種的歧視和打擊。”7月3日,紅歌會等網站刊登南開大學著名教授艾躍進的文章,也談到了這個問題。
反馬克思主義的言論和主張在公開媒體上繼續傳播。東方紅網友反映:“近日在(河南省)《大河報》上看到一篇題為:‘漢魏:第一代門神光榮上崗’的文章。請看該報部分版面:兩位門神腳下踩著的畫像,頭是中國人頭,身體是野獸的身,成了妖魔。左邊的妖魔手里拿著一把鐮刀,頭上戴著有五角星的帽子。右邊的妖魔手里拿著一把鐵錘,頭上戴著安全帽。全中國人都知道拿鐮刀象征農民階級,拿鐵錘象征工人階級,戴五角星軍帽象征紅軍和解放軍。把工人、農民、軍人身子畫成野獸踩在腳下,視為妖孽,這是對中國人的極大侮辱和歧視。鐮刀和鐵錘在一起,是工農聯盟的標志,是共產黨的黨徽,代表中國共產黨。把持鐮刀和鐵錘的人踩在腳下,就是把共產黨視為惡魔,這不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極大歧視和侮辱嗎? ” (烏有之鄉,2015-4-13)著名哲學家郝貴生教授指出:“自4月6日畢福劍視頻曝光后,引發了中國輿論界極大的震動。這場思想領域里的激烈交鋒有兩個根本對立的陣營,一個是某些主流媒體及各種右派勢力,另一個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群眾的大多數。……去年王偉光文章、遼寧日報一封信、周秀云等事件以及對茅于軾、袁騰飛、胡舒立、柴靜等人批判的深入,也是反腐敗斗爭的深入。所有這些斗爭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個整體。筆者堅信,這次圍繞畢言行引發的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場激烈大交鋒一定會警醒更多的人民群眾覺悟起來。”(烏有之鄉,2015-4-14)在今年9月借紀念孔夫子誕辰掀起的孔子熱中,主流媒體不顧孔孟之道那套理論核心是唯心的、主張政治倒退的這一基本事實,籠統宣傳“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思想,……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重要滋養”;大講“關于中和、泰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的思想,……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國需要和平、愛好和平,也愿意盡最大努力維護世界和平,真誠幫助仍然遭受戰爭和貧困煎熬的人們。……我們應該維護各國各民族文明多樣性,加強相互交流、相互學習、相互借鑒,而不應該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不同國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紅之別,而無高低優劣之分。”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想文化,事實上就是比帝國主義國家的思想文化先進;包括思想文化在內的社會主義事實上就是要戰勝并取代包括思想文化在內的資本主義;革命制止戰爭,用正義之戰求得和平事實上就是維護世界和平之舉,決不應當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來加以限制和誤導;人民民主專政事實上就是我們治國理政的基本經驗,用和諧、泰和之類孔孟之道陳腐說教是否定、取代不了的。
各類歪風邪氣在繼續作惡。金一南將軍強調:“在過去二三十年的發展中,中國人的物質享樂消耗不斷提高,但精神道德水平不斷下滑,以至于今天各種物質制造的產能嚴重過剩,而黃賭毒同性戀泛濫成災——這是一種人類文明墮落的典型癥狀。”(海軍網,2014-10-11)陳榮榮揭露:“一些大工廠雖然盡量為自己打造‘自覺守法’的形象,但仍然存在大量的違法違規事實。比如,‘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研組經過深入調查發現,富士康的違法行為包括:強制加班、超時加班(違反《勞動法》)、克扣加班費(違反《勞動法》)、濫用學生工(違反《實習見習條例》)、漠視職業安全隱患(違反《勞動法》和《職業病防治法》)、‘私了’工傷事故(違反《工傷保險條例》)等。這些大集團尚且如此,數量龐大的中小工廠的違法行為更是俯拾皆是。”(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向,2014-10-6)。“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披露:131萬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占有全民財富的80%。十多年來,中國7000萬股民投入股市的3萬億現金,還剩1萬億,其余2萬億巨資,已被官商聯盟所侵奪和消耗。5個最重要的領域一一金融、外貿、地產等行業中,85%~90%的核心職位掌握在高干官員子女的手中。海外定居的高干官員親屬超過100萬,其中高干官員配偶子女20多萬人。”(李正平,中華網,2015-3-9)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2015-3-9)刊文稱:“與十幾年前相比,腐敗問題的嚴峻程度和復雜程度大大增加。……更為嚴重的是,腐敗問題與政治問題相互交織,有的人既被圍獵又搞圍獵,官官勾結、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熱衷于和有特殊背景的人交結,拉幫結伙、人身依附;在政治上當‘兩面人’,搞小圈子、耍陰謀詭計。”
道德滑坡現象在繼續蔓延。“現在我們不是武器不行了,我們是跟過去倒過來了,過去我們是鋼少氣多,現在是氣不行了。”(張木生,烏有之鄉,2015-1-19)頑石網友尖銳地質問:“這些年,妻子賣淫丈夫收錢,女兒獻身老媽享福;男人提錢進步,女人日后提拔;男星又吸毒又嫖娼,女星先賣身再賣藝。……一切向錢看,坑蒙拐騙,巧取豪奪,造假販毒,殺人放火,貪污受賄,甚至出賣國家機密……總之,什么來錢干什么,諸如此類的行徑難道只是個別現象?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但求目的,不擇手段;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些理念難道只是少數人的價值追求?跪了近千年的秦檜站起來了,李鴻章、汪精衛都成了民族英雄,剝削越多越開心,毛澤東為革命失去親人以致晚年孤獨應該受到譴責,……這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 ”(紅歌會網,2014-9-18)美國國務院最近的一份報告說:“中國已成為性與勞工的世界首都”(紅色中國網,2014-12-2)。昆侖巖將軍說:“私改派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以往的改革,讓人們的信念垮了,精神麻木了,集體主義被個人主義取代了,昏昏碌碌、得過且過,這才是當今中國最大的危險,最大的悲劇!”(烏有之鄉,2014-10-6)國務院參事夏斌提出,地方政府主政者不在乎,借錢干,還不了,過兩年退休下屆政府還,因此政府誰也不怕借錢。政府不怕借錢,銀行也不怕,通過銀行在柜臺上向老百姓銷售地方舉債的各種金融產品。地方政府不怕,銀行怕嗎?中國的國情都了解,地方政府債務最后是中央要背的,因此銀行也有積極性,銀行也有道德風險。老百姓覺得政府不怕,國有銀行不怕,我們怕什么?你只要敢賣,我就敢買。例如12%的債券利率,銀行拿2%的“通道費”,信托也拿2%,到了老百姓手上還剩8%點,比銀行存款還高4.5%,為什么不買?這就是整個社會的道德風險。(紅色中國網,2015-2-23)
西方文化的滲透在繼續增強。中央宣傳部研究室原主任劉祖禹說:“境外敵對勢力在加大滲透和西化力度;境內一些組織和個人不斷變換手法,制造思想混亂,與我爭奪人心;一些單位和黨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責任感不強,在重大意識形態問題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長了錯誤思潮擴散。到底有多復雜?是更趨復雜,復雜到前所未有。前所未有就是空前的,是我們以前沒有遇到過的,甚至是超乎想象的。”(紅色文化網,2014-11-9 )羅援將軍指出:“錯誤思潮的流行,在我看來主要是通過這樣幾個渠道:一是西方媒體對中國進行捧殺或者棒殺,造謠生事,煽風點火;二是數量不多但影響卻很大的網絡大V,他們當中不乏‘反黨、反軍、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反老一代革命家和英模人物’的‘五反分子’;三是一些地下非法出版物,肆意抹黑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老一代革命家的形象,實際上是想動搖顛覆我們黨執政的合法性;四是一些無良學者,打著為民請命、學術爭鳴的旗號,蠱惑人心,對黨的歷史和政策進行誹謗、抹黑;五是通過釋放‘糖衣炮彈’或推銷‘心靈雞湯’,使人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他們意識形態的灌輸。”(鳳凰網,2014-11-11)
崇洋媚外的霉菌在繼續發酵。在《美國之音采訪崔哥被暈倒》一文中,崔永元說:“美國人民打死都不會想到,全世界最愛美國的人都住在中國。比如,我在美國可以隨便罵美國,Nobody cares.(沒人在乎)。要是在中國罵美國,就會有大V和公知罵我。……另外,中國人民對美國MBA球星、總統、美劇和大片的了解遠遠高過美國人,他們把自己都舍不得花的錢借給美國,把自己的獨生子女送來美國上學,還有什么比這更能表示愛的呢?” (2014-4-6) 貴州大學校長鄭強在多家網站近日轉載的一篇演講中談到:“將來日本人侵犯我們,還會不會有漢奸?誰將是未來中國的漢奸?在座的諸位很大一部分都將是。因為你們嘲笑愛國者,崇拜權勢和金錢,鄙夷理想和志氣。教育應該讓中國懂得自尊。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外國人就低頭,女生看到外國垃圾一般的男人都想討好。”金一南將軍問道:“馬克思列寧主義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爭中實現的。而今天,我們有些人實際上是在精神上放棄武裝,說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虜’,覺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們在道德‘低地’。這還是帶領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共產黨人嗎?還能感覺到自己從事的事業是正義的嗎?”(海軍網,2014-10-11)
大批“五反分子”在繼續放毒。梅子指出:“因畢福劍有意識進攻紅色中國價值觀的核心地帶,遂引發人民群眾極大憤慨,無數人自覺站出來,沖上一線。……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站出來為畢福劍洗地,譬如中央黨校原科研辦公室主任杜光,就直接站出來說:‘毛澤東豈止把人害苦了,事實是把人害死了。害死成千上萬人,居然還像掛天安門,尸臥紀念堂,還不讓人家說一兩句真話?’。……微博顯示,對立雙方面對面殺的白熱化,殺的性起,直殺得昏天黑地,刀刀見骨,短兵相接,寸步不讓,呈膠著混戰狀態。”三峰網友寫道:“2015年2月中旬,李開復復出,反攻大陸成功。2015年4月中旬,加多寶公司與李開復手下的干將@作業本合作,進行商業營銷活動,這實際上是等于變相資助作業本團隊。一切跡象都顯示,微博及網絡反共大V們正在日益恢復元氣。如果商業+政治的混合發展模式得以成功的話,李開復、作業本等反共大V們將真正成為中國的心腹大患。”(烏有之鄉,2015-4-19)“有一種情況值得警惕,就是‘民國熱’。有人流露出對舊中國的留戀之情。有人替蔣介石翻案,把蔣介石作為正面人物來評價,拿蔣介石日記做文章,聲稱要改寫近代史。這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赤裸裸的表現。“(逄先知,中國社會科學網,2014-11-25)崔士忠談到:“在一次一起吃飯的閑談中,一個年輕人(30歲左右的樣子)竟然理直氣壯地說:‘試問,現在的有錢人、有地位的人誰說毛澤東好?他只是代表工人和農民這些社會最底層人的利益而已,不客氣的說,他只能代表下賤者的利益,根本就沒有代表我們這些有錢人、上等人、有身份有地位人和高智慧人的利益。而毛澤東代表的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都是我們的雇工,我們是他們的主人。我們說誰好,他們就說誰好,我們說誰不好,他們就說誰不好,他們有什么是非觀念?沒有,更沒有什么代表性了(如此看來飯桌上的富翁也是畢福劍的主人,所以他需要用辱罵毛主席、抹黑共產黨、侮辱解放軍的話語來取悅請他吃飯的主子,以搏得飯桌上主子的掌聲,畢福劍真是一個可憐的人,為了一頓飯而出賣一個中國人的靈魂)。所以您如果寫信仰毛澤東的書,沒人會買,肯定賠錢。蔣介石的回歸是必然的。’后來,她的情緒竟然激動起來,臉漲的通紅,說什么‘你要是寫毛澤東,到時候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更加驚愕了。”(紅歌會網,2015-4-8)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實事求是的認識并承認,意識形態領域的一些方面也有好轉的跡象。正如烏有之鄉站長范景剛所說:“前些天我看到炎黃春秋的新春團拜會最后被取消了。他們已經連續搞了23年了,今年被取消了,我想這應該是從某個角度、某個方面說明一些變化、問題。還有去年賀衛方被廣東老干局請去作講座,后來這件事情在網上被揭發以后,廣東老干局的相關干部被撤,而且在廣東省各地市有關系統進行了通報批評。剛剛知道的茅于軾,原定這幾天要去江西九江作一個講座,網上消息透露出來以后,現在在紅色網友的參與斗爭下,也迫使其取消。……另外,我們也看到,像主流媒體的《紅旗文稿》,這些年發出馬列主義的聲音越來越多;像《中國社會科學報》、《解放軍報》,也都積極地參與到意識形態的第一線,敢于亮劍,發出正確的聲音。我覺得這都是一個積極的好的一些變化。……民間右翼,他們處在一個衰敗之中,他們的陣地、平臺、資源受到一定的壓縮,趨勢上是這樣,但是人家的塊頭基本面還比較大。網絡輿論上,從2013年以后,加強了整頓,微博輿論的生態有所改觀,一些極右翼的反動勢力受到整治,有的被抓到監獄里去了。像《炎黃春秋》,給它更換了主管部門,右翼也發生了內部的分裂和分化。”
著名時評人郭松民說:“‘畢福劍事件’表明,反毛輿論的峰值已過,自由派文化精英將在這個問題上轉取守勢。原因很簡單:既然在牢牢掌控文化領導權的過去三十多年里,在啟蒙神話尚且沒有破滅的情況下,都不能徹底、不可逆地否定毛澤東,那么在民間左翼開始覺醒并自覺參與文化領導權的爭奪、美國神話已經開始破滅的今天,要完全做到這一點,就更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畢福劍事件’還表明,民間左翼強勢參與中國社會‘政治正確’構造的時代正在到來。‘畢福劍事件’使很多自由派文化精英矯情地抱怨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但實際情況是,自體制的意識形態防線在九十年代全線崩潰之后,中國的主要問題不是沒有言論自由,而是沒有言論底線!這條底線就是中國社會缺乏類似西方社會的那種政治正確,或者只有‘反向的政治正確’,體制失去了文化領導權的保護后,只能以警察的力量對付言論。而這次民間左翼對畢福劍的成功阻擊,本質上既是一種‘政治立法’行動,也是一種政治糾偏行動。以此為起點,‘不能否定毛澤東’將逐漸會成為中國輿論場中新的政治正確,自由派精英在公開場合談論毛澤東時,將不得不有所收斂,對毛澤東的侮辱性言論,將會逐漸萎縮為狹小的精英圈子里的私密言論,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肆無忌憚的荼毒社會。……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重墻。民間自發的維護毛澤東尊嚴的輿論的興起,比使用權力或通過立法的方式維護毛澤東更令人興奮!這表明在經歷了長時間的思想混亂之后,中國社會正日益變得成熟起來,也表明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正在擺脫八十年代以來的失敗主義情緒而逐步恢復(盡管是在一個很低的起點上),這對中國的未來可能產生的積極影響不可估量。”(烏有之鄉,2015-4-18)
這些動向,都說明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更加激烈,也表明發生思想文化危機的可能性在進一步增大。并且,由于經濟危機、政治危機、思想文化危機往往在相互作用中互相促進,因而發生社會總危機的可能性自然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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