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總書記接過總結權和評判權，再結合之前的一系列信號：總書記少有地親任中央全會文件起草小組組長，政治局常委會研究經濟工作罕見地被高調報道，總書記“經濟工作座談會”重新出現等，可看出中共十八大以來，政治局常委會和總書記對經濟工作的直接領導似有強化的趨勢。

 習近平（資料圖）

　　文︱元淦恭 童如然 實習研究員 劉學燕

　　一

　　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一個細節，少為人注意卻極端重要：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總結2013年經濟工作。翻看前幾年的報道，對當年經濟工作進行總結的通常是總理。

　　總書記接過總結權和評判權，再結合之前的一系列信號：總書記少有地親任中央全會文件起草小組組長，政治局常委會研究經濟工作罕見地被高調報道，總書記“經濟工作座談會”重新出現，以及黨管經濟的機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高調曝光等，可看出中共十八大以來，政治局常委會和總書記對經濟工作的直接領導似有強化的趨勢。

　　一般說來，黨負責全局工作，經濟工作主要由國務院直接抓。智谷趨勢研究中心分析，這一系列信號表明，在經濟工作上“黨”、“政”之間的關系格局或會微調。

　　二

　　習近平當選總書記后首次離京考察，就在廣東召開“經濟工作座談會”。這一現象并不尋常。查閱《人民日報》可知，“經濟工作座談會”這種會議形式，已多年未見。

　　國務院總理到地方考察，往往會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而總書記到地方考察，在聽取匯報之外專門召開經濟工作座談會，相當少見。

　　胡錦濤在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從未在地方考察時召開過“經濟工作座談會”。《人民日報》此前報道總書記召開“經濟工作座談會”，還要追溯到1993年，當年江澤民曾在地方主持了4次“經濟工作座談會”，其時，他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組長。

　　我們分析發現，未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的總書記親自主持經濟工作座談會，習近平在廣東是第一次。

　　三

　　2013年4月25日，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研究經濟形勢。我們檢索發現，這是官方媒體第一次對以經濟工作為主題的政治局常委會進行單獨報道。

　　多數情況下，政治局常委會不做報道。我們檢索了中共十四大召開以來的《人民日報》，21年間，內文中披露的開會時間精確到日或月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一共只有95次，平均一年僅4次，可能不到全部政治局常委會舉行次數的十分之一。

　　這些會議大多沒有在召開后立即被報道，而是在中央文件公布后的“誕生記”、人事換屆或重大項目的總結性綜述報道中才予以披露。

　　以單獨形式馬上報道的只有20次左右，其中有10次針對的是政治局常委會在出現地震、洪災、公共衛生危機等事件召開的緊急應對的會議，有“安民告示”的意味。

　　《人民日報》曾指，2008年10月到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三次會議專門研究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也與經濟有關，但相關信息在2011年初發表的《黨中央“十一五”治國理政》紀實中才披露，并非會后的即時新聞。

　　專門報道政治局常委會研究經濟工作，這一信號并不尋常。

　　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講話分工，往往是高層經濟決策機制的一個窗口。

　　江澤民、朱镕基時期，形勢分析、次年的主要任務和當年經濟工作總結都由總書記江澤民闡述，總理朱镕基講話只對次年工作做部署。江澤民的決策主導作用，也借由講話的分工得以體現。

　　胡錦濤、溫家寶時期，2003年、2004年，當年的經濟工作總結改由總理溫家寶進行。2005年，經濟工作總結由胡錦濤進行，2006年、2007年兩年的會后報道則沒有涉及到本年度經濟工作由誰總結。從2008年到2011年，年度經濟工作的總結，都由總理溫家寶來做。總體而言，國務院總理在經濟決策中的分量較此前出現上升。

　　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習近平作為總書記并沒有總結當年工作，今年會議上講話分工的調整，透露出高層經濟決策機制變化的端倪。但這種機制調整會否定型，還有待繼續觀察。

　　此外，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起草組組長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中共中央文件起草組組長的情況非常罕見。進入新世紀以來，總書記親自擔綱全代會或中央全會文件起草組負責人的除了這次會議以外，只有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

　　五

　　財經決策機構的人事安排，亦直接關系經濟決策領導機制的變化。

　　1998年至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一直由總理兼任。中共中央與國務院之間的具體工作分工進一步明確，國務院的“經濟內閣“角色基本定型。但在中共十六大以前，江澤民雖然沒有再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一職，但仍較多地直接領導經濟工作。這一階段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權力更多在執行層面，在決策層面的功能相對較弱。2002年以后，作為總書記的胡錦濤對經濟工作的具體領導相對減少，國務院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在經濟決策方面的地位更趨重要。

　　從今年以來的一些情況看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在經濟管理中的地位可能出現了新的調整。

　　近20年來的歷任中財辦主任都有長期在國家發改委(國家計委)工作的經歷，2012年的新任中財辦主任劉鶴也不例外。但他在出任中財辦主任前，已從國家計委離任多年，還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的經歷，是典型的學者型官員。

　　外界普遍認為，劉鶴是習近平在經濟領域的主要智囊。劉鶴擔任中財辦主任，使得中財辦作為中共中央的議事協調機構，不單受到財經小組本身的領導，更與中共中央最高決策層之間有了更密切的聯系。

　　可以說，中財辦已不僅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而成為執政黨和中央政府共有的最高經濟決策智囊機構。執政黨的領導人，也可以依靠中財辦對經濟工作進行更直接的指導。

　　六

　　梳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領導體制的變革脈絡，不難看出一些規律。我們注意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主基調是“黨政分開”，因而國務院對經濟決策和運行都居于主導地位。八十年代末以后，“黨政分開”淡出，決策權向中共中央集中，江澤民的主導地位可為代表。進入新世紀以來，逐漸形成介于前兩種狀態之間的第三種模式，即“黨政分工“，執政黨宏觀領導，國務院則做具體決策和執行。

　　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執政黨中央有進一步集中經濟決策權的趨勢。總書記對經濟工作的直接領導似有明顯增多，這到底是換屆之初最高層面對復雜經濟形勢的短期應對，還是經濟決策權力的進一步集中，有待觀察。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要求各地成立的改革領導機構要由“主要負責人“來抓，這或許暗示，在中央層面，最高領導人將親自兼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組長。可以預見的是，由于未來幾年中國最重要的戰略決策都關系到改革，因而這一小組可能在事實上扮演超越其他所有小組的角色。“深改小組”在經濟改革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預料，而深改小組和財經領導小組之間的關系如何流變，則是外界關注中國經濟決策動向的重要指標。

　　我們的判斷是，深改小組或將成為比財經領導小組更重要的重大經濟問題決策機構，財經領導小組或回歸朱镕基任總理時代的執行層面。而中財辦班底或將在深改小組中占據重要位置，進而中財辦將更直接地貫徹執政黨的決策意志，相對淡化其作為財經小組辦事機構的部門性。

　　作者為智谷趨勢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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