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3.0：重慶經驗

王紹光　

   
    【內容提要】作為一種人類理想，社會主義從來就沒有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固定模式。在不同的國家，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社會主義理想的實現方式不可能一模一樣。在“匱乏階段”，中國發展出社會主義1.0；在“溫飽階段”，中國發展出社會主義2.0：進入“小康階段”以后，中國正在探索社會主義3.0。重慶是諸多探索中比較突出的一個案例。重慶經驗可以概括為幾個關鍵詞：“五個重慶”、“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國民共進”、“群眾路線”。體現在這些關鍵詞中的重慶經驗不僅創造出中國式社會主義3.0的新要素，也包含著中國式社會主義2.0和1.0的寶貴遺產。

    作為一種人類理想，社會主義從來就沒有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固定模式。在不同的國家，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社會主義理想的實現方式不可能一模一樣。在堅守社會主義方向的同時，探索社會主義道路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歷史任務。
    一、經濟發展階段與社會主義道路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中國各級政府與中國人民一直在探索適合本國國情與所處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道路。回首過去60年，中國已經跨越了兩個歷史發展階段，并在各個階段探索出相對而言比較成功的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已邁入第三個歷史階段的中國正在探索一條新的道路。
    第一個階段可以稱之為“匱乏階段”，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一直持續到1978年。按1990年國際不變價格計算，在這個階段，中國的人均GDP從500美元左右持續攀升，但一直低于1000美元。把這個階段稱為“匱乏階段”，是因為其經濟發展水平很低，其產出僅夠維持人們的基本生存。為了在剩余極其有限的條件下發展經濟，中國在這個階段采取了公有制加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模式，為的是把不多的剩余集中起來，優先發展重點產業與關鍵社會事業。與此同時，在匱乏階段，當人均收入十分低下、人們普遍貧窮時，盡量保證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條件是那時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唯一途徑。由于人均收入只夠維持基本生存，如果分配不均，勢必有人連基本生存也得不到保障。因此，在分配政策上，那個時期中國十分注重公平，往往采取票證的方式定量供應生活必需品。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式社會主義1.0版本固然有缺陷（如物質生活水平改善緩慢），但其成就是不容抹殺的。且不說新中國成立后僅3年，經濟就迅速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其間還與世界頭號強國在朝鮮打了個平手），從1953年到1978年，GDP年均增長率也高達6.5％，雖然比不上同期東亞的日本與四小龍，但放在世界范圍內也相當亮麗。更重要的是，1.0版本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為其后的發展奠定硬、軟兩方面的基礎。有人經常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的話批評大躍進，但他們卻有意或無意地忽略森對中國這一時期的總體評價：“1949年政治變革時中國的生活條件與當時印度的情況大致相差無幾。兩個國家都屬于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列，死亡率、營養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钡礁母镩_放前，“印度和中國所處的相對地位就決定性地確立了”；“改革前中國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會變化方面的成就，對改革后的成績做出了巨大的積極貢獻，使中國不僅保持了高預期壽命和其他相關成就，還為基于市場改革的經濟擴展提供了堅定支持。”
    1979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進入“溫飽階段”。與此同時，中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公有制的一統天下逐步被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所替代，計劃經濟逐步演變為市場經濟（不過，規劃依然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分配政策也發生了變化，打破了“鐵飯碗”，端走了“大鍋飯”，希望用“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方式，激勵所有人、所有地區千方百計擺脫貧困、創造財富。
    在溫飽階段，既然人均收入水平已經足以維持生存，社會福利最大化的途徑是：一方面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大多數人的收入與消費水平；另一方面，扶貧減貧。這正是中國式社會主義2.0版本的精髓。
    在經濟發展方面，從1978年到2001年，中國GDP年均增長9.6％，大大快于前30年的6.5％。作為一個十幾億人口的超大、超復雜經濟體，中國連續二十多年高速增長，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是名副其實的“奇跡”。如果說在匱乏階段，人們還吃得不太飽、穿得不太好；在溫飽階段，隨著人均收入從1000美元逐步增加至4000美元，絕大多數中國人已有條件吃得越來越有營養、穿得越來越體面。
    中國在扶貧減貧方面的成就也許更值得稱道。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貧困標準計算，從1981年到2004年，中國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從6.52億降至1.35億，5億多人擺脫了貧困。而在同一時期，全球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只減少了4億。換言之，如果排除中國，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數量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難怪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贊嘆道：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擺脫了貧困，對于全人類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BR>    當然，2.0版本的中國式社會主義也有缺陷。為了追求盡可能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在這一階段，中國在相當大程度上忽略了社會公平、職工權益、公共衛生、醫療保障、生態環境、國防建設等，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后果，讓人們普遍感到不安全、不平等、不舒適。
    2002年，中國人均GDP跨越了4000美元大關，進入“小康階段”。新階段一定會催生新版社會主義。那么3.0版本的中國式社會主義與2.0版本會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說在溫飽階段私人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社會福利改善的話，那么，進入小康階段后，私人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已不再是社會福利改善的主要動力，它與社會福利改善的正相關關系開始遞減，甚至走向反面。
    正是基于這一認識，1958年，加爾布雷思發表了《豐裕社會》－書。他敏銳地觀察到，當時美國的豐裕只是私人產品與服務的豐裕，而公共產品與服務實際上相當貧乏。為了進一步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加爾布雷思強調，進入豐裕階段后，社會必須大幅度增加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投入。不過，加爾布雷思的忠告并沒有在美國產生多大效果。1998年，在為《豐裕社會》出版四十周年紀念版寫序時，他不勝欷歔地感慨道：“我的批評仍然有效。不錯，政府確有公共開支，但往往用于購買殺人武器，或用于給大公司種種好處。除此之外，限制公共支出的壓力像以前一樣十分強大。結果，雖然我們的私人消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豐裕，但我們的學校、圖書館、公共娛樂場所、醫療保險、甚至執法力量都遠遠不能滿足社會需要……與過去相比，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差距可以說是越拉越大?！?BR>    社會主義的中國理應能夠做得更好。在基本解決廣大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之后，3.0版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應探索如何加大對那些能切實改善大多數人福利的領域（如公共住房、公共安全、公共交通、生態保護、公共衛生、公共教育、基礎設施、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的公共投入。具體而言，“衣”、“食”問題基本解決后，還需改善“住”（宜居）、“行”（暢通）問題；私人的衣食住行問題解決后，還需解決公共消費問題（平安、生態、健康）、人類安全問題與社會平等問題。
    在這些方面，重慶近年來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引起國內外廣泛的關注。作為一個內陸省級單位，重慶比沿海發達省份更像中國的一個縮影（表1）。因此，它的探索也具有更加普遍的意義：重慶可以做到的事，其他絕大多數省份也一定能做到。重慶的經驗可以概括為幾個關鍵詞：“五個重慶”、“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國民共進”、“群眾路線”。體現在這些關鍵詞中的重慶經驗不僅創造出中國式社會主義3.0的新要素，也包含著中國式社會主義2.0和10的寶貴遺產。

                           表1重慶與全國（2008年）

   人均GDP 城鎮居民  農村居民  城市居民   農村居民   城市化  HDI
            人均可支配  人均純   家庭恩格爾 家庭恩格爾  水平
            收入（元） 收入（元） 系數         系數
重慶 18025.0  14367.6     4126.2    39.1        53.3       50.0  0.783
全國22698.0 15780.8      4760.6    37.9         43.7      45.7   0.793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9年》，《重慶統計年鑒，2009年》。
    二、“五個重慶”
    2008年7月，重慶將自己正在實施和計劃實施的政策重點概括為“五個重慶”，即：宜居重慶、暢通重慶、平安重慶、森林重慶、健康重慶。一個月后，“五個重慶”的規劃相繼出爐；幾個月后，跨系統的“五個重慶”建設領導小組分頭成立。
    1．宜居重慶
    “衣”、“食”無憂后，“住”對普通民眾福祉的重要性便凸顯出來。因此，“五個重慶”中排在首位的是“宣居重慶”，其領導小組由市長牽頭?！耙司又貞c”包含“居住條件、公共空間、服務設施”三方面內容，其目的是改善居住條件（包括保障住房、商品住房、住宅品質、社區服務四部分）、優化公共空間（包括城市廣場、市容環境、特色風貌三部分）、完善服務設施（包括商業、文化、市政三部分）。
    改善居住條件是“宜居重慶”的重點，其目標是到2012年，全市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從2008年的27.34平方米提高到30平方米；同時，逐漸淘汰農村不安全的土坯房、石頭房，讓磚混結構以上住房比例達到95％，有衛生間的農房比例達到70%；農村新建房屋中“巴渝新居”推廣率達到40%。到2017年，全市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要進一步達到35平方米；農村新建房屋中“巴渝新居”推廣率達到60%.
    人均住房面積擴大并不能保證人人都有房住。為了實現“居者有其屋”（而不是“居者有其產”）的理想，重慶改變了住房由市場單一提供的體系。重慶市政府把住房建設分為三類，并采取了“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限制”的策略。
    第一，1 0％的高收入人群購買高檔商品住房；這些人不僅要支付高房價，今后還可能要支付“特別房產消費稅”。
    第二，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住在普通商品住房。近年來，重慶經濟高速增長，但房價保持平穩態勢，與全國其他大城市形成鮮明對比。重慶計劃在未來讓城市雙職工能用其6年半的收入買得起中小套型、中低價位的商品住房。
    第三，30％的中低收入群體由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耙司又貞c”的關鍵是“窮人”也可享受宜居。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反復強調，幫“窮人”造房是政府的責任。基于這個理念，該市保障性住房實施“5＋1”模式，即過去采用的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危舊房改造、城中村改造、農民工公寓五種保障方式，與公共租賃房這種新的保障方式并舉，充分滿足群眾基本住房需求。前五種保障方式的著眼點是困難人群與農民工，公共租賃房的居住者則著眼于未列入廉租住房保障行列、又暫時買不起商品房的中低收入人群和新就業人員等“夾心人群”。重慶規劃三年內完成2000萬平方米的建設任務；未來10年，將建設4000萬平方米的公共租賃房。
    2．暢通重慶
    如果說“宜居重慶”著眼于解決“住”的問題，“暢通重慶”則著眼于解決“行”的問題?！皶惩ㄖ貞c”在“五個重慶”中的重要性僅次于“宜居重慶”，其領導小組由常務副市長掛帥。
    眾所周知，重慶主城區是著名的山城，主城區以外地貌以丘陵、山地為主。獨特的地理形勢使得重慶“行”的問題一直是妨礙人民福祉提高的絆腳石。
    “暢通重慶”旨在一舉改變這種狀況，其總體目標是通過跨越式發展，把重慶建設成為全國最暢通的城市之一。這里“暢通”是指主城區暢通，整個重慶城鄉暢通，與整個大西南暢通，與周邊省份暢通，與長三角、珠三角、東南亞暢通，與全國、全世界暢通。
    與中國的其他大中城市一樣，實現主城區暢通的關鍵是“排堵”。重慶的做法是雙管齊下。一方面，實行“公交優先”；另一方面，提高城市的交通管理水平，到2012年，重慶將實現“半小時主城”。
    為了讓全市城鄉之間暢通，重慶正在推進農村公路“鄉通暢”、“村通達”?！班l通暢”工程建設，目的是構筑一個覆蓋城鄉的公路網絡。近幾年，重慶市全年新建、改建農村公路2萬多公里；到2010年底，全市的鄉鎮通暢率、行政村通達率雙雙達到100%。重慶還加快構建農村客運網絡，2010年，全市鄉鎮和行政村客車通達率分別達到98.7%、72%。幾年后，重慶任何一個行政村都會有客車服務，通過農村公路與高速公路網，把它們與整個重慶連接起來。到2012年，重慶將實現高速公路市內4小時通達。
    除了讓內部暢通起來外，重慶還在加快高速公路、鐵路、水運、空運建設。到2012年，重慶將變成大西南綜合交通樞紐，周邊省會城市8小時通達；到2015年，實現鐵路周邊省會城市4小時通達，長三角、珠三角、東南亞8小時通達；長江黃金水道成為西部內陸出海主通道；江北機場成為國際性空港。
    3．森林重慶
    自古以來，人們就很清楚衣食住行的重要性，但直到經濟增長掛帥導致生態環境嚴重惡化以后，人們才意識到山川秀美、空氣清新也同樣重要。為了改善重慶的生態環境，“五個重慶”把“森林重慶”排在第3位，其領導小組由市長牽頭。
    “森林重慶”的意義絕不僅僅是種一些樹。在人稱“大火爐”的重慶多種一些樹，當然有助于美化城市景觀、調節小氣候，增加空氣中的負氧離子含量，使他們的生活更舒適、更健康，使他們眼光所及，滿目青山、賞心悅目。但更重要的是，在75%以上面積是山地和丘陵的重慶，提高森林覆蓋率可以減少土壤侵蝕，減少水土流失（尤其是流入三峽庫區的泥沙）；增加森林資源還有利于涵養水源、凈化水質（尤其是確保三峽水庫的水量和水質）。
    除了環保意義以外，大規模植樹造林還可以培植新的經濟增長點，發展碳匯經濟，把重慶那些大片的荒山、窮山，變為秀山、寶山，變為生態旅游的福地，為農民提供增收致富的機會，實現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飛躍。
    2008年8月啟動的“森林重慶”包含城市、農村、通道、水系、苗圃基地以及長江兩岸等六大森林工程，其分階段發展目標可見（表2）。

                       表2森林重慶發展目標（1996－2017）

                        1997    2008    2012    2017
森林覆蓋率（％）       20     34     38     45   
建成區綠地率（％）      18     34.5    37       39   
林業總產值（億元）      13     174     250   500
農民人均林業收入（元）  20      336   500     >1000
活立木蓄積量（億立方米） 0.78    13       1.46   1.72
固碳（萬噸碳當量）      1419    2298    2568    3041
釋放氧氣（萬噸）        1030   1668    1863    2206
    從2008年8月到2009年底，重慶在植樹造林方面投入178億元，是前10年總和的2.7倍，種樹798萬畝，比前10年總和還多出129萬畝，森林覆蓋率已達35％，由過去全國的第17位提升到第13位。2010年初，重慶已經被住建部命名為“國家園林城市”，在44個申報城市中名列第1。但重慶并未滿足，而是把“森林重慶”提速，“還要用一年時間種十年的樹！”到2012年，讓全市森林覆蓋率從原計劃的38%提高到40％。
    4．平安重慶
    在“五個重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安重慶”。重慶的“打黑除惡”、“滅槍治暴”、“跨區域破案追逃”等社會治安綜合整治專項戰役深得人心，讓重慶市民的安全感明顯增強。國家統計局第九次全國群眾安全感入戶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09年重慶群眾安全感指數達96.62％，居全國第9，居4個直轄市之首。無怪乎，公安部對重慶市公安局予以全國通令嘉獎。
    不過，“打黑除惡”只是“平安重慶”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其全部。實際上，“平安重慶”不只是個社會治安問題，它被界定為“五大安全”（社會安全、生產安全、食品藥品安全、交通安全、居住安全）和“兩大建設”（法制環境、執法隊伍）。換句話說，與“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一樣，“平安重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改善和保障民生，它關注的是人民群眾的食、住、行與工作安全問題。
    “平安重慶”有一整套指標體系，包括群眾安全感指數、億元GDP生產安全事故死亡率、工礦商貿就業人員10萬人生產安全事故死亡率、萬車死亡率、火災死亡率、煤礦百萬噸死亡率、食品中毒死亡事故、民間糾紛調解成功率、符合條件又有援助需求的困難群眾法律援助面、群眾對執法隊伍滿意度等等，并且規定了到2012年各個指標應該達到什么水平，如到2012年，各類事故總死亡人數比2007年下降36%。
    5．健康重慶
    重慶是一個城鄉二元結構非常典型的城市，貧困人口多、低保人口多，醫療衛生基礎設施相對落后，居民的健康水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堅持“以人為本”就必須把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作為社會主義3.0的重要內容。
    “健康重慶”的“健康”是廣義的健康，包括體質、飲食、生育、行為、精神五個方面的健康。為了促進五個方面的健康，重慶確立了“發展體育運動、增進體質健康”，“嚴格食品安全監管、加強飲食健康”，“加強婦幼保健、保障生育健康”，“培養健康生活方式、倡導行為健康”，“加強心理衛生服務、重視精神健康”，“建立健全健康服務體系、實現人人享有基本健康服務”六大重點任務，并為每個重點任務設定了具體的指標。
    “健康重慶”的總體目標是：第一，市民健康素質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第二，市民健康保障水平處于西部前列；第三，市民健康行為基本養成。為了實現這些總體目標，充分發揮政府各部門的主導作用，廣泛動員全社會的積極參與。重慶專門制訂了“健康重慶”的衛生行動計劃和體育行動計劃。這兩個行動計劃共設有幾十項具體目標或行動內容，并明確了相應的牽頭部門、協作單位、資金保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重慶不僅強調“野蠻其體魄”，同時也強調“文明其精神”，強調激發全市人民的精氣神，保持精神健康。過去，重慶不少人閑來無事便無休無止地打麻將、“斗地主”。更有甚者，一些人（包括一些黨政干部）理想信念淡漠、價值觀扭曲、精神萎靡、腐敗墮落。為了扶正祛邪，重慶大力倡導社會主義價值觀，并把它與傳統文化和世界文明結合起來，相繼開展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并千方百計讓“唱讀講傳”進農村、進社區、進機關、進校園、進企業、進軍營。這些活動被一些媒體簡化為“唱紅”。但也引來少數人橫挑鼻子豎挑眼。對此，市委主要領導的回應是：“有些人說重慶的‘唱紅’是搞‘左’的一套，不能這么認為。實際上，‘紅’講到底就是為人民服務，就是為老百姓服務，這是共產黨當時建黨的本意。共產黨成立就是要為老百姓服務。所以，‘唱紅’這個概念說到底就是為人民服務?！?BR>    三、“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
    重慶市共有40個區縣，呈現“一圈兩翼”的格局?！耙蝗Α笔侵敢灾貞c主城區為中心、以1小時車程為半徑的“一小時經濟圈”，涵蓋23個區縣，它集中了全市近六成的人口，資本、產業密集，基礎設施完善，科研力量雄厚，GDP占全市總量的80％左右?！皟梢怼眲t是指以三峽庫區為主的渝東北（含11個區縣）和少數民族聚居的渝東南（含6個區縣），有人口近1000萬人，面積占全市的2／3，境內80％為山地丘陵，人均耕地僅為全國的2／3低產田比重高達80％。不過，“兩翼”林地資源優勢突出，共有林地4700萬畝，占全市的77％，具有較高的開發利用潛力。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約和歷史條件的影響，“兩翼”的生態環境脆弱、基礎設施薄弱、人均收入低下、貧困人口集中。2009年，“兩翼”農民人均純收入比全國低1250元，比“一圈”低1877元。“兩翼”也是我國18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之一，17個區縣中有15個貧困區縣，14個國家重點貧困區縣，貧困人口達113萬人，占全市貧困人口的80％。
    社會主義要求共同富裕。很明顯，重慶發展的“短板”在“兩翼”?！皟梢怼甭浜蟮膯栴}不解決，實現“五個重慶”的總體目標就要大打折扣。建設社會主義新重慶必須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幫助“兩翼”盡快脫貧致富，縮小與“一圈”的差距，這是中國式社會主義2.0的寶貴遺產。
    2007年，重慶就分別編制了“一圈”與“兩翼”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以及《關于建立健全一圈兩翼對口幫扶機制的意見》，明確了“一圈兩翼”總體發展戰略?！耙蝗Α痹诋a業、人才、技術、資本、管理等方面具有優勢，而“兩翼”在自然資源、勞動力等方面具有優勢。獨具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對口幫扶機制力圖把這些優勢結合起來，一方面，促進“一圈”產業升級，提升其可持續發展能力；另一方面，加快“兩翼”人口轉移，疏解環境壓力，增強其自我發展能力。具體而言，除了運用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讓“一圈”帶動“兩翼”齊飛，重慶還在“一圈”與“兩翼”之間構建了產業、投融資、基礎設施、人口轉移四個對接聯動機制。
    這些措施已經開始產生效應，“一圈”與“兩翼”之間的收入增速差距開始縮小，協調發展態勢開始顯現。例如，從2008年10月開始，“兩翼”地區一般預算收入增速開始接近“一圈”，兩個月后實現超越。到2010年4月，“兩翼”地區一般預算收入增速已連續16個月超過“一圈”。
    為了進一步加快“兩翼”的發展，重慶市于2010年2月正式啟動了“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意圖是到2012年時實現三大目標：一是“兩翼”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18％左右，年均增加800元以上，達到6400元；二是“兩翼”農戶純收入在2009年基礎上戶均增加1萬元，達到25000元；三是“兩翼”農村有勞動能力的農戶，95％要實現萬元增收目標。
    在短短三年里要實現這三大目標不能說不是雄心勃勃。那么，重慶的底氣從何而來呢？底氣就在于兩翼地區擁有的4743萬畝寶貴的林地資源，換句話說，“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完全可以與“森林重慶”相輔相成、并行不悖。重慶的計劃是，在三年里，市財政投入100億元，并安排銀行信貸資金650億元，支持“兩翼”農民大力發展與森林相關的產業，包括林禽養殖（開發林地，建立養殖基地）、林下養畜（開發林地，發展肉牛、奶牛、山羊、肉兔養殖）、林地種植（發展林菜、林菌、林藥、林蜂等）、林業產業（發展速豐林、油茶、茶葉、藥材等）、林果產業（發展柑橘、核桃、板栗等）、森林旅游（發展森林公園，尤其是國家級森林公園）。
    四、國民共進
    “五個重慶”與“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注重的都是民生。用市委主要領導的話說，全市各級黨委、政府都“要把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不求經濟指標長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顯；不求高樓大廈蓋得最多，但求老百姓過得最幸?！薄＿^去幾年，重慶財政對民生的傾斜是很大的。從2007年到2009年，民生支出連續三年占到重慶一般預算支出的50%以上。而重慶還明確規定，公共服務預算增量的70％必須投向農村，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而根據2009－2012年規劃，僅“宜居重慶”四年建設資金總量便高達8761億元。同時，到2012年前，還要用3000億打造“暢通重慶”。再加上“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和“健康重慶”方面的投入，“五個重慶”到2012年前的總投入將超過12萬億，平均每年投入3000多億元。
    在對待國有經濟上，重慶模式從社會主義1.0與2.0版本都吸取了養分。一方面，它堅持改革，不排斥非公有經濟；另一方面，它也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努力將國有經濟做大做強。用主要領導的話說，“如果我們的改革最后把過去的一套徹底否定，把西方的一套原原本本拿來，我覺得這不叫改革。也就是說，不完全把西方的那套經營模式純而又純的私有化的東西給拿過來，我們應該有國有的東西，而且應該從國有這個東西里邊汲取它體制上的精華，發揮它機制上的優勢，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更靈活有效，在目標上應該體現為廣大的民眾更好地服務，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優越性，這就是有聲有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BR>    重慶市國資委成立于2003年。此前，重慶市屬國有重點企業資產總額只有1700億元，分散在60多個企業集團，1500多個子、孫公司手中。當時，國有經濟可以用“小、散、亂”來形容。自2003年以來，重慶市國有資產總量快速擴張，年均增長率高達29.7％，而同期中央國企、上海國企與四川國企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5％、7％、8％。因此，到2009年底，重慶市的國有集團資產總額已達到10500億元，其在全國的排位也從第19位躍居第4位。
    在資產總額不斷攀升的同時，國有企業的盈利能力、資產質量與產業布局也不斷改善。與2003年比較，2009年國有企業凈資產從376億元增長為2722億元，增長624%；年利潤268億元，增長30倍；股東回報率10.7％，提高了8.3個百分點；國有集團戶均資產292億元，增長564%；資產負債率從97％下降至60％左右的合理范圍；產業布局從80%。以上集中在工商業轉變為基礎設施、工商產業、地方金融4：3：3新格局（投融資集團占40%、工商產業集團占30％、地方金融企業占30%），更加適應重慶經濟社會長遠發展。
    在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看來，“國進”必然導致“民退”，似乎“國”與“民”是天然的敵對關系，零和關系，不可能出現共贏局面。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既無任何理論根基，更被重慶的實踐證明極其荒謬。近年來，在公有經濟高歌猛進的同時，重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也比較快。直轄之初，重慶非公經濟占全市GDP的比重只有26.2％，到2010年一季度，這個比重已經提高到60.5％。這個變化只能用非公有制經濟增速高于公有制經濟來解釋。顯然，重慶發展的事實證明，國民共進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已經變為現實。
    五、群眾路線
    毛澤東把“群眾路線”稱之為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則把群眾路線看作毛澤東思想“三大基本方面”之一。
    群眾路線有四個支撐點。首先，所謂“從群眾中來”就是要求“領導干部與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眾之上，而是深入于群眾之中”，一刻也不脫離群眾。其次，深入群眾是為了培植群眾觀點。只有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干部才能轉換角色，把世界觀和立場真正轉到工人農民這方面來，熱愛人民群眾，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牢固樹立起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的群眾觀點。第三，深入群眾要傾聽群眾的呼聲，了解民意。第四，與群眾打成一片也是向人民群眾吸取民智的過程。這是因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基于這個判斷，毛澤東曾諄諄告誡各級領導干部，“‘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后再告訴群眾（宣傳），并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BR>    群眾路線是中國式社會主義1.0版本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幸的是，在過去一段時間，這份豐厚的遺產卻被淡忘了。一些黨政干部高高在上、脫離群眾，甚至肆意欺壓群眾，成天與有錢人、小兄弟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3.0版本必須回歸群眾路線?？上驳氖牵诮ㄔO“五個重慶”、推動“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促進“國民共進”的同時，重慶也在嘗試如何在新形勢下把群眾路線落到實處。
    群眾路線在重慶實踐中具體體現為針對基層干部的“三項制度”與針對全市各級機關干部的“三項活動”。
    2008年底，中共重慶市委決定在全市村、社區普遍建立健全“三項制度”。第一，村、社區黨組織書記要統籌安排各項工作，每周集中接待群眾不得少于一次，每次不少于半天。要通過黨務公開欄、網絡、廣播等方式，對外公布接待群眾的時間、地點、聯系電話等事項。要耐心聽取群眾反映的問題；對群眾反映的情況，依據法律法規和有關政策規定及時進行處理；對群眾提出的不符合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的不合理要求，要做好耐心細致的解釋說明工作：對應當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的，要明確告知訴訟程序和受理單位。第二，村、社區黨組織班子成員要制訂進家入戶走訪群眾的分工計劃（成員之間不相互重復走訪），按照分工計劃，每位成員每年到本村、本社區每戶群眾家庭走訪不少于兩次。重點家訪困難戶、上訪戶、致富能人、老黨員和老干部。在入戶家訪時，重點了解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基層的落實情況、群眾的生產生活情況、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對黨和政府的意見和提出的建議等。第三，村、社區黨組織對群眾反映的問題和提出的意見建議，在做好詳細登記的基礎上，要明確處理責任人和具體經辦人，限時辦理，并且在規定的時限內及時反饋給反映人。
    到2010年6月底，重慶8982個村、2136個社區黨組織全部建立了“三項制度”。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基層黨組織書記接訪群眾378.7萬人次，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走訪群眾1042.2萬戶，收集群眾反映的問題293萬件，幫助解決235.6萬余件，群眾對辦理事項的滿意度達96%?！叭椈顒印敝傅氖恰叭M三同”、“結窮親”和“大下訪（大走訪）”。
    “三進三同”要求各級機關干部每年至少用一周時間，新招錄公務員、新擔任領導干部至少用一個月時間，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區縣領導干部每年下基層調研不少于三個月，市級部門領導干部每年不少于兩個月。為了不給基層和農民增加負擔，干部在參與“三進三同”活動時，每天要交納25元生活費，并自帶生活必需品。
    “結窮親”要求各級機關干部與貧困村或貧困戶結對幫扶，尤其要把重慶18個貧困工作重點區縣作為活動的重點區域，把農村建卡貧困戶、城市低保戶和困難黨員作為重點人群，把因子女上學負擔較重、有勞動能力但缺乏生產條件的困難家庭作為重點對象。重慶要求市級機關廳局級領導干部和區縣級領導干部每人結對幫扶一戶困難黨員和一戶困難群眾，市級機關處級干部、區縣部門和鄉鎮級干部每人結對幫扶一戶困難黨員或困難群眾，一般干部職工可單獨，也可以以黨支部或處、室、科為單位，集體結對幫扶一戶以上困難群眾或困難黨員，確保人員不漏、對象不重，機關全覆蓋、干部全參與和農村建卡貧困戶全結對。結對干部每年必須深入幫扶對象家中一般不少于兩次。2010年6月下旬召開的重慶市委三屆七次全會又決定將“結窮親”，實現機關全覆蓋、干部全參與，與農村50萬貧困戶全結對。
    “大下訪”要求區縣黨政主要負責人每人每月下訪不少于一次（全年每人不少于12次），區縣其他市管領導干部開展下訪活動原則上每人每月一次，區縣及以下各級干部也要采取定點接訪、重點約訪、帶案下訪、座談走訪、駐點指導、專題調研等方式參與“大下訪”活動。“大下訪”的目的是主動為群眾訴求提供暢通的表達渠道，而不是坐在辦公室里等待群眾信訪或上訪，切實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難點問題。
    “三項活動”開展的時間雖然還不長，但到2010年5月30日其成效已十分顯著。
    “三項制度”與“三項活動”的核心是干部下去、密切聯系人民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只有眼睛向下、深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中去，各級干部才能體會群眾的疾苦，傾聽群眾的呼聲，回應群眾的訴求，感知群眾的智慧，增進與群眾的感情，拉近與群眾的距離，摒除脫離群眾的衙門作風，恢復干群的“魚水關系”，把“五個重慶”、“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國民共進”落到實處，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結語
    1989年，日裔美國人弗朗西斯•福山發表了《歷史的終結》－文，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經濟與政治自由”制度已經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20年后的2009年，英國廣播公司委托兩家民調機構在全球27個國家（包括中國）對隨機抽樣的29000人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調查，調查結果表明福山的判斷是虛妄的、完全站不住腳的。這項調查顯示，對所謂“自由資本主義”的不滿遍布全球，在27國人民中平均只有11％的人認為，這種制度運轉良好，不需要政府干預。相反，平均有23％的人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帶有致命的缺陷，需要一種新的經濟制度來取代它。持這種看法的人在法國高達43％、墨西哥高達38％、巴西高達35％、烏克蘭高達31％。在各國人民中，最普遍的觀點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要靠改革與監管來糾正，而改革的方向是政府應該在擁有或直接控制本國主要產業、財富再分配、企業監管等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換句話說，“自由資本主義”不得人心。
    在這樣的全球背景下，才能真正體會重慶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3.0的意義。中國人民不相信歷史已經終結，仍然在不懈地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同時，中國人民也絕不會固步自封；跨越上一個發展階段后，會通過豐富多彩的實踐和實驗探索如何為中國式社會主義“升級換代”。
    在“匱乏階段”與“溫飽階段”，中國已經創造了輝煌的中國式社會主義1.0與2.0版，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進入“小康階段”后，“衣食”或“溫飽”不再是絕大多數中國人面臨的主要問題，中國式社會主義3.0版本必須大幅度增加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投入，進一步提高全社會的福利水平。重慶經驗在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嘗試。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7期，摘自2011年第2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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