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早的“軍師”、“幕僚”、“師爺”到如今的智庫(Think Tank)，集中不同學科專家的智慧和才能，讓他們為社會經濟等領域的發展提供解決方案，已經成為現代領導管理體制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
如何影響和為政府提供有利的建議和意見幾乎是所有智庫的追求。
《北京青年報》曾報道：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的抽屜里，整齊擺放著38份得到中央領導批示的建議書。時間跨度從1981年到2013年。
對于在中國的智庫機構來說，來自領導人的批示無疑是證明其自身影響力的重要指標之一。
2014年1月22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項目(TTCSP)”研究成果《全球智庫發展報告2013》中文版發布。報告顯示，截至2013年8月，全球各地共有智庫6826家。目前全球智庫數量最多的國家是美國(1828家)，中國超過英國、印度、德國，以426家的總量居世界第二。
在全球重要智庫排名前100名中，中國有6家智庫入圍，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研究報告將中國智庫分為黨政軍智庫、社會科學院智庫、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四類。報告表示，近10年來，中國新增了多家智庫，但中國智庫發展仍處于成長階段，且各級黨政軍智庫和社會科學院智庫的行政依賴色彩還十分濃厚，民間智庫賴以生存的資金籌措機制和信息共享機制相當欠缺。
除了上述分類方法，如果單從官方智庫和民間智庫來劃分，不同智庫的影響力和現狀也不盡相同。
官方智庫的處境是幾家歡喜幾家憂。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錢不愁花”的情況不同，各省級社科院的院長們還經常要為項目審批和如何籌措研究資金而發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省級社科院一把手曾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同為談創新，中國社科院是有錢之后琢磨怎么花錢，地方社科院則是琢磨怎么把錢拿到手。而在許多地方社科院看來，洋智庫是他們最大的競爭對手和學習對象。
而民間智庫的發展也是“貧富不均”。被媒體稱為“中國最高級別智庫”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由一位前副國級領導擔任主要負責人：中心理事長是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其4位顧問均為現任或原任副國級領導，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蔣正華、原國務委員唐家璇、全國政協原副主席徐匡迪。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實際上沒有任何行政級別，也不吃“財政飯”。
另一個擁有重大影響力的非官方智庫“中國經濟50人論壇”，同樣因其雄厚的專家資源而受到廣泛關注。其學術委員會成員，除了經濟學家吳敬璉、林毅夫、樊綱等人外，還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等。
當然，上述兩家非官方智庫的繁榮局面并不能代表民間智庫發展的現狀。有學者曾經將我國民間智庫的發展現狀比喻成“一麻袋土豆”，即小的不少，但論規模與影響力就不能令人滿意。
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中國特別需要有保持一定獨立性、民間性與利益中立性的第三方機構—民間智庫，為中國發展增添智慧。但民間智庫的發展狀況并不樂觀。例如，民間智庫本是非營利組織，但中國現階段的政策卻要求，必須讓其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形式注冊，或找一個政府機構掛靠。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與官方智庫產生的重要影響相比，無論在資金、政策還是渠道等方面，我國民間智庫的發展步伐都顯得比較緩慢。
毋庸置疑，智庫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某些輿論甚至將智庫視為繼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門”。如何在質量上進一步提高，是未來中國智庫發展需要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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