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紅網北京2014年11月18日電
沉痛宣告
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老紅軍,開國將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原副司令員王定烈,因病醫治無效,于2014年11月18日凌晨2點30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6歲,特此訃告。
附:王定烈將軍簡歷
王定烈,原名王大培,1918年11月20日生于四川省宣漢縣得勝場的一個農民家庭。1928年春入私塾,次年后入得勝場、巖門廠、蒲家場小學。1933年11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等第四方面軍,1935年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共青團,次年(1936)轉為中國共產黨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先后任紅三十三軍295團戰士、營部傳令員、文書,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任紅五軍43團團部書記。經歷了川陜蘇區反“六路圍攻”、攻克城口縣城等戰役。在長征途中,1937年4月參加甘肅省祁連山突圍戰斗中,腰、頭部等五處負責傷。經歷磨難后歸隊??谷諔馉幤陂g,1937年7月,任八路軍115師343旅旅部戰士、班長、保衛員。1939年1月后任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五支隊指導員、騎兵連政委、五團營教導員(后為教導3旅7團)、營長、干部輪訓隊長,冀魯豫軍區第八分區鄆北至隊長、昆張支隊副支隊長、支隊長。八團副團長、團長。多次參加了對日、偽、頑的戰斗,以及鄆(城)北、巨(野)荷(澤)戰役。1945年1月奉命南下河南省經歷了數月的激烈戰斗,創建了豫中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原軍區第1縱隊2旅四團團長。參加了“中原突圍”、“桐柏戰役”、湘鄂西游擊活動。1947年8月隨劉鄧大軍南下大別山,參加攻克新縣(經扶)、紅安、高山鋪戰役等。1947年12月后,任江漢軍區獨立旅副旅長、湖北軍區獨立二師師長、湖北省恩施軍分區司令員。參加了解放鐘祥、隨縣、應山、云夢、應城、花園、武漢、宜昌以及鄂西南的戰役和剿匪戰斗。全國解放后,1951年9月后曾任空軍航空兵23師、18師師長,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后任中南軍區空軍廣州指揮所司令員、廣州軍區空軍副參謀長、參謀長能夠等職。1956年9月入南京軍事學院空軍系高速班學習。1958年九月,任空軍15航校(現空軍工程大學導彈學院)校長、空軍汕頭指揮所主任、廣州軍區空軍副司令員、濟南軍區空軍副司令員。1975年5月后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參謀長、副司令員。王定烈是第五、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代表。1955年授予大校軍銜,1961年晉升為少將軍銜。王定烈先后榮獲三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勛章、二級解放勛章。1988年榮獲以及紅星勛章。
附文:王定烈:從地獄歸來的將軍
王定烈老將軍是我的老朋友,我曾多次采訪過他老人家, 也多次邀請他參加我們組織的各種活動。老將軍有著傳奇的經歷,有著亦將亦兵的情懷,有著淡薄名利的情操……讓我難忘的,是將軍在空軍的那個小院。每到夏天,菜地里長滿了綠油油的蔬菜。這是將軍打理的,也是他的驕傲,每當這時去看望他老人家,他都希望我們能嘗嘗他的勞動果實。
將軍身體很健碩,說話也很大聲。他喜歡自顧自地說自己記得或者印象深刻的事情,而且一定是從頭說起的。所以,我們經常要花了很長時間聽老人娓娓道來。多次的交往,我已經很難記起老人每次都說過些什么,但我卻心知,我交了一個父輩的朋友。
將軍有一套灰色的軍裝和軍帽。軍裝很新,將軍說,那是幾年前參加一個活動之后發給老紅軍的,他特別珍藏著,有機會就拿出來穿一下,感受一下當年的戎馬倥傯。他告訴我,他也舍不得多穿,深怕把衣服弄臟了或者弄皺了。將軍說,當年的款式現在很難找了!當我邀請他參加“紅色會客廳——萬源專輯”電視節目拍攝時,將軍執意要穿上這套軍裝,并要穿上草鞋。害得我們年輕的編導著實給了他的草鞋幾個大大的特寫。
其實我們時常將王定烈將軍稱為“老頑童”,這似乎是大不敬。但他真的像個老頑童——幽默、樂觀、豁達,說起話來手舞足蹈,不先嘿嘿地笑個夠,仿佛很難開口,老人家為人平和的心態真的讓我們好生羨慕。
就這樣,我們任由這個穿著草鞋,哼著四川小曲,背著手,踱著方步的老人,用一派閑庭信步的神情,講述將軍從“地獄歸來的”的故事。
1945年11月7日于桐柏縣留影
將軍的“草鞋情結”
話題自然從草鞋說起,對于已到暮年的王定烈來說,穿了幾十年的草鞋和布鞋,不能不說明老人對于草鞋的特殊情結。王定烈老人說:“我在家鄉就穿草鞋。長征路上因為沒有布鞋,草鞋成了生活必需品。戰斗中間的休息時間,我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打草鞋。不打草鞋,在山區里怎么走路啊!所以草鞋就成了當時生活的必需品。長征路上都是高山,亂七八糟的地方,你說穿布鞋,哪有人給你做那么多布鞋?要穿皮鞋,那更沒有;要穿高跟鞋,我們也沒有看到過?,F在,我的習慣就是夏天穿草鞋,冬天穿布鞋。”王老還對記者說:“我們穿著草鞋打敵人、走長征,取得最后的勝利,但我們今后的路程更遠,新的長征仍然需要發揚‘草鞋精神’。”
王定烈將軍告訴記者,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在1921年建立共產黨,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那個時候他都很小。老人是1918年生的,1933年參加紅軍,當時15歲,是個紅小鬼。
將軍他直接到連隊當了兵,參軍不久就開始打仗。當時川東游擊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合以后,把川東游擊軍改編為紅三十三軍,軍長是王維舟,政委是楊克明。當時紅軍武器裝備比較落后,特別是這些新成立的部隊,王定烈的第一件武器是大刀,再有就是長矛。長矛是用四川的竹子削尖以后,涂上桐油,再用火烘干,堅硬鋒利。
1934年,敵人開始對川陜蘇區“六路圍攻”,打了好幾個月,集中了幾十萬人圍攻紅軍。王定烈記得最深刻的就是萬源保衛戰,戰斗打了40多天。王定烈所在那個連始終堅守在一個山頭上。“敵人來,我們就打他??墒巧缴弦矝]有房子,就是樹林子,就在樹林下面,有條件的話,比如像有布單子的人,把布單系在樹上,人就可以在下面躲躲雨。沒有布單子,就弄一堆草,躺在草上睡覺。當時喝的水是到河溝里背水到山上,大家喝一點。所以當時是非常艱苦、非常困難的。”說起那時的事情,老人仿佛又回到了當年。當時,年少的王定烈還編了幾句順口溜——“兩腿一蜷,鋪地蓋天;風餐露宿,空氣新鮮”。
談起長征中最難以忘懷的戰斗經歷,老人爽朗地笑了笑,說:“那就要數和我做了16年伴兒的‘老朋友’了!”
“紅西路軍的戰斗很慘烈。過草地之前,我在五軍西路軍占領山丹城的時候,軍部和我們團部在一起。占領了臨澤縣后,我們就去高臺。在軍長董振堂的指揮下,全軍士氣高昂,當時五軍只有4個團,軍部機關帶領兩個團到了高臺,我們兩個團在臨澤,兩地相距20公里。我們走到哪里,敵人就追到哪里,我們停下來,敵人就圍過來。在高臺打了9天的戰斗,軍長董振堂犧牲了,政委楊克明也犧牲了。后來,我被并入了三十軍二六八團。那時候我已經不是小文書了,已經扛槍了,并經歷了祁連山戰斗。”
“一個敵人沖過來,眼看馬刀朝我頭頂斜劈下來,刀鋒就在眼前。一個戰友調轉槍口,敵人便應聲落馬。”王定烈回憶說,“但我還是被子彈擊中了。子彈從我的左后腰穿進去,打穿左腎,之后向上,卡在了脊骨間,我當場暈過去了。蘇醒時已是下半夜了,我硬撐著爬出尸體堆,爬進一所斷垣殘壁的房子里。”
“就在大家聚在一起時,提刀闖進來的敵人一陣瘋狂亂砍,我不由自主地用雙手護著頭。我的頭被猛砍了一下,當時眼睛就被血水模糊了。”王定烈老人繼續說,手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從耳根到腦門的刀痕,我看到老人的左右手上各有一處刀疤。老人告訴我們,經歷了這樣的血腥屠殺,他竟然然奇跡般地活了下來。當他再次蘇醒時,戰友的尸體都已冰涼。不過兩天后,他還是被敵人俘虜了。
“當時一個叫郭錫山的人叛變了,他企圖勸降我和其他戰友。”王定烈回憶著,“我腰上的子彈,卡得我始終直不起腰。但咱怎能在叛徒面前低頭!我硬是牙一咬,心一橫,勁一使,腰竟伸展開來!嘿,沒想到,那顆橫著的子彈過來了,我的腰也直了。后來,幾經周折我回到夢寐以求的延安,但那顆子彈一直留在身體里。后來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到廣州工作,子彈才被取出來。這個‘老朋友’跟了我整整16年。我舍不得丟掉,一直裝在一個鐵盒子里留著。后來,參加四川巴中紅軍紀念館一個活動時,我把它贈送給他們收藏了。”
“長征和西路軍的經歷,給我的思想、毅力、斗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幾度生死,幾游地獄,什么都領教了,什么也不怕了,腰間的子彈、頭上、臂上的刀疤時時告訴我,要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生命不息,戰斗不止。”王老說這番話時,顯得那樣神圣,讓我們的心靈為之震動。組建中國第一支空軍
“我抗美援朝不扛槍,抗美援朝沒過江,每天圍著機場轉,稀里糊涂混了一個抗美援朝紀念章。”這是王定烈將軍自編的充滿幽默的順口溜。
1951年,王定烈將軍參與了新中國空軍航空兵部隊的組建工作。1951年9月,王定烈調任空二十三師任師長。
1951年10月,在空軍師長、政委會議上,劉亞樓司令員強調,按毛主席1950年4月15日的題詞,“創建強大的人民空軍、殲滅殘敵,鞏固國防”。
1951年10月下旬,空軍召開新組建的第五批航空兵師師長、政委會議。王定烈調到新組建的航空兵第二十三師任師長,魏國運任政委。10月23日,王定烈和魏國運到北京開會,通過中央辦公廳葉子龍主任來到到朱總司令家看望,朱總司令在他那古樸簡陋的寓所很熱情地接待了他們。
王定烈說:“老總您好,我倆這次來京開會,特意來看看您老人家。”朱總司令說:“謝謝你們,我很好,就是進城之后,拉拉雜雜的事多些,又加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的戰爭,打一年了。內憂未全平,外患又起。這叫‘禍不單行’啊!”他們無拘無束的談笑著,真有回家之感。王定烈說到了一、四方面軍會合,張國燾搞分裂的那個年月,朱老總在大金川,曾去我紅二九五團團部座談的往事。朱老總說:“當年要是沒有張國燾的錯誤,一、四方面軍一塊北上,沒有西路軍的失敗,我們的力量就大得多,打日本鬼子時,也就發展得更快更大嘛!可惜,我們黨內總是不平靜……唉!”“我們的經驗教訓是:政治、組織路線正確了,沒有人有人,沒有槍有槍。路線歪了,有人有槍也會丟掉啊!你們紅33軍、5軍團的王維舟、楊克明、羅南輝、董振堂等同志,我很熟悉,都是干才,可惜,都為國捐軀了。我們這些幸存者,要走的路還很長哪!”正說話間,秘書來告:今晚中直機關組織舞會,請老總去參加,休息腦子。朱老總說:“你們兩位來一次不易,也去參加參加好嗎?”王定烈和魏國運都說:“好!”稍停王定烈又說:“好倒是好,可是不會跳呀!咋辦?”朱老總笑笑說:“不要緊,一看就會,膽子大一點,只要不踩人家的腳就沒事,走吧!”當晚,就和朱老總一同走進只有百十平方米的小舞廳。舞廳里沒有什么樂隊,只有一臺留聲機放著音樂算是伴奏。舞會開始之后,他倆坐在那里聽聽音樂,嗑嗑瓜子,一邊看著跳舞的人們,一邊焦急而又激動地等待主席的到來。第一輪舞剛罷,毛主席過來了,大家不約而同都站起來讓座。毛主席身著淺灰色衣褲,身材魁偉,比在長征路上和延安時期都顯得高大魁偉。他環視左右,向大家招手示意。最后把目光落在他們兩個陌生人身上,操著濃厚的湖南口音問:“這兩位同志是……”
葉子龍立即介紹說:“他們是初建的空軍航空兵二十三師師長王定烈、政委魏國運。來京開會,特來看看主席和總司令的。”“啊,都請坐下。不錯,今天還有糖果、瓜子招待,你們先吃后跳。”毛主席說著,隨手抓一把遞過來,“不要拘束,回來一趟,吃塊糖也不過分嘛!”然后就查起“家譜”來了。多大年齡啦,哪里人啦,何時參加革命,上了幾年學啦……他們一一作了回答。主席又詢問王定烈:“你學過飛行沒有?”王定烈說:“沒有,如果領導安排,我可以學的。”主席說:“那好,當師長能帶頭飛當然好,不過組織指揮那一套,你們總是有經驗的嘛!慢慢就會熟悉的。我們新搞這么一個軍種,給戰士們插上翅膀飛上藍天,保衛祖國領空安全,實屬于必要……你們看,美帝飛機在朝鮮戰場上十分猖狂,又是炸部隊,又是炸交通運輸線,他們稱之為‘絞殺戰’咧!還不時竄到我東北上空。臺灣蔣介石在他的幫助下,有幾架飛機,也不斷在東南沿海一帶騷擾。”主席談話,似乎不是在晚會舞廳,而像是剛從辦公室出來,又辦起公來了。不覺已談了20多分鐘。主席才下場轉了幾圈。
一曲完畢,主席回來問:“你們為什么不跳?”“我們不會。”“啊,你們是怯場吧。其實,這同游泳一樣,光有理論,不下水不行,這叫老兵碰上新問題。你們將去朝鮮戰場打空戰,也是一個新課題,它比跳舞難度大得多咧,哈哈。”王定烈說:“這個我們有信心。”主席點點頭,說:“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你們做個有心人吧!”因為怕耽誤了毛主席的休息時間,王定烈就拉拉魏國運的衣角,說:“主席、總司令,我們要走了,祝您們健康。”主席說:“你倆光看別人跳,怪難受的吧!那就自便嘍。”朱老總說:“你們以后再來耍啊。”告別了兩位偉人不久,王定烈來到了廣州。
當王定烈到達廣州白云機場,看著停機坪上一排排整齊的戰鷹時,他的心中真沒底了。“不懂飛行,這個師長該怎么當呢?”
空軍當時有條規定,人過了30就不準學習飛行了。但是,王定烈并沒有放棄學習。作為師長,他認真學習飛行技術和組織指揮,不懂就請教專家和飛行員出身的蘇聯顧問,很快進入了角色。
廣州的初春就已經是梅雨季節,這對航空兵來說無疑是殘酷的。二十三師向軍委和空軍領導提出加速訓練的幾點建議得到了批準,空軍領導決定將空六師和二十三師的各級指揮人員與飛行部隊進行對調,飛機、機務供應、保障等部門一律就地互換使用,以便他們盡快具有戰斗能力。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國軍隊的優勢首推空軍,兵力投入達10萬余人。各型作戰飛機1400余架。美軍的飛行員大都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飛行時間均逾千小時以上。而我軍的空軍最初只有五個師250架飛機,后增加到九個師450架,敵我對比懸殊。
1952年3月6日,王定烈率二十三師相關人員來到沈陽市于洪屯、東塔兩機場,在空六師的協助下,加速戰前訓練。但沈陽的基礎設施差,教員少,教練機更少,技術、器材保障面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飛行員在戰斗機上總共訓練不足三、四十小時,有不少飛行員還沒能放單飛就上了戰場。5月20日,空二十三師全師59名飛行員和40架飛機分批由沈陽東塔、于洪屯機場飛抵第一線的大孤山機場。
“空軍是個技術軍種,他的技術不像陸軍,你來報個名,扛個槍,穿個衣服就行了。空軍他要飛啊,飛機還要維修啊,所以說建設空軍不是那么容易的。可是當時朝鮮戰事緊,由不得我們啊,折騰了半年,才打下敵人6架飛機。”王定烈今天說這番話時還透著些許無奈和遺憾。
正是由于我空軍部隊與敵人的幾番較量,從清川江到鴨綠江上空成為了美國空軍望而生畏的米格空中走廊。美空軍參謀長范登堡驚呼,中國一夜間竟成為世界空軍強國之一。
1954年王定烈任空軍廣州指揮所副司令員,1955年任廣州軍區空軍副參謀長、參謀長,被授予叁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
1958年,王定烈在南京軍事學院空軍系高級速成班畢業回廣州休假??哲娝玖顔T劉亞樓打電話給王定烈,要他到北京來,任命他為我軍第一所導彈學校的校長。這所學校是以河北保定空軍第八預備學校和吉林長春空軍技術學校為基礎,在陜西省三原縣,利用原十一航校的舊機場修建。對外稱十五航校,負責培訓全軍所需導彈技術干部。當時一無導彈專業教員,二無教學資料,三無教學器材。擬教專業課的教員被送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進修,參加地空導彈部隊的改裝訓練,既學兵器理論,又學實際操作。同時蘇聯派了12名專家到學校講課。導彈學校1958年辦了第一期技師班,1959年辦了第一期工程班。
1959年7月,中央軍委決定空軍、海軍和炮兵分辦導彈學校,十五航校一分為三:一部分去了西安炮校,為地對地導彈部隊培養干部;一部分去了煙臺炮校,為岸對艦導彈部隊培養干部;留下的改稱空軍高級專科學校,為地對空導彈部隊培養干部。
親歷核彈機載試驗
從1964年到1967年的幾年間,我國已先后進行了原子彈、氫彈試驗。為進一步提高核武器質量,增加投擲手段,1970年航空兵第五師進行了一次機載試驗,幾經波折,終于取得圓滿成功。時任濟南空軍副司令員的王定烈擔負了試驗場的直接指揮任務。
早在1967年11月,空五師師長宋占元受領了此任務。為保證投彈后有足夠的安全距離,科學家們進行了大量細致的研究,進行了各種高度、速度和各種投擲狀況的理論計算與試飛。最后確定采取低空進入、45度上仰投擲的辦法。
方案確定后,開始進行緊張的模擬訓練。當然,整個訓練都是在較為保密的條件下實施的。
1970年10月,國防科委、國防工辦、總參、空軍等單位派人一起來到五師,檢查試投情況,并正式確定由師長宋占元帶隊,主試飛由團長楊國祥擔任,大隊長朱玉欣備份。
11月,試驗分隊奉命轉場到西北基地,進行了光學測試彈道,驗證理論計算和飛行數據的準確性,最后轉到了試驗基地,進行適應性訓練,熟悉機場和空爆試驗場。不料,彈體卻出了毛病,且一時難以解決,只好在1971年初返回原地。
原子彈的小型化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擔任專門試驗委員會的主任。在得知彈體出了毛病時,他立即指示國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亞,要全力以赴盡快解決。
當合格的原子彈生產出來后,總理又會同李先念副總理及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等在人民大會堂聽取了關于試飛分隊準備情況的匯報,指示空軍要設想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要多準備幾種方案。
1971年9月8日,王定烈帶宋占元到北京受領了第二次進駐試驗基地任務,并成立了試驗領導小組,由蘭空司令員楊煥民牽頭。
根據周總理的指示,10月30日正式進行試驗?,F場分工是:楊和宋在機場指揮所擔任塔臺指揮員,直接負責核載機飛行的起降指揮;王定烈擔負試驗場的直接指揮任務;副大隊長劉啟發在距離爆心20公里處擔任禁區內的輔助引導指揮。
上午,科研人員將裝填完畢的核彈拉到了臨時飛機機庫(乳白色的充氣橡皮保溫房),交給軍械人員裝上飛機。楊國祥對飛機和安裝彈體進行了認真接收檢查。下午1時許,楊國祥駕駛飛機騰空而起,直沖藍天,飛機沿預定航線準時到達試驗場上空,按程序有條不紊地做投彈的準備工作。
當時,核彈在飛機上裝有五道保險裝置。裝上飛機時解除第一道保險;掛好掛鉤解除第二道保險;打開加溫開關解除第三道保險;打開時統開關解除第四道保險;按下投彈按鈕,解除最后一道保險,核彈脫離飛機。
然而,就在這時,意外的情況發生了。當他做完所有的動作后,彈體依舊在彈艙內紋絲未動。按預定方案,飛行員一邊報告,一邊再次進行使用應急方法,但也未能奏效。緊接著楊國祥第3次進入用超應急方法投彈,但仍未成功。
此時,飛機的剩余油量已不允許作第4次進入。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兩種選擇:棄機跳傘或帶彈著陸。此時的楊國祥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毅然地選擇了后者。他迅速將核彈鎖死,載著它飛回。 戰斗機載著原子彈著陸,聞所未聞。因為這不是普通的炸彈,它是能夠摧毀一座中等城市的核彈,一旦發生意外,戰友、戰鷹、整個基地都將毀于一旦,國家耗用的巨資,千萬人的心血,將在瞬間付之東流。
這時,楊煥民電話傳達了周恩來總理的指示:要相信飛行員的處置能力,一定要保證飛機安全著陸,基地人員馬上鉆入地道。
原來,總理和葉劍英副主席都進入了中央指揮所,直接掌握試驗的進展情況。
機場警報器的叫聲劃破長空,所有人員迅速而有組織地進入地下工事。指揮塔臺上只留下了宋占元和一名參謀。宋拿起話筒,直接呼叫:“楊國祥,我在塔臺上,機場天氣很好,你要沉著,冷靜,再檢查一下掛鉤是否確實鎖死,一定要保證一次落地成功!”
楊國祥堅定地回答:“明白!”飛機在人們焦急不安的等待中終于安然著陸。
當飛機平穩地滑到停機坪時,師軍械主任楊昭昆迅速裝上保險,切斷電源,用機械方法取下核彈,接著核工業部的同志把核彈拉走。
事后查明,沒有投下去的原因是推脫裝置的薄膜破裂,造成線路短路,使燃爆彈不能工作,盡管飛行員操作程序完全正確,彈體還是不能離機。有關工廠很快派人來到基地,將線路進行了改裝。一切準備就緒后,向中央匯報情況并請示再次試驗。不久,周總理指示:“繼續試驗。”
1972年1月7日,王定烈他們組織了第二次試驗。當時,天空中雪花飄飄,氣象很不理想。宋占元建議,按原訂計劃實施。領導小組批準。13時,楊國祥信心百倍地駕駛戰機起飛,穿越過厚厚的云層,飛抵靶場上空,熟練地完成每一個動作。當按下最后一個按鈕時,彈體脫離機身。30秒鐘后,一道強烈的閃光出現在茫茫大漠。緊接著是震天的巨響,戈壁灘上又一次升起了壯觀的蘑菇云。為政要言真行實
為政要言真行實 ,王定烈將軍立有警世碑 。
他抄錄了唐杜牧《阿房宮賦》結語段以昭今人鑒之: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據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言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古人說:“為政不在言多而在力行。”孫子兵法講,將帥必須做到智、仁、信、嚴、勇。諸葛亮斬馬謖,戚繼光斬子,楊家將轅門斬子,包公鍘包勉,共產黨員吉鴻昌同志斬堂侄吉星蘭等大義滅親的故事,及50年代懲治張子善、劉青山等違法犯罪干部,就是“力行”的范例,一直被人們傳為美談。近年來法辦陳希同、胡長青、成克杰等,顯示了黨中央反腐倡廉的決心。毛主席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戰爭年代的千難萬險,是靠黨員、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去克服的,口號是:“跟我來”,“看我的”以身作則。所以能上下親密無間,同生共死,百折不回。 這就是王定烈的心得。
王定烈清楚地記得,1947年9月,國共雙方幾十萬精銳大軍云集大別山地區,展開了一場關系到中國命運的生死搏斗。大敵當前,劉伯承司令員約他在一株苦楝樹下談話。劉伯承神情激動、十分莊嚴,他說:“現在是什么時候,你也曉得。我今天找你來,只想給你講一句我非常喜歡的話。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有句名言,即佛家精髓教義:‘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和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一樣,都是表示自己救贖人類罪惡的堅定獻身精神。我們共產黨人不信神,不信佛,只相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靠我們實實在在的勇敢獻身精神消滅反動派,拯救人民出苦海,讓億萬人民過上真正的幸福生活。為了這歷史性的偉大目標,我們為此不怕吃盡人間的苦中苦,不怕經受一切打擊、委屈,不怕死一千次一萬次,一句話,我們是共產黨員,我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當時,這大氣磅礴、字字千鈞的話使王定烈力量倍增。
中國革命勝利來之不易啊!是千千萬萬先烈流血犧牲換來的。王定烈希望年輕一代能繼承老一輩的光榮傳統,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認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把祖國建設得更加富強。
王定烈相信絕大多數黨員和領導干部是好的。但是,要特別注意那些“老鼠屎”的破壞作用。“千里之堤,潰于蟻穴”。1984年,王定烈參加整風時曾提過一條建議:黨風要好轉,必須由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也不是中間開花。先從省、軍級以上干部做起,搞個透明度,把國家給你的待遇標準,你的親屬子女都在干什么,你的收入支出情況等等,在你管轄范圍內公布出去,讓大家監督……王定烈覺得這樣做“沒什么可怕,也不會喪失威信,反而會增加群眾對領導的信任。上梁正了,下梁就不歪,中梁就掉不下來。你敢不敢這樣做,也是一個考驗。”
近年來,黨中央本著“治國先治黨”、“治黨先治官”的精神,整頓黨風黨紀,解決突出的干群關系,保持社會安定團結。王定烈非常擁護。
他告訴記者,懲惡揚善,是大家的共同愿望,但必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首先,要以法治黨治國,健全黨紀國法,不要留“盲區”。其二,執法要嚴。不論誰違法犯紀都要懲治,對重大犯罪者,施以重典,決不搞“下不為例”。其三,充分發揮各級黨政機關的互相監督職能作用。對那些“官商勾結”、“官官相護”,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只當官不管事的人,予以查辦或停職。其四,傾聽群眾呼聲,保護舉報人。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認真處理,不能聽之任之,充耳不聞。特別是對舉報人,要有一套嚴格的保護措施,不能打擊報復舉報人,挫傷民心民意。王定烈認為今天為政,“我們共產黨人應當做得更好”。
王定烈將軍為曾戰斗過的萬源題字(中為王淼生副總遍,右為萬源市市委宣傳部唐志坤部長) 已是耄耋之年的王定烈將軍的生活非常簡樸,他的心中始終裝著老區人民,每次有益于老區發展的各項活動,他都身體力行,積極支持參與。他說:“我是老區農民的兒子,是喝著老區的水長大的,為老區人民做些工作是我最欣慰的。”
王定烈老人最欣賞鄭板橋的一首詩:“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他最喜歡愛國各將岳飛的那句名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
這就是令我們深深敬愛的革命老人----王定烈將軍一生的信念和準則。這位卸甲老將軍從來就沒有卸下他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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