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幾十年來世界制藥界對這個巨大的病患群卻體熟視無睹，全世界所有制藥公司中只有百分之一在研究熱帶疾病，而嗜睡病不過是眾多熱帶疾病中的一種。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一家法國醫藥公司開發出了一種叫依氟鳥氨酸的抗癌藥，并意外發現這種藥對治療嗜睡病有一定的療效。它比現有的藥物的副作用小得多，而且對治療已處于昏迷狀態的病人也有足夠的療效，因此人們稱它為“復活藥”。雖然這種藥完全是一種副產品，而不是對這種熱帶疾病有目的的努力研究的結果，它給非洲千百萬嗜睡病感染者帶來了一線希望。但是，醫藥市場激烈的競爭壓力很快將這種熱切的希望碾得粉碎。1995年，該公司停止了依氟鳥氨酸的生產，原因很簡單，生產這種藥無利可圖，缺乏投資回報。該藥的專利移交給了世界衛生組織。
于是新千年伊始，我們看到一個無奈而荒謬的狀況：雖然對這種藥物的需求空前高漲，卻找不到任何一個供貨商。因為這種需求是來自于一個無法贏利的市場，病患實在是太窮了，沒錢接受治療。醫藥市場日益激烈的競爭、兼并，和醫藥公司的成本－收益分析使熱帶非洲貧窮的病人無法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令人跌破眼鏡的是，2000年底，美國、也是全球最大制藥公司之一的百時美施貴寶（Bristol Myers Squibb）將依氟鳥氨酸重新投入了生產。但這并不是為了幫助那些即將死于嗜睡病的非洲病人，而是該公司發現依氟鳥氨酸具有去除毛發的作用，可以用來制造化妝液，其目標客戶是富裕得多的美國女性，用于她們的面部脫毛。這是一個每人每月花費100美元的市場。相比之下，熱帶非洲人均每月的生活費常常連50美元都不到。在這個世界上恐怕很難找到比這更經典的荒誕對比了：非洲正有大量的病人死于嗜睡病，而拯救他們生命的必要藥物成分卻被用來生產化妝乳液以滿足富裕的美國女性的美容需求。
2001年，在世界衛生組織和“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等一些國際民間組織的努力之下，終于有一家制藥公司與世界衛生組織簽訂了一個為期五年的協議，為非洲的嗜睡病人生產依氟鳥氨酸。盡管這是個好消息，但是問題并沒有最終解決：一方面，世界衛生組織還在繼續尋找一個愿意在2006年接替現任公司來繼續生產依氟鳥氨酸的公司；另一方面，由于依氟鳥氨酸服用起來非常困難，并因病蟲的抗藥性而可能很快就會失去療效，因此迫切需要進行新的研發來尋找新的
新的、更有效的藥物和治療方法，而全球的醫藥公司在這方面的研究仍是一片空白。
上面的這個故事是從《私有化的局限》(Limits To Privatization, How To Avoid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一書中摘錄下來的。該書由前德國聯邦議會議員、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塔?芭芭拉校區環境科學與管理學院的院長魏伯樂(Ernst Ulrich Von Weizsècker)、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揚(Oran R. Young)、和瑞士聯邦技術學院芬格(Matthias Finger)三位教授主編，是2004年底提交給國際著名思想庫“羅馬俱樂部”的一份報告，現已由周纓、王小衛譯成中文，上海三聯出版社于今年3月出版。
這個故事說明了什么？該書的作者認為，這個故事說明了制藥市場和潛在的專用藥在私有化和自由化以后所產生的一些結果。在新醫學手段方面的研發顯著加速，導致了1975年以來約有1400種新藥上市。這可以看作是私有化的一個正面效應。但是，正如這個案例所顯示的，私有化及其所帶來的競爭是否真正能夠導致世界上大多數人口所需要的藥物的產出，值得高度懷疑。像無國界醫生這樣的慈善機構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對市場失靈的后果加以補救。解決依氟鳥氨酸短缺的臨時性辦法，象其他類似的專門措施一樣，缺乏改變這種狀態所需的全球性遠見和可持續性。……現有的醫藥研發系統嚴重地依賴于專利和競爭，從而產生了許多不足之處，這些不足之處對于每年發展中國家中成千上萬個病人都是生死攸關的。
人們可能會爭論說，上述案例與私有化無關，企業是追求利潤的，不是慈善機構。相對非洲的嗜睡病患，美國女性的美容需求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而是有效需求，企業當然應該通過滿足這樣的市場需求以賺取利潤。對于沒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企業愛莫能助。把上述案例提出的問題歸咎于企業和市場，歸咎于私有化，有欠公允。站在企業的立場，這樣的爭論并沒有錯。而從市場公平交易的原則來說，私有化也不應對這樣的狀況負責。但這恰恰說明私有化是有局限的。嗜睡病的故事是一個比較極端的案例，但它反映的是，在關系到人類基本生存權利的行業，私有化必然導致資源分配向富裕群體傾斜的事實。私有化在滿足市場的有效需求方面可以是非常有效率的，但對關乎人類基本生存權利、卻沒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卻可以漠不關心、熟視無睹，或是愛莫能助。因此，希望通過相關行業的私有化、市場化來滿足這樣的需求就很可能是緣木求魚。而若要在那些關系到現代文明社會人類之基本生存權利的領域或行業推行私有化，以期提高效率，增加供給，就必須慎之又慎，就必須預籌有效措施來應對類似上述案例的市場失靈狀況。《私有化的局限》一書討論了大量關于公用事業、醫療衛生、教育等等的私有化案例，告訴我們的正是這樣的經驗教訓。
1992年贊比亞政府在西方的壓力下對包括醫療衛生部門在內的許多國有企業進行了私有化的改革。一方面，鼓勵醫療衛生部門的私人投資，另一方面，對原來收費低廉或不收費的政府醫院實施收費。到2003年，改革取得了一些進步，但許多調查表明，改革造成了醫療保健服務總體水平的下降。原因很簡單，大多數貧窮的贊比亞人支付不起醫療衛生私有化以后昂貴的醫療費用。1999年的一則來自首都大學附屬醫院的新聞報道說，由于去不起昂貴優質的私立醫院，大部分病人都蜂擁至（公立的）大學附屬醫院。那里病房擁擠，病人得不到醫生的重視，有些人死于很容易治愈的疾病，結核病房緊挨著產婦病房，很多病人無論是治療還是藥物都負擔不起。
贊比亞是一個窮國，出現上述情況可能并不稀奇，但在世界首富的美國，由于私營公司主導了醫療保健行業，造成4400萬人口沒有醫療保險，并有差不多同樣數量的人口他們的醫療保險不健全。《私有化的局限》中討論美國情況的作者說：“美國的例子說明了對醫療保健系統的私有化有一個界限。從醫療服務提供者的角度來看，競爭和市場是提高質量和節約成本的很有用的工具，但是從需求方來看，私有化導致了負面的社會政治影響，特別是它將大量的人口排除在醫療保健之外。”
與醫療保健領域的情況相似，教育系統的私有化也導致了教育領域嚴重的兩級分化，致使大量的貧窮家庭的子女被排斥在資質優良的學校之外。比如，相信市場會為社會提供最好的教育，智利從1970年代開始在教育系統實行了大面積的私有化，教育系統被構造為三個部分：私立教育，政府補貼的教會學校，和公立教育。做為改革的結果，大部分智利青年人發現他們被固定在最后一個部分，這里財務狀況糟糕，基礎設施很差，而失學率很高。同樣的，在坦桑尼亞，從上一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高等教育私有化，其結果是把絕大多數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排斥在大學校門之外。
除了教育與醫療領域，該書還列舉了世界不同國家對公共事業部門私有化導致市場失靈的許多案例，限于篇幅，不再贅述。我們知道，公用事業、醫療衛生、教育等行業大都直接關系到現代人類的基本生存需求和權利，在當今世界，即使是最富裕的社會，仍可能會有相當數量的人群沒有足夠的經濟條件來滿足他們基本的生存需求。在這些行業和領域推行私有化，而對私有化的局限沒有充分清醒的認識，不采取相應的措施來確保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存權利，完全讓市場來主導這些行業內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那么，類似嗜睡病那樣的悲情和荒誕就會一再重演。被市場所忽視和漠視群體不是陷于嗜睡病患那樣的絕望，就是被這種絕望所激怒，這樣的社會還會有和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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