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網站昨日發布的《2011年我國人口總量及結構變化情況》顯示，2011年，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
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教授昨日向早報記者表示，在學界，相對于前幾年有大量的勞動力存在，大家都認為人口紅利將要消失，但完全消失還要等到幾年以后。人口紅利消失的前提取決于現有制度是否變化，如對中國的退休制度進行改革，人口紅利就能多持續幾年。
城鎮化與市民化
國家統計局在報告中指出，“由于生育持續保持較低水平和老齡化速度加快，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2011年為74.4%，比上年微降0.10個百分點。盡管未來幾年會有小幅波動，但對勞動力供給問題需要給予更多關注。”
國家統計局2011年的全國人口年度抽樣數據還顯示，2011年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為13.47億人，比上年末增加644萬人。其中，2011年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達到51.27%，比上年上升1.32個百分點。
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教授昨日向早報記者表示，應該注意的是，現在的城鎮居民統計中包括一部分農民工。他指出，很多勞動力居住在農村，從事農業，理所當然被劃分為農村人口，但以后出去到城市打工，根據戶籍制度，還是農村人口。但根據居住地原則，已是城鎮居民，這在統計上往往反映不出來。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任遠也認為，從城鎮居民統計中包括大量居住在城市的農民工角度而言，城鎮化比例有點虛高。不過，任遠更愿意用“城市化不徹底”來形容現在的城鎮化比例。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則提醒到，人口結構的轉變也會帶來許多新的挑戰。其中之一是城鎮就業壓力將進一步加大；二是農民進入城市后，城市各方面資源供給包括生活資料、水、電、交通等都會進一步增加壓力。
“我們要做的不僅是城鎮化，還應是市民化。”李實稱，市民化需要很多政策的配套，如推進改革戶籍制度；實行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城市社會保障實現廣覆蓋，不以他的身份而有所差別；消除收入歧視等等，要做的工作很多。
人口紅利還能有幾年
有觀點認為，勞動力比重下降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消耗殆盡，中國必須加快制度性改革，以“改革紅利”替代行將消失的“人口紅利”。
不過，李實昨日指出，人口紅利取決于勞動力所能贍養的人口的比例。現在的老齡化過程有兩個成因：一是老齡人口不斷增加，二是出生率本身的下降。由于屬于兒童或青少年的人口比例也在降低，勞動力的總量還沒有降低。目前，勞動力所占的比重并沒有減少。人口紅利可能還會持續幾年。
李實指出，針對老齡化的問題，實際上可以適當調整就業政策。中國的退休年齡基本是最低的，這在其他國家是不可想象的。現有的健康條件是能延后退休年齡的。“如果把工作年限再往后推三五年的話，人口紅利就有了。”
在李實看來，完全可以采取一個更加靈活的退休制度，比如延遲到65歲甚至延遲到70歲，關鍵要在退休金的建設上建立一個激勵制度，讓他去做出選擇。
蘇海南向早報記者表示，人口紅利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能干活的人要多，同時要有活干。中國現在雖然出現了局部用工荒，但整體上看勞動力仍然供過于求，同時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去年還能達到9.2%，預計“十二五”期間保持8%增幅的可能性問題不大，今后十年還可能保持一個穩定的增長。結合這兩方面，一是能干活的人多，二是可干的活也不少，因此，中國的人口紅利還將保持一個較長時間。
中國已接近超低生育率 人口紅利將一去責任編輯：zhangshaoling 發布時間：2011-08-15
三農直通車綜合報道：伴隨著人口結構變化，坐享人口紅利的時代在不久的將來將一去不復返，這即將發生的劇烈變化，意味著什么？
2010年4月底，國務院公布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結果所顯示的中國人口結構轉變速度之快，印證了許多人口學者的擔憂，也超出了許多人的想象。
生育率繼續下降、老齡化速度加快的人口結構變化的呈現，對于中國這個世界頭號人口大國來說，蘊含著巨大的經濟、社會結構的可能性變化。
雖然在人口學界至今仍然爭論于數量巨大的人口對中國而言是壓力還是紅利，但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卻是，在過去的30多年中，規模龐大的勞動力大軍成為中國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一大有利因素。
伴隨著人口結構變化，坐享人口紅利的時代在不久的將來將一去不復返，這即將發生的劇烈變化，意味著什么？
人口結構的轉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為原來關于人口問題的很多爭論提供了實證的答案。結果表明，對中國人口結構正在發生的根本性變化，此前的認識是滯后的。”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對本刊記者說。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中國大陸總人口為13.4億人，其中0~14歲少年兒童人口2.22億，占16.6%，15~59歲年齡人口為9.4億，占總人口比重70.14%，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總量增至1.78億，人口老齡化水平達到13.26%。
數據顯示，0~14歲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同時，60歲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百分點。
“預期未來的人口變動將以少年兒童人口規模相對穩定，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遞減和老年人口規模迅速擴大為主要特征，人口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對記者說。
在此之前，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的問題已在人口學界引起擔憂。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已低于官方宣稱的所謂1.8的警戒線；按照聯合國的定義，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即進入老齡化社會。
1992年，中國人口生育率達到世代更替水平（即生育水平為2.1），意味著下一代人口相對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此后，生育率水平一直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緩慢下滑，至今已經持續了約19年的低生育率，原新根據六普少年兒童人口規模推算，生育率水平在1.5左右，已經接近超低生育率。
“50~60年代的生育率過高、人口增長過快以及‘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國民經濟的崩潰，形成了我們對人口問題的認識，即通過降低過高的生育率來放慢人口增長速度，但目前我國的年人口增長速度在5‰以下。人口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要求我們對原來的認識進行反思”。顧寶昌說。
人口老齡化進程是伴隨著少年兒童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減少而實現的。1953年，中國老年人口為0.45億人，只是0~14歲少年兒童人口的1/5；至2010年，老年人口數量增加到1.78億人，相當于少年兒童人口的4/5。
新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3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分別在1950~1957年，1962~1963年，1964~1971年。“5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這一代人現在正在步入老齡化，從時間上來看，在整個“十二五”期間，老齡化的速度還會繼續加快。未來30~40年，變動將會是最為劇烈的。”原新說。
這樣的人口結構變化對于中國而言，顯然過快。六普數據顯示，中國的總人口撫養比為34%，少兒撫養比為22.3%，老年撫養比為11.9%。而此前聯合國的預測是，到2015年中國少兒撫養比為27%，老年撫養比為13%。可以看出，中國的少兒撫養比下降速度早已明顯地快于聯合國的預測。
“大學招生現在都在搶生源，許多中小學校都關閉了，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從我們身邊就能感受得到。”顧寶昌舉例說。
人口紅利的消退
從第六次普查數據來看，年輕勞動力的減少速度也在加快。根據統計，與2000年相比，2010年中國20歲至29歲年輕勞動力的規模已縮減了近15%。
人口結構所發生的變化，必將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影響。基于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在經濟學上用人口紅利一說或許更能有效地進行描述。
所謂人口紅利，其核心是勞動人口和被撫養人口之間的比例，勞動人口比例越高，撫養比例越低，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較充足的勞動力供應，并保持較高的儲蓄率，能夠減少經濟發展中資本邊際遞減帶來的影響。
在過去的40年中，由于經濟和計劃生育政策(博客專區)影響下的生育水平的降低，在老齡人口沒有加速增長之前，為中國經濟提供了30多年的人口紅利，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將中國的就業率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之上，在土地、技術、資本等要素之外，成為了另一個驅動經濟增長的要素。
“改革開放的30多年，正好處在人口轉變的這一區間，創造了人口要素的比較優勢，因此可視為人口紅利期。”原新說，“但這只是一個機會，將人口機會變為人口紅利現實，需要綜合的因素，錯過這一機會的國家也大有人在。”
而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消退經驗在東亞國家特別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驗證。
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總撫養比穩定在45%左右，這種均勢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是日本的輝煌時期。但是由于年輕勞動人口的不足，老年撫養比不斷增加，總撫養比在1990年代開始不斷攀升，也成為日本經濟因此步入長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這種人口轉變的速度，使得人口紅利來得快，結束得也快。”原新指出。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指出，日本、韓國、中國這3個東亞國家與西方國家相比，人口轉變的過程都更快，尤其是韓國與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歷史相比，中國的死亡率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均期望壽命從40歲上升到70歲用了不到50年時間，而西方國家歷史上均用了100年左右時間。中國婦女生育率從每人生5個降到生兩個用了25年時間，西方國家用了約75年。
這種人口結構變化的時間之短，也導致未來中國人口紅利的消退更早地到來。根據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等人通過對撫養比的測算研究，人口紅利的轉折點將在2015年到來。
“中國的人口特征是‘未富先老’，‘先老’意味著人口結構發生變化，老齡化開始了，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下降了，意味著我們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開始喪失，‘未富’意味著我們的技術還沒有走在世界的先進行列，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也沒有比較優勢，老的比較優勢開始喪失，新的比較優勢遲遲不能獲得，處于比較尷尬的境地。”蔡昉認為。
認知的分歧
對于人口結構轉變所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沖擊，經濟學家對此或許更為敏感，而在人口學界，對于這種變化的分析卻并不一致。不同的認知，對于中國人口結構變化所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評判相差頗大。
有部分人口學者認為，中國過去30年的強勁發展，反映的是勞動生產率的快速增長，勞動力供給的數量扮演的是一個更無關緊要的角色。勞動生產率大幅提升的催化劑是中國政府自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進行的深入的體制改革。勞動力素質比勞動力數量更重要，人口多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更多是壓力，而不是紅利。
對此，王豐則認為，“人口紅利是由于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產生的勞動力供給變化與勞動生產率兩者相互作用而產生的。中國過去30年來的經濟增長是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兩者并不互斥。”
“就業是由經濟發展決定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靠減少人口來解決就業。歐盟國家年輕人失業率在20％以上，而這些國家的生育率都已經很低。”他對記者說。
“勞動力素質和勞動力數量之間并不矛盾，中國的經濟發展基礎就是從勞動密集型企業上起步的，中國的就業率比印度高很多，印度雖然推崇軟件業等高端產業，但很多的低端勞動力就業問題仍然解決不了。”原新說，“不能把人口數量和人口結構割裂開來看，生產率的提升仍然不能替代勞動力數量的問題。”
同樣的問題來自日本，在人口紅利期消退之后，日本的勞動率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人口結構的變化，特別是勞動年齡人口的縮減已給其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顧寶昌則認為人口現象往往是通過綜合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關于人口紅利的爭議并不能掩蓋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和社會結構所造成的影響，“沿海城市的民工荒是一種結構性的勞動力短缺，第一代農民工已經差不多50歲了，年輕的勞動力供應不再像過去那樣供不應求。”
“并不否認經濟結構要進行轉型，但勞動力隊伍的老化仍然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影響，年輕勞動力一年比一年減少，不應該用整體勞動力規模仍然龐大來掩蓋或否定年輕勞動力不斷減少的趨勢。”他說。
“有人說勞動力短缺將會促使中國產業升級，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這種看法并不正確。”人口學者易富賢對記者說。在他看來，其實產業升級減少的只是對第二產業的勞動力需求。而中國目前第二產業從業人員占勞動力的28%，與發達國家基本一致。第二產業是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如果過度降低，也意味著國力的下降。 中國需要的不是降低第二產業的比例（只是需要優化結構），而是增加第三產業從業人員。
第三產業對人口素質的要求更高，對勞動力的需求更大（發達國家70%的勞動力從事第三產業）。中國農村勞動力仍然“過剩”，還占總勞動力的38%。但過剩的是中老年勞動力（由于年輕勞動力的不足，使得老年勞動力比例顯得過大），他們既不能補充第二產業，又不能補充第三產業。
此外，還有一些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由于沒有兄弟姐妹的分擔，只能留在農村照顧父母。中國現在出現了這樣一種怪局面：由于年輕人口的不足，第二產業無法補充，第三產業更加發展不起來，農業人口卻又無法轉移。
未知的挑戰
“對未來趨勢的爭論在人口普查數據的面前是很蒼白的。中國正在發生的人口變化是我國過去幾千年歷史中前所未有的。”顧寶昌說。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過人口低增長的時期，但從來沒有過超低生育率的時期，而由低生育率導致的老齡化目前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另一方面，從人口普查的結果來看，中國的城市化已經跨過歷史的分界線，社會結構從農村為主轉向了城市為主，人口遷移、流動上發生的變化，這對將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影響都將是巨大的。
“現在的農二代和農三代跟他們父母輩的需求已經不一樣，而隨著中西部發展速度的加快，勞動力的就近移動也成為常態。”原新認為這也是人口結構變化對產業轉移和出現諸如富士康自殺事件和“工潮”現象的人口因素。
這些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已逾越了人口學和經濟學，成為一個社會形態的變化。而依靠單獨的人口政策，并未能進行有效的改變。
但這些人口結構上的變化并沒有在“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中得到政策上的體現，“說明我們對即將到來的挑戰認識不足，這種轉變并不一定就是壞事，但對此我們還缺乏認識、準備和經驗。”顧寶昌說。
“人口結構的變化有其規律，生孩子是一個周期，并不像中國缺少糧食就可以從國外進口一樣，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并不是通過國際勞工就能解決的。”原新指出。
“即使生育政策調整了，也不見得就能解決將面臨的史無前例的人口挑戰。但如果生育政策都不準備調整，說明我們對面臨的人口挑戰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深刻影響缺乏起碼的認識。”顧寶昌說。
“生育率下降帶來的人口紅利是不可重復的。”王豐認為。而顯然，以犧牲一代人的健康、養老和下一代人的教育為代價的人口紅利已然很難再長久持續。高儲蓄率，廉價的資金成本支撐的外向型和投資型經濟也面臨轉型，人口紅利所帶來的經濟增長財富獲得的分配不均也導致了未富先老的改革瓶頸。
不思改革的代價，可能將伴隨人口結構性矛盾而帶來一系列的問題。
三年后中國人口紅利或將枯竭 發展轉型緊責任編輯：lintingting 發布時間：2010-11-10
三農直通車綜合報道：由于中國生育率較長時間保持較低水平，獨生子女政策實行30年之久，社會上對中國人口變化和政策選擇的討論也日趨熱烈。在這些討論中，人口紅利成為一個越來越流行的詞匯。
粗看上去，人口紅利不難理解，即由于人口變化對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然而，由于對這一詞匯的準確含義和估算方法缺乏了解，在討論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社會影響時，有很多誤解，也常見到完全相反的結論和斷言。
對人口紅利的誤解，一種極端是根本不認可這一說法，斷言人口紅利根本不存在。持這種觀點的人（其中不乏人口或經濟學者）認為，人口多并不意味著可以帶來紅利。他們會問：中國歷史上人口一直很多，為什么以前沒有帶來紅利？如今世界上人口多或人口增長很快的國家比比皆是，為什么有些國家并沒有享受所謂的人口紅利？中國政府幾十年來控制人口的宣傳教育，不都是在講人口越多越落后，而中國近年來歷史性經濟騰飛不正是因為我們全力控制了人口增長嗎？同時，人口增長快的地方不也常是經濟落后的地方嗎？貧困地區的家庭不也是越窮越生、越生越窮嗎？
對人口紅利誤解的另一個極端，則認為人口紅利不僅過去有、現在有，而且，在未來30年甚至更遙遠的未來也會有。持這種觀點的人，可能把簡單的人口增長或勞動力年齡（20歲-60歲）人口增長與人口紅利劃等號，認為只要人口在增加，人口紅利就可以源源不斷。持這種看法的不僅有學者，也包括某些制定就業、社保有關政策的高級官員。這種認識的一個極端版本是“人口紅利與日俱增，不可替代”。
以上兩種對人口紅利的誤解，均出于對人口經濟學中討論的人口紅利的概念與計算方法不了解。
人口紅利如何計算
人口紅利是過去20年間人口經濟學界提出并驗證的一個重要概念。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對20世紀后半葉諸多國家所經歷的人口歷史性變化的觀察和分析。這一歷史性變化就是，在20世紀，世界上眾多國家的人口期望壽命翻了一番，人們平均生育子女數減少了一半以上。在人類生存的漫長歷史過程中，沒有任何一段時間堪與20世紀相比。
由于生育水平的下降一般都滯后于死亡率的下降，20世紀后半期，世界也經歷了史無前例的爆炸性人口增長。按公元1750年時的人口增長率，世界人口每翻一番所需時間大約是1000年；按1950年時的增長率，則不到120年，而到2000年，僅為40年。也正是由于20世紀后半葉如此急速的人口膨脹，才會有包括中國在內的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
人類社會所經歷的從高死亡率和出生率決定的人口快速增長，轉為低死亡率、低出生率決定的人口低增長，被稱為人口轉變過程。在此過程中出現的人口增長，除了其對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帶來的壓力，還有一個歷史性機會，這就是造成人口紅利的機會。
在人口轉變過程中，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會有一大批人陸續走完兒童、勞動年齡、老齡的生命歷程。這批人處在勞動年齡時，便創造了人口紅利的條件。人口紅利泛指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所帶來的經濟影響。具體是指在給定的經濟條件下，由于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的時間差所帶來的經濟后果。人口紅利其實是生產與消費的差異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相互作用的經濟后果。以往經濟學研究主要考察人口總量與人口增長率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與此不同，人口紅利研究的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但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勞動年齡人口增加，并不一定就有所謂人口紅利。實現人口紅利，一個簡單條件就是這些新增勞動力必須能夠就業、創造財富，否則，無所謂紅利可談。因此，在計算人口紅利時，一定要把不是由勞動年齡人口變化條件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剔除出去。
一種估算人口紅利的方法便是使用時間序列的宏觀人口經濟數據，用多元回歸的數理統計方法，通過在回歸方程中帶入人口及其他各種因素，觀察人口變化對經濟增長解釋能力的貢獻。另一種計算人口紅利的方法是，通過計算有效生產者與有效消費者人數，然后把這兩類人數的比例作為撫養比。注意，這里所使用的撫養比與通常所說的撫養比不一樣。
這種計算人口紅利的方法是，把經濟變化的指標——人均產出增長率——分解為兩個部分，即有效生產者人均產出的增長率與撫養比的增長率。這兩個組成部分中，第一個是勞動生產率，第二個是人口因素。在假設有效生產者人均產出增長率不變的條件下，撫養比增長率的變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對人均產出增長率的貢獻，也即人口紅利。
實際上，人口變化對經濟發展帶來的紅利，不僅包括勞動力供給的增加，還包括擴大積蓄以及人力資本投入與回報上升。由于人口在40歲-60歲年齡段積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這個年齡，就會帶來更多的積蓄。更多的儲蓄意味著更多的資本。每個勞動者資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勞動生產率。
同時，期望壽命的延長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人力資本投資的觀念，造成了更多技術發明使用的機會，提高了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一個更健康的人口也就是一個更富有生產力的人口。健康的作用遠不限于增強體力，而更在于智力思維的開拓與使用。
由此可見，人口紅利的計算需綜合考慮就業、收入及對經濟增長的其他變量的影響，而不是像有些人誤解的只依靠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同時，隨著人口轉變，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是不可重復的，也不存在所謂“源源不斷”的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還有幾年
使用人口和經濟發展數據對中國人口紅利的計算表明，人口轉變在中國過去20多年的經濟起飛中產生了歷史性的、相當可觀的人口紅利。中國的經濟騰飛與人口紅利的產生歷史性地結合在一起，對經濟發展而言，可謂如虎添翼。
使用不同方法對人口紅利的計算所得出的結論是相近的。但是，由于數據與方法的不一，對中國人口紅利的規模的估算有所不同。
蔡昉、王德文等學者使用回歸方法計算得出的結果是，中國20世紀最后20年人均收入增長的四分之一可歸因于人口紅利。美國學者使用類似方法得出，東亞地區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是由于人口紅利所造成的。美國夏威夷大學和東西方中心經濟學家梅森和作者本人使用有效撫養比方法計算得出的結論是，1982-2000年間，人口紅利對中國人均收入增長的貢獻約為15%。
左圖是使用撫養比的方法，對中國1982年至2050年人口紅利的估算結果。2000年后的結果是通過預測中國未來人口變化（假定出生水平維持在2000年官方認定的每對夫婦平均生1.8個子女），和以2000年時中國城市家庭收入消費的年齡模式為假設模式而得出的。有效撫養比在2013年以前均呈上升趨勢，在1982年至2000年這一階段上升速度最快。2000年至2013年間（上圖深色部分），撫養比仍呈上升趨勢，但速度趨緩。2013年是一個轉折點，有效撫養比在此后呈不斷下降趨勢。
因此，由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即將竭盡，不久將成為制約人均收入提升的負面因素。如上圖所示 ，由于人口老化，中國有效消費者人數將持續上升。人口紅利即將在2013年由正轉負。
第二個人口紅利？
以上所述是指由于生育率下降帶來的人口紅利，也即所謂的第一個人口紅利。計算這一人口紅利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有效生產者人均產出的增長率不變。近年來，一些學者對這一假設條件加以改進，提出了伴隨人口老齡化有可能產生第二個人口紅利的論述。
理解第二個人口紅利的關鍵，是生命周期財富的概念以及它與人口年齡結構的關系。與第一個人口紅利相比，第二個人口紅利基于年齡結構變化對財富創造過程的影響。人口老齡化有可能加速資本積累，從而加劇經濟的資本密集度，進而提高勞動者人均產出。在傳統經濟學中，人口因素對資本累積的影響是用標準的新古典模型來衡量，它假定儲蓄率為常數。第二個人口紅利的概念拓展了新古典模型，將儲蓄和財富都視為內生變量。
然而，人口年齡結構老化與生命周期財富總量的變化，并不等于第二個人口紅利會自然產生。第二個人口紅利的產生取決于一定的制度環境。產生第二個人口紅利的基本條件是，隨人口老化新增的儲蓄必須以資本的形式進入市場，才能提高勞動者人均產出，從而產生人口紅利。
代際之間的財富再分配可以通過三種方式來完成：資本積累、轉移支付或貸款。在這三種方式中，只有資本積累才可以影響產出水平和經濟增長，而其他形式的財富轉移則不會。例如，如果退休人員的消費需求是靠家庭或政府發起的轉移支付來滿足，便沒有所謂第二個人口紅利可談。這種做法能有效地在各年齡段人群間進行資源再分配，但它不能創造資本。而且這種再分配通常依靠政府稅收政策來實現，而對就業者過高的稅收反而會削弱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
如上所述，人口老化有可能通過儲蓄與資本積累帶來新的機會，可能產生第二個人口紅利，但這絕不意味著人口老化會自然而然地帶來源源不斷的人口紅利。這是因為，建立有效、可靠的資本市場絕非易事。過去兩年中，全球金融危機與眾多退休基金所面臨的困境，就是最好的警示。
人口老化與中國轉型
討論中國經濟轉型，不僅要考慮未來經濟增速、勞動者收入水平、資源依賴性、環境保護、貿易關系等，更要考慮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從根本上說，過去二三十年中國依靠大批廉價年輕勞動力，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外貿出口、來料加工為主的發展模式，無法長期繼續下去。
與2000年相比，2010年中國20歲至29歲年輕勞動力的規模已縮減了近15％。在未來20年內，這個人群組的規模還會進一步縮減近20％。面對中國年輕勞動力人數的變化，中國沒有其他路可走，只能轉向發展高技術、低消耗、低污染產業，同時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強化人力資源開發。
勞動力特別是年輕勞動力供給的下降，與老年人口的增加一起，會促使社會轉型。這個轉型會使一般勞動者的收入能夠與經濟發展同步提高。這不僅是一個社會公平問題，也是一個經濟轉型和發展的根本條件。普通勞動者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是擴大國內消費市場的基本條件。同時，只有廣大勞動者收入提高，家庭和個人才能不斷增加對人力資本的投入，以適應轉型后經濟對勞動力的需求。
這個轉型也要求中國必須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與醫療體系。這不僅關系到勞動者的健康，也影響到居民的消費行為。未來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從現在的1.65億，增加到2020年時的2.4億、2030年時的3.4億，占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低生育率、家庭養老受到嚴重限制的環境中，如果住房、醫療和養老等基本社會保障均存在巨大或較大的不確定性，居民的消費支出很難有持續性增長。
3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紅利，已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創造了歷史性機會與條件。目前，這個人口紅利近乎竭盡，關鍵轉折點將發生在2013年。這必將使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轉型更為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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