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國社科院國情調研重點項目,對北京大學等高校校園中的宗教現象,進行了深入地調查研究。“教育與宗教相分離”,是近現代教育制度發展的必然趨勢。然而,自90年代中葉以來,隨著宗教熱的逐漸升溫,宗教在高等院校的傳教活動逐漸由秘密轉向公開,特別是基督教漢語神學運動,進入大學講堂和國家研究機構在當代中國大學校園里,海外基督教勢力成為傳播福音的主要力量。校園基督教傳播隱性方式是進入教學領域,進行文化宣教。這樣擴張態勢的傳教中,大學生基督教徒出現比較快的增長趨勢。抵御境外宗教滲透和防范校園傳教工作,已經作為重要而緊迫的戰略任務,提上當前的工作日程。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原則。
關鍵詞:教育與宗教相分離 抵御境外宗教滲透
“教育與宗教相分離”,是近現代教育制度發展的必然趨勢。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將教會學校的教育權全部收歸國有,建立了新型的現代教育制度,宗教完全退出國民教育體系。然而,近些年來,隨著“宗教熱”滲透到大學校園,“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原則,受到公開挑戰。宗教在高等院校的傳教活動逐漸由秘密轉向公開,特別是基督教漢語神學運動,進入大學講堂和國家研究機構。這樣擴張態勢的傳教中,大學生基督教徒出現比較快的增長趨勢。利用公共教育資源,傳播宗教,屬于違法行為。我們要大聲疾呼,切實落實“教育與宗教相分離”。依法抵制校園的宗教滲透。
一、教育與宗教相分離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
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原則,是西方國家在近現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逐步形成的。眾所周知,中世紀的歐洲社會,基督教占據主導地位,上層建筑,當然包括教育體系,是在基督教的統領下生存的。這就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著名大學基本上源于教會大學的歷史背景。隨著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大學校園中思想自由發展日益蓬勃,要求擺脫神學統治的呼聲日益強烈。隨著西方國家政教分離的體制逐步建立,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原則,逐步成為歷史發展的主流。當今世界,西方發達國家的著名大學都已經實現世俗化。
在近代中國,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問題,主要是針對西方來華傳教勢力興辦的基督教教會學校。在近代中國新式教育體制的建設中,世俗化國立大學占據主導地位。國立大學中沒有宗教神學的位置。
從宏觀角度考察,如果說,西方基督教大學世俗化的動力中,自由思想家的作用比較突出的話;那么,近代中國基督教教會學校世俗化的因素,更多地來自社會變革運動的沖擊。在這些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中,有三大高峰,即:第一次高峰是現代教育體制的確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第二次高峰是民族主義高漲中的非基督教運動;第三次高峰是矛頭直指基督教教會學校的收回教育權運動。
在20世紀20年代的非宗教運動中,現代教育必須與宗教分離成為重要的議題。封建帝制崩潰后,思想界充滿春天的生機,新型的知識分子趨向科學和理性的價值觀。這種潮流導致了近代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興起。大多數知識分子傾向無神論,否認存在超自然的現象,有非宗教的傾向。他們認為科學和理性可以使人們擺脫宗教的束縛,增加人類利用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從而增進人類的福祉。
1922年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閉幕的當天,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學召開第一次大會,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發表演說,從信仰自由的角度,闡述教會學校“誘人入教”是侵犯“人權”。他指出:
“因為現今各種宗教都是拘泥著陳腐主義,用詭誕的儀式、夸張的宣傳,引起無知識人盲作的信仰,來維持傳教人的生活。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個人的精神世界,可算是侵犯人權的。我尤所反對是,那些教會的學校的青年會,用種種暗示,來誘惑末成年的學生去信仰他們的基督教。”
在演說中,蔡元培重申日前發表的《教育獨立議》一文的主張,提出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三項措施:(1)大學中不必設神學科,僅于哲學科中設宗教史、比較宗教學等;(2)各學校中均不得有宣傳教義的課程,不得舉行祈禱式;(3)以傳教為業的人,不必參與教育事業。
就現代教育制度而言,“教育與宗教相分離”,是歷屆國民政府教育部一貫堅持的原則。在非宗教運動輿論的強大壓力下,1925年11月1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頒發《外國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明確規定“學校不得以傳布宗教為宗旨”;學校的課程設置必須符合部頒標準,不得以宗教科目為必修課。”收回教育權運動要求教會學校必須向中國政府注冊立案,遵守中國關于教育法令。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加強對私立學校的管理。1929年,教育部頒布《私立學校章程》。章程規定學校要以教育為主。只準許自愿性性質的宗教活動。根據這個章程,教會學校要向政府注冊,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是“不得以宗教科目為必修科目”;二是“以中國人擔任校長”。
經歷非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外國傳教士控制教會大學的局面逐步被打破。30年代,大多數教會大學向國民政府注冊。教會學校不再是外國傳教士掌控的培養宣教人才的基地。多數教會大學校長由中國人士擔任。教育成為學校的主要目的,廢除學生必須參加禮拜的規定,圣經課程只能是選修科。正如一位研究教會大會的學者所指出的:神學教育從基督教大學“核心位置轉向邊緣位置,”“從王子轉變成為貧兒。”
教育與宗教相分離是現代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則。公立學校內不得進行傳教活動,課程與教材不得含有傳教性傾向,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這些理念自啟蒙運動后逐漸為世界各國所普遍接受。
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科學與民主”的傳統。新中國成立以后,政府將教會學校的教育權全部收歸國有,建立了新型的現代教育制度,宗教完全退出國民教育體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科教興國戰略,推動了國家繁榮興盛的大發展。
二、應當重視當代中國大學校園中的宗教現象
自90年代中葉以來,隨著宗教熱的逐漸升溫,宗教在高等院校的傳教活動逐漸由秘密轉向公開,特別是基督教漢語神學運動,進入大學講堂和國家研究機構。一些權威人士大力倡導“文化神學”,并積極推動這種“文化神學”成為國家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學術方向。這種思潮已經開始影響政策制定和輿論導向。
自2011年至2012年,我和我的同事們承擔了中國社科院國情調研重點項目,對北京大學等高校校園中的宗教現象,深入地進行了調查研究。近期,課題組正在撰寫調研總報告。近年來很多調查研究表明,大學生的信教人數占學生總數的比例高于全國教徒占總人口的比例,而且呈逐年上升之勢。當代大學生關乎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關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興衰成敗,大學生信教現象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當前高校內宗教因素與宗教氛圍的日益濃厚很大程度上是各種宗教向高校校園的不斷滲透的結果,顯然已與《教育法》規定背道而馳。各種宗教勢力,特別是海外基督教勢力向高校校園不斷滲透的趨勢,不能不令我們對教育與宗教相分離政策的貫徹和落實心生疑慮,更為大學生世界觀與人生觀的養成深感擔憂。
隨著各種宗教傳教事業大量資助宗教研究,“精心呵護”宗教的學術傾向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聲音。還有一些人士極力推崇基督教文化,將其詮釋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學的前提”。海外基督教右翼勢力的“合法滲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學術研究”。他們通過教育系統和研究機構,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宣傳基督教優秀論,將西方近現代文明歸功于宗教信仰,詆毀中國的傳統文化,貶低社會主義價值觀。
校園基督教傳播隱性方式是進入教學領域,進行文化宣教。根據我們的調查,在大學講壇上,有些教師罔顧宗教賴以產生的社會歷史基礎、宗教的有神論本質及其消極性,片面強調科學的局限與宗教的優長,忽視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無神論思想的教育,不利于培養學生客觀理性認識宗教問題。宗教類課程任課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往往帶有某種宗教傾向性。例如,在一門關于基督教概論的通選課中,教師將“圣弗蘭西斯的祈禱詞”作為重要參考材料下發,強調“宗教不僅是一種信仰、一種價值觀、一種生活方式本身,宗教更是一種文化、一種人類對世界乃至自身的理解和解說方式”,甚至是“一種人類內在的精神特質”,將基督教鼓吹為“西方世界社會群體的美善之源和精神之基”。
在學術研究中,有些高校學者在學術研究中以吸收當代西方最新學術觀點為名,宣揚西方神學思想。比如:北京大學歷史系某教授在其關于中世紀天主教教會的著作中,鼓吹天主教教會法是統合正義與仁慈之愛的法律,極力宣揚教會法相對于世俗法律的優越,其褒揚聲調之高,遭到網民的嚴厲譴責。
在正式課程之外,海外宗教組織的獎勵資助在高校也頗為盛行,加劇了高校教學過程中宗教因素的影響。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聘請外國神學家長期開課,講授《圣經》。一些傳教士以教授的身份登上大學講臺,組織出版傳教著作。
海外基督教勢力是如何在我國高等學府制造話語權的呢?我們可以舉例一個實例說明。當代國際基督教勢力組織雄厚的資金,建立基金會和研究所,如:英國的天普敦基金會(John Templeton Foundaiton) 和 美國的發現研究所(Discoverry Institute)這樣的機構,促進科學與宗教的對話,旨在調和兩者的沖突,為現代宗教罩上科學的光環。天普敦基金會以數百萬美金的獎勵,吸引人們從事“科學與宗教合作”的研究。天普敦獎年度獎金高達100萬美金以上,相當于宗教神學研究的諾貝爾獎。這種國際基督教勢力制造的“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現代科學”的思潮,已經登上中國著名高等院校的講臺。
自2002年以來,在約翰·鄧普頓基金資助下,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的國內一些著名大學連續舉辦“科學與宗教”系列講座,邀請國外學者發表演講。2002年5月10日,在約翰·鄧普頓基金資助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與美國神學與自然科學研究中心主辦、北京大學等協辦的“科學與宗教”國際論壇在北大召開。據稱會議成果“表明在學術層面需要重新認識科學與宗教的復雜關系”。此后,有關科學與宗教關系的討論會在北大幾乎每年都舉行,并很快擴散到國內其他著名高校。2004年,第十屆中美哲學與宗教學研討會,美國當代著名神學家普蘭丁格教授發表了題為《進化與設計》的報告,從智能設計論的角度對進化論進行批判。
在英國天普敦基金會的資助下,2007年《科學與宗教的對話》一書,收入北京大學宗教學文庫,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匯集四位美國基督教學者在武漢大學的演講。他們利用“基督教信仰三個傳統——羅馬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豐富的基督教信念”向中國青年學子說明:“上帝創造了物理規律”,“宗教信念可以為科學發展提供哲學基礎”等等。這個系列講座被編輯為《科學與宗教的對話》一書。這種“科學與宗教”的系列講座,不僅在武漢大學,而且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持續地舉辦,并陸續出版各種演講集。它在高等院校產生的影響值得深入調查研究。
這種思潮已經轉化為中國學者的聲音。2007年12月30日,在首都科學講堂上,北京大學的某位教授演講《近代科學的起源》。他聲稱:“基督教為近代科學的興起提供了強大支持,可以說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現代科學”。
在美國基督教組織資助下,2004年清華大學翻譯出版美國威廉.鄧勃斯基的《理智設計論:科學與神學之橋》。該書的作者大力推銷現代版的神創論——智能設計論。作者指責進化論是一種“排外且獨斷的生物學研究綱領”,聲稱要“發表一種忠于基督教傳統、堅決拒斥自然主義且促進當代科學和哲學發展的對創世的一般說明”,明確主張“上帝創造世界的行動是一切理智行為(創造性的和非創造性)的典范”。如此明顯的宣教、護教類神學書籍,竟被收入“清華哲學翻譯文叢”之中,實在有些讓人匪夷所思。
與此同時,很多具有明顯宣教傾向的西方神學書籍不斷以“文化研究”的名義翻譯引入國內。2003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基督教文化譯叢”叢書,到2005年底已經出版了12種。該譯叢從基督教的經典《圣經》與核心人物耶穌基督、基督教的歷史、基督教的教義與神學思想、乃至基督教與西方文化的關系等方面,比較全面地介紹了“基督教的正統思想”,“它們既是一定程度的學術著作,同時又能夠被一般受過教育的讀者所理解”。
2004年,鼓吹“宗教市場論”的代表著作《信仰的法則——解釋宗教之人的方面》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該書倡導宗教至上和宗教無政府,以利益原則為動力,鼓動宗教組織不擇手段地無限膨脹。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說:其觀點“客觀上則是推動宗教排他、制造文明沖突和社會動亂”,同時“為邪教撐腰,給地下教會開路,對合法教會進行打擊” 。然而,境外基督教勢力的資助下,此書成為中國人民大學“中美歐宗教學高級研討班”重要參考著作,并“成為近年來宗教學界的暢銷書”。
宗教因素在教學領域中的滲透,另一個重要標志是宗教相關學位論文數量不斷攀升,不少論文表現出明顯的親宗教傾向。據課題組統計,自1992年至2010年,北京大學宗教類研究生學位論文共180篇,占哲學、宗教類論文總量的近1/4。在宗教相關學位論文中,基督教類論文數量最多,占總量的43%以上。佛教類論文數量約占17%,道教與伊斯蘭教類數量較少,不足1%。從時間上來看,1999年以前宗教類學位論文每年數量都較少,1999年有5篇,此后數量大幅上漲,2002年達到11篇,2003年增至18篇,2005年21篇。近幾年數量持平,每年基本穩定在15-20篇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論文表現出明顯的宗教傾向。有的論文依據西方現代神學思想對近代哲學家們的宗教批判進行回應與反批判。在一篇研究休謨反神跡的博士論文中,作者認為休謨的反神學名著《論神跡》“僅僅強調了‘違反自然律’這個要素,而沒有涉及‘神圣者的干涉’這個要素”,“休謨的自然主義并不能為其經驗推理提供恰當的形而上學解釋,休謨的經驗推理仍然面臨著形而上學基礎迷失的困難”。“休謨傳統”中的后繼哲學家堅持“科學的自然主義”,都未能解決休謨論證的困難,而西方當代神學家斯文伯恩與普蘭丁格在有神論基礎上才有效地避免了休謨論證中存在的問題,因而才真正走出了“休謨的迷局”。
在一篇關于當代神學家孔漢思(Hans Kung)的學位論文中,作者盛贊孔漢思的神學思想“不僅有力地回擊了各種無神論思潮及虛無主義對上帝信仰的攻擊和否定,而且從人的實存出發,重建了信任實在、信仰上帝,最終信仰耶穌基督之上帝的合理性,對現代以來的上帝問題作出了清晰、完整的回答”。
這些學位論文的基督教神學立場極為鮮明,與神學院培養的神學家毫無二致。人們不禁要問這樣的神學論文能夠出自公立世俗大學嗎?這些論文中體現出來的宗教神學傾向與“研究宗教、批判神學”的宗教學研究目的背道而馳,竟能在世俗公立大學中順利通過評審與答辯,不能不讓人對當前高校的宗教學教學與研究工作產生疑慮與困惑。
在當代中國大學校園里,海外基督教教會成為傳播福音的主要力量。校園基督教傳播的組織形式是不斷建立發展校園團契。而網絡傳教成為其重要的虛擬形式。這樣擴張態勢的傳教中,大學生基督教徒出現比較快的增長趨勢。有些博士成為職業傳教士,還有北京某名牌大學的副教授擔任家庭教會的長老,建設與三自愛國教會分庭抗禮的神學思想。
近日,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教授竟向中央主管部門建議,開放國家重點大學,與神學院合作,培養神職人員。培養神學人士是神學院的職責。站在國立大學的講壇上,利用公共教育資源,傳播宗教,屬于違法行為。
三、切實貫徹“教育與宗教相分離”
教育是文明的搖籃,承擔著未來的希望。國民教育系統肩負著培養青少年一代的重任。培養科學無神論的世界觀,是全民族的素質教育工程。然而,近些年來,在當代中國的公共教育領域里,“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原則,受到公開挑戰。從“人體特異功能”的盛行一時,到今天設置神學講壇、校內傳教,對國民教育體系造成前所未有的沖擊,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與此同時,科學無神論的話語和聲音卻逐漸淡出大學校園。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中的通用的教材中,科學無神論僅占有微乎其微的比例。除了在極端宗教勢力比較活躍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外,科學無神論教育工作根本不受重視。“研究宗教、批判神學”的無神論著作,在宗教學課程教學中更是完全難覓蹤影。
以馬克思主義與無神論為指導的宗教類研究著作在課程參考書目中甚為鮮見。國家社科規劃辦六五重點項目曾出版有兩部無神論史,即陳麟書編著的《西方無神論史》(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與牙含章、王友三主編的《中國無神論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這兩部著作編寫出版后,1988年通過國家教育委員會鑒定,1989年正式批文作為全國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然而,在這些著名大學本應以“研究宗教、批判神學”為宗旨的宗教類課程中,卻看不到這類無神論著作的身影。
堅持“教育與宗教相分離”,是國家三令五申的重要法規。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明確規定:“教育活動必須符合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國家實行教育與宗教相分離。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教育與宗教相分離,主要是指宗教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非法干預國民教育領域內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教育教學活動及管理事務,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非法活動,不得在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內傳播宗教、舉行宗教儀式,也不得利用學校對在校學生灌輸宗教思想,發展宗教教徒。
進入21世紀后, 中央有關部門更加注重科學無神論的研究和宣傳教育工作。2004 年5 月28 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宣傳部、中央文明辦和中央黨校、教育部、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研究和宣傳教育工作的通知》。文件強調指出:要以普及唯物論的基本觀點和自然科學基本常識為重點,以破除愚昧迷信為著眼點,圍繞宣傳科學思想、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傳播科學方法的主題來進行;各級各類學校是進行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宣傳教育的重要陣地,堅持教育與宗教分離的原則,把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宣傳教育列入政治理論課、思想品德課和有關專業課程的教學大綱,切實保證教學內容和教學要求落到實處;要加強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辦好無神論研究機構和高校有關專業,建立和培養一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無神論研究工作隊伍。
2007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統戰部、教育部、公安部、國家宗教事務局聯合下發了《關于教育引導大學生正確認識和對待宗教問題的意見》( 即16號文件),提出,要堅持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原則,堅決抵御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進行的滲透活動,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民族觀、宗教觀。
特別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的是,2011年,黨中央關于做好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對高校進行滲透的重要文件。我認為,其中有三句話特別醒目。第一句是“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對高校進行滲透和防范校園傳教是一項重要而緊迫的戰略任務。”第二句是,“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教育與宗教相分離的原則”。第三句是“把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作為抵御滲透和防范校園傳教的基礎性工作。”這是前所未有的重要舉措??梢姡钟惩庾诮虧B透和防范校園傳教工作,已經作為重要而緊迫的戰略任務,提上當前的工作日程。
當宗教的聲音在高校校園內越來越響亮之際,科學無神論的聲音卻令人遺憾地衰微了??茖W無神論的宣傳教育是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世界觀起點和基石,對于培養青少年形成科學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目前國內高校對大學生無神論教育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普遍存在認識不足、重視不夠。無神論教育投入嚴重欠缺,管理機制諸多不順,本應承擔科學無神論教育重任的思想政治課在任課教師素質、教學方式、教學理念與內容等都存在突出問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已經步入成年的大學生作為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而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同時也包含選擇不信宗教的自由。當科學無神論的聲音在高校完全缺失之時,供大學生自由選擇的選項事實上已經變得不充分、不對稱了。因此,即便出于尊重公民信仰自由的考量,高校也亟待重視和加強科學無神論的宣傳教育工作。總之,依法抵制校園宗教滲透,切實加強科學無神論教育,刻不容緩,勢在必行。
我們反對宗教信仰向教育領域滲透,是貫徹“政教分離”的國家法律,是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不是對宗教信仰者的敵意。信不信教,應當完全成為個人的私事,信仰是公民的權利,應當得到尊重,但是在國家的決策上,沒有上帝和神靈的位置。無神論對有神論的批判,是人類社會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自我批判、自我提高,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原載《科學與無神論》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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