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本人試談現階段形勢、法寶、任務系列文章的第三篇。所以仍象第二篇拙作《應不應當把這三者作為“新三大法寶”?》重申本人在《如何看待中國現階段的發展形勢?》一文中的意見一樣，再次重申對此文“贊同之處，當然有權力講出來，但要以提出應增加什么、刪掉什么、改正什么為主。這些評論意見，都可以作為文章在網上發表出來。因為，這樣才有利于引發更多的人參與討論，共同把問題搞清楚，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更多的共識，團結起來奪取新的勝利。此意切切，渴望理解;大局所需，拜請相助!”

　　我們要撥亂反正，實現歷史大轉折，復興新型毛式社會主義，需要創造多方面的條件，但是最根本的一條，還是毛主席講的要抓住兵民這個勝利之本。他在談到同黨內走資派的斗爭時說：“只有發動群眾才有辦法。沒有群眾我們毫無辦法，他不聽。”(毛澤東傳，1470頁)什么時候幾百萬上千萬的老百姓起來了，那才會使他們不得不聽，那才決定中國的命運。認清這一點，在當前極其重要。

　　毛主席晚年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毛澤東傳，1390頁)不少文章講到：“毛主席在病重的時候，由于意識到一旦將來文革被否定，文革的任務沒有完成，中國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就會付諸于東流，資本主義復辟就會在中國發生，廣大工農群眾就會由國家的主人重新淪落為雇傭勞動者，因而曾幾次放聲痛哭。”每當看到這些，聯想到當時和現在的情況，都令人悲痛欲絕，因為進一步感到毛主席最關心人民群眾，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都令人怒氣沖天，因為進一步感到修正主義是最危險的敵人;都令人愧疚至極，因為進一步感到沒有完成好他老人家交給的任務，實現大轉折。

　　最近，人民群眾自發紀念毛主席逝世38周年的活動，規模之大，范圍之廣，甚至有的縣有的村都自發地搞，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就是人民群眾在更廣泛地覺醒，在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愿望。因此，我們務必要在每年的清明節和9月9日、12月26日都隆重紀念毛主席。當前為了把紀念活動搞大、搞深、搞紅火，必須在緊緊圍繞頌揚毛主席豐功偉績的同時批判邪改路線這條主線，抓好以下八項任務：

　　(一) 緊緊圍繞宣傳和貫徹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抓好復興毛式社會主義的群眾斗爭。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即新古田會議上強調：“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實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證了我軍始終是黨的絕對領導下的革命軍隊” ;要“確保革命傳統和優良作風薪火相傳”;使“部隊官兵傳承好紅色基因、保持老紅軍本色” ;“青年一代是黨和軍隊的未來和希望，革命事業靠你們接續奮斗”。我個人有個初步看法，如不妥請批評指正，就是這些話特別是最后這一句話，盡管是從向青年一代提希望角度說的，但是它畢竟含有革命要接續的意思，而這便涉及到一個極其敏感、極其重大的問題：如何看待“上世紀五十年代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剝削階級作為階級便消滅了，并且不會再產生”，因此之后便不再提革命而只提改革這個事情?在這個意義上說，強調革命的接續性確實是這次新古田會議的最大亮點。

　　承認革命需要堅持接續性，在我們馬列毛派看來，就應當承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是正確的。為什么說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為什么要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黨領導一切?為什么要堅持政治掛帥、革命統帥生產?其共同的根本性的原因之一，是在于社會主義革命，包括奪權政權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直到實現共產主義，這樣一個全面、徹底的革命過程，作為理論，它是客觀真理;作為路線，它是個綱;作為實踐，它完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運動。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時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有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起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正因為這樣，僅僅搞經濟上的革命是不行的，還必須進行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的革命。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必須是既全面又徹底的整個社會的革命。毛主席的繼續革命理論，正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因而是客觀真理。

　　馬克思指出，這種社會主義就是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列寧說社會主義是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因素和衰亡著的資本主義因素激烈斗爭的時期。可見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線，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完全正確的社會主義路線。

　　毛主席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作為一場運動，它是充分依靠人民群眾，完全為了人民群眾的。這從人民群眾不僅通過公有制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而且通過普通工農商學兵代表在各級人大代表中占65%以上等形式，成為政治上的主人，同時，通過實行為人民大眾首先為工農兵的文藝方針等等，人民群眾也逐步成為文化上的主人上，便能夠看出來。可見，只有社會主義，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為人民謀幸福的主義。

　　毛主席指出，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還說路線是個綱，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正因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作為理論是客觀真理;作為路線是個綱;作為運動完全是為人民謀利益的，所以這種革命的政治工作，才能成為我軍和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這種革命黨，才能夠領導好一切;這種政治，才能統率好我們的經濟。而用“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甚至西方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那一套去做政治工作，則是會適得其反的。

　　重提革命特別是重提繼續革命，實質上意味著一次撥亂反正，所以事關重大。為了支持和促進這場大轉折，我們應當盡可能抓住這一機遇，搞好一場大討論。

　　必須充分認識當前討論革命問題的重要性。要從只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才能使全國團結和統一起來，只有用既糾正“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三分錯誤，又發揚對反和平演變作出重大貢獻的七分成績的新型科學文革才能挽救革命挽救黨的高度，認清如何認識和處理還要不要繼續革命，怎樣進行革命的問題，是當前最重大、最關鍵的問題之一。所以這場革命大討論，事關國家和人民的命運前途。

　　搞好這場大討論，既要防止和克服因為是現時領導人提出的，便以種種理由拒絕給予任何支持和幫助，過分缺乏策略靈活性的傾向，又要防止和克服眼睛向上過多，重視幫助輕視促進，對如何做好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重視不夠，過分強調策略靈活性的傾向。

　　進行這場革命大討論，當然要注意幫助、促進黨內健康力量左轉，但重點是宣傳、動員群眾，是讓全國都知道。

　　能不能既積極又穩妥地投身和抓好這場革命大討論，對馬列毛派的各個社團如聯誼會、網站、論壇、學院、紅歌隊等等以及每個戰友，都是一次重大考驗。我們務必發揚獻身精神，講究戰略戰術，克服錯誤思想觀念的束縛，排除各種消極因素的干擾，有理、有利、有節地打好這一仗。

　　在此基礎上，開展好一場實事求是看待文革的大討論。實質上，這種討論正在進行。例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副主任金沖及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他為什么要那樣做?八屆十中全會以后，毛澤東最憂慮幾種現象：一是中央領導層中出現的重大分歧，特別是農村工作中‘包產到戶’的主張得到不少中央領導人支持，被他認為是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表現，引起他對這些領導人的嚴重不信任。二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出現的黑暗面，特別是干部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三是他認為文化教育領域內，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仍占著優勢。他逐漸形成這樣的想法：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在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它的危險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改變顏色也快得多。只要把上面的問題解決了，下面的問題不難慢慢地收拾。西方有些學者喜歡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歸結為‘權力斗爭’。這種看法，客氣一點地說也只是主觀臆測之詞，并不符合實際：一來，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和‘權力’挑戰;二來，毛澤東當時如果要打倒某個或某些人并不困難，根本用不著‘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進行這樣一場‘文化大革命’”。(北京日報，2013-12-25)

　　再如，由毛澤民夫人朱旦華口述，馬社香整理的《對毛澤東和文革的不斷認識》一文說：“‘文化大革命’中確實犯了許多嚴重錯誤，包括‘新疆叛徒集團’冤案(朱旦華也因此受到過嚴重沖擊)。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甚至是深層次的。如果只計較個人所受到的委屈、磨難，就很難從戰略高度去思考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也不能出于公心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在總結教訓方面，我們黨有成功之鑒。回想當年王明路線給我們黨造成的巨大損失，蘇區丟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區幾乎損失百分之百，幾十萬紅軍只剩下兩萬多人，連黨中央都差一點被敵人吃掉，對我黨造成的損失，空前絕后，危害非常嚴重。但毛主席在延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強調實事求是地總結歷史教訓，對事不對人，強調弄清是非，而不是追究個人責任，更不是對那段歷史搞徹底否定。他一再講，在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對我黨武裝剿滅這個大方向上，我們還是共同一致的，在七大還動員大家選王明為中央委員。張國燾如果不是叛黨投敵，當了國民黨的特務，恐怕也還是要進中央的。大批跟著王明跟著張國燾犯了嚴重錯誤的同志，還得到了重用，結果是全黨思想統一，團結一致，最終取得建立新中國的偉大勝利。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對歷史應該作實事求是的分析，肯定那些應該肯定的東西，否定那些應該否定的東西。絕對肯定一切或徹底否定一切，都是不科學的，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和方法論。“(黨史文苑，2014-11-11)

　　還有，林伯野將軍指出：“人們的立場不同，認識也不同。站在資產階級或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看文革，結論必定是糟得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并有高度覺悟的人看文革，結論必定是好得很。同樣是站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立場上的人們，由于覺悟有高有低，其結論也會有差別。因為人們的階級覺悟從自發到自覺，有一個過程。所以還要提高覺悟，才能認識正確。如果因為受到沖擊、受到寃枉，從個人得失出發，就會不贊成文革。如果從個人所在的單位或地區這個局部出發，看到這個局部出偏差、很糟糕，也會對文革不滿意、不贊成。如果只從文革的某一時段出發，只看到缺點嚴重，看不到后來已被糾正，也會不能正確認識文革。只有從全局著眼，從長遠著眼，看大局，看全面，抓主流，抓本質，才能對文革有正確認識。”(東方紅網，2013年5月9日)這趾話是很有道理的。

　　此外，惲仁祥老所寫的《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用大量活生生的具體事實，證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還有很多這方面的材料，都值得討論時參考。如果能搞好這場大討論并進而發動百萬人要求給因參加文革而遭受冤屈者平反昭雪的大簽名，就會為撥亂反正，復興新型毛式社會主義作出重大貢獻。

　　(二) 緊緊圍繞宣傳和貫徹毛澤東法治思想，抓好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治理的群眾斗爭。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革命的第一步是使無產階級變為統治階級。毛澤東法治思想的核心，是通過憲法等法律體系，確保逐步形成群眾人人起來負責，人民監督政府的局面;以工人直接參與公有制企業的管理，普通群眾直接作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與國家管理;通過“四大”等大民主的形式進行反和平演變，保衛人民政權等等，實行人民群眾對國家的治理。這種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我們的國體所決定的人民群眾進行統治、管理和治理的方式，這實質上是社會主義的民治。

　　我們的法治，和德治、人治等一樣，都是社會主義民治的一種方式、一種手段。就是說，民治是個整體，法治、德治等只是它的局部;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是目的，法治、德治等只是實現它的手段。在這個意義上說，民治要靠德治、法治等方式去實施，德治、法治等要服從和服務于民治。正如求是雜志原副總編輯劉潤為所說：“‘專政’體現為整個上層建筑領域的階級傾向性，也就是你的那一套東西(法律、紀律、政策、導向等等)是向著什么人的、為著什么人的。……如果用法治來否定、代替人民民主專政，就上了‘普世價值’的當，那法治就會變味，其結果是既得利益者即國際資本和國內買辦占盡便宜，而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吃虧。”(紅旗文稿2014-10-11)

　　實踐告誡我們，堅持法治服從和服務于民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才有利于使法治保障人民群眾的國家主人地位不被隨意改變。例如，近30多年來工農群眾由主人公變成弱勢群體，就是打著法比權大的旗號，通過修改“七五”憲法形成的“八二”憲法，取消了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特別是取消了罷工自由實現的。這是對社會主義大民主的一種背棄，也暴露了現在實行的從根本上說實質上是資本主義民主，而且從原則上看，連資產階級的一般民主都達不到，因為正象毛主席說的，修正主義上臺，實質上是資產階級上臺，他們搞的是資產階級專政，甚至是法西斯專政。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總體而言，還有罷工自由這一條。對這樣一個問題的尖銳性、嚴重性，要有充分的認識。我們一定要通過使群眾認清法治服從和服務于民治才是社會主義法制理念，積極地投入維護自己的社會主義民治權力，保障國家主人地位的斗爭。

　　堅持法治服從和服務于民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才有利于使法治保障人民群眾的生產資料主人地位不被隨意改變。例如，近30多年來大多數工人在企業里由生產資料的主人淪為雇傭勞動者，就是打著法治優于人治的幌子，通過強調政法甚至軍隊為改革保駕護航等等進行的。用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是一種違反憲法的違法犯罪行為，因為這是顛覆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公有制是人民政權的核心，所以取消公有制實質上也是顛覆了國家政權。我們一定要通過使群眾認清法治服從和服務于民治才是社會主義法制理念，積極地投入維護自己的社會主義民治權力，保障生產資料主人地位的斗爭。

　　堅持法治服從和服務于民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才有利于使法治保障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地位不被隨意改變。例如，最近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因為發表了一篇講要繼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竟然受到自由化分子特別是其中的西化派的大規模圍攻，有些人甚至威脅說要對他“處以絞刑”。這一方面說明階級斗爭激烈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說明人民民主專政被削弱到了何種程度。我們一定要通過使群眾認清法治服從和服務于民治才是社會主義法制理念，積極地投入維護自己的社會主義民治權力，保障人民民主專政地位的斗爭。

　　堅持法治服從和服務于民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才有利于正確處理體制內外兩種健康力量的聯合問題。例如，最近王偉光受到的攻擊，主要是重回“以階級斗爭為綱”和“文革余孽”。由于多種原因，體制內的健康力量在當前還難以直接充分大講“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正確性和呼吁為文革被說成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和進步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而體制外的健康力量則正好在這些方面發揮優勢。實質上，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無產階級在歷史上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現是無產階級專政”。列寧更明確地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對資產階級的革命斗爭。也就是說，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就決定和要求堅持繼續革命，包括利用文革這種形式進行斗爭。民間馬列毛派和革命群眾敢于講清并貫徹這一點，也證明人民大眾是主力軍，是我們的勝利之本。我們一定要通過使群眾認清法治服從和服務于民治才是社會主義的法制理念，積極地發揮主力軍作用，為復興毛式社會主義而斗爭。

　　堅持法治服從和服務于民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才有利于正確認識和對待一些人既推崇西方國家的普世價值又推崇孔孟之道之類問題。有的論者認為，“不同國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紅之別，而無高低優劣之分。……我們應該維護各國各民族文明多樣性，加強相互交流、相互學習、相互借鑒，而不應該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這樣世界文明之園才能萬紫千紅、生機盎然。”這種觀點的問題是，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國家的思想，無疑是有優劣或者說正確和錯誤、先進和反動之分的。而且，這兩種思想體系相互排斥或者相互斗爭，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最終必將取代或者說戰勝資本主義思想體系。因此，在西方國家及其走狗西化派用自由、平等、和諧等概念宣傳普世價值的情況下，把這類概念也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顯然會造成思想混亂。有的論者說：“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思想，……反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重要滋養。”正如《毛遠新談毛主席批孔子的真正原因》一文(紅歌會網，2014-10-8)所說：“為什么主席提出要批孔，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員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作為孔子的這套理論，它是唯心的，主張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主席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走前面他們(主要指趙匡胤、朱元璋式的歷史人物)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來與老百姓的思想(對抗)時，落入歷史的這種循環，這是不行的。如果共產黨也到了自己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也快完了。”有的論者提出：“關于中和、泰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的思想，……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他們甚至贊賞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念。“毛遠新說，孔夫子是和為貴，所以主席那個時候批那個東西。……主席想的是，我們既然已經認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應該以這個思想來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雖然話都很好聽，拿出哪一句話你也不能說他錯，但他不能解決問題。現在講和諧，和為貴。引起矛盾，處理不了，和得起來嗎?”“毛遠新指出，用我們的話說，你是革命黨的時候是批孔的，當成了執政黨，鞏固地位時又要尊孔。中國的歷史就是這么走過來的。為什么?這是什么道理?”(同上)

　　由此看來，一些人既推崇西方國家的普世價值又推崇孔孟之道，都是出于維護剝削階級統治地位的需要。其共同特點之一，是都搞精英專制而反對社會主義民治。所以，只有堅持法治服從和服務于民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才能既抓好反對普世價值的斗爭又抓好批判孔孟之道的斗爭，包括駁倒那些既推崇西方國家的普世價值又推崇孔孟之道的人。

　　(三)緊緊圍繞宣傳和貫徹毛澤東反帝反修反腐敗思想，抓好“九月愛國運動”式的群眾斗爭。

　　烏有之鄉前幾年提出的“24字方針”把“抗美救國，轉型備戰”放在了前面。俄羅斯最近在烏克蘭問題上這么強硬，美帝為什么沒敢硬碰硬，可能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戰略重點已經移到亞太，主要目標是對著中國的。日本軍國主義這么猖狂，后臺就是美國霸權主義。這充分證明我國今后幾年面臨著極大的戰爭危險。前年的“九月愛國運動”全國數百萬人上街游行，湖南去年的“新五四運動”產生那么大的影響，說明愛國主義能動員最廣大的群眾。上述事實，都證明把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作為重要任務是正確的。

　　為了以狠打那個最大的漢奸老虎為突破口抓好“九月愛國運動”式的群眾斗爭，這里再次對多個方面、多種途徑對他揭露批判的材料進行以下歸納概括，以便更多的人了解掌握，促使有關部門盡快核實取證，公正審處，給全國人民一個應有的交代。

　　其一，違反憲法，涉嫌顛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他多年來一直公開大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30年不變，50年不變，永遠不變”，實質上是把美國式的家庭農場當作了理想模式。他還以“要打破國企的壟斷”為名，極力推動私企實質上是外資進入鐵路等行業，進一步瓜分已所剩無幾的國有企業。如此公開、瘋狂地違反憲法進一步瓦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顯然應被追究顛覆國家政權和基本制度的罪責。

　　其二，賣國求榮，使人民利益受到巨大損失。在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美帝國主義陷入資本主義固有的經濟危機后，他極力主張以“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態度去挽救，用兩萬億美元左右的外匯儲備買美國的債券，使中國買西方國家債券達3萬多億美元。多方面的事實證明，這些錢(全國平均每人約1.5萬元人民幣)相當部分已打水漂了，而他個人卻多次榮獲美國的最高獎賞。

　　其三，他主張的政治改革實質上是實行西方的多黨制。人所共知，中東、北非近來的戰亂，主要是在西方國家的鼓動、支持下搞西方式的多黨制及直選總統，而他對這種民主是肯定的。例如在2012年兩會上答記者問時他說：“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訴求，必須得到尊重和切實的回應，而且我以為，這種民主的趨勢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擋的。”這不是公開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嗎?

　　其四，大搞轉基因主糧商品化，把人民群眾當作試驗用的小白鼠。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美國推行轉基因計劃的目的之一，是“讓落后人種(包括中國人)餓死、夭折病死或失去生育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僅對美國科學雜志主編說“我力主大力發展轉基因工程”，而且大量進口了美國的轉基因玉米、黃豆。這些罪責，也要一追到底。

　　其五，公開大講自己沒有任何失誤，喪失了起碼的誠信。在他任職期間，“三公消費”2009年便超過了9000多億元;物價一再突破他承諾的底線;國務院部委高官接連因腐敗落馬;毒奶粉、地溝油、因強拆導致的百姓自焚事件屢屢發生;基尼系數一路飆升，使中國成為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等等。在大量客觀事實面前，他卻說自己“沒有因為不負責任而造成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誤”，這能讓人相信嗎?

　　其六，國際上和國內都傳說他家擁有27億美元的巨額資產。這包括他曾協助中國平安保險集團渡過難關，其親人獲得價值幾十億元的股權。他的兒子是以英國匯豐銀行為后臺的平安保險公司的后臺，有資產數十億元，后來又變成特大型中央國有企業中國衛星通訊公司這一掌管北斗導航系統的極其重要企業的董事長;他的夫人曾任中國珠寶協會副主席和中國唯一的上市珠寶企業北京戴夢得寶石集團的總裁。在這種情況下他竟這樣表白：“為國家服務整整45年，我為國家、人民傾注了我全部的熱情、心血和精力，沒有謀過私利。”這是不是囂張、頑固的表現呢?

　　不難看出，搞清他的問題，追究他的責任，對于黨的領導機關無疑是一個重大考驗。

　　(四)緊緊圍繞宣傳和貫徹毛澤東經濟思想，抓好反對國企進一步私有化的群眾斗爭。

　　當前，邪改派和馬列毛派都把圍繞著混改的斗爭看作了一場“生死決戰”。毫無疑問，對方提出“背水一戰”，就是不留后路，拼死一博。我們不少戰友例如昆侖巖將軍也是看作最后斗爭的。這是因為，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個角度看，進一步搞國企私有化，會導致徹底改變共產黨的性質;從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個角度看，正像俄羅斯的丘拜斯所說當時俄羅斯搞國企私有化，經濟上的考慮只占5%，95%是考慮的政治。最近張維迎也講，既然政治體制改革共產黨不高興，咱就搞國企改革，只要國有企業進一步私有化了，共產黨的執政基礎自然就垮了。這一點，很值得我們重視。因此，圍繞混改的較量自然會很激烈。宋方敏將軍指出：“‘政左經右’的路子不能走，也走不下去。要確保社會主義政權鞏固，就不能孤立地就意識形態抓意識形態，而必須圍繞經濟工作中心，盯住當前改革的主要危險即私有化陷阱，捍衛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保住社會主義命根子。兩條改革道路的較量是活生生的現實，一定要為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而斗爭。在公有制主體不主的格局下，國有經濟這個支柱只能加強、不能削弱。不要弄到國企‘命門’被滅、公有制‘根基’被毀、經濟基礎最終變質，變成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完全不相容的時候，政治思想上再唱社會主義的高調也無濟于事。”(優酷網，2014-11-18)這話是很有現實針對性的。

　　人所共知，國企進一步私有化是《2030年的中國》作為改革路線圖提出來的，明確要求“實現所有權結構的多元化”，而這個路線圖則是中美兩國政府的智囊機構聯合制定的。同時要看到，進行混改是中央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一些人自然會利用這個合法手段繼續跟我們較量。國內外既得利益集團做夢都想進一步瓜分國有企業，因為這最后一塊大肥肉對他們太有吸引力了。在他們看來，假如混改讓誰給停了，這個口子一開，那是有可能引起連鎖反應，甚至會帶來大清算的。這驅使他們把改革變成一種制度革命，妄圖在中國徹底建立私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來保護他們的財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利益集團則把中國的國有企業當作眼中釘，認為這個航母編隊不打掉的話，對美國威脅很大，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他們拼命地進行最后的抗爭。另外，好多地方官員發現房地產不好搞了，就要靠賣國企來還債。這也是很要命的事，直接關系到他們的政績和前程。同時，美國也公開施壓了。美國前財長鮑爾森就說，要加快改革，加大對私有領域的重視，減少對國有企業的重視。這不是公開威脅是什么?所以對今后斗爭的激烈程度，我們務必要有應有的認識。

　　為了抓好保衛國企這一實質上是保衛我們命根子的生死決戰，我們首先要進一步駁倒《國企》雜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所概括的邪改派的“國企壟斷論、國企低效論、國進民退論、國企腐敗論”。 其次，要堅決支持吉林通鋼式工人群眾的斗爭。同時，河南南陽市把紀念毛主席和下崗工人維權斗爭相結合的形式，也很值得總結提高，積極推廣。

　　(五)緊緊圍繞宣傳和貫徹毛澤東廉政思想，抓好反對腐敗蛻變的群眾斗爭。

　　多年來，不少人民群眾敢于對本地本單位的腐敗分子進行堅決斗爭，取得重大勝利。他們是人民功臣，值得學習、表揚。但是也有一批群眾把反腐的重點放在上訪上，堅持多年成效不大。應勸說他們把重點放在寫小字報、傳單和靜座、請愿等形式上，使腐敗分子的情況家喻戶曉，人人皆知。能做到象過街老鼠那樣人人喊打當然更好。這樣，即使當局不處理甚至包庇慫恿，他們也臭不可聞，難以混日子了。同時，這也利于在全國各地普遍掀起群眾性的“打老虎蒼蠅運動”。

　　金融連接著各部門、各行業、各單位的生產經營，聯系每個社會成員和千家萬戶，是國家管理、監督和調控國民經濟運行的重要杠桿和手段，同時又是國際政治經濟文化交往，實現國際貿易、引進外資、加強國際間經濟技術合作的紐帶，因此社會上幾乎所有的腐敗問題都與金融領域有密切的關系，我們要千方百計猛攻這個關鍵性的堡壘。

　　國企私有化是最大的腐敗，它導致的國有資產流失數量之大，規模之廣，危害之深，是空前的。所以不反對國企私有化改革這個腐敗，那就是治標不治本。打老虎、蒼蠅，是針對個人的，要從制度上反腐敗，反對制度上的腐敗，就必須反對國企私有化。不治國企私有化這個本，社會主義的反腐敗和資本主義的反腐敗，就沒有本質的區別。這就是說，敢反對國企私有化，才是社會主義的反腐。雨夾雪網友說得好：“腐敗是侵占人民1%的財產，私有化是侵占人民100%的財產。如果只反腐不反私有化，結果只能是越來越壞。”(烏有之鄉，2014-4-15)

　　(六)緊緊圍繞宣傳和貫徹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思想，抓好反對轉基因主糧商品化的群眾斗爭。

　　中國民間愛國團體反轉基因宣言(中國民間保釣聯合會網，2014-11-9)指出：

　　(一)國民中最具生命活力的大學生群體，其捐精合格率已降至僅10%的水平，而正常水平應該是50—60%。除大學生群體外，農村青壯年大多數都在城市打工，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及食品的安全程度均不及大學生，因此其生育能力不會比大學生更強。

　　(二)現我國民中白血病、癌癥、糖尿病、肝腎疾病、心臟病等的患病率也已呈爆炸性增長，均比轉基因進入中國前增長數倍。

　　(三)轉基因作物種植區普遍發生大老鼠滅絕、大量死豬死鴨等嚴重生態災難。

　　世界上13個國家的科學家，以科學研究實驗和長期生產實踐的第一手資料，一致證實轉基因作物與協同農藥草甘膦(除草劑)的巨大毒副作用，有力地駁斥了轉基因利益集團刻意制造的所謂“轉基因同樣安全”的無恥謊言。

　　(1)俄羅斯國家基因安全研究會主席伊蓮娜.沙羅伊吉娜證實，轉基因大豆使老鼠死亡率增高、發生腫瘤和第三代絕育。而俄羅斯科學家做實驗用的CP4 EPSPS40-3-2，就是中國人最近10年消費的孟山都食用大豆油的原料。轉基因大豆油占中國人食用油總消費的90%，轉基因大豆蛋白和轉基因飼料基本覆蓋中國人飲食的全部環節。

　　(2)美國科學家唐•胡伯對轉基因作物的捆綁農藥(草甘膦)的毒性進行長期深入研究后證實，它對有益微生物(固氮微生物;菌根;蚯蚓;植物促長根圈菌等)有毒性;在殺滅有益菌的同時打破了細菌原有的平衡，致使惡菌猖狂(如鐮刀菌、漆斑菌等)。最嚴重的問題是，已經從飼喂轉基因飼料而流產的動物體內分離出了新的不明病毒。

　　(3)中國質量檢驗檢疫總局研究員范曉紅，2011年從進口轉基因大豆中發現了原本不屬于大豆的一種不明蛋白質。這一發現與美國植物病理學家胡伯在轉基因大豆飼料和流產動物體內發現的新型病毒吻合，顯微照片高度一致。這是一種能夠跨越植物界和動物界、導致嚴重生殖異常的全新病毒，由于它能直接造成哺乳動物生殖異常，其危害是無法預計的。

　　(4)中國科學醫學院周則衛團隊做的轉基因大豆油動物喂養實驗證明，轉基因大豆油損害免疫力和生殖系統。

　　(5)法國分子生物學博士尼古拉斯•德法熱對農達除草劑十年跟蹤研究，證實農達對人類細胞具有毒性。法國卡昂大學報告喂食轉基因玉米誘使實驗鼠生長巨大腫瘤。

　　(6)丹麥農場主艾博先生介紹，由于使用轉基因飼料，丹麥生豬養殖場畸形病患普遍。

　　(7)德國農場主格洛克納用轉基因玉米喂牛，導致奶牛大量死亡而破產。

　　(8)阿根廷農民代表控訴孟山都轉基因大豆毀了阿根廷。在轉基因大豆集中種植區，癌癥爆發，已經成為人口死亡第一原因(占50%)，新生兒畸形率高達6%。

　　(9)美國西華盛頓大學教授南希•斯萬森通過對大量相關數據的對比分析發現，20多年來，隨著美國轉基因栽種及草甘膦使用量的增加，美國人患各種病的比例也在增加，而且令人驚訝的是其相關性達到了99%(100%為完全相關)!

　　(10)美國《橫跨美國媽媽協會》創始人之一珍哈尼介紹，在過去的20年中，隨著轉基因種植和轉基因食品在美國越來越多，美國公民的發病率大幅提高，健康狀況不斷下降。為了弄清楚轉基因和草甘膦對人類有多大影響，協會將一些志愿者的尿樣和血樣送試驗室檢測，結果令人驚訝。30%的人尿樣中檢測出了草甘膦。同時還對母乳進行了檢測，結果竟然發現母乳中草甘膦含量比歐洲飲用水允許草甘膦最高殘留量還要高760到1600倍。(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2014-11-14)

　　當前，要在越來越多的老百姓已經知道近年來有許多嚴肅的科學家經過大量實驗，證實轉基因食品與腫瘤、不孕不育、胚胎異常等數十種疾病有高度相關性;美國軍方曾提出“新型生物戰劑可以作為戰略武器針對敵國平民人口長期施用并達到使目標人口絕育、致癌、健康退化的后果”，轉基因作物恰恰有可能成為這種武器，如今向中國大肆推銷轉基因農產品的孟山都公司正是當年生產投向越南戰場的橙劑生產商;早在2000 年全球的828位科學家就向各國政府緊急呼吁,叫停轉基因，指出轉基因作物違反生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使我們的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這些年農業部在不讓自己的幼兒園吃轉基因食品、嚴禁奧運會等所有外國人活動場所銷售轉基因食品的情況下，批準進口和種植轉基因主糧讓全國人民吃，把13億老百姓當作小白鼠，并把人民的質疑斥為“無知”;轉基因利益集團不顧我國大面積種植轉基因玉米(先玉335、迪卡系列、德美亞等)造成嚴重生態災難并摧毀養殖業(尤其是養豬業)的惡劣后果，在繼續一意孤行大規模全面迅速地推進轉基因糧、油、菜、果等產業化;有資料顯示,中國轉基因的積極推動者不少有美國資金和機構培養的背景，中國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里的專家不少在銷售轉基因種子的公司都有兼職的基礎上，使更多的人了解北京食品安全志愿者楊芳洲提供的材料有關轉基因的新情況。其中包括：

　　(1)北京農業生物技術研究中心自己公開宣傳，張曉東研究員帶領的小麥轉基因育種課題組自育小麥新品種“京生麥1號”，在北京郊區推廣約2萬多畝。在河北唐山等北京周邊地區、天津和山西等地區均有引種試驗，總推廣面積約5萬畝(有照片為證)。

　　(2)據各地志愿者和一些地方種子公司工作人員反映，現轉基因糧食和蔬菜、水果、林木都已全面泛濫。僅上海反轉基因聯盟的志愿者們查到的轉基因糧食蔬菜的品種型號就有上百種(視頻《中國地區非法種植轉基因品種番號揭密之一》為證)。

　　(3)“監管者使用的對草甘膦毒理學風險進行的評估來確定‘對環境與人類健康的可接受水平的危害’，不考慮像農達這樣的草甘膦配方中稱之為‘非活性成分’產生的協同毒性，它們增強其毒性幾個數量級”(《綠色醫學信息》)。《無轉基因美國》的戴安娜•李維斯結論：“越來越多的證據認為，農達及其稱之為活性成分的草甘膦，對人類與動物健康、對非靶生物與我們的環境造成危害。”

　　不少群眾提出，要追究搞轉基因主糧商品化者的責任，這很有必要。現在不是老講問責制嗎?我們就是要千方百計窮追猛打，使那些支持、參與、批準搞轉基因主糧商品化者，受到應有的懲處。據說現在北京已有相當多的人不吃轉基因食品了。如果全國的省會城市也能做到這一點，并且能有數十萬人參與追責斗爭，那就會給邪改派一個相當沉重的打擊!

　　(七)緊緊圍繞宣傳和貫徹毛澤東民主思想，抓好維護人民合理合法權利的群眾斗爭。

　　必須組織老工人，憶當年的社會主義之甜，訴今天資本主義之苦，并在網上發表、印成傳單廣為傳播，使人民群眾進一步了解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的一切苦難、中華民族的一切危機的根源就是邪改派背叛馬列毛主義，對外投降美帝，對內復辟資本主義的結果。

　　必須堅決支持類似于吉林通鋼、廣東裕元、湖北武漢和重慶等地人民群眾特別是工人的維權斗爭。深入研究斗爭形勢任務，總結經驗教訓，提高斗爭能力。尤其重要的是使人民群眾認清，通鋼職工的斗爭是工人階級走上舞臺中心的標志。我們決不能靠神仙皇帝救世主，自己的幸福和解放只能靠自己來爭取，從而充分發揮斗爭的主動性、主體性。

　　必須加強工人階級本身的團結。要積極促進國企工人與私企工人之間，在職工人和下崗失業工人、退休工人之間，城市工人和農村工人之間，不同地區工人之間，不同行業工人之間的大聯合。同時，要看到走私有化資本主義道路受害的不僅是城市的工人階級，也有農村里的普通農民，因而聯合農民，重鑄工農聯盟。

　　必須充分重視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的作用。青年知識分子從來都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力量、先鋒力量。相當多的知識分子能夠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在于他們不僅重視同吃同住同勞動即工作、生活上的結合，而且重視政治、思想上的結合，注意學習工農群眾堅定的革命立場和先進思想，真正把人民群眾看作英雄，看作創造歷史的動力，看作決定的因素，從而將為人民服務作為人生的最大價值。而能做到這一點，關鍵在于懂得了階級剝削、壓迫，進而懂得了革命，懂得了社會主義。也就是說，懂得了只有推翻剝削階級，建立沒有剝削制度的社會主義新社會，才會有絕大多數人的好日子過，才是我們勞動人民的唯一出路。正是因為有了這種認識，知識分子才起了橋梁作用、先鋒作用。因此正像毛主席說的那樣，中國革命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就不能成功。

　　(八)緊緊圍繞宣傳和貫徹毛澤東文化思想，抓好文化戰線的群眾斗爭。

　　多年來，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紅歌會、東方紅、紅色中國、毛澤東思想旗幟等網站;“紅歌總司令”戴誠帶領的常州紅歌團、北京景山公園紅歌隊、知青文藝宣傳隊、劉毅然帶領的編導演出隊伍等文藝隊伍;武兆令、趙光武、楊徳明、譚乃彰、田心銘、孔慶東、鞏獻田、張宏良、韓德強、劉永佶、趙磊、梁柱、周新城、司馬南、衛興華、艾躍進、楊思遠、蔣高明、顧秀林、李定凱等學者;魏巍、馬賓、張全景、秦洪達、盧之超、馬也、李成瑞、劉實、韓西雅、李波、馬青柯、王子愷、劉日新、張文茂、李樹泉等退休干部;魏巍、林伯野、惲仁祥、李際鈞、宋方敏、姚有志、楊春長、羅援、王立華、武兵等離退休軍人;戴旭、秦天、尹卓、張召忠等現役軍人;陳紅兵、范景剛、秋石客、鋼筋水泥、衛東、李忠、郭松民、徐亮、時邁、張耀祖、李民琪、余鋒、愚悻、大眾民主、梅子、雨加雷、頑石等網絡名人，都從不同角度為宣傳紅色文化和進步思想做出了重要貢獻。張全景部長說得好：“不突出學習紅色文化，片面強調學習孔孟之道，提倡學習《弟子規》、《三字經》，甚至穿上漢服、唐裝拜‘孔圣人’、舉行‘點朱’或‘開筆式’，這也是不恰當的。當前，社會風氣的滑坡，不是因為傳統文化的喪失，而是紅色文化的斷流造成的。這里有兩個很簡單的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一個是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說邊區‘十無’，那是什么文化占主導地位?一個是‘文革’年代，‘批林批孔’期間，可以說批孔之猛烈比‘五四’運動還厲害，實際也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的兩千年間最為猛烈的批判，但是社會風氣又是怎樣呢?其實，在毛澤東思想、紅色文化中，包含著豐富的革命情誼的倫理道德。做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工作上是‘精益求精’、‘又紅又專’……這些不都是很好嗎?“(紅色文化網，2014-11-7)

　　當前，紅色文化大潮在進一步高漲。例如，黑龍江省齊齊哈爾火車站自發組織慶國慶唱紅歌這樣的團隊，就是一個標志。黃塑芹發文(烏有之鄉，2014-10-5)說：“還沒有觀看全部節目，我就有了一個深切的感受：人民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偉大力量!人民群眾最智慧!理論很重要，我從不質疑理論的闡述，但我一直堅持一個觀點：行動即王道!如果千千萬萬紅色網友像齊齊哈爾火車站自發組織慶國慶唱紅歌這樣的團隊，去火車站、汽車站、城市社區、廠區、廣場、村口、軍營、商場、校區、公園、市場，去能去、去人多的地方唱紅歌，把理論書把革命資料廣泛而無償地散發給廣大人民群眾，復制齊齊哈爾火車站紅色宣傳隊的宣傳模式，而不是在各自山頭自稱老子天下第一，中國紅色大潮必將以摧枯拉朽之勢席卷全國，那將是怎樣壯麗的景象?!”我們是多么渴望這種壯麗景象的出現啊!

　　邪改派也是紙老虎。經過30多年的表演，他們已經丑態畢露，失道寡助。即將發生的總危機，便是他們大勢已去、氣數已盡的標志。數百萬革命人民高舉毛主席像走上街頭之日，就是他們分崩離析、一朝覆亡之時。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讓我們張開雙臂，去迎接這場偉大的勝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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