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西］Ｋ．哈科布森 著 毛禹權 譯
一、生產模式的變化及其影響
為了應對經濟社會和勞工世界發展的劇烈變革，工人們正面臨著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模式活力衰竭引起變革的后果是驚人的，在一些國家，工會沒有作出應對準備；而在另一些國家，最近才融入全球化，而且沒有工會或工會很弱小。
生產模式的改變得到包括從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政府到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重要國際組織的干預和支持。
但是這些變革的巨大原動力及其主要動因和受益者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跨國公司。這些企業利用信息、交通運輸工具的進步開始新的國際勞動分工和在生產發展方式上進行革新。這種新模式是借助豐田主義來提高生產力。豐田主義是日本汽車工業發展的生產制度，它通過引進新工藝和新的勞動組織方法，用少量工人擴大生產。其主要特點是使生產程序化，以不引起原料和最終產品的停頓，并綜合使用機器、原材料和勞動力，沒有次品或事先浪費資源，最大限度地利用資本和勞動力。
這樣，由于生產根據需求而變化，這個制度要求勞動合同靈活化，主要是通過分包企業使生產分散化。這要求不增加主要企業負擔，而是與分包企業簽定次承包合同來安排生產。這樣能夠使企業保持少量的必要工人進行生產，但是分包企業主為了要獲利，就需要支付比主要企業直接雇用的工人更低的工資，提供更少的福利。
生產分散化跨越了國界進入原料產地和市場，可自由使用水電和廉價勞動力，并通過經濟一體化協定，商品自由流通。所有這些因素引起生產規模增長和成本降低，有利于跨國公司生產力的提高和利潤的增長。豐田模式與新的國際勞動分工相結合，產生了跨國公司主導的一系列全球生產鏈，控制了產品的生產、貯藏、分配和銷售。這些生產鏈的每個環節可能是屬于同一跨國公司的企業、或加盟和合同企業，電訊的發展能夠控制和協調這些國際產銷網絡。
由于這些變化，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充分就業和勞動的穩定性。在歐洲，失業已成為痼疾，失業率超過10%。在美國雖然失業率低一點，但仍是一個問題。在1997年，美國經濟活動人口的18 4%，即2100萬人是非全日制工人，而臨時工從1987年的64萬增加到1999年的300多萬。上述變化產生的另一個現象是，被雇用的絕大部分工人，正規的或非正規的都以某種形式進入了全球生產鏈，從跨國公司的雇員和經理到街頭商販，從為企業上門銷售的商販到可利用垃圾的收集者。
這意味著勞動階級的組成發生了重大變化，已不是工業革命前手工業工人為主的勞動階級，也不是馬克思敘述的19世紀的歐洲工人，也不是20世紀初出現的不需要職業培訓的福特式工人。今天的勞動階級日益分裂成為兩部分，一小部分是受過高級培訓的、簽有關于合理工資和福利的正式合同的勞動者，而大部分是由離游在正規和非正規經濟部門間、受職業培訓較低、工資有限和權利不多的勞動者。除這兩部分外，還應加上相當數量的被排斥者，他們在制度邊緣中生存。
生產模式的變化，全球生產鏈的形成，勞動階級新的組成和跨國公司的權力，要求工會采取新戰略以發揮其維護勞動者權益的作用。本文對跨國公司的權力和政策作一評估，并分析巴西工會某些有效的應對措施。
二、跨國公司的權利和勞動政策
對馬克思主義來說，跨國公司是作為剝削工具和統治機構運作和引起不發達狀況的國際機構的典型范例。追求市場效益導致跨國公司在勞動成本低、環保要求不高的地方落腳，許多跨國公司利用未成年人和囚犯勞動以降低成本，它們在工人沒有建立工會和沒有任何集體談判的地方安置生產，以保持勞動力的廉價。
要改變國家從屬于跨國公司的情況，民族國家應有足夠的強制力迫使跨國公司履行國家立法，特別是關于勞動和環保方面的法律。跨國公司自由擴展的主要阻力是維護國家經濟發展和充分就業目標而損害跨國公司利益的民族國家。因此，經濟模式的改革是通過經濟自由化和削減民族國家干預權的一系列方案實現的。在上世紀80年代初，在許多國家，這些思想變成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綱領。
跨國公司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機構，但是如果沒有政府的直接干預，如英國的撒切爾政府、美國的里根政府，和往后全世界其他政府的直接干預，就不可能這么快這么激進地推行貿易自由化、非正規化、私有化和去福利國家化的政策。
由于金融自由化政策、新技術浪潮和國家對外資的開放，跨國公司的數量急劇增加。1969年約有7千家，而到1996年已增加到4萬4千家和分布在全世界的28萬家支公司。國外直接投資雖不是直線上升，但也急劇增長。1982—1986年跨國公司國外直接投資年平均為610億美元，到1996年達到3590億美元，而到1999年達到8650億美元。國外直接投資主要來自五個國家的跨國公司，美國、德國、英國、日本和法國占全部投資的三分之二。這些國家控制了絕大部分世界貿易，是最大的國際寡頭的所在地。1998年全球最大的十家跨國公司是通用汽車、克萊斯勒、福特、沃爾瑪、三井、伊藤忠、三菱、埃克森、通用電氣和豐田汽車，它們1998年就擁有1萬2千億美元資產。
從上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遲緩的某些國家和地區，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亞洲的臺灣、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和韓國采取了進口替代政策，以勞動力價格低廉等相對優勢在世界市場進行競爭。雖然這種模式需要國家的重要參與，但也包括跨國公司在拉美某些工業部門的出現。為此，對拉美各國來說，從福特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模式置換引起了長期危機。
這種模式置換有種種原因，但基本因素是工業化進程中必要的基礎建設投資所帶來的高額的公共債務。由于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決定終止美元和黃金掛鉤引起金融自由化，國際利率的急劇上升對拉美國家也有影響。此外也源于生產停滯和拉美國家制成品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萎縮。面對危機和不穩定的政局，跨國公司對在拉美投資失去興趣。但在90年代，跨國公司又返回拉美并致力于電訊、能源、水資源和運輸等行業的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盡管國外投資有新的增長，但拉美經濟并沒有創造新的工作崗位而產生大量的臨時職業。拉美失業率2002年為11%，2004年為10%。
非正規就業是新經濟模式結構的組成部分。在發展中國家工業擴張時期，非正規勞動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入城市而工業又不能將他們吸納的結果。但在新自由主義時期，它替代了失業，成為新生產模式的一部分，因為全球生產鏈贊許利用非正規勞動作為增加競爭力的手段。在拉美，非正規勞動從80年代初占城市就業的29%增加到90年代的44%。
公共部門的勞動崗位由于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小政府觀念也縮減了，同時由于需要增加家庭收入和社會文化以及習慣的改變，勞動市場中婦女就業增加了并集中在非正規部門。貧困人口也增加了，在拉美從1980年的1 3億增加至2002年的2 21億，相當于人口的46%。
失業、非正規就業和貧困意味著工會應對力的降低。不僅是新的經濟形勢為工會行動帶來困難，而企業也開始采取一系列反工會措施，并對政府施壓修改勞動保護和社會福利立法，借此來降低成本和減少負擔。
這種經濟自由化和勞工權利靈活化的典型范例是墨西哥。在與美國交界的地方，跨國公司利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零關稅的規定，向設于墨西哥一邊的工廠發送零配件，以最低成本進行組裝，然后又出口到美國。為保證低成本，它們還無視墨西哥勞工和環保法。大多數中美洲國家也開始建立出口加工區。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共和國和薩爾瓦多政府以比鄰美國、免稅和每天半個美元工資等宣揚這些加工區的優勢。在哥倫比亞，荒謬到跨國公司與準軍事集團簽約殺害工會工作者，可口可樂和奇基塔香蕉公司在美國法庭達成司法協議向受害者家屬支付補償金。
巴西也不能擺脫這一進程，外國企業在巴西日益增多成為它融入全球化最鮮明的特征之一。外國資本在某些工業和服務業推進的速度和規模是引人矚目的，如在金融業、零售商業、化學、食品、電訊和能源等產業，并都發生了違反基本勞動權利—工會自由、集體談判和禁止童工和奴役等事件。對企業生產鏈的剖析可以發現這種違規現象的嚴重性和經常性，當承包進程越深化越分散，這種非正規勞動、童工、臨時勞動甚至于勞役現象越多。面對這一現象，巴西工會運動已在國內和國外行動起來以增加與跨國公司的談判力。
三、巴西工會的應對
強大的跨國公司不意味著工會作為工人權益維護者的作用應該改變，應該改變的是戰略。如果過去的行動取得了成就，那么這在今天就不夠了。
首先，要了解跨國公司的政策和國際體系的新現實。任何戰略中，基本的是知識和信息。因為無知常常使企業違反世界公認的基本勞動準則，無視它們自己簽署的國際協定，使它們在巴西建立的工廠與母公司所在國工廠以不同方式運行。
在這個意義上，工會領導人領悟到面對企業全球化，工人斗爭如局限于國內將失去力量。為保證行動的效能，工人們也要把他們的行動跨國化，但這不是簡單的事。為了克服在全球化經濟中缺乏企業信息的問題，巴西工人統一工會于1997年與工會社會經濟統計研究所（Dieese）、勞動調查研究大學網（Unitabalho）和現代文化研究中心（Cedec）合作，成立了社會觀察所（los）。這一創議始于關于約束那些通過違反國際勞動準則增加競爭力的國家參與國際貿易的討論。能夠執行這一社會條款的國際機構是世界貿易組織，但工人統一工會的領導人認為這個機構不具備能力檢驗特定國家是否存在“社會傾銷”，也不能檢驗“社會傾銷”到了何種程度和在什么經濟部門產生，因而在巴西出現了建立社會觀察所的想法，作為從事監視企業行為與工會運動相聯系的科學技術機構。
這些調研的基礎是國際勞工組織的基本準則，經合組織關于跨國公司的指導方針，各國有關工人健康安全的立法和環保立法、框架協議、企業行為準則和社會責任。調查就是參與和深化對工會自由、集體談判、童工、奴役勞動、性別和種族歧視、企業內部環保（衛生和安全）、外部環保和企業社會責任等問題的評估，可以得到許多二手數據資料，但基本的資料來源是與工會領導人、積極分子和工人以及和企業行政管理人員的會晤。當決定對特定企業開始調查時，應事先通知該企業并請它們參加。盡管某些企業接受社會觀察所作為外來機構進行調查以糾正發現的問題，但一般來說都拒絕了。幾乎長達10年以來，社會觀察所撰寫了40份關于巴西、美國、日本以及主要是歐洲跨國公司的調查報告。受調查的主要是歐洲跨國公司，因為歐洲工會對監察它們國家原始資本的企業行為很感興趣并與巴西工會進行合作。
調研證實的主要問題涉及違反工會自由、性別和種族歧視以及反復工傷事件。當調研擴大到生產鏈的其他環節，就覺察到諸如童工和奴役勞動等其他問題。經驗也證實跨國公司關注它的形象以使自己面對它的競爭者時不失去市場，特別是那些直接面對公眾的企業，如銀行、超市、電訊公司、電力配送和擁有知名品牌的工業企業。在那種場合下，丟失榮譽的敏感性決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四、新的戰略—巴西工會應對跨國公司的經驗
這一切產生了某些成功的工會戰略，某些調研結果為譴責企業提供了基礎并在公共輿論中傳播信息，這引起了企業的憂慮。為了使對企業形象評估成為工會促使企業改變行為的有效工具，需要把一系列因素結合起來。
首先要有一個堅強的基層工會組織。這要對當前巴西工會結構的必要改革進行深入的討論，但這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們的工作要在企業建立工會委員會并對工會干部進行足夠的培訓。
第二，建立全國工會網絡。優尼勒弗爾公司的事例是這種必要性的良好范例。這是一家英荷資本的跨國公司，從事保健、食品業生產，它的投資政策是為它的名牌收購傳統的甚至陳舊的企業。在巴西，它收購冷飲廠、玉米油提煉廠和罐頭食品廠等，對這些企業進行生產的重要改組，關閉了某些單位并引人注目地減少工作崗位。這樣在收購后，原來巴西很多企業（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工會）的工人成為優尼勒弗爾公司的工人，主張在這個企業建立工會網絡，這是在工會行動和集體談判中取得成效的惟一方法。
最近幾年，工人統一工會推動按跨國公司建立網絡和全國工會委員會，以便把縱橫分布在全國的這一跨國公司的企業的工會都聯系起來。這一創新改善了工會組織并通過美國跨國公司全國工會委員會的建立集中進行集體談判，今天已有受過社會觀察所調查的工人統一工會組織的25個企業工會網絡。
第三，對跨國公司包括它的生產鏈的勞工行為進行調查，網絡可以使工會利用跨國公司作出的國際承諾制定共同戰略和行動計劃，雖然在許多情況下跨國公司不會兌現這些承諾。建立基層工會和全國工會網絡后，接著是怎樣檢查跨國公司履行其作出的國內和國際承諾，這種檢查監督是社會觀察所的主要功能。
這種檢查還應包括分包企業和供應商，以便把視線擴展到一切生產鏈的勞工行為。鑒于主要企業對其服務和產品供應也負有責任，一般來說，跨國公司強調宣揚社會責任，特別是慈善性的舉止以優化它的形象，但總是很少公開它的行為準則和對待它們雇員的方式，了解這些情況對工會行動很有用。由于已發現跨國公司片面夸大銷售而無視惡劣的勞動條件，因此要著重評估一個特定企業的社會責任政策是否與勞動關系政策相一致。這種彼此不一致可用來質疑企業已構建的形象，公開提出這些不一致的事實可能成為進行談判和尋求解決問題的推動因素，這可用社會觀察所所調研的三個事實來說明。
其中之一是社會觀察所的記者隨同勞動就業部一個小組對巴拉州和馬蘭尼奧州的煤礦奴役勞動進行調查并發表了通訊。調查發現奴役性勞動缺少正常的勞動合同并且不履行勞動基本準則。這一事例曝光后引起某些鋼鐵企業的重視，決定成立機構監督煤礦，要求它們進行必要的改革，否則以停止購買煤炭進行處罰。這一措施促使許多煤礦改善了勞動條件。
第二個事例是對米納斯吉拉斯州地區一家礦山雇用童工勞動進行了揭露。這家礦山為幾家跨國公司提煉滑石用于生產染料，面對指控，有兩家公司決定停止采購其產品，一家公司雖稱其生產沒有雇用童工，但隨后也同樣采取了停止采購的措施。
第三個事例是荷蘭C&A公司。它與服裝供應商簽訂轉包合同，而這些供應商雇用玻利維亞移民在圣保羅半奴役式的條件下進行勞動。這一事例被警察揭露并得到審議委員會調查證實。企業立即在巴西建立社會聽證會，此外還準備與社會觀察所合作進行調查。
第四，與消費者組織等非政府組織和政府機構建立聯系，向跨國企業施壓。上述三個事例為社會觀察所的工作樹立了樣板，其中某種行為一旦被覺察并受到譴責后，接下來就是在媒體上被傳播。今天，如果以某種理由如道德觀念不購買某些特定產品，消費者就能對生產這些產品的跨國公司施加巨大的壓力。現實情況已使消費者成為工會和跨國公司間的關鍵角色，因為他們具有很大的潛力來影響跨國公司的舉止。某些調查證實消費者日益關心它們消費的產品的生產方式，在巴西，社會觀察所已與保護消費者組織建立了合作關系。
在這個意義上，同受跨國公司行動影響的其他領域的非政府組織，如環保組織、土著移民組織、臨時工居住區的組織等，建立聯系能建立強大的聯盟，通過擴大監督的主動性，以尋求規范和限制跨國公司的行動。
第五，國際行動是新戰略的一個方面。重要的是了解各國跨國公司的行為以便進行比較，并同國際工會接觸，與其他國家工會組織共同行動，這就使本國家的網絡與其他國家的網絡連結起來以開展超國家的談判，在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間建立了國際工會網絡。
國際行動除可能得到跨國公司的母公司的工會支持外，也應要求國際組織采取措施。今天，國際勞工組織正在促進國際勞工標準加強其作用。此外，在改善生活和勞動條件方面國際組織有更多的協議和條約出臺，如經合組織關于跨國公司的指導方針。
另一個重要國際協定就是聯合國的全球協定。它要求企業作出10項承諾，包括尊重人權準則、國際勞工組織勞工基本權利、聯合國環保標準和反腐敗協定等。全球協定除自愿參加外，沒有設監督機構，但一個自愿加入全球協定的企業，如在其生產鏈的任何環節與雇用童工事件有牽連，將受到極大的負面宣揚。■
［毛禹權：中華全國總工會］
（責任編輯 丁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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