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中國共產黨90周年之際，人民日報自5月13日至6月15日在理論版推出“尋根——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精神”系列專版，對具有代表性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大慶精神、“兩彈一星”精神、雷鋒精神、改革開放精神進行深入解讀，追尋其歷史軌跡，探究其深刻內涵，闡釋其時代價值。6月16日，理論部發表署名“任理軒”的文章《論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精神》。筆者認為，人民日報組織這樣的活動是非常必要的。我們在紀念黨的90周年之際，如何發揚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精神，對于中國共產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實現的黨的奮斗目標確實有極其重要意義。任理軒文章對這次活動做了總結。該文把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精神高度概括為四個基本精神即：實事求是精神、改革創新精神、以人為本精神、艱苦奮斗精神。同時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偉大精神的四個基本特點即：理想高遠、緊貼實際、科學理性、人文關懷。筆者并不反對上述基本概括，但讀后，總感覺到沒有抓住中國共產黨的最根本的精神、靈魂。而且在選取最能代表偉大精神的代表性精神中，也并不完全。

    筆者認為，實事求是精神、改革創新精神、以人為本精神、艱苦奮斗精神確實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精神。但貫穿這四個基本精神中有一個最根本的靈魂或者說核心思想，那就是階級斗爭精神。

   為什么說，階級斗爭精神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精神，并貫穿于其它精神中呢？

   第一，無產階級政黨本身是階級斗爭的產物，也決定了其基本職能就是階級斗爭。

   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的觀點之一就是階級斗爭的觀點。作為共產黨的圣經《共產黨宣言》中一開始就指出，人類文明社會以來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雖然是歷史的進步，但它同以往階級社會一樣，仍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社會基本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原理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客觀規律，同時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和整個階級社會的滅亡不是自然而然的滅亡，而是通過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的自覺的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給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提供科學的理論武器和指導思想。但無產階級反對剝削制度的斗爭不是無產階級分散的個別的斗爭，而是組織起來。這就決定了無產階級政黨的產生和基本職能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下，組織和帶領無產階級推翻剝削制度，最終消滅產生階級的經濟根源—私有制。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宣言》中把共產黨人的最基本最主要的職能規定為消滅私有制，規定為兩個決裂。其本身就是階級斗爭的過程。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靠階級斗爭。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之后，還要不要階級斗爭？《共產黨宣言》中固然講到，要盡快發展生產力。但究竟如何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又是什么？發展生產力是否就可以放棄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斗爭職能？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此都做了明確的回答。共產黨人發展生產力的最終目的還是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最終實現共產主義。最終實現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始終是共產黨人奮斗的最高綱領。同時，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絕不意味著無產階級的政權高枕無憂。國際資本主義的武裝顛覆和國內的和平演變始終存在、資本主義的復辟的危險性始終存在。蘇聯東歐巨變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這一基本原理的正確性。沒有徹底消滅階級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之前，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斗爭的主要職能始終存在。實事求是、改革創新、以人為本精神、艱苦奮斗精神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離開了消滅私有制、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真正精神。

第二，階級斗爭精神是貫穿于中國共產黨90年歷程的最主要的精神之一。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就是在中國已經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矛盾日益尖銳化的產物。它剛一誕生，就領導中國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聯合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投身到反對帝國主義代理人—北洋軍閥的斗爭。當蔣介石“4·12”舉起反革命屠刀時，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舉行武裝起義開始了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井岡山精神體現的堅定信念、艱苦奮斗，實事求是、敢闖新路，依靠群眾、勇于勝利的基本內容無不是階級斗爭的產物，無不貫穿著階級斗爭的內容。毛澤東井岡山時期形成的“農村包圍城市”思想、軍隊建立黨支部思想、軍事戰略戰術等思想等無不是在階級斗爭實踐中形成并經階級斗爭實踐檢驗的思想。沒有階級斗爭精神，怎會有井岡山精神。同理，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也無滲透和貫穿階級斗爭精神。民主革命如此，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形成的偉大精神始終滲透和貫穿階級斗爭精神。為什么會有大慶精神？因為帝國主義要對中國實現經濟封鎖，企圖從經濟上扼殺年輕的共和國。以王鐵人為代表的中國工人階級正是抱著打破帝國主義封鎖、為中國工人階級爭氣、為中華民族爭氣，為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政權爭氣，所以才有了大慶人的愛國主義、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講，大慶精神既是國際階級斗爭的產物，同時也是國內階級斗爭的產物。“兩彈一星”精神更是如此。前不久播放的“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所真實再現的“兩彈一星”的研制過程難道不貫穿著階級斗爭精神嗎？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階級斗爭，絕對沒有上述精神，也沒有中國革命和中國建設的一系列偉大成就。

人民日報在組織研討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精神的具體代表精神中，上述提到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慶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無疑都是正確的。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還有兩個影響極其巨大的具體精神卻沒有提到。一是抗美援朝精神，二是大寨精神。關于這兩個精神的巨大作用本文不再贅述。任何一個經歷過建國初期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有良心和正直的共產黨人都能體會這兩種精神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發展中的極其深遠偉大的影響。習近平同志去年召開的紀念抗美援朝6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高度評價了抗美援朝的偉大意義和基本精神。以陳永貴為代表的大寨人是毛澤東主席親自樹立起的與工業戰線的大慶人并列的農業戰線的旗幟。抗美援朝精神和大寨精神更典型地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愛國主義、實事求是、改革創新、以人為本、艱苦奮斗精神，同時也更典型地體現和貫穿著階級斗爭精神。

    那么為什么任理軒文章中不提中國共產黨人的階級斗爭精神，不提抗美援朝精神和大寨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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