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中國社會發生的最觸目驚心的變化，莫過于精英階層的市儈化。所謂精英，在今日中國，主要指（一）高干，即傳統的官僚集團，其中中高級干部的影響尤大；（二）高知，即人們通常所稱的專家學者；（三）高資，既包括在最近數十年間迅速積累了巨額財富的新興資本家、企業家，也包括至今供職于大型企業（跨國公司、國有企業、私有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以高干、高知、高資為主的當代精英，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最大的收益者。按常理，他們應當以最大的熱情維護當代社會的安定和繁榮；但是，由于這一集團的快速市儈化，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反倒以一種極端不負責任的態度對待現行制度，其所作所為簡直如路易十六的那句“名言”：“我死后，那管他洪水滔天!”

對于市儈和市儈主義，幾十年前，馮雪峰曾有過精彩的畫像。市儈起于商業社會，視彼此間的利益交換為生存之道、成事之律。市儈主義是一種極端的利己主義，但也絕不公然謀財害命，而是憑著靈活的頭腦、高超的手腕及其裝腔作勢、裝模作樣的本領，從而使自己永遠處于勝利者的地位——事事不吃虧，當然也極少講認真。這種市儈主義，依靠市場經濟作為其土壤。正因為此，斯密教條在當今社會的流行也就事出有因。對很多所謂的精英來說，搬出亞當·斯密所謂“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作大旗，其妙用在于非常容易將他們極端自私自利的行徑合理化，自利者而必然利他，那還有什么可以指責的呢？

不過，深入觀察社會實踐就知道，“看不見的手”其實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虛構。哪怕在斯密時代，當時的各種社會法律和制度，何嘗不是國王、地主和商人們這類精英集團的鐵石心腸加上鐵腕所造就？更不用說，今天許多市場經濟的鼓吹者，也常常說一套、做一套。里根嘴里高喊自由市場至上，實際卻推出了美國歷史上少有的補貼巨型企業的預算撥款，以“星球大戰”為幌子，強力實施政府干預政策、為軍工集團謀利益，哪里是什么“看不見的手”？中國的市儈們與此十分類似，正人君子裝得像、貪得無厭也是真，時時要表現出一副人間豪杰、民生第一的樣子。

精英的市儈化與市場經濟的發展進程相伴隨。高干、高知、高資從最初的涇謂分明，到而今逐步合流，共同演出了一條“贏家通吃”的新劇。與此同時，作為被排除在精英隊伍之外的工農大眾，各種曾經有過的較高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地位，則漸漸被侵蝕直到完全被剝奪。結果到了今天，同精英階層在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呼風喚雨形成鮮明對照，工農大眾則被強有力地邊緣化了。這一出戲演到今天，經過了很多場次。

第一場，干部隊伍的專業化、知識化。1980年代初期，中國推出了以“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為內容的新干部政策。一批具有高學歷的人員大批進入領導干部隊伍。這些高學歷人員，多數是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干部的知識化、專業化，對促進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發揮了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但與此同時，為了能夠升官，一批并未受過嚴格的教育訓練、也不具有真才實學的人員，開始到處尋覓機會“搞文憑”。這樣帶來的消極后果是，干部對文憑的興趣遠遠超過對學問的興趣。一紙文憑到手，等于為自己的晉升之路獲得了“通行證”。大學則在這種形勢下，半推半就地開始把“文憑”當成商品，先是偷偷摸摸、后則堂而皇之地搞起了交易，為那些看上去有前途的干部，奉送了后者急需的“博士”、“碩士”和“學士”學位。在這一廣為流行、看上去很美的交易中，雖然彼此都心知肚明其中的貓膩，但誰也不曾為此較真、更無人犯難，因為這對高干、高知來說，都是有利的事情。本來，干部的知識化、專業化存在很大的合理性，但一旦事情轉變為官場上假博士泛濫成災，則無疑使本來合理的政策變了味兒。

第二場戲，是權錢交易。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出現了一句此前罕見的流行語：“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作為深圳特區的經驗之辭，這句話在不斷沖撞中國傳統觀念以及中國共產黨革命觀念的過程中，逐步風行全國。到今天，實事求是的觀察家都不能不承認，中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已變為一個“金錢至上”的國家。改革初期發財致富的個體戶，此前其實處于社會的邊緣和底層——因為無法在體制內立足、發展，才被迫選擇了經商單干。隨著發財至上、賺錢光榮的不斷升溫，一批本來處于特權地位的干部及其子女也選擇了下海經商，與個體戶不同，他們利用“價格雙軌制”做起了官倒，迅速積累了令人瞠目的財富。1992年后，市場經濟更是遍地開花，權力開始與商業結盟，利用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中國有資產、國有土地私有化的機會，很多官員及其親屬獲得了普通民眾望塵莫及的財富，某些高資也乘機攫取了大量的財富。在這一系列的變革中，許多高知選擇了與高干、高資合謀，全力為推進這類改革提供理論辯護和輿論支持，誘導基層民眾贊同、至少是接受這類變革，而避免了產生強大的、有組織的反作用力。

第三場戲，是“入世”的完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許是人民共和國除加入聯合國之外簽署的最重要的國際條約。但令人奇怪的是，如此重要、幾乎與每一個中國百姓息息相關的條約的簽署，并沒有在中國社會引起深入、認真的討論。在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所謂“有利有弊、利大于弊”的判斷下，在大多數人并不清楚條約具體內容的情況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隨著入世后政治經濟形勢的演變，中國出現了一個極其強大的金融買辦集團——他們日后成為高資集團中最具影響力的群體。這一集團一面游說中國政府，一面與華爾街等海外金融資本合謀，實際上快速、堅決地推進了中國最有贏利能力的大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在這一過程中，金融買辦集團選擇了首先面向跨國資本出售股權的私有化道路。

這種做法，與英國、法國、新加坡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化方案大不相同；而同拉美、蘇聯和東歐私有化方案如出一轍。在當代世界，一個國家把自己最具有盈利能力的企業出售給外國投資人，如果再進一步將土地也出售給外國人，將使本國人民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用波蘭裔美國經濟學家波茲南斯基的話說，無異于淪為一個奴隸國家。順便說一句，對于東歐國家在私有化中將原有的國有資產快速、廉價變賣給西歐和美國投資人。作為波蘭裔的學者，波茲南斯基感到痛心疾首，甚至稱之為波蘭“第三次被瓜分”。他認為，除非發生徹底的社會革命和民族獨立運動，很難看到東歐國家的光明前途。

第四場戲，也是最近的一場戲，則是精英階層的合流。以高干、高知、高資為主體的精英群體，此時已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學術、傳媒領域全面告捷。人們能夠觀察到的普遍現實是，高干、高資之中，不管實際上的學術水平如何，具有博士、碩士頭銜的比比皆是，還有大量的所謂教授和兼職教授。與此同時，也有不少的高知，建立了與官場和商場之間的密切、暢通的通道，不僅一部分工程技術專業的教授專家利用專利技術創辦企業、積累起了可觀的財富、贏得了尊崇的社會地位；而且相當一部分經濟學家、律師、媒體從業者等社會科學領域的高知，也通過為高干、高資提供服務，而賺取了不菲的收入。當然，隨著中國高等教育規模的迅速膨脹，也產生了另一方面的現象，即很多高學歷人員也日益受到“畢業即失業”的威脅，大學生就業難早已成為整個社會的疑難之癥。高干、高知、高資等精英的合流，與底層大眾（包括畢業即失業的大學生）的分裂是同時展開的舞臺故事，二者構成了當代社會最嚴重的矛盾沖突的現實基礎。

回顧這一場一場不斷上演的精英階層市儈化的戲劇，人們不難發現，其中的主導力量，是官僚高干階層。本來，作為公權力的擁有者，他們應當努力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國強民富貢獻聰明才智，同時獲得安身立命、建功立業的回報。作為現行制度最重要的受益者之一，他們本當具有超出一般民眾的忠誠度，致力于社會的長治久安。但是，社會的變革、思想的動搖，最終使官僚精英中的相當一部分，更加熱衷金錢實利和學術虛名，其市儈化的程度也最為明顯。除了虛名實利，他們事實上什么也不愛。套句眼下流行的話，可謂“除了祖國和人民，他們什么都要。”

在向市儈演變的過程中，高知、高資是兩個最重要的配角。高知為這類演變提供了合理性、合法性辯護，通過大眾媒體的傳播誘導，為高干、高資的市儈化在道德上解困、理論上解圍，并有效地化解了社會普羅大眾的抵制和抗議。正是高知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使廣大民眾在尚未看清變革的方向和結果的情況下，讓他們對各種變革投了贊成票、至少是默許票。此外，高知集團還滿足了高干、高資們的虛榮和需求，將大量的博士、碩士文憑授予了后二者。當然，高知們所完成的這一系列動作，也獲得了相應的豐厚回報，他們不僅獲得了直接的金錢好處，有些還因此實現了在官場和商場間如意穿梭。

高資集團在這出戲劇中的地位變化最為顯著。他們從處于社會邊緣和底層的個體戶起步，越過官倒、小企業主兩個臺階，迅速成長為握有巨額財富的新興資本家。其所以能夠如此快速的發財致富，與高干、高知合謀而確定的改革政策有關。迄至當前，造就富人最多的有三個領域，一是房地產業，相當一部分房地產商利用國有土地事實上私有化的機遇，將大量本應歸國家或大眾所有的地租收入據為己有，從而完成了向富豪的華麗變身。二是證券行業，利用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及私有企業上市的時機，一些企業的大股東、高管人員視股市為提款機，把大量中小股民的辛苦錢竊為己有。三是創新型的高技術企業，正確把握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機，通過苦心經營迅速做大做強企業，贏得了令人尊敬的成功——他們也是今天民憤最少的富裕群體。無論通過哪種方式晉升為高資中的一員，他們都需要與政府官僚密切合作，也需要高知階層源源不斷的輿論支持。為此，高資集團也持續不斷地向高干們、高資們實施了利益輸送。

盡管社會矛盾錯綜復雜，但在各種維穩的嚴格措施下，中國社會仍然保持了基本的穩定。這當然十分必要，也有利于人民大眾。畢竟中國古來有言：“寧做太平狗，不做亂世人。”但是，這種穩定帶來的令人嘆惜的消極一面是，對于今天已全面獲勝的精英集團來說，他們似乎進一步發展出了為所欲為、誰奈我何的作風和行徑。精英集團在彼此大搞利益交換的同時，另一個共同之處，就在于他們越來越慣于向百姓伸手、通過各種方式搜瓜大眾。到而今，成千上萬的房奴，造就了一個個家財億萬的房地產大亨；房價之高，使民眾的安居之夢幾乎破碎。成千上萬的股民，受到大資本的巧取豪奪、欲哭無淚、欲告無門。面對此情此景，粉飾太平、熱衷排場的種種作為不絕于途，無論是高干還是高知，多數還在虛應故事，無意認真嚴肅地解決社會面臨的挑戰——而這恰恰是市儈的顯著特征。

精英階層的市儈化，已帶來嚴重的社會后果，其破壞性與日俱增。首先是集體無理想、無信念、無原則、無是非，唯利是圖、見錢眼開；其次是以頭腦靈活、手腕老辣、投機取巧為高明，自以為種種胡作非為足以瞞天過海、神勇無邊；第三是自信贏家通吃、貪得無厭，視集體財富、大眾利益為無物，予求予取，欲壑難填。此外，市儈主義的橫行，使精英階層越來越務虛名而致實禍。官吏無心謀良政，高知無意求真理，高資則朝思暮想賺快錢、發橫財；而表面上，則一個個照舊裝得講品位、有教養、玩文化、充格調。

精英階層的市儈化，是中國社會今日諸多亂象的病根所在。孔子所謂君子德風，小人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恰恰表明，精英階層的道德、操守如何，事實上決定一個社會的道德風尚。即使把亞當·斯密“自利者而利他”的一套教條鼓吹得天花亂墜，也只能欺騙大眾一時，而絕不可能永遠蒙騙他們。事實上，一旦大眾認清精英階層日益市儈化的實質，那么，離唾棄這一精英集團也為時不遠了——如果后者始終執迷不悟、不能顯示出與精英相稱的社會擔當的話，社會很可能因此陷入極大的風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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