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陳平教授前瞻五中全會：告別摸石頭過河 走向觀全局航海

中國宏觀調控全世界最有效 “十二五”的關鍵是確定轉型方向

五中全會將從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入手，通過“十二五”規劃，在加快經濟結構轉型、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破除城鄉二元體制、創新公共服務體制等方面，提出重大改革任務。

未來十年中國經濟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十二五”的五年中能做些什么事，會做成些什么事。就“十二五”發展方式轉型與改革等問題，人民網理論頻道記者對北京大學陳平教授進行了專訪，展望“十二五”愿景。

“十一五”四大成就 中國的宏觀調控全世界最有效

記者：在討論“十二五”規劃建議的同時，五中全會也將總結“十一五”規劃的完成情況。在您看來，“十一五”取得了哪些突出的成績？在這些成績的基礎上，即將召開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和即將實施的“十二五”規劃應該在哪些方面做出相應的調整和改善？

陳平：我認為“十一五”時期，中國取得的成就有如下幾個方面比較突出：

一、中國的宏觀調控是最有效率的，經濟發展平穩過渡。如果從國際標準來看，有一個成績是舉世震驚的，就是中國政府證明了其宏觀調控是全世界最有效率的，超過美國、歐洲和日本，中國經濟發展平穩過渡。在奧運會以前，西方發達國家是不承認中國的經驗的，西方媒體聯手組織了一場全世界的反華鬧劇。沒多久金融危機來了，全世界都對中國服氣了，但這只是事實服，心里是不服的。因為中國沒有理論來闡釋中國的宏觀調控為什么能比其他國家做得好。國內一些人反而認為這是歪打正著，是國進民退等說法，往往是從西方中心論出發的主觀判斷，而非客觀的科學分析。中國為什么宏觀調控和穩定發展做得比其他國家好，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

二、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在拉動經濟上的效果也得到了世界的認可。但是日本經濟在90年代停滯了十年，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卻毫不起作用，為什么？。中國在面對金融危機出口大幅下降的時候，大力地投入基礎設施，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機場建設，起到非常有效的作用，經濟發展是持續的。現在連美國也承認了，要學中國，巴西也要學中國搞基礎設施的建設。

三、生態建設，尤其是西北地區的生態建設，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中華文明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農業過度開墾造成的生態危機。新一輪市場經濟追求量的擴張，也鼓勵西北游牧民增加放牧，導致沙化，這個嚴重的惡劣趨勢已開始得到了制止。我最近看到內蒙鄂爾多斯生態建設退牧還林、還草，整體改造做得非常好。當然，全國的生態危機并沒有全部得到解決，但是好多地區已經有成功的經驗，趨勢已經扭轉，這是中國2000年以來的一個重大成就。

四、中國形成了幾個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中國不光是低端的紡織品、制鞋，在電子、汽車、機械制造等各行業各領域都有全世界很強的競爭能力。面臨金融危機雖然出口總量下降，但是中國的出口在西方市場的份額是上升的。這說明中國產品的競爭力，不僅是價廉，而且是一天天質優，這是中國“十一五”規劃非常成功的地方。

“十一五”期間，中國也有值得反思的試驗，例如仿效西方問題重重的社會保障模式加大了年輕人就業的困難，形式上取消城鄉戶口制度，假如不同時改革巨大的教育機會差距，并不能解決產業興衰帶來的就業問題，推進超大城市為主的城市化，出現城市農村兩頭空巢和交通阻塞、房價高漲的惡果，究竟是加大還是縮小城鄉差距，值得研究。房價高漲背后的深層原因，是中國教育體制的布局不合理，城鄉結構和生態環境、國家安全的需要不匹配。

“十二五”的關鍵在于深化中國結構轉型的認識

記者：十七屆五中全會將集中聽取、討論和審議通過“十二五”規劃，在您看來，“十二五”規劃會布局哪些重大的戰略任務？您對五中全會和十五規劃有什么期望？

陳平：十一五”規劃總的方向還是很正確的，“十二五”規劃和“十一五”規劃在方向上不會有重大改變。重要的是，我們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有了重大的變化，如何實現“十一五”已經提出來的重大課題，在發展思路上要有重大的調整。所以，“十二五”的“戰略任務”還是要強調結構轉型，包括如何優化產業結構、統籌城鄉發展等等，這些問題都不會有重大的變化。問題在具體落實方面，我們現在對結構轉型的具體目標，結構轉型的艱難程度和價值觀轉變的認識才剛剛開始，這是一個重大問題。

記者：您認為中國經濟結構有哪些需要調整的內容？中國發展方式轉型的關鍵和重點在哪里？當前調結構、促轉型的總體思路是什么？應該如何發力？

陳平：相對于美國、歐洲來說，中國的經濟形勢是比較好的，所以，受到這一次美國發源的金融危機的沖擊不大。正因為這樣，中國的經濟學界和理論界對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是認識不足的。比如講結構轉型，望什么方向轉？產業升級沒有問題，但是講拉動消費，發展服務業，提高人均GDP等具體目標就值得商榷。因為美國發源的金融危機，恰恰就是消費過度，去工業化過度。我們引進美國的生活方式，現代病急劇增加，醫療開支和社保開支急劇增加，房價急劇增加，由此帶動的人均GDP增加，究竟提高還是降低了生活質量，提高還是降低了國際競爭力？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和節欲自然的生活方式，用科學的觀點分析在生態經濟上是可持續的，但是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統計方法是“落后”，甚至“反現代”的。西方經濟學家在響發展中國家推銷自己已經百弊叢生的經濟政策時，我們對后危機時代的結構調整，急需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在此，需要重提一下中國的發展口號，即“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過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我們的發展方向是過河，河的對岸就是中國趕超的西方大國，這似乎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如果仔細回想一下中國發展的歷史就會發現，中國不同時期過河的趕超目標，實際上是隨歷史潮流變化的。比如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是趕超蘇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那個時候必須學蘇聯基礎工業的先進經驗，但是我們并沒有重視學習蘇聯自己已經認識到的不足。從80年代開放以后，中國摸著石頭過河，基本上又以趕超美國為目標了，同時也借鑒東亞尤其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一些經驗。同樣沒有注意美國和日本模式已有的局限。例如，中國學了日本發展加工制造和出口的經驗，也要研究日本在金融競爭上敗給美國的教訓，歐元挑戰美元的經驗和問題。

這次金融危機非常深刻地體現了以美國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冷戰以來面臨重大的考驗，美國高消費高福利的道路已經走不下去了。但是我們國內目前輿論界提的深化改革的目標爭議不少。有的方案明顯在趕超金融危機以前美國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例如有人認為推行社?？梢源龠M消費，卻看不到歐洲失業率的居高不下，和福利制度有很大的關系。中國能否走出適合中國國情，又比美歐模式更能持續的發展模式，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國內不少從西方教科書學習市場經濟，而非從比較各國實踐探索市場經濟的學者，往往對美國模式的迷信高于拉美和東歐國家，因為中國沒有經歷休克療法帶來的巨大傷害。他們希望美國金融危機像過去的短期衰退一樣，經過半年、一年之后經濟就可以復蘇了，實際上現在美國失業率高居不下，找不到經濟增長點，國內利益集團的沖突阻止任何破舊立新的改革，社會看不到復蘇的希望，所以美國國會要轉移國內矛盾，發動和中國的匯率戰爭，中國必須高度警惕。歷史上，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政策并沒有讓美國走出長達11年的大蕭條，結束經濟危機最后靠的的二次大戰。中國在過去的30年走了東亞也就是日本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下一步是模仿美歐發達國家的高福利、高消費、高負債這樣一個模式來發展中國的經濟，還是突破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發展可持續的全球開放競爭的經濟。非常明顯，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使美歐技術壟斷下建立的高福利社會難以維系。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在從西方移往東方。這也要求人們的思維和視角要從西方中心論移往多元世界觀。尤其要重新評價中華文明的價值觀和發展觀。

中國的轉型遠比前蘇聯、東歐成功。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沒有搞自上而下的少數精英全盤西化的休克療法，而是用分區試驗來探索中國問題的改革道路。過去30年，中國轉型有個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包產到戶。包產到戶的好處，是調動個人與基礎的積極性，生產決策降低了轉型的風險。但是包產到戶也造成了一個非常大的后果，就是各個區域之間的發展不平衡，這種不平衡已經超過當地區域能夠整合的程度。如何突破由于包產到戶帶來的對中國發展勞動分工和產業升級的局限，使中央和省市協調的難度急劇增加，對此，我們的經濟學家和地方政府的領導是認識不足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最近幾年關于房地產價格的討論，對問題的分析表面化，缺乏國際視野和歷史觀念，沒有看到房價問題的背后是教育費用的高漲引起的教育機會不平等，而非簡單的城鄉收入不平等，這是中國經濟結構和教育布局不合理的深層原因造成的結果，單靠行政措施抑制房價效果甚微。我們的口號一直是在調整結構，調整結構的方向顯然比美歐的刺激消費，更有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遠見，比如加強基礎建設建設、提高競爭能力、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但是對調整國內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長遠目標，能否適應中國的國情，走出美歐的局限，主導世界格局的未來走向。尤其在城市化問題上，我們必須注意到美國和印度的模式對中國是不適用的。美國和印度沒有戶口制度，但是至今沒有解決失地農民涌入大城市以后日益嚴重的貧民窟問題。

中國過去30年的目標是調整經濟結構，發展農業、工業、服務業和基礎科學教育的現代化，大方向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如何調整經濟結構，尤其是城鄉結構和產業布局，是否能照抄照搬美國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尤其是美國式的沿海大城市主導經濟布局的模式，會危及中國周邊的生態環境與國家安全。中國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過多地模仿了美國縱容房地產泡沫導致產業出走和研發出走。中國沿海大城市中心區老齡化和農村的空心化同時發展。投機性資本導致的房價高漲，正逼迫沿海產業外移和出走，并嚴重打擊大學和科研機構吸引人才的國際競爭力。這次金融危機到來的時候，中國大量農民工返潮和沿海的民工荒表明，，農民工候鳥式的進城模式不可能在沿海城市形成有持續競爭力的產業集群。美日經濟結構變化的歷史經驗，對我們如何調整短期和長期的經濟結構，必須提上議事日程。為此，我們不僅期待近期的“十二五”規劃里面能夠提出結構調整的目標體系問題，而且早日啟動未來二十到五十年的長遠規劃，研究適合中國生態和國際環境的城鄉結構與產業布局問題，用科學的長遠規劃來引導短期市場的走向。否則，中國會重復西方和日本的彎路。

中國已從摸石頭過河走向觀全局航海的時代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是摸著石頭過河不斷探索的過程。最近幾年開始有人認識到，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超出了西方主流學者的預期，中國的崛起，改變了世界的格局。西方知識分子開始反思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文明的局限，重新估價中國文明的潛力。中國是否要告別、或正在告別摸著石頭過河的時代，把中國經驗總結、歸納出新的科學理論，社會發展是否進入了呼喚科學發展、理性規劃的時代？陳教授，您是如何定位中國的發展階段的？

陳平：科學不是最終的答案，科學是探索的方法。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然后得到科學的結論，用以解決現實的問題。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摸著石頭過河的目標似乎是沒有疑問的，就是發展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的模式主要以當時最強大的美國為標準的，所以，中國很多的改革，包括產權改革、金融改革、會計規則、公司治理等，大量都向美國學習，當然也吸收歐洲國家的技術和東亞出口加工的經驗，但主要是借鑒美國模式?，F在面臨重大的金融危機，美國對自己的發展模式產生重大質疑的時候，因為中國自己以前并沒有市場經濟的經驗，我們多數經濟學家的理論實際上是從美國教科書上學到的，不理解華盛頓共識的全面市場化和私有化在拉美和東歐造成的嚴重后果，不理解混合經濟（包括國有和非盈利經濟）對提供公共品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因而難以理解中國宏觀政策比西方更有效的根源。

現在面臨的國際變局是美國為中心的金融體系和全球化難以維系，美國維持現狀的利益集團拒絕和新興國家平等合作，國內保護主義的浪潮日益高漲。，中國能否走出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能否超越歐盟的局限，避免日本的彎路，這是沒有前人的現成道路可循的，摸著石頭過河的問題已經變成一個觀全局航海的問題。當年哥倫布為什么要航海找新大陸？因為聽說馬可波羅講了東方的神秘，他一定要到東方去，他起碼還有一個模糊的東方，即中國、印度那邊的美景是他要尋找的目標。據說，他的航路是在鄭和留下的海圖的啟發下摸索出來的。中國現在面臨的世界格局如何呢？美國金融危機，的表面原因是房地產泡沫和金融投機，深層原因上是美國和歐洲高福利、高消費的生活方式，加上美國高度的軍備開支、負債，歐盟東擴帶來的財政負擔，無法維持金融市場的信用，更無法應對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全球競爭。中國必須發展替代的全球經濟互動體系和金融模式，才能把握發展的自主權。后美國主導的世界格局會如何演變？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怎樣？這些問題需要用科學的方法探索。這包括探索歷史經驗，也包括分析世界各國的局勢?，F在我們中國的理論界基本上對國內的問題討論很多，而對全世界的大局、問題、和機遇還缺乏深入研究。國際競爭，必須知己知彼。關鍵的問題還是要改變中國自我中心的發展心態，從摸著石頭過河，轉變成觀全局航海，這個全局要包括歷史的經驗，以往文明成敗的經驗。理解西方問題的根源，也就找到中國發展的機遇。

記者：正確定位中國當前的發展，我們還需要做什么樣的努力？觀全局航海，需要著重突破當前阻礙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哪些障礙？

陳平：定位中國的文明到底要建設一個什么樣的格局，這樣一個新的理想既符合中國的實情，又能夠給其他民族和國家帶來希望，這是需要我們探索的。如果說有科學理論的話，實際上這個科學理論還在探索之中，我們只能用科學的方法來探索，我們看不到現成的答案，但是大家可以爭論、討論，尤其要討論我們現在引進的美國、歐洲的經濟發展模式，包括它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它的管理產業格局到底問題在什么地方，什么是新的經濟增長點，哪些環節是不可持續、必須改革的。中國的生態環境、資源狀況和人口壓力，遠比美國、歐洲大，所以，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和美國、歐洲已經走過的道路，顯然是不可能重復的。

這次金融危機證明西方經濟學“理性人”的前提和最優化的追求，是人類歷史上的烏托邦，是不符合現實的。市場經濟，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有嚴重的不穩定性和內在危機。

觀全局航海，要有兩個突破：第一個突破，就是突破英美模式的市場經濟；第二突破，就是突破包產到戶的傳統限制，然后發展新的勞動分工城鄉格局。包產到戶的體制，實際上只是當時一個暫時的退去的措施，從過渡集體化的人民公社，退向包產到戶。但是，這是建立在中國小房基礎之上的。我在中國做了很多調查，看了不少地方，停留在原來包產到戶模式上的最典型的就是小崗村。小崗村可以解決溫飽問題，但是跳不出溫飽陷阱，不是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模式。如何整體規劃，發展新的模式，從總結到理論的研究，都需要有重大的突破。

實際上現在中國的實踐遠遠走在理論的前面。中國的經濟學理論主要還是在那里消化西方的教科書經濟學，實際上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創造的大量成功經驗沒有得到很好總結，實際情況還可能出現以西方錯誤的理論來批評中國成功的經驗。

中國的“機遇、協商、實驗”優于西方的“自由、理性、民主”，結構調整要注意分區規劃、城鄉對流

記者：陳教授，您剛才提到，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很多成功的實踐經驗。那么，您是否經歷過類似改革開放之初包產到戶之類的全國范圍內有影響的案例？

陳平：1978年我是安徽省的政協特邀委員。當時包產到戶確實打破了大鍋飯，調動了農民積極性。但是當時多數的老政協委員已經指出包產到戶可能帶來的問題，包括農田基礎設施的瓦解，污染和貧富差距的擴大等等，問題是如何突破包產到戶的局限。我們幾年前調查過廣西壯族自治區恭城苗族自治縣的發展，他們的農村走出了一條新農村鏈式經濟的發展新路。他們那個地方本來是生態環境非常惡劣的，農民砍樹拿來當柴燒，把山變成了禿山，水土流失非常嚴重。他們沒有像其他地區那樣換一屆領導就換一屆政策的短期行為，他們對改善生態的目標有地區的共識，幾屆政府的政策是可持續的行為。他們先是發展沼氣，解決了能源問題，然后鼓勵農民植樹造林，發現當地某種桃樹的經濟價值，轉變成了一種產業，然后又開發少數民族的特色旅游，旅游產業是是集體協作的形式辦，改造村舍，合理安排客源，沒有形成安徽那樣的以戶為單位的惡性競爭，而是以村莊為單位的合作發展，房租穩定合理，吸引大批廣東的回頭游客，競爭力超過桂林地區房價大幅波動的旅游業。廣西師大的學者早就向我們推薦恭城模式，但是并不為廣西省政府重視。因為雖然他們解決了生計和生態問題，農民收入大大提高，生態環境也大大改善，但他們在統計上不顯示GDP和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實際上，現在西方國家早就認識到GDP作為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是非常有問題的，比如，現在學美國高消費，大量使用空調，大量吃肉、吃奶，肥胖癥患者在急劇增加，增加的病越多，看病的開支越多，國家的GDP是增加的，生活卻是不健康的。但是如果大家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GDP雖然增長沒那么快了，但是看病的人少了，空調能耗也降低了，生活質量也改善了，房價也不會飛漲。現在國內對于城鄉收入差距的討論，并不完全切合實際。因為農村居民享受到的新鮮空氣，水，食物，和閑暇并未有市場價格，而城市居民的高收入，并不能反應環境污染，交通阻塞，房地產高價帶給年輕人的沉重壓力。北京一個大學教授的典型房租，住房商品化前每月只有幾元錢，現在的房租達到幾千元，新招教員的年薪從幾千元漲到十萬到幾十萬，仍然沒有獨立研究的安全感。如此房價驅動的城市收入增加，究竟是增加還是降低了大城市高校的競爭力和創新力？農村和中小城市的高考分數線遠高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才會造成全國新富階層的投機資本涌入沿海大城市買房，造成房價高漲，遠高于白領階層的薪金可以維持的水平。小產權房熱和民工荒表明農村的生活質量實際高于城市貧民區的生活質量。在老齡化的時代，我們應當鼓勵城鄉對流，讓退休人口下鄉，行政機關和教育科研機構從大城市移往中小城市，給大學生和農民工進城騰出空間，還是搞片面的城市化。是兼顧沿海，中部，邊疆的分區發展，沿海以加工制造為主，中部以公共服務為主，邊疆以生態保護與國家安全為主，還是搞美國式的自由移民，產業被房地產泡沫驅動輪流搬家？中國高教創新體系的發展，是以在西方主流刊物發表論文為主要指標，還是要鼓勵發展中國獨立自主的學術評價體系，對經濟與社會科學的話語權尤其重要。

所以，我們要逐漸地認識到我們引進西方的一套經濟體系和指標體系是有重大局限性的。如何采用適合中國國情、也可以讓其他各國仿效的經濟發展指標體系，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衡量國家發展程度的指標體系一改變，中國民間就迸發出大量的創造力，一些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才能得到校正。應該把經濟社會發展的量化指標改為質量指標，不要過于追求經濟數量的增長，而應該逐漸轉為追求經濟增長質量、經濟結構的調整。重新研究經濟社會發展的質量評價體系，才能解決現在的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的矛盾。

記者：既然中國已經擁有比較多的成功的實踐經驗，您有沒有對一些實踐經驗做一個比較理性的總結和歸納，上升到理論高度？

陳平：中國有很多實踐經驗已經非常成功，但是現在理論界和一些領導干部可能還認為這些成功案例是歪打正著，不夠規范，反而還硬著頭皮去宣傳、推廣西方的一些經驗和理論。現在有很多輿論上的口號，實際上是從西方教科書經濟學里面學來的，但是西方有的經濟學家自己對將來的信條都已經非常懷疑?，F在中國的經濟學沒有重視馬克思早就指出的市場經濟一個基本的矛盾，即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因為市場的行為是短期的，政府的宏觀調控應該是中期期的，社會的規劃就必須是長期的。這種短期行為和長期行為之間、局部和整體的沖突和協調，對中國走出自己的市場經濟模式，非常重要。

另外，知識不是積累的，而是新陳代謝的，所以新的產業鏈產生就會摧毀舊的產業鏈。西方所謂民主制度是維護既得利益，就是維護夕陽產業。美國三大汽車廠這次處于破產邊緣，因為他們的福利負擔是后起的日本德國汽車企業的兩倍。美國私有化下人均醫療成本，是國有化的日本、英國的三倍，混合制的歐洲大陸的兩倍。醫療成本中近一半是行政和打官司的成本?？梢娒绹降姆ㄖ?，不但發展中國家承擔不起，失去壟斷利潤的大企業也承擔不起。但是民主黨主導的美國國會所謂的醫療改革，完全不敢打破保險公司和醫療制藥財團的壟斷，大公司為基地的工會甚至反對給窮人提供醫保，使美國的制造業繼續外移來降低勞工成本。美國目前看不到中國九十年代國企改革和結構調整的希望，才會把注意力引向匯率戰爭，轉移選民對國內改革的注意力。所以議會制下的西方要變化、改革非常艱難。我們國內做的好的地方，恰恰是突破了西方的所謂民主。但是，因為對中國改革的各個分區試驗，中央沒有來得及及時協調、整合，所以產生一些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被很多人認為是腐敗、不合理、不公平，想要用歐美模式來整合，那完全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西方崇尚的自由、民主、法制背后的基本假設，就是啟蒙運動時代對科學理性的崇拜。所謂科學理性，就是認為真理是普遍的，確信無疑的，沒有什么不確定性，假如多數人永遠是正確的，才會有民主的有效性；資源是沒有限制的，才會有不受約束的個人自由；多數人通過程序制定的法律進行辯論，可以發現真理解決社會問題。其實，現在發現，這些信條基本上都是不成立的。因為地球資源是有限的，全球變暖、生態危機嚴重，你才明白為什么中國道家教導我們要道法自然，儒家教導我們從小就要節制個人的欲望，要協作，而不是自由。所以，實際上不可能有無限擴張的自由，一定要有集體協作，才能抓住有限的機遇。

中國講的機遇、協商、實驗，比西方自由、民主、法制在適應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有大得多的優越性。中國多種所有制的混合經濟，而不是西方提出來的市場經濟，使得中國政府能夠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比如中國城市建設發展之快、中國基礎設施建設之快，并沒有靠借債，而是按中國模式建起來的。要是按西方的辦法、程序走，中國的基礎設施根本不可能搞這么快、這么好。在美國最好的城市修建一個立交橋需要七年，中國兩年就修成一條環城高速公路，如果照西方的那套程序方法辦法，保護私有產權利益集團，是不會有成功的改革，也沒有有效的財政政策對付金融危機，因為每個議員為自己的選區爭奪政府補貼，瓦解了全國一盤棋的宏觀調控，誰也不愿承擔結構調整的陣痛。

所以，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全世界各個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連歐美國家的領導人、有識之士對西方體制的弊端看得非常清楚，而我們國內固守啟蒙時代價值觀的一些經濟學家和媒體，反而把中國的成就當做是中國的問題，主張用西方式的利益集團格局的程序政治來取代協調、發展，這會大大降低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速度和國際競爭力，而且使得中國的區域矛盾不但沒有消除，而是更加尖銳化。

不能引進低碳經濟的概念，要注意西方政治的陷阱，及時調整中國的科技政策

記者：您對低碳經濟有什么看法？對中國經濟結構轉變有什么前景？

陳平：低碳經濟是西方國家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其中一個非常重大的潛臺詞是要制約中國和印度這樣后起的人口大國對世界能源格局帶來的影響。對此，我有兩種態度：一是方向要贊同?，F在北京、上海的廢氣排放污染量已經非常嚴重了，所以我贊成降低碳排放，鼓勵公共交通和電動車，限制私人的汽油車。二要政策要警惕。因為在過去的幾十年，美國、歐洲經濟的繁榮實際上是建立在大量消耗石油的基礎之上的，而現在，石油的開采量和儲藏量顯然已經過了頂峰時期，并且控制在西方財團手里。油價以后會持續上漲，對中國的經濟成本會影響非常大。油價上漲，對中國而言，若依靠現在提倡的核能、風能，則投資非常大，成本非常高。所以中國和印度不可避免地要轉向煤的使用，英國工業革命靠的就是煤炭，而煤肯定不是低碳經濟，這樣就只有兩個選擇，要么降低經濟發展速度，要么發展新的實用技術，降低煤的污染，否則經濟發展就面臨困境。所以，在國際談判時，要用使用煤的權利交換西方對石油資源的控制。美國只許中國購買隨時可能貶值的美國國債，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阻止中國資本收購西方的石油資源，這種不平等的國際貿易體制必須拿到國際議程上討論，不能讓美國的國會和金融寡頭主導國際金融秩序的話語權和游戲規則。

我主張不能簡單引進低碳經濟的概念，要依據歷史經驗調整中國的科技政策。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城市化模式暴露出了問題，這才是中國更嚴重的問題。中國現在是城市、鄉村兩邊都是空巢，在農村，多數家庭都是空的，青壯年的勞力，包括女孩子，大部分都進城打工，但是大部分都沒有穩定的工作，像候鳥一樣，家里面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產生了很多社會問題。而在城市，因為房價高，大量的房子空置、囤壓。

在中國，以為把鄉下農民趕到城里面就能實現城市化，就能提高農民收入，城市化的過程就自動解決就業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天真的幻想?？茖W技術的進步，在西方工業社會資本主義下造成的最基本問題就是技術革命的發展，這是以節省勞力為代價的。節省勞力，解決就業問題，就變成了政府的負擔，市場越來越不能夠消化接納這些被釋放出來的勞動力。美國歐洲搞的最低工資制，造成企業大量引進非法移民，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主張搞社會保障和立法制定最低工資的主觀愿望雖好，實際效果有待觀察。上海地區的中小企業寧可招退休工人，不愿雇年輕的大學生。這說明社會保障可能加強老人的安全感，卻以年輕人的就業機會為代價，必須小心權衡。

現在我們大家都在提倡規模經濟，比如前幾年絲綢價格好的時候，馬上就有公司承包農民的土地，讓農民種桑樹，頭兩年效益好，第三年生產多了以后，絲綢價格跌下去，公司拍屁股走了，農民怎么辦？簡單引進西方規模經濟的同時，并沒有想到規模越大，價格波動越大，價格波動造成的風險、殺傷能力對于個體小農來說，是根本沒有辦法承受的，甚至對公司來說都是難以承受的。，究竟是國家、政府承擔，還是國家和金融機構合理地分擔，這次美國房地產危機中，首先倒塌的就是美國最大的、富可敵國的保險公司。對于這種保險機制等這樣的重大問題，前車之鑒已經有了，而我們國內經濟學界并沒有認識，還在天真地以為發展規模經濟、發展城市化就能解決現代化問題，這是天真的。美國至今沒有做到，歐洲也做不到，要是重復他們的路，中國的人口規模比他們大很多，更做不到。

所以，我們非常強調不但要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而且要認真重視包括前蘇聯、美國、歐洲等其他國家已經犯過的錯誤和歷史的經驗教訓，我們不能重蹈覆轍，否則我們會失去后來者的優勢，犯不必要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