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時間窗口越來越短 18大到20大的幾件大事與戰略選擇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前蘇聯、俄羅斯幾乎斃命引來七十年大限說法。歷史會驚人的相似但卻絕不會一模一樣的重復。可以毫無懸念地斷言，中國絕對不會步入七十年大限陷阱，但七八九十年卻一定是危機陷阱重生，挑戰大于機遇。中國政府最擔心的技術路徑問題是中等發達陷阱，即人均四千美元的后發無力和原地踏步。而其最擔心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是嚴重的兩極分化暗藏的社會斷裂和絕對不和諧。市民社會則基本上轉入了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的市場中心的一盤散沙局面。人口紅利很快讓位于老年社會。未富先衰帶來的是更加肆無忌憚的八仙過海。道德滑坡之社會震動遠遠趕不上改變命運的社會期盼。先富示范加上市場價值至上背后的物質主義和金權萬能，在大規模催生世界末日般豪賭、爭霸和各自的諾亞方舟的打造。俄羅斯和整個東歐社會國家的悲慘命運，對中國的震撼僅僅限于十分有限的智者群體和社會弱勢群體的勞動大眾中的群眾領袖。主流社會依舊是聲色犬馬。主流媒體依舊是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主流學術依舊是天下所有一大抄，一鍋炒。

       張木生等之中國重回新民主主義道路事實上揭開了當代中國向何處去的新輪大討論。這實質上是左派共產黨人，主要是毛派共產黨幾十年捍衛真理，戰天斗地的巨大歷史推進之結果。謝濤、胡繼偉、李銳、辛子陵等輩的以民主社會主義面目出現的極右主張，同《08憲章》形成體制內外的密切呼應。抓一個劉曉波，審一個艾未未，絕對不可能形成政治震攝作用，連警示作用都得不到，更不可能完成政治方向整合和意志合力調整。同胡鞍鋼、韓毓海、王紹光等為代表的有限調整線性展望和推進思路不同，項觀奇、向東、鋼筋水泥、黃爾文、宇太（此幾位是當代馬列毛主義的真正大家、大師和代表）等等提出了核心和深層社會發展問題和思路。這條思路同老一輩革命家鄧力群、馬賓、李成瑞、韓西雅、李長征、秦仲達、高學為等等等等提出的和反復呼吁的是大體上一致的。張宏良、韓德強等為代表的無疑在網友中有相當甚至巨大的市場。這其中既有主觀條件，也的確存在客觀原因。此兩位有能量，有謀略，有才學。但理論方位和價值階段性取向時常引起左派內部的劇烈的爭論甚至批判。對以陶冶為代表的一大批真誠的腳踏實地的理論和現實緊密相連的偉大左翼代表們的擔憂，警示和忠告，我以為是極為有重大歷史和現實意義。毛派共產黨人應該積極主動擴大政治共識和政治聯合，在根本價值取向和社會發展認同等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或哪怕是共同的敵人的統一戰線大戰略下，形成盡可能的大聯合。無斗爭的聯合，無批評的抱團，無思想交鋒的一團和氣是經不起歷史風浪的。積極的善意的開誠布公的思想斗爭是馬列毛主義和共產黨人的美德、品格和革命手段。

圍剿孔慶東是繼李雙江事件（老子替兒子“服刑”）之后的又一個右派作為，同對重慶模式和薄熙來較勁都是一致的。這是對烏有之鄉和旗幟網五萬多真名實姓全國性舉報辛子陵、李銳偉大的人民革命運動的卑劣反撲，只是事件和手段都極端的無恥和下作而已。中國的良心、道德、文化、精神墮落，是右派特別是年代的“杰作”。毛派共產黨人不但道德高尚，思想純潔，文化清爽，而且從來不罵人。孔慶東罵的是敵人，罵的是漢奸，罵的是賣國賊。揀罵者與群體都是此類。毛派共產黨人罵的都不是人，是人渣，是狗雜種！因為他們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窮兇極惡的敵人。凡犯我中華者，不但當罵，而且當斬，決不姑息。

       中國、中國共產黨在全世界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陣陣妖風吹的歷史大動蕩時期和轉折關頭，所可能主動把握的歷史時間窗口愈來愈窄。從18大到20大，若不能審時度勢，完成下述幾大歷史轉折，則不但可能戰略機遇期盡失，而且可能面臨西方幾百年前崛起時的新一輪的國家和世界大災難。一盤散沙下的輕敵、無知和天朝帝國的優哉游哉，在內向殖民和民族帝國主義的大清王朝下，近代從超一流大國不過百年就灰飛煙滅，土崩瓦解，把瓜分和宰割成三流、末流東亞病夫，早已演示的清清楚楚。前蘇聯1991年解體時經濟總量達到美國的百分之六十，比之我們現在的比列要高得多。十年后卻一落千丈，有三萬億美元的GDP變成3000億美元。經濟金融戰對國民財富的國際洗劫和社會發展的休克摧毀遠遠超過一般性的世界大戰，當世的歷史喪鐘也在另一個超級大國顯示的一清二白。黨需要大智慧，更需要理論和實踐勇氣。黨政軍民若繼續小康幻想，一心一意經商賺錢，心無旁騖重商主義，則俄羅斯、日本、巴西、阿根廷的昨天就是中國的今日和明天。集中全黨全軍全國智慧，完成下述大戰略方位調整，是18大到20大的關鍵。

       第一簡單和單純地抓民生，甚至連環套式地全國推進重慶模式，尤其是主打共同富裕牌已經不大可能徹底改變中國命運和前途了。對運動的政治恐懼，對歷史重大事件的科學和政治理性的諱莫如深，對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時代，列寧-斯大林時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主義的時代和永恒價值的錯解，蔑視，甚至妖魔化，已經在國民意識和社會意識形態和文化心理結構上步上了改旗易幟的邪路之上。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這是馬克思的偉大名言，是真正顛簸不破，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真理。只要整個社會經濟機制以市場經濟為導向，只要市場經濟之產權結構以私有制為主體，只要內外經濟發生聯動，就不可能形成一種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為告別革命，放棄階級斗爭就可能形成社會各階層的全面融合，這是極其天真幼稚的絕對烏托邦幻影。共產變私產，只要社會政策開了這個口子，全面私有化就是經濟邏輯之必然。私有經濟的結果就只能是周期性崩潰和戰亂動蕩不一。這是人類文明幾千年全世界的共同的歷史。

       怎么辦？共產主義，馬列毛主義必須成為永恒的最高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社會主義道路和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成為始終不斷的基本社會統治形式。全面放棄特色論可能引發巨大的社會不安和動蕩，從政治生態和科學變動角度，將后續的進行系統和科學的清理，將合理的部分納入到馬列毛主義。在始終堅守和明確上述主要的最高綱領和意識形態的大前提下，黨代會可以在時間斷和價值取向上明確階段性的最低綱領和政治統合。這一部分絕對不具有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地位，但可以作為一定歷史階段和黨代會期間的工作中心和相當于“臨時綱領”的東西。這樣就既不會發生長期大歷史和根本導向上的迷失，也會兼顧不斷的最低和最高綱領的歷史推進。現代政治系統已經不大可能在任期間實現重大的理論創新和思想學說突破，因此，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就必須承認和面對這樣一種歷史現實，科學對待和慎重處理。因為同老一代革命家一生出生入死，整個社會革命2800萬烈士鮮血和生命基礎上形成的革命理論和學說，現代的十年兩任接力棒式的政治傳遞，不可能成就可以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那樣的體系和思想創造。不承認和尊重這樣一個歷史和現實，就是最大的不實事求是，就是在開歷史的玩笑，就是要拽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

       就歷史趨向而言，承認最高綱領并不難，盡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被妖魔化和庸俗化已經相當長久。其中最具有殺傷力的，莫過于烏托邦，不符合人性，不合自然法制，或者反向論證，思想覺悟要求太高，唯意志論，或所謂極左，超越歷史和生產力發展階段論。而后就是在此邏輯基礎上的反極權主義的異化論，反專政理論的人道主義哲學，反教條主義的歷史虛無主義。結果，共產主義和馬列毛主義被束之高閣，當成可望不可及的未來學夢想。因此根本分歧在于當下的時代方位和社會主義階段判斷。初級階段在開始似乎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精神和原則，但在市場價格改革和承包制后，隨著改制和所有權變更，特別是在資本市場的高度圈錢和流動之后，很快就轉化為現代資本原始積累。到如今，主義、道路之爭就已經演化為最低和最高綱領的雙重斗爭。

       黨必須重新奪回社會歷史發展和人類發展道路的理論和旗幟制高點，并且始終不渝地把這一制高點同現實每一步重大的最低綱領的推進有機結合起來。共產黨永遠性本共，名共產。離開了公有產權和人民當家作主的階級斗爭，共產黨就必然墮落成剝削階級和集團的幫兇。成為自覺和不自覺的中國人民的敵人。共產黨在沒有奪取政權時，可以以博大的胸懷和偉大的策略，同民族資產階級聯合革命，但共產黨在獲得政權后，充其量只能建立和發展列寧說的沒有資本家的國家資本主義，絕對不容許以共產黨執政的天下和人民大眾的政權，來營造大量資本家發財致富的資本主義罪惡。這就是主義和道路之爭在當下的直接現實和結論。把人民共和國和勞動人民的財富和產權，拱手讓給任何新生資產階級和國際資本主義，都是對共產黨的背叛和人民共和國的背叛。歷史不會忘記，人民不會忘記。

       第二經濟產權和文化革命必須相輔相成，重新清理，在發展中整合。放棄經濟資源決策權，共產黨早晚丟失政權，社會主義早晚喪失殆盡。但放棄文化導向權，共產黨可能一夜間垮臺。人類自從原始共產主義解體以來就是這樣在集權和分權，在豪強兼并掠奪和百姓揭竿而起的政治周期和經濟周期中度過的。特色論對此非但沒有任何理論和政策高招打破此一惡性循環，簡直對歷史周期律和文化軌跡，甚至就是舊中國剛剛過去的歷史經驗缺乏起碼的了解和尊重。在最高綱領統帥下，階段性最求最低綱領時，必須牢牢把握住經濟基礎和文化事業的朝向最高綱領趨近的現實推進。私有資本市場經濟主導的經濟機制下，絕對不會產生什么優秀的文化，也就更不可能出現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發達資本主義的最高代表就是美國模式。從光榮革命到美國獨立戰爭，盎格魯撒克遜和萊茵模式最后沉淀為當代的資本主義基本模式。歐美現代文明中，除了科學技術外，文化基本上沒有精品，市場文化提供的基本上是垃圾和精神污染。經濟和文化深層矛盾這是所有嚴肅和科學的西方學者承認和試圖解決的問題。高福利社會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基本上在進行文化異化，社會交往，包括語言、權力和象征體系的社會異化問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下只有社會達爾文主義，只有中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和隱在其后的大資產階級的窮奢極欲，充其量是宗主國、殖民強權的霸權文化，不可能產生聞名于世的現代文化。就是科學與技術，也早就成為工具理性的純功利主義的東西。

       如果說第一要義是徹底解決主義和道路問題，包括在最低和最高綱領及其發展時代路徑問題，那么第二要義就是在經濟和文化的辯證態勢上重新建構社會主義的根基和文化長城。公有制主導必須同時具有質和量的雙重規定。理論、政策和邏輯上，永遠只存在以下三種可能：（1）國進民退，（2）國退民進，（3）國民維持僵局，絕對不存在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的國進民也進的局面。提出這種設想的是一些好心的馬列主義經濟學家。他們不想犯顏直諫，希望在特色論中尋找邏輯和政策解釋和出路，但他們忘記了這里的國民進退關系僅僅是也只能是兩者間的比例關系。既然是比例關系，則要么是一進一退的兩種可能，要么是維持不變的一種可能。同產權結構幾乎有同樣戰略和決定性作用的是經濟機制選擇。市場經濟是一個科學范疇。市場經濟只能是私有產權結構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就如同自然經濟同封建主義，奴隸制社會一樣。說市場經濟只是手段，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利用，是理論無知和歷史無知。有哪一個理論家和歷史學家能夠舉證、論述說奴隸制和封建制會是市場經濟？沒有資本私有產權自由，沒有雇傭勞動力，即勞動力商品化，怎么可能產生全方位的商品經濟？不是高度全面徹底的商品經濟，又如何可能是市場經濟？斯大林在國有和集體兩種所有制經濟公正交換的社會主義現實中發現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存在。但只要是公有制為主導，社會主義經濟在本質規定上就必須是計劃經濟的宏觀社會經濟機制。這不但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最大理性機制，而且能夠免除一切社會主義時期形成新的三座大山，從而是人民大眾的最根本的制度保證。勞動用工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上，甚至就業體制上可以改革，也應當打破以往事實上存在的單位本位制度和單位領導人人力資源權力比重過大的弊端，但改革成資本雇傭市場經濟，則是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徹底背叛，是對人民當家作主的全盤否定和徹底剝奪。

       當代世界所謂主流文化就是所謂大眾化的中產階級的事實上的小市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文化。其在骨子里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心美夢成真成為大富翁、大老板，又不愿冒大險，并且時時刻刻提心吊膽，唯恐衰落下去，淪為赤貧的城市小農意識和心理的文化寫照。這是市場經濟或貨幣選票，通過服飾、裝潢，閱讀、欣賞、參與或娛樂和體育活動必然決定和表現出來的。什么收視率、讀者群、暢銷書、選美秀等等，甚至大眾娛樂，節假日，都會決定整個社會社會文化品味和選擇。有茅盾的《子夜》之社會現實，就必定有上海灘的中學生少女的自發集體賣淫。有需求就一定有供給。而笑貧不笑娼的特色主旋律就一定催生把婊子當牌坊的現代上海灘“經典”。鈔票第一，財富是成功的唯一標準，教授精英倒賣知識和學名堂而皇之，成功男人女人二奶、面首召之即來，少女尸體和青春活力都讓就是最好的人力資本，就是上帝賦予的本錢。楊振寧才華橫溢，恪盡職守，兢兢業業，是二十一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對中國和人類的貢獻都占有一席之地，但他絕對不會意識到他原本的一個私人的家庭情愛故事，會對當代中國產生如此的負面影響。祖孫戀當然是個人和自由的，但無論是一般倫理道德，還是社會公眾人物道德風范，都絕對應當使其變成純粹的私人行為，而且無論如何沒有任何的美德價值，甚至連一般的道德律令標準都達不到。當然，媒體炒作和社會跟蹤不是楊振寧之過。恰恰顯示出當今中國，特別是當世精英之下作，但楊振寧不但被媒體利用，而且沾沾自喜。這是他晚年的一大悲劇。

       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畢竟是我們左派和毛派共產黨人幾十年大聲疾呼，振臂高呼，痛陳時弊，為挽救經濟至上，物質唯一，財富價值，文化無根，精神家園荒蕪而迎來的一個報春的喜訊。我們曾經面對中國經濟增長之謎，面對中國幾十年高速、超高速增長，但經濟結構，人均收入，社會平等，綜合發展發生巨大鴻溝和經濟主權喪失，定價權甚至創新能力返祖倒退，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又重新跪下去，在國際上被那個韜光隱晦的緊箍咒搞的灰頭土臉而痛心不已，通過各種渠道和發聲，敦促中央，疾呼社會。但以往的所有改革開放的路徑變遷和現實運作邏輯軌道和最終結果，都不得不讓我們對文化產業化的災難性后果，抱有最深深的憂慮。

       從人類文明學，人類社會學，發展史，甚至國家興衰大尺度，長周期看，經濟是表，文化是里。說到底，經濟甚至金融行為，都是文化約束下的個體和群體展示。沒有文化，不但產品、產業、區域布局、可持續發展缺乏人文理念的創意和人文關懷支持都成問題，就是貿易、往來、生產、管理的內涵品質和時尚價值，也會大打折扣。附庸風雅的土財主固然不會帶來經濟主權和國際定價權，但渾然大氣，超凡脫俗，經典茗萃的文化，一定會形成世界震撼和沖擊波，產生巨大的國際價值鏈和國際競爭價值軸的主導作用。

       林毅夫時常是在經濟學家面前大談哲學、歷史和文化，又在人文哲學家面前大談經濟學。中國文化復興和創新，怎么可能會是以仁為核心的儒家體系？中國儒家體系若能救中國和發展中國，何至于出現近代一百多年的中華幾近亡國史？儒釋道法，內法外儒，里道外墨，諸子百家，渾然一體。同道治文化，法家文化，禮治文化大多是表外特征。中國儒士們的內圣外王多半也是道家之說為核，儒家之論為裝潢而已。包括西方主流經濟學，甚至西方崛起世界精神之哲學根基性的所謂理性和人本主義，無論是自由放任，世俗化，還是宇宙自化，無主宰的自主化的哲學思想，都主要來源于道家哲學。仁在中國文化中甚至不及亞圣孟子的義來得更加普世和要緊。同道相比，就更不是一個量級了。而仁政是孟子的發展。

       共產主義學說的開山鼻祖都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后的文化巨人和人類文明的圣人。他們是超越歷史時空的偉大文化傳人和現代世界文化始祖。馬列毛主義和共產主義是運動、學說、制度和文化的高度統一。它們本身是一個偉大開放的體系和永遠面向未來的傳承，但繼承馬列毛主義就已經是很難的了，要談創新和發展，則必須掂量一下自己的文化、學識和歷史分量。否則，只能是癡人說夢。黨在文化繼承和發展上必須老老實實，實事求是，隨意自封和拔高，就會造成全國性的輕騷和癲狂，也會留下歷史千古笑柄。

       第三當道路主義，社會基礎和文化主導中第一和第二要義解決后，安全和國際與外交戰略就是第三要義。毛主席的外交方略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有機結合的偉大經典。他的外交風云謀劃，比之他的四渡赤水，三大戰役，抗美援朝的用兵如神的神來之筆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就是同他的數次出神入化的空城計相比也同樣有過之而無不及。韜光隱晦既沒有給中國掙來面子，也沒有為中國帶來里子。中國歷史上的可以成功的韜光隱晦，在現代國際事物上基本上不起作用。因為西方世界通行強權公理。他們不信心任何承諾，只認可現實交易。西方世界面對的哪些自身的所謂韜光隱晦統統變成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綏靖主義。

       美國后尼克松以降美國像樣的戰略家。他們基本上都是技術決定論者，武器決定論者，實力決定論者。約瑟夫乃同美國國際關系學創始人非但包括同日而語，簡直就不是差了一個量級。美國戰略家們的水平不及中國的喬良、王相穗，戴旭。在美國和西方世界吹的神乎其神的巴頓將軍，在中國有上千位。毛澤東時代中國全面趕超，實實在在。若能延續另外一個三十年，則中國現在絕對已經經濟，軍事，文化，政治，外交全面勝出，成為當仁不讓的“老大”。

       安全觀和外交同樣也是東西方涇渭分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軍對壘，有國際談判的一定空間，但絕不存在第三條道路的可能。冷戰和后冷戰之所以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絕不是現代西方文明找到了和平哲學基礎和文明發展道路，海灣戰爭，科索沃大打出手，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阿拉伯之春，特別是利比亞戰爭都是明證。公開世界大戰不確定性和成本代價太大，經濟貿易和金融戰，信息與心理戰成本收益比和戰果更加輝煌。

       中國必須全面徹底有效地國防、軍事、文化并且在經濟上逐步盡快的重新毛澤東化。只要全面確立起毛澤東思想作為立國之本，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心理和戰略威懾就會立刻重新形成。當然，也可能會通過一個不大的現代中國周邊國際事端，重新驗證毛澤東化的全民皆兵的超級威力。只要中國言必行行必果，全員動員，同仇敵愾，則13億虎狼雄獅就絕對威震敵膽。對越南這樣的法統和傳統上依舊還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戰一定要慎重。南海危機可以有其它的殺一儆百的對手。

       經濟民族連馬克思韋伯都明白不及政治民族優秀。經濟動物之民族只配充當政治民族的跟班和宰治對象。中國當然不尋求稱霸和爭霸世界，但中國絕對不容許變成第二個滿清王朝。而且中國沒有任何理由推脫，理所當然地承擔起帶來第三世界走向現代化，走向未來，甚至規劃和構建未來世界秩序的世界領導責任。中國再也不要重復明朝鄭和下西洋后的主動放棄世界秩序建構權的蠢事了。我們不做，其它好斗，甚至兇殘的國度就會當仁不讓，結果中國歷史上的合縱連橫的世界版就會在我們身上再次體現。不是簡單的落后就要挨打。那是解決了政權、主權和國體、政體后的國際競爭的結論，但當這一切都發生變化后，政治和文化凝聚與強盛才不會挨打。

       西方追求絕對優勢，先發制人和均勢平衡，因此西方安全觀的成本代價過于高昂，為持久戰爭和軍備競賽所累，并最終被拖垮是必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中國東方安全觀和兵法大智慧能夠避免西方絕對化思想陷阱和智慧盲點。

       中國絕對不會陷入中低收入或中等發達陷阱。事實上，依照財富存量，產能和產業規模，購買力評價，中國早已度過了中等發達階段。因此中國最大的風險是政治和社會風險，不是經濟財政風險，甚至不是軍事國防風險。這個政治和社會風險就是極度的兩極分化和爆炸性的富豪財富增長，可能同社會劇烈沖突，巨大的道德滑坡，烈性的社會人間慘案，同黃賭毒和各種社會骯臟與罪惡，同前腐后繼和人民的深惡痛絕，同惡性通貨膨脹或哪怕是資產大規模縮水，同國際財團的真實剝削的百姓明了，隨時隨地可能打斷中國經濟與社會進程。革命性變革盡管不易發生，尤其是在經濟高速增長和高壓維穩之下，但也同樣會像透支信用經濟一樣，把泡沫經濟和泡沫政治，經濟風險和政治風險變得無窮大，到時候一旦破滅和社會爆裂，就是天翻地覆性質的。

       國際主義、共產主義、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馬列毛主義是內在一致和高度統一的。18大到20大，中國能不能一舉執世界牛耳，顯示出東方雄獅的無敵震撼力，把世界引進另一個發達、公平、合理、幸福的千年輝煌，就看上述大事界定和把握了。黨代會必須牢牢把握住生死攸關的國家和世界政治大局，完成制度和文化秩序建構，而不是在過多具體的技術層面的問題上平鋪直敘，面面俱到。

       第四，作為相對具體的戰略動作，這一點不一定非要通過黨代會完成，甚至更好是通過人大和國務院常務會議完成，就是盡快全面切斷中國富豪們的世界財富轉移退路，完成中國財富跨境聯動追繳網絡建設。對一定級別的裸官、裸學、裸商實行一票否決，不留后患。

       只要還是階級社會，就絕對不可能出現什么超越左右的蒙汗藥。個人，集團，國家，政黨都是如此。非左即右，沒有什么中間道路可走，騎墻只會兩不靠。不關第三條道路走多遠，最后還是會回到左右兩端。個別的社會政策和福利設計可能出現暫時的社會最大共約數，超越左右，但制度、機制，更不必說道路和主義，非此即彼，沒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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