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高等院校青年教師數量和比例不斷增加。據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我國高校40歲以下青年教師人數已超過86萬，占全國高校專任教師總數的63.3%。作為教育者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青年教師群體的政治素養、理論水平和師德情操對我國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和學生的成長成才意義重大。并且，高校青年教師是青年中知識層次最高的群體之一，具有較高的科學文化水平，眼界開闊，思想活躍，勇于探索，其中一些人近年來已陸續走上領導崗位，逐漸成為學校教學科研和行政管理隊伍的主體。他們的思想狀況如何，值得關注。

　　高校青年教師思想狀況出現的新特點

　　今年1月―8月，我帶領課題組開展了全國40歲以下（1971年以后出生）高校青年教師生存狀態和思想動態調查，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西安五個城市的135所高校發放問卷5400份，回收有效問卷5138份，回收率95.1%。此外，課題組還采取個別訪談、集體座談和研討交流等社會群體研究方法，組織青年教師座談會60余場，學生座談會30余場，深度訪談500多人，最終形成了《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

　　從調研反映的情況看，高校青年教師思想狀況總體是好的，但受現實環境和自身因素的影響，也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

　　1.代際特征明顯。當前高校青年教師大多出生于1970年代，有少部分出生于1980年代前期，在高校中形成了“70后”、“80后”老師教“90后”學生的獨特格局。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師比老一輩學者具有更好的成長環境和全面系統的學術訓練，不少人已開始在相關領域嶄露頭角；另一方面，他們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他們世界觀形成的年代，聽到的大多是“文革”時期的冤假錯案，閱讀的是“傷痕文學”，在成長過程中，又面臨升學、就業的激烈市場競爭和生存壓力，很多青年學者還有較長時間的海外學習和工作經歷，對國內外物質生活水平的差距和西方價值觀有比較深刻的體認。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與老一輩學者有很大不同：一方面他們追求更為實用的知識技能（如擁有多類資格能力證書），敢于展現自我，渴望自我價值實現，希望盡快得到社會的認可、尊重、理解和信任；另一方面他們又過度關注自我，一切努力都圍繞著是否有利于個人職稱晉升和職務升遷，謀求“工具合理性”。他們不是老一輩那種理想的、奉獻型的群體本位主義者，而是傾向于務實的、功利性的個體理性主義者。

　　2.對國家發展道路存在一定疑惑。在被問及“是否存在中國模式”時，僅有12.7%的受訪者選擇“存在中國模式，這一模式雖不成熟，但一些基本要素已經具備”這一選項，而69.3%的受訪者認為“當前不存在一個具有借鑒和推廣意義的中國模式”，另有18%則認為“問題太復雜，不好說”。結合深訪發現，高校青年教師一方面認可國家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認為這種發展方式存在很多問題，缺乏可推廣的價值。作為一個后發展國家，在西方現代化過程中次第展開的社會矛盾和沖突，中國將會在很短的時間內集中爆發，這使得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社會問題。而很多高校青年教師并沒有形成關于中國國情全面、客觀、理性的認識，沒有意識到經濟增長可以實現跨越、但社會問題很難跨越這一時代背景，沒有站在歷史的角度、用歷史的邏輯和歷史的思維方式分析這些問題產生的深刻原因，而是片面地運用西方的某些學術觀點和后現代理論加以簡單論斷，因而不能得出有關國家發展道路的正確認知。

　　3.青年教師的價值觀輸出方式。高校青年教師是知識分子群體與青年群體的交叉集合體，一方面，他們思想敏銳，對社會思潮，尤其是青年學生的價值取向具有很強的引領作用。另一方面，他們內心十分重視自我尊嚴與價值的實現，重視自我權利的維護。當自身的利益受到損害而得不到伸張時，他們不會像社會弱勢群體那樣去選擇沉默，也不會采取激烈的行為表達，而是往往采用迂回的、以退為進的方式，把各種不滿通過自我暴露、自我鳴冤的方式表達出來。一些青年教師將課堂或講座變成自我價值宣言的場所，將自己的不滿在課堂上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來，或牢騷滿腹、或慷慨激昂地表達自己的價值主張。調查發現，超過60%的受訪者會在課堂上講述“自己的生活經歷”，超過40%的受訪者會“告訴學生社會的陰暗面”。消極的認知態度結合獨特的價值觀輸出方式，雖然對青年教師自身利益實現作用不大，但勢必對學生價值觀的塑造產生很大影響。

　　4.政治參與意愿與渠道相背離。高校青年教師注重參加民主生活實踐并重視自身的民主權利，對現實生活中的民主管理、民主選舉、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抱有濃厚興趣，對政治活動參與意識十分強烈。調查顯示，有75.5%的受訪者希望盡可能多地參政議政，僅有10.8%的受訪者沒有參政議政的意愿。同時調查高校青年教師對參政議政渠道的認識可以發現，認為參政議政渠道相對暢通的比例僅為15.8%，而認為不夠暢通或者完全不暢通的比例則高達84.2%。通過對比兩組數據可以發現，存在著意愿與渠道相背離的情況。較高的政治參與熱情與較少的政治參與渠道，導致了該群體不得不通過網絡等公共平臺表達對政治問題的認識。

　　5.對生活質量抱怨較多。在受訪青年教師中，年工資收入3萬―6萬元占八成，31.1%的受訪者每月有結余，而68.9%處于收支平衡或“赤字”狀態。青年教師剛入職不久，工資和職稱相對較低，申請課題經費難度較大，同時結婚、買房、買車、子女升學、贍養老人等現實問題又需要很大開銷，收入和支出兩方面的擠壓作用迫使很多教師在工作之余不得不從事各種兼職活動，這些兼職活動有的已經影響到高校青年教師的正常教學科研工作。同時，高校青年教師普遍存在住房困難，對住房政策不滿意，在5分的工作滿意度評價中，“與住房相關的補貼政策”僅得到1.7分的評價，排名倒數第一。看似福利待遇不錯的高校教職，仍有許多服務保障工作不完善，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高校青年教師的工作積極性和對社會的認知。

　　探索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新機制

　　我們要深入研究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探索既符合國家發展需要，又遵循青年成長規律的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新機制。

　　1.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與業務水平提高相結合，堅持黨對青年教師的思想引領。高校要把青年教師的業務提高與政治培養統一起來，在業務培養中加強政治培養。改變黨組織和黨員考核工作中存在的考核硬指標少、具體內容少、考核效果少等狀況，研究探索考核指標的定性分析和量化問題，細化黨組織和黨員的考核標準。

　　2.合理設置基層黨組織，建設高素質的黨務工作隊伍。適應學科特點和教學科研需要，堅持黨建工作重心前移和重心下放的原則，探索靈活多樣的黨組織設置模式，根據學校教學科研活動的新情況，不斷創新黨組織設置方式。黨務工作干部要經常深入到青年教師中去，了解青年教師群體的工作情祝和思想實際。

　　3.深化高校管理體制改革，創造青年教師發揮才干的制度環境。青年教師思想上的不穩定與職稱、住房、收入等問題有很大關系，如果單靠思想政治工作而忽視實際問題的解決，必然降低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建立以學術評價體系為準繩、公平競爭為導向的職稱評聘機制和收入分配機制，真正做到職稱和工資體現業績與能力；對崗位進行分類管理和分級考核，推行崗位競爭、崗位輪換等措施，建立能進能出、能上能下、能高能低的激勵競爭機制；認真解決高校青年教師在福利待遇和生活工作中的實際困難，在住房、醫療、子女升學等方面關心照顧，對于經濟確有困難的青年教師，加大社會優撫力度，提高其生活質量。

　　4.拓寬制度化表達渠道，建立暢通高效的溝通機制。通過座談會、問卷調查、信息公開欄等多種形式，定期了解青年教師意見、建議和要求，并將處理意見及時反饋；充分發揮工會和教代會在青年教師利益表達中的作用，在制度設計中為青年教師留有一定席位，明確規定青年教師所占代表的比例；對于涉及青年教師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應設立聽證制度，廣泛聽取青年教師意見，使學校的各項決策和各項制度建立在對青年教師意見充分了解的基礎上，實現決策與制度對青年教師合理利益訴求的尊重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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