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除了內地孕婦議題外，外傭居港權相信是其中一個最具爭議、與香港婦女相關的議題。縱使香港法院確認禁止她們申請居留權違反「基本法」，但政客透過建立反對裁決的意見及制造大量貧窮外傭及其家庭將淹沒香港的恐慌，去贏取支持和選票。

　　但是，我們應該冷靜地審視那些反對讓外傭平等地獲取居留權的情緒的根本來源，特別留意誰人因此得益。最終，私人企業及富裕階級，藉延續建基于種族和性別的精細層級結構而取得最大利益。所以他們必須維護他們的特權，透過標簽和抹黑那些貧困和失業的人，從而讓普羅民眾互相攻擊，以轉移民眾對結構不公義的視線。而了解資本和政府如何從我們的內部分歧而得益，就是結束建基于性別和種族的不平等及排斥的起始點。

　　香港企業和政府如何透過維持外傭與本地工人的不平等地位而得益?

　　1. 工人可以保持長時間工作(一直拖延這種沒有法律限制的情況)

　　香港是世界上最長工時的地方之一。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2008年的全球工時調查，香港排名第5，有40.9%的工人每周工作48小時。

　　讓中產階級享有廉價外傭提供的24小時居家服務，外傭完全吸納他們的家庭及育兒負擔，雇主因而可以要求工人更長時間工作，無須擔心家長要求縮短工時，政府則可以繼續逃避工時規管的立法。為了達到此目的，一個建基于將婦女與她們的海外家庭分隔，讓她們繼續在個別住宅里過一種近乎奴隸的狀況的剝削制度必須延續。

　　2. 政府及企業逃避承擔兒童及老人護理的責任

　　除了長工時，個別家庭亦要面對兒童及老人護理的龐大需求，對于那些家庭收入超過港幣15,000元的中產階級雇主，在外傭勞動力價格如此低廉的情況下，外傭就成為觸手可及的解決方案。政府及私人公司就逃避肩負勞動力再生產的負擔，因為中產階級家庭將負擔轉嫁到外傭身上。

　　3. 透過對發展中國家工人及工作過度的香港父母/個人的需求創造「商機」

　　由于顧客(外傭及本地雇主)的選擇有限，外傭招聘公司迅速增長，藉其中介身份收取費用以賺取巨額額利潤。現在香港有1,174所持牌外傭招聘公司，提供招聘外傭服務。這些公司賺取可觀利潤，以致他們可以在電視及地鐵制作廣告去賺取更多。除了外傭招聘公司，為數不少的其他「外判」服務去處理長工時家長的需要和焦慮，例如按摩和保健服務、補習社。高工時家長衍生的所有「副作用」都是由個別工人去承擔。

　　4. 以性別，種族和階級分化工人;阻止工人團結，以維持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剝削

　　有工作的男性工人受惠于無酬女性勞工(家庭主婦)，這種性別分工一直保持不變;而有工作的(中產)女性工人受惠于外傭的低薪及低地位──中產婦女對能夠減輕香港低下層婦女負擔的社會開支不以為然，甚至表示反對。此外，工人階級不分男女一起抵制外傭的平等權利，認為他們的地位比本地工人「低下」，但同時視他們為爭奪工作職位的競爭對手。特權階級惟恐失去他們的優越地位，透過在社會上維持不同性別、種族、階級的工人之間的內部沖突，形成工人之間的競爭，驅使所有工人的工資及工作條件都一同向下。

　　對「所有香港女性」的影響

　　加強性別定型：

　　1) 「家務工作」就是「女性的工作」

　　根據婦女事務委員會2011年一項民意調查，在3000名受訪者中，逾一半人認為「女性應注重家庭多于工作」。另外，39%受訪者同意「男性的職責是賺錢，女性的職責是家務工作及照顧家庭」。(注1) 女性擅于照顧家庭和家務，對其他工作毫不擅長的刻板形象仍然持續。

　　過去三十年，隨外傭制度的不斷擴張，男性協助處理家務仍非必須(只是一個「選項」)。連外籍傭工在內，一個家庭有兩位女性照顧孩童，男性就更不必負上家務的責任。換句話說，家務及照顧兒童等工作屬「女性的工作」的刻板形象只會越來越根深柢固。

　　2) 「家務只是一項低價值的工作，女性必須依靠雇主的拖舍」

　　據2011年的香港人口普查，現香港有301,000位外籍家務勞工，是香港女性工作人口的16.7%。總體而言，女性(包括外籍家務勞工)占香港整體工作人口的48%。政府以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高這點去證明香港是性別平等，但事實是，接近五分之一的女性工人是外籍家務勞工，她們像奴隸般工作，易受傷害及奴役。她們的工資制定被置于法定時薪機制之外，所以她們日以繼夜地工作，一星期至少需要工作六天。其效果就是，外籍傭工制度能合法地鞏固了1) 所有女性工作 (家務勞動，照顧兒童) 的工資都理所當然地低于其他工種及2) 女性雇員依賴雇主的「通情達理」及良心已經足夠，而非作為脆弱的女性工人能享有法律的具體保障。

　　3) 分化婦女，同時亦阻延改革

　　其實只有家庭月入達一萬五千以上的，才有機會可以聘請外傭，但是至于沒有這個收入水平的基層婦女，她們同樣的家務工作以及家庭照顧的重擔卻是被忽視的。對于她們來說，平等機會根本是幻想。她們沒有什么選擇，全天候式留在家中照顧小孩老幼，而且開支自負。社會保障如退休保障等則只能依靠他們與配偶的關系，令她們很容易處于一個受壓抑的位置。這些婦女都在貧窮與缺乏社會化的老幼照顧的情況下受苦，然而中產婦女卻由于有外傭分擔而沒有一個迫切性去要求社會保障，甚至反過來會批評基層婦女太過依賴政府福利。所以，政府引入低廉的外傭不但會分化中產及基層婦女，而且將各種改革的要求延后，包括要求幼兒及老人照顧的社會化，以及改善幼兒相關的公共設施等，把接受政府的資助都說成是一種可恥的行為。

　　婦女與階級

　　政府對婦女種種苛刻的政策其實是基于一種錯誤的假設，就是以為她們沒有在受薪勞動中受雇就等于沒有經濟價值。當我們〝感激〞婦女為我們洗衣做飯、照顧老幼的同時，卻又認為她們的工作是在所謂經濟活動范圍以外，因而好像某些社會福利與權利只能由受薪勞動者才能有資格享有，而婦女則不在此列。她們是否有權享有，只能取決于我們是否有足夠資源去分給她們 (但是要說社會資源不足其實是很易的，而且這種容易令人擔心) 。以上這種錯誤的假設嚴重做成性別間的分化，如果這種分工以及貶低女性勞動的情況持續，即使是什么平等機會委員會都是不能令這種對婦女的社會歧視減少。

　　要打破這種想象，我們要首先承認女性在社會再生產上的角色。這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再生產。馬克思及很多馬克思主義者都會針對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對受薪勞動的剝削，但同時我們不能忽視資本也是從以下幾方面得到益處：婦女無償的再生產工作、以及婦女工作被認為是屬于經濟及社會范疇以外，而只屬于文化上或家庭上的錯誤假設。這種排斥以女性作為對抗資本剝削的主體的傾向在主流的勞工運動是明顯的，尤其當這些運動是著重于組織起來的男性受薪工人，而將幼兒照顧以及性別平等當作是女性議題而非階級議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如Maria Della Costa以及Selma James [注2]由70年代開始，就已開始展示如何及為何女性作為無償工人對抗資本主義的斗爭應該是同樣受到重視。香港是一個現時有48%的有薪勞動是女性的地方、一個家庭主婦缺乏老年保障的地方、一個婦女社會福利及保障受到嚴重乏視的地方，我們是時候將階級以及性別分析結合起來。

　　其次，將眼界擴闊至地區及世界的層面，我們必須知道資本為了增加利潤，資本家們(及政府為促進資本家的利潤累積)是如何利用海外勞動力 -而在這些國家的勞動者，也同時是受到貧窮及性別壓迫。往往本地工人階級對改善工資及工作環境的抗爭時常因不同形式的生產全球外判化而受挫。而在外籍家務傭工的例子上，她們就是在「照顧服務供應鏈」(care supply chain)處于香港婦女勞動者之下，為香港勞動者提供再生產。這是再生產性勞動的全球分工，它深深而且有系統地抑制兩地的女性。

　　例如，來自印度尼西亞的婦女，必須從自己的家園和家人的割裂，來為香港不同的家庭服務。她們犧牲自己的個人家庭生活，進入一個陌生而無助的環境，而且在工作之前，他們被逼留在訓練營，更要為這所謂的訓練付出一筆不少的金錢;外出工作后，她們必須依靠自己當地的家庭網絡，去照顧仍在當地的子女和家屬。個人而言，有些人雖然可做一些儲蓄來改善他們的生活，但是總體而言，她們正不斷面臨著來自政府和家庭的壓力，更多輸出的外傭、更「謙卑」地工作、甚至要付更多的中介費予中介公司及政府。而當地政府已經定明會輸出更多外傭(女工)，可是卻沒有更多更好的保護令她們不受到雇主的的傷害。

　　與此同時，香港的雇主包括婦女可能都漠視外地女工的痛苦與危險，而且往往持一種應然的態度與期望要求她們卑屈的工作及服從。而當她們放假或有突發原因而離開… 這時又變回是妻子和母親來承擔照顧家庭誰全部責任。

　　總結

　　當幾乎所有的社會政策都只為著加強經濟增長方向時(如創造私人利潤)，我們不能有太大期望在此情況下，女性在社會及經濟地位的困境能有很大的進步。因為只要資本仍然是無止境地在社會的不同角落，以及在全球化下尋找更廉價的勞工和最大的利益，這一定會繼續剝削，深化社會分工和階級矛盾。

　　按性別而定的分工令女性在個體家庭中孤立，并讓她們完全負上家務及照顧長幼責任，使女性與男性相對立;而將照顧香港孩童及長者等家務外判給外籍勞工，并讓他們在受壓迫的環境中工作，亦使香港女性與外籍勞工對立。短視的政府及一些政治團體引導市民以為要保護「真正的」香港勞工，就要指責及排拒外籍家務勞工。但這只是一個錯覺，這種作法并不會帶來真正的和諧，也不會令香港人受益。

　　我們所期待那個真正的開明與文明的香港，是會將照顧長幼社會化，認同受薪與否的女性亦具政治權利、社會及經濟權利與平等、醫療及養老金福利，以及認同女性是社會的正式一員及勞動者的香港。我們應感激所有不受薪的婦女及外籍家務勞工， 并為她們與我們并肩為更好的世界奮斗而致意。

　　「權力歸于女性，也歸于階級。」

　　[1] SCMP, 14 Oct 2011, ‘Outdated attitudes about working women persist’

　　[2] See Mariarosa Dalla Costa & Selma James,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1972, http://libcom.org/library/power-women-subversion-community-della-costa-s..., and an essay by Barbara Ehrenreich, ‘What is Socialist Feminism?’, http://www.marxists.org/subject/women/authors/ehrenreich-barbara/sociali...

　　原載于“左翼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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