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龍網訊（記者 梁齡 實習生 陳誠) 當前世界金融形勢撲朔迷離，重慶乃至中國金融業如何撥開迷霧，在吸取世界金融危機教訓的基礎上，實現持續健康發展？10月28日，在2011·重慶金融開放論壇上，市長黃奇帆縱論國際國內金融形勢，詳解世界金融之弊，并對國內金融行業健康發展發表了自己的見解，為來自世界各地的金融業人士奉上了一場精彩的金融盛宴。

　　宏觀調控要有一個理性的、合理的標桿，這個標桿應該達到四個平衡

　　黃奇帆說，當今社會，不管是中國等新興國家，還是歐美發達國家，都在進行宏觀調控，以克服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困難。那么，調控的時候就要有一個理性的、合理的標桿，這個標桿應該達到四個平衡：一是一個國家GDP有多少，這個國家貸款余額大體也有多少，GDP與貸款余額的比例是1∶1。貸款余額的增長率，基本上應該等于GDP的增長率加通貨膨脹率，我們講GDP的總量就是GDP的增長率不變價再加通貨膨脹率，因此，如果貸款余額大大超過GDP，一定導致通貨膨脹；如果貸款余額增長率大大超過GDP增長率，也將導致通貨膨脹，就不平衡了。

　　二是一個國家上市公司的市值與GDP要做到1∶1。證券市場的市值大體和GDP相當，也有它的基本道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美國證券市場總市值20萬億美元，遠超過14萬億美元的GDP。經過金融危機，現在已實現市值回歸，約14萬億美元，和GDP大體相當。

　　三是這個國家市場化的房產總市值和GDP大體上也應該做到1∶1。對于房地產，全世界有一個基本的運行規則，就是一個地方老百姓6~7年的家庭收入，能買得起一套普通商品房。如果房產市值比GDP總量大很多，就是泡沫的概念。這個規則怎么推算出來的？就是這個國家的GDP與房產總市值大體相當。如果一個地方要20年的家庭收入才能買得起一套房子，說明房產市值遠比GDP大3~4倍。

　　四是這個國家的主權債務，加上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系統的支出，與GDP之比也是1∶1。政府債務最好控制在GDP的30%以內，超過60%就過了警戒線。社會保障體系大體上支出在GDP的20%左右，如果負擔過重或標準過高，支出達到百分之三四十，再加上占60%的政府債務，就可能超過GDP總量，風險很大。一個國家的宏觀調控極其復雜，但要說簡單，只要把4個1∶1搞好，這個國家的金融，宏觀上就能平衡，就能基本理順結構。

　　就中國而言，這些年貸款增長較快，基本面上呈現通貨膨脹態勢，這兩年銀根抽緊，正逐步走向平衡。今年貸款余額估計達60萬億元，而今年GDP約為45萬億元，貸款余額有點超過，以后收緊一點可實現回歸；證券市場市值與GDP達不到1∶1，主要是這兩年證券市場發展不夠充分，現在資金是銀行這邊多，證券市場那邊少，很多企業融資主要通過銀行，直接金融系統對社會融資的貢獻只占10%左右，比例太低，因此，證券市場應該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房地產市場有一些泡沫，國內一些城市房價過高，因此最近國內對房地產市場進行了調控，是趨向合理方向。但我們的政府債務和社會保障支出不用太擔心，甚至社保還應該加大支出。目前，整個社保系統的支出才幾萬億，和40多萬億的GDP相比，僅占10%左右，可以再增長一些。政府債務基本合理，中央和地方各約10萬億，占GDP的50%左右，再加上中國特有的政治優勢，除了GDP外，還有規模和GDP相當的國有資產，因此，在這方面不用擔心。

　　總體而言，用這四個平衡作為工具，作為一種邏輯，來分析歐美和我們國家的宏觀調控，基本能看出問題所在。金融危機之后，用這個模型分析美國經濟，其貸款余額、證券市值、房產市值這三個要素已經回歸，美國經濟已經沒有太大危機，唯一不好的數據就是，政府債務加社保支出太大，需要平衡。只要增加對工商經濟的投資，營造良好經濟發展環境，刺激工商企業發展和老百姓創業，把這些問題解決好，美國經濟就能更好。

　　說金融是中心的時候，是指金融與工商經濟相互融合共同發展，工商經濟因為金融服務而興旺發達，金融因工商經濟繁榮而發展。金融一旦脫離工商經濟進入自我循環空轉的時候，這個中心就不存在了

　　宏觀調控中，有財政的工具，也有金融的工具。理論上說，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盤皆活，這是一個確切的理論體系。但如果金融工作者、金融機構不為工商經濟服務了，把自己當成中心，那就要出問題了。這些年，世界經濟發展出現諸多問題，仔細分析下來，這一波的危機都是金融闖的禍。世界金融至少出了三種毛病：

　　第一，忘記了金融業是第三產業，是服務業。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是工業，工業才是根本，金融業作為服務業，應該眼睛盯著工業、商業，要以它們為中心，依托它們生存，為它們服務，在服務過程中獲得自己的發展。說金融是中心的時候，是指金融與工商經濟相互融合發展，工商經濟因為金融服務而興旺發達，金融因工商經濟繁榮而發展。金融一旦脫離工商經濟進入空轉的時候，這個中心就不存在了。但是過去這十年，以美國華爾街為代表，金融業取代實體經濟變成了世界經濟的中心，開始自我封閉搞內循環，金融的資金不是怎么想著為工商經濟、為企業提供融通方便，而是自我炒作，銀行的資金進股市，進衍生工具的市場，最后金融不為實體經濟服務，只在虛擬經濟內空轉。

　　第二，最近十年來，金融不斷創新，但這個創新與實體經濟毫不相關，不是為工商經濟服務、不是為了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創新，而是為了逐利，是泡沫式的創新。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本質上就是金融泡沫創新的后果，它闖了大禍，讓全球工商經濟為它買單，為它付賬。

　　第三，金融行業薪酬漲得太高，美國總統五六十萬美元的年薪，可能趕不上一個金融公司中層的收入，高工資與高利潤掛鉤，為追求高利潤，導致金融以逐利為唯一目標，逐漸拋棄盈利較低的實體經濟，轉而投向更賺錢的虛擬經濟。

　　金融公司闖禍讓世界陷入金融危機，怎么擺脫？如果整天就金融論金融，我認為擺脫不了，只會產生三個結果：一是想出一個方案，把現在的危機往后推，這三個月發生的事變成三年以后發生，但是那時候發生，比現在還嚴重。二是想出一個方案，把一個危機解決了，但是新的危機，另一種性質的危機又出現了，用新的危機疊加老的危機。第三種是轉嫁危機，我的危機轉嫁成他的危機，這個國家的危機轉嫁為別國的危機。很多解決方案就是在這三個圈里打轉。

　　在解決歐債危機的三大問題上基本達成一致意見后，歐洲欣喜若狂，但我認為這只是大家把餅切來切去，在玩一個數字游戲。歐盟挽救了希臘，減記了50%的主權債務，誰買單？用債務救債務，只有做更大的餅才能補充丟失的那塊面粉。但這個餅怎么做大？大家要明白，這個世界的經濟主體是實體經濟，所以擺脫各種金融危機的最終出路一定是技術進步和實體經濟。如果新能源搞得好，一個幾萬億的產業出來了；如果新的生命科學成果產業化，一種好藥出來，一搞也是幾萬億的產值；還有就是以電子計算機、通信為背景的人工智能，這種智能體系發展起來又會是幾萬億；還有就是增加糧食生產，全世界的人都離不開。幾個幾萬億的產值，以增量拉動存量，產生新的效益就可能把原來積淀的泡沫擠出、負擔消化掉。因此，科技進步以及圍繞科技進步發展起來的工商經濟，是經濟發展不竭的動力，是人類賴以生存的脊梁骨，是國家經濟的主流，而金融只是服務業。如果科技進步與工商經濟能夠很好地互動發展，這個世界就會早日擺脫困境、就會持久發展。

　凱恩斯的理論是救急用的，不能長期用，不能當補藥吃；福利主義的那一套是補藥，但不能補過頭，可以長期用，但標準要合理，要有一個度；供應學派的理論也是可以長周期用，至少眼下更應該大大發揮作用

　　對宏觀調控來說，近年來全世界有各種經濟學理論，有的經濟學理論是為工商企業服務的，有的是為金融業服務的，也有一些是為宏觀經濟，為政府調控經濟提供依據的，應用最多的理論有三種。

　　第一種是凱恩斯經濟學理論。凱恩斯理論提出了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大規模失業的有效需求原理，認為投資和儲蓄不可能自動形成均衡，主張國家干預經濟。這個理論是救急用的，在危機發生的時候，經濟特別不景氣的時候，政府不惜背上一定的債務，通過投資刺激經濟發展。但這個理論不能長期用，如果十年、二十年始終用這個理論，政府債臺高筑，遠超GDP一兩倍，是要出問題的。

　　第二種是福利經濟學，其主要內容是“分配越均等，社會福利就越大”，主張收入均等化，由此出現了所謂的“福利國家”。市場經濟和私有制，一定會出現兩極分化，為了社會平衡，福利經濟學理論可以緩和經濟矛盾，平衡兩極分化的差異，可以起到啟動需求的作用。這個理論是應該長周期使用的，但有一點，不能過分，不能把標準定得太高，不能當補藥吃得太多，太多了就像希臘，福利搞得太好，國民不用勞動也能過得很好，社會發展就失去了動力。

　　這兩種理論各有各的用處，但最近20年，西方幾乎忘記了一個理論，就是供應學派理論。這就是第三種理論，指在經濟發展中，應該創造好的投資環境，通過政府減稅、讓利、補助，鼓勵創業，使中小企業得到迅速發展，各方面的就業人群隨之增加。增加之后，稅基增大了，政府稅收增多，失業人數減少，養老保險、社會保障支出減少，社會良性循環，得到長周期發展。上世紀80年代初，里根就把供應學派的理論作為經濟調控的依據，撒切爾夫人在英國也用這一個理論，因此，英美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都非常繁榮，為此后10多年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美國現在要解決社會面臨的問題，應該把更多的救市資金提供給創業者，對能夠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的企業減稅。之前，美國兩次貨幣量化寬松，放出了2萬億美元，都通過常規渠道放給了銀行，所以美國銀行和2008年金融危機時完全不同，2008年銀行資金鏈斷了，需要政府救濟。現在美國的銀行，特別是那些大銀行，根本不缺錢，手里有很多過剩的錢，但工商企業十分缺錢，為什么？因為美國大銀行不看好工商企業，寧可在股市等虛擬經濟中流轉，寧可把錢投向金磚五國，變成世界熱錢進行流動，也不愿意進入美國的實體經濟，這也是美國金融以自我為中心，和實體經濟分離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把資金放給銀行，希望通過銀行進入工商經濟，是行不通的，要采用供應學派的理論，直接拿幾千億資金，提供給能解決就業的企業，提供給創業者。所以最近我們看到美國議會在討論幾個議案，其中一個是改善美國的投資環境，通過稅收優惠吸引投資；一個是即將通過一個就業法案，對于能幫助政府解決就業的企業，給予一些優惠政策。

　　總體而言，三個經濟學派，我個人認為凱恩斯的理論是救急用的，不能長期用，不能當補藥吃；福利主義的那一套是補藥，但不能補過頭，可以長期用，但標準要合理，要有一個度；供應學派的理論也是可以長周期用，至少眼下應該大大發揮作用。

　　我們的金融系統要汲取華爾街的教訓，認識到金融就是工商企業的服務員，是社會融通的服務員，百業興則金融興，百業枯則金融亡，一定要把這個位置擺正

　　對于國內的金融機構，我們要防止歐美發達國家金融業出現的問題。我們必須要認識到，金融是服務業，服務于工商企業，百業興則金融興，百業枯則金融亡，這是宗旨。

　　當前，國內金融機構也存在五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每次經濟宏觀調控時，人民銀行會適時采取一些合理的貨幣政策，但是由于金融機構層層疊加，一疊加就過了，真理多走一步就成謬誤，最后效果就會出問題。

　　第二，銀根收緊后，社會資金緊張，就可能出現高利貸。金融機構這時不是站出來為中小企業融資理財服務，沒有采取措施去遏制高利貸，反而是貸款理財盛行，很多合理的貸款業務轉成理財業務，銀行放資金，信托加一碼，中介機構再加一碼，還有各種手續費，就變成中利貸甚至高利貸了。金融機構過度的逐利行為，導致中小企業融資困難，成本增加。

　　三是一些金融機構因覺得自己是中心，以老大自居，對工商企業不講誠信，承諾的貸款也隨心所欲更改，拿錢去放高利貸、中利貸，去理財了。比如，現在調控房地產，對合格的首套房購買者，取消了按揭貸款或者大幅提高門檻，抑制了正常的消費。為什么合格的買房人，不能申請按揭貸款？就是因為一些金融機構以逐利為目的，說變就變，不講誠信。

　　四是金融機構高管的收入過高。盡管沒有華爾街那么高，但與其他行業相比仍很高，別的行業高管年薪30萬，銀行金融高管年薪可能100萬、200萬。金融高管薪酬高一點也沒有關系，但是不能將高薪與巨大的盈利預期聯系在一起，如果完不成利潤指標，200萬就立刻變20萬，這樣的指標考核，會逼著從業者不擇手段去逐利。

　　五是金融機構為工商企業服務的意識不強。現代社會最終擺脫經濟困境，關鍵要靠科技創新，要靠工商企業把有戰略意義的高新科技轉化成大規模的產業，產生市場的增量、社會的增量、GDP的增量，用這個增量克服消失了的存量，克服虧損掉的壞賬，社會才能持續健康地發展。因此，金融業要擺正位置，好好研究怎么為工商企業服務，使工商企業健康成長。

重慶金融形勢總體良好，金融業與工商企業互利合作共同發展

　　黃奇帆說，重慶的金融形勢總體良好，金融業與工商企業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第一，重慶金融機構與工商企業間相互守信，工商企業盡量不壞銀行的賬，銀行對工商企業加大融資服務。最近幾年，重慶的不良貸款率，已經下降到了0.6%左右，在全國是最低的省份之一。

　　第二，重慶市政府努力推動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這些非銀行金融機構，不管是租賃公司、小貸公司、風險投資基金、擔保公司、私募股權基金等，事實上都是為中小企業服務。由于這些金融機構比較活躍，他們成了銀行和企業之間的橋梁。總的來說，重慶中小企業每年融資貸款量占全社會新增貸款量的50%左右，因此，相對而言，重慶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比別的地方更加寬松。

　　第三，由于金融機構服務到位，重慶范圍內，高利貸現象很少。一方面通過“打黑”，把非法的地下高利貸打掉了，另一方面，重慶的各大銀行及小貸公司、擔保公司、租賃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服務到位，這樣就擠占了高利貸的生存空間。如果有利率為百分之十幾、二十的中利貸可借，誰還會借利率為百分之五六十的高利貸呢？

　　第四，我們加強了“三農”融資服務，尤其是針對農村家庭和農民個人的貸款。全國55萬億貸款，農村的八九億農民，家庭個人貸款只有2000億不到。我們最近正在努力推動農民家庭貸款，政府專門成立了一個30億資本金、能擔保300億貸款的擔保公司，專門為農戶、農民個人貸款提供擔保。因此，今年重慶農戶和農民貸款可能上100億，力爭2015年到1000億，這是我們市委、市政府的目標。

　　第五，我們采取“1+3+3”措施推動微型企業發展。凡老百姓自己創業，10萬元資本金加上帶動七八個人一起干活，我們就給他3萬到5萬元的財政補助，銀行給予資本金等額貸款，同時，還給他等額資本金的稅收減免，支持其發展。此外，再搭建培訓、擔保、產業園3個平臺，扶持其發展壯大。一年多時間，重慶辦了4萬多個微型企業，帶動30萬人就業。

　　在宏觀上，重慶著力打造中國內陸最好的“五低”環境，最低的稅費，最低的土地房產成本，最低的油電煤要素成本，最低的物流運輸成本，最低的金融融通成本。我們認為，這“五低”的概念，符合供應學派的理論，通貨膨脹時，能克服通貨膨脹，降低物價；危機時，能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長期來說，“五低”的地方，一定能實現人財兩旺，人民幸福安康。據重慶日報

　　專家觀點

　　加息并下調存準率

　　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

　　近來民間融資和信用投機問題頻發，如何才能更好地幫助中小企業安全融資？昨日，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出席“2011·重慶金融開放論壇”時表示，預計下一步貨幣政策可能會出現定向寬松。他建議，可在加息的同時降低存款準備金率，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CPI連續兩個月下降，貨幣信貸政策會否全面轉向？郭田勇說，CPI雖連續小幅下降但仍難言得到根本遏制。因此當前宏觀政策還不能有方向性的轉變，但可考慮在結構上和力度上進行微調。他說，目前，宏觀政策可能會出現定向寬松，以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

　　郭田勇認為，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并提高利率是當前貨幣政策可選之策。他說，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是適度寬松，而加息是從緊，兩個同時做，可以保持貨幣政策的連續性。他表示，當前銀行流動性趨緊，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可釋放銀行可貸資金。而銀行利率提高，大企業將減少從銀行貸款而選用其他融資方式。這樣銀行的可貸資金將會更多地流向中小企業。

　　宏源證券重慶營業部首席分析師陳平陽說，本輪反彈可能持續到年底，但是預計最高不會超過2500點。不過，即使反彈過程中出現回調，投資者也不用太過擔心。長期來看，大行情可能出現在明年一季度，屆時可能達到2700點~3000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