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危及農產品安全

　　核心提示：近年來我國土壤污染形勢持續惡化，局地、局部區域土壤污染隱患突出，已構成對農產品安全的實質威脅，土壤污染修復工作迫在眉睫。多位專家學者表示，我國土壤修復工作面臨多重困難、尚未真正起步，當前應著力解決加快立法、完善標準、提高技術三個基礎問題，切實推進土壤污染修復工作落實。

　　污染形勢嚴峻危及農產品安全

　　國家環保部、國土資源部近期發布調查公報顯示，目前全國土壤污染總超標率達16.1%，其中輕微、輕度、中度、重度污染點位分別占12.1%、2.3%、1.5%和1.1%。此外，國家環保部中國環境監測總站2011年對284個工礦企業周邊土壤監測發現，土壤污染比例達31.9%，其中重度污染達13.5%。

　　土壤酸化是污染的典型特征。中國工程院院士魏復盛說，我國南方土壤本就呈酸性，但多年來大量施用化肥，以及酸雨影響，導致酸度顯著增加，部分地區土壤PH值平均下降0.5-0.7個PH單位，有的甚至下降2.1個PH單位。比如，湖南強酸性土壤(PH值4.5-5.5)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49.13萬公頃，增加到2006-2010年的145.67萬公頃，目前土壤酸化勢頭仍未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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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質下降也是突出現象，它削弱了土壤對重金屬的絡合固定，威脅農產品安全。目前，東北黑土區的有機質含量已從開墾時的8%-10%降至2%-3%。

　　專家認為，化肥、農藥使用過量、不科學，導致土壤污染形勢持續惡化。1984年以來，我國氮肥、磷肥用量明顯增加，目前平均用量達400千克每公頃(東部局部地區高達600千克每公頃)，是世界公認警戒上限的1.8倍，是歐美平均用量的4倍。

　　另外，盡管我國淘汰、禁用了有機氯、有機磷等劇毒高殘農藥，人畜中毒事件下降、糧菜農殘合格率上升，但農藥用量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農業病蟲害預警、科學合理用藥的技術指導不足，物理、生物領域的綠色防治病蟲害方法研究和推廣不夠，使得農產品仍舊嚴重依賴農藥、抗生素和植物生長調節劑。

　　土壤污染已對農產品安全構成實質威脅。2013年國家環保部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在全國蔬菜種植區采集了4910個點位數據，發現超標點位1188個、占比24.2%，重金屬污染率達到17.5%，有機污染達到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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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農業部對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重點污染區88個縣的230多萬畝水稻田實地調查發現，超標面積160.8萬畝，超標率67.8%，其中鎘污染最突出，其次是砷、鎳、銅、汞、鉻。專家認為，2013年引起廣泛關注的湖南鎘大米事件表明，土壤污染隱患正逼近集中爆發期。

　　土壤修復面臨多重難題

　　我國土壤修復工作是最近幾年才獲得政府、民眾和研究人員關注，但業內人士和專家認為，當前我國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面臨多方面難題，土壤修復尚未真正起步。

　　一是土壤污染具體情況缺少詳查、底數不清。業內人士指出，目前職能部門僅有“調查統計公報”進行土壤質量檢測，但調查頻次少、點位稀疏，調查結果與具體地塊的實際情況很難掛鉤。

　　魏復盛以重金屬污染為例分析說，重金屬含量超標與否、屬于何種等級，超標原因來自“高背景值”還是“人為活動污染源”，金屬有效態含量是否超地表水水質標準，種植出產的糧食、蔬菜是否超標、超標程度等基本情況都較模糊，亟待廣泛進行“采樣監測”，對污染物種類、濃度、污染范圍做出具體評估，“摸清家底才是制訂可行性方案的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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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針對性監管體系空白。目前，土壤污染以環保部門作為統一管理部門，但監管專業隊伍“幾乎尚未建立”，其與“污染形成上游”涉及的發改、農業、國土部門，以及工信、衛生、科技等外圍部門，也未形成互通、聯動的管理機制。

　　監管長期缺位，導致土壤污染“舊賬未還、又欠新賬”，形勢越發嚴峻。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法案室副處長丁敏說，當前主要工業污染物排放量依舊巨大，礦產資源開發中環境問題依舊突出，農藥化肥依舊過量使用，導致土壤污染防治形勢“目前來看拐點很難出現”。

　　三是相關法律法規、標準建設不健全。丁敏指出，《土壤污染防治法》在整個法律體系中，應與《環境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律為伍，受《憲法》統帥，成為與土壤污染防治相關的“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的上位法，但目前這部法律仍未出臺，阻礙了各項“下位法”指導實際工作。

　　此外，相關法律缺失，還堵塞了土壤修復的資金通道。業內人士透露，2014年有關部門在湖南、河南進行立法調研時，所到市縣均反映，土壤污染防治、修復最突出的障礙就是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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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土壤修復技術、裝備、藥劑研發儲備不足，技術成熟、經濟適用的土壤修復體系尚未出現，少數成功的土壤修復項目，多是在局部地區很小范圍內進行“試驗性修復”。

　　加快解決三方面基礎問題

　　針對土壤污染形勢，受訪專家學者建議加快解決三方面基礎問題，推進土壤污染修復步入實質進展。

　　其一，加強土壤環境保護相關的立法工作。業內人士介紹，國家已將土壤環境保護與污染防治立法納入計劃，前期已做大量工作，但整體進度緩慢，相關部門責任義務不清，圍繞《土壤污染防治法》立法基本原則、立法目的、政府和企業責任以及具體法則的爭議不斷。當務之急，宜組織環保、農林、衛生、科技、國土資源等相關部門各司其職、協同配合，加快土壤污染立法進度，實現氣、水、固廢、土壤污染同防同治。

　　其二，借鑒國外“雙指標”和“分級標準”的經驗，組織研究修制訂土壤環境質量標準。魏復盛建議，建立重金屬污染全量和可溶態的雙指標標準體系，這樣既可以判斷土壤污染程度、危害程度，也可以作為土壤修復的評價依據。在“雙指標”基礎上，再根據國情和地方實情研究制訂分級標準體系，為土壤的分級開發利用和土壤污染的修復治理提供標準性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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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節能大地環境修復有限公司的董事長胡清認為，還應建立起符合中國實際、具備可操作性的土壤修復標準體系，包括政治體系、管理體系、技術體系、培訓體系等方面內容。

　　其三，加強土地污染修復的技術研發和示范，規范市場秩序，提高技術準入門檻，提高企業社會責任，并推廣土壤修復的成功案例。

　　李廣賀說，目前我國土壤污染修復工作的技術軟肋很突出，往往就事論事解決、缺乏創新思路，“必須培養土地污染修復工程高層次的設計和策劃隊伍，培育創新性和引領性的工程思維，能夠在綠色修復、低成本修復方面提出新理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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