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建國初歷史為鏡看重慶模式及持久性　　

葉勁松　　

5月1日，對拖欠民工工資并用20多個打手對付討薪民工的資本家（媒體報道既稱該人為黑工頭，又稱為工程承建方，因此該人實質是雇傭了至少200多工人來承建工程的資本家），重慶公安局予以刑事拘留。這表明重慶為民工主持正義，關心民眾民生，并對用暴力阻止民工討薪的資本家予以打擊。這是全國少見的，它說明重慶的進步。因此，對重慶出動武裝特警為民工討薪，為民工作主的作法，我與其他民眾一樣，表示支持?！　?/p>

 對于重慶出動武裝特警為民工討薪這事，右派們（本質是主張搞資本主義的那些人）則給予指責和譏諷。指責是說討薪不應由特警出面；譏諷則是說重慶搞了這么些年的唱紅打黑，但勞動監察等監管仍然無力，要靠特警才能要回薪金。并說唱紅打黑之后，民工仍被欠薪并討薪挨打，說明重慶仍然是很黑。5月6日，南方日報的名為《重慶出動特警為民工討薪遭質疑》的文章就說：““要是這個警察沒偶遇黑打手追打農民工呢？全國那么多欠薪糾紛，都有運氣碰到這樣的警察嗎？”部分網友認為，不靠法院，而要靠特警為民工討薪，其實顯示了法律的缺位” 。南方日報借此攻擊重慶，但是，南方日報等右派們卻回避造成重慶民工被欠薪和討薪挨打的根源，恰恰是他們力挺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資產階級。右派回避正是他們力挺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資產階級，阻礙重慶進步。　　

正是在全國（也包括重慶）廣泛存在的、造成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資本家對勞動大眾的剝削：也正是資本對利潤的追逐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不穩定造成全國各地都存在對民工工資的拖欠；而資本主義下資本家對工人的強勢和壓迫，造成資產階級以保安的名義組織私有的“武裝力量” 來對付和壓迫“不聽話的工人”。 因此，正是右派們提倡的資本主義造成民工被欠薪和討薪被打，并不是重慶的唱紅打黑、關注民生造成民工被欠薪和討薪被打?！　?/p>

我們支持重慶特警為民工討薪，我們支持重唱紅打黑等一切進步措施。但我們也應正視事實。而民工被欺壓和討薪被打等事實的確也表現出重慶模式的局限性?！　?/p>

重慶的唱紅打黑、關心民生等有很大的進步性。唱紅對以前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歌頌，同時是間接地對現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批判，但他并未明確、直接對現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批判，甚至未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引起的剝削現象進行批判。打黑對那些具有資本家與黑社會頭子雙重身份的資產階級成員進行了打擊，但是以打黑社會名義進行打擊，不是以打擊資本主義名義進行。因此重慶的唱紅打黑、關心民生等一些進步措施實行之時，勞動大眾還在受資產階級剝削，不少民工被欠薪并討薪難（據公布的首批被欠薪的民工名單和欠薪金額，共計61人約80余萬元，并民工月均2000元算來，這批民工平均被欠薪并討薪長達約半年。如不是重慶市刑警總隊一負責人路遇資本家的保安追打幾名討薪中老年男子，中凱城市之光工程民工們的欠薪，不知幾時能討回）。而且，“重慶模式”下，私人資本主義的仍在發展，跨國資本仍在重慶投資、發展，這些都加強了重慶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加強資產階級的勢力?！　　　?/p>

因此，民工被資本家欠薪和民工討薪被資本家的打手毆打的事實，以及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重慶現實，都可見 “重慶模式”的局限性。這局限性表現在由于大環境的制約和資產階級勢力占優勢，重慶模式沒有（也不可能）在現在提出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即無法消滅現在廣泛存在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因此，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在重慶遍地都是，資產階級作為經濟上的統治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壓迫（以保安這種 “武裝力量” 來對付工人只是壓迫的表現形式之一），也如全國其他地方一樣是普遍存在?！　?/p>

除了重慶工人階級仍被資產階級剝削、壓迫外，近期重慶查獲的的色素豆瓣醬、毒花椒、潲水油等食品安全事件也說明，只要不消滅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重慶地區的資本也將如其他地方資本一樣，由于資本的本性，剝削、壓迫、食品安全事故和腐蝕干部等是必然發生的，也必將制約著重慶紅色因素的發展和存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經濟、政治方面可能對重慶紅色因素產生何種壞作用，從建國初的歷史中也可看出。并且可以那段歷史為鑒來反思重慶模式狀況。包括從建國初紅色上層建筑所面臨的被資本侵蝕的風險，感悟出現時資本對重慶模式侵蝕的危險。　　

1950年代初的我國，上層建筑方面的革命（包括唱紅打黑等），比現在的重慶更徹底，即當時的上層建筑更為紅色。但由于當時沒有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還有大量私營工商業（但在1951年時它們在工商業經濟中所占比重，還低于現時私有企業在工商業經濟中所占比重），未能實現經濟基礎的全國一片紅（因此重慶現在的經濟基礎，與建國初的中國有相似性）。所以當時的中國，剝削、腐蝕干部和食品安全事故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造成的問題，也是普遍存在。　　

食品安全方面，不說民用食品，甚至當時資本家企業賣給國家的軍用食品、醫藥品中，也有不少偽劣商品。在收錄1950、60等年代報紙的有代表性新聞的《老新聞》一書中，也可見到這方面的一些記載。例如可看到“奸商把摻有砂子的劣質大米充當好米，賣給中國人民志愿軍”，“ 上海大康藥房資本家王康年因向志愿軍出售偽劣醫藥用品被逮捕”，“ 私營三星罐頭廠經理、奸商顏玉祥……竟在為志愿軍制作豬、牛肉罐頭中以壞肉及次肉冒充好肉，裝入罐頭中。并大量偷工減料，虛報成本” 等（《老新聞 1949～195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79頁）?！坝械募樯谈抢?、膽大包天，竟把未經消毒，帶有化膿菌、破傷風菌、壞疽菌的廢棉，制成‘急救包’， 運到抗美援朝前線，使許多志愿軍傷病員，沒有倒在敵人的炮火下，卻死在奸商的‘急救包’ 的病毒感染中” （ 趙德馨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128頁）。因此，資本的貪婪和骯臟本性，是不會更改的，幾十年前的中國紅色上層建筑也不能改變資本的這種本性，紅色上層建筑的監管只能限制和制約一下資本的這種本性。　　

所以，那種說食品安全事故是因為現在監管不到位所致的說法，是很片面的。這種說法提供了一種幻想，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如果監管到位，食品安全就有保障。但是，食品是生產出來的，不是監管出來的。同樣安全食品是生產出來的，不是監管出來的。資本的貪婪和骯臟本性是食品等生產時偷工減料的內因，這種內因不會因為監管這種外部因素而消失。監管這種外部因素只能對資本本性有所制約。但實際上，資本還可以通過腐蝕、收買，使監管松懈，甚至使其形同虛設?！　?/p>

當然，資本腐蝕、收買，不是只是使某項業務監管松懈或形同虛設的問題，它還可能使共產黨的干部喪失共產立場，甚至變為資本工具。也就是說，它涉及到共產黨干部的大多數，是統一在消滅資本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路線上，還是被資本腐蝕、收買為資本的工具和幫手的問題。即存在于當時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使紅色上層建筑有可能變質的危險?！　?/p>

1951年11月，高崗所在的東北局給黨中央的報告中說“從兩個月來所揭發的許多貪污材料中還可以看出：一切重大貪污案件的共同特點是私商和蛻化分子相勾結，共同盜竊國家財產”（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頁）。為挽救、教育干部，防止太多干部變為“蛻化分子” ，“從1951年12月起，在公營企業、事業單位以及機關、團體中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馬洪 劉國光等主編《當代中國經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頁）?！　?/p>

隨后在1952年1月，全國城市開展了大規模的、針對資產階級的“五反” 運動，就是基于資產階級最嚴重的5種違法行為（當時稱為“5毒”， 即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斑\動中揭露出的‘五毒’ 行為在資本家中相當普遍地存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頁）。上?！叭?2家較大私營企業的資本家（幾乎包括了上海工商界的全部頭面人物，而且大都有比較嚴重的違法行為）”（《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172頁）。　　

而“行賄，即資本家用金錢、物資為誘餌，拉攏、腐蝕革命隊伍中意志薄弱者，以牟取非法利潤。被拉下水的干部，往往成為資本家在國家機關中的‘內應’ 和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66》，126頁）。從1951年底的“‘三反’運動揭露的問題中發現，干部的貪污腐化大多是同資產階級的拉攏、行賄以及各種腐蝕活動分不開。不法資本家對于拉人下水都富有經驗。一般都是先從捧場拍馬做起。然后是請你‘開開眼界’， 喝酒、吃飯、打牌、跳舞，各投所好，再進一步就是以貴重物品，以致大把鈔票塞進你的腰包；或施美人計，設圈套，引你上鉤。接著就是許愿分紅，或者送股份，或者約你入伙。一些干部一旦上了賊船，對于資產階級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財產和情報等犯罪活動就熟視無睹，甚至相互勾結，合伙分贓。正是針對這種情況，從1952年2月起（原文如此，但據《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記載，是“1月26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 斗爭的指示》——筆者注），在全國展開了反對資產階級在經濟戰線上猖狂進攻的‘五反’運動” （《當代中國經濟》，第122頁）?！　?/p>

因此，資本的腐蝕拉攏的存在、發展，有使黨和政權的性質蛻變的危險。“資產階級的腐蝕侵襲，使少數干部蛻化變質，墮落成為貪污分子，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就會有更多的人被拖下水，新生的人民政權就有從內部被瓦解的危險（《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66》127頁）。　　

即使一些被資本腐蝕的干部沒有成為資本的工具，也力圖享受資本家式的腐化享樂生活，喪失無產階級立場和斗志，這樣發展，必然使共產黨失去與資產階級斗爭的戰斗力。由1990年代初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宣傳部部長陳至立主編的一本書舉例講，建國初的“沈陽市公安局公安人員范喜明，貧農出身，1947年參加革命，中共黨員，在解放戰爭中立一次大功，兩次小功。在毛主席像前舉手宣過誓，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到底。但是，他自己敘述：‘在奸商的拉攏、利誘下，我已嚴重沾染了資產階級的腐化享樂思想，成天昏沉沉，滿腦袋是吃喝玩樂’”（ 陳至立主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頁）?！　?/p>

“三反”、“五反”運動，“是對干部的大清理，大教育，幫助干部增強了對資產階級腐蝕的抵抗力”（《當代中國經濟》，第123頁）。對資產階級也是一個警示，使他們實施犯罪“5毒”有所減緩。我這里說對資產階級是警示，而不是打擊，是因為當時的資產階級企業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企業。民族資產階級是黨的統戰團結對象，五反運動如真正對資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既怕破壞統戰關系，又怕嚴重影響私營企業的生產經營，所以五反運動有些高高舉起、輕輕打下的味道，最終帶有妥協的結果。　　

前面資料講“運動中揭露出的‘五毒’ 行為在資本家中相當普遍地存在”，上?！叭?2家較大私營企業的資本家（幾乎包括了上海工商界的全部頭面人物，而且大都有比較嚴重的違法行為）”，但“在對上海72家較大的工商戶定案處理時候，遇到一個問題：如果都定為違法戶，就談不到繼續同他們合作，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又團結又斗爭的政策也有很大程度上落空的危險” ，最后對這72家“適當寬大處理” 。例如，當時上海最大資本家榮毅仁，“在‘五反’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 ，陳毅提議，并經“考察和推動上海的‘五反’工作” 的薄一波同意，就定為“基本守法戶” 。此事“報毛主席。毛主席說，何必那么小氣！再大方一點，劃成完全守法戶”（《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172～174頁）。最終，全國各城市資本家定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共僅占5%（《當代中國經濟》，第123頁）。從當時情況看，講階級斗爭的黨中央，對資產階級的“5毒” 進攻，不打也不是，重打也不是，只有輕輕打一下?！　?/p>

 “三反”、“五反”運動暫時緩解了資產階級對干部的腐蝕等問題，但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還在，這種關系所必然要產生的問題并未根除?！?952年‘三反’、‘ 五反’以后，還在私營企業中建立了工人監督的制度。但是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形式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性質，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矛盾沒有解決，資本家與工人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仍然存在，影響著工人的積極性”（周太和主編《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2頁）。　　

我們從建國初的歷史，看到了當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紅色上層建筑之間的斗爭，看到當時殘存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也有使紅色上層建筑變質的危險。當時有較好的大環境，全黨認識也較統一，面對國內資產階級帶來的危險，黨中央都覺得不好對資產階級真打，而現在大環境和黨內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認同，以及對群眾的反資本主義的宣傳、組織，都遠不如建國初，要求薄熙來憑一己之力發動對重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斗爭，是不可能的。而這又構成重慶模式的致命弱點（或局限）。這種弱點，以及右派對重慶的進攻（這種進攻目前主要表現在屬于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的攻擊，而重慶方面對此是沉默或被動應對。也就是重慶在宣傳戰中較被動），全國和重慶廣為存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也有使有些紅色元素上層建筑的重慶模式消亡的危險。　　

我們再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關系理論，來分析一下重慶有些紅色元素的上層建筑，與廣為存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間的關系。　　

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現實都表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例如，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決定了這些國家的包括政權在內的上層建筑，要為資產階級服務）。當然，上層建筑不是消極的，他對基礎（即經濟基礎）也有能動作用。斯大林曾指出，上層建筑一出現，“就要成為極大的能動力量，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采取一切辦法去幫助新制度來摧毀和消滅舊基礎和舊階級”（轉引自康斯坦丁諾夫《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頁）。這是無產階級要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根本原因。因為革命的上層建筑中的無產階級政權，能消滅舊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資產階級，建立和鞏固公有制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但是，如果革命的上層建筑如只想保證自己的紅色而不消滅（或不能消滅）舊的經濟基礎，那么，經濟基礎最終將決定上層建筑的性質，消除上層建筑的革命性質。因為舊基礎上的經濟統治階級，他們一定力圖將其經濟力量轉化為政治力量，通過經濟力量、金錢力量來腐蝕拉攏紅色政權工作人員，使其變質，使政權性質改變，使上層建筑性質改變?！　?/p>

建國初我們通過沒收官僚資產階級企業，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但那幾年里我們保留了團結對象——民族資產階級的私有企業，又保留了資本主義經濟基礎。那幾年里，中國經濟基礎不是較純粹的，而是既有舊的資本主義基礎的殘余，又有新的社會主義基礎的萌芽。而那殘余的舊的資本主義基礎都有使革命的上層建筑變質的危險，最終靠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消滅舊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資產階級，消滅了資產階級用金錢等腐蝕拉攏干部的可能，才從根本上消除了革命的上層建筑變質的危險?！　?/p>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真正紅色的上層建筑只可能建筑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之上。至少也應建筑在執政黨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實行利用、限制和引導，并決定近期將實行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的條件下（如我國建國初期那段時間一樣）。而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并還鼓勵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為這生產關系服務的重慶上層建筑（這表現在重慶仍鼓勵包括跨國資本在內的資本在重慶投資、發展，并給予優惠條件等方面上），還不能說是紅色的上層建筑，只能說其上層建筑有些紅色的元素。　　

如果說1952年初時擔心資產階級對干部的腐蝕“發展下去，就會有更多的人被拖下水，新生的人民政權就有從內部被瓦解的危險” ，當時的黨中央在未進行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前，被迫進行三反、五反運動來緩和這種危險 。那么，現在不能對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也不能對資產階級的N毒發動進行N反運動時, 只是上層建筑有些紅色的元素的重慶，又怎么能制止住資產階級對干部的腐蝕“發展下去” ，又怎么能阻止更多干部被資產階級拉下水呢？薄熙來同志主政重慶后打擊的許多腐敗官員（如文強等），這些腐敗官員就是這約20多年來資本主義發展下資產階級拉攏腐蝕的結果，并且可以說，被揪出的遭拉攏腐蝕的官員只是少數，大量被拉攏腐蝕的官員未被揪出。而可以腐蝕拉攏干部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普遍存在，又怎么能阻止資產階級繼續腐蝕拉攏重慶的干部呢？又怎么能阻止這些被拉下水的干部們目前只是應付薄書記，而一旦時機成熟從內部參與消滅重慶模式呢？　　

建國初，黨的大多數干部，在最終要進行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上是一致的。但那時殘存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也有使當時的干部有蛻化現象產生，有使紅色政權變質的風險。那么現在重慶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就沒有使重慶的干部蛻化變質從而使現重慶模式消亡的風險？重慶的資產階級就喜歡重慶模式的進步要素？不！他們和中國其他地方的資產階級一樣，都不會喜歡重慶模式的進步要素。資產階級和被他們腐蝕拉攏的官員們，一定會想法消滅重慶的進步之處。考慮到建國初的中國和現時的大環境差異（紅色程度差異、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群眾組織起來的差異、雙方力量對比差異、國際環境影響差異等），現時僅憑薄熙來等人之力來使重慶模式長久維持下去，是不可能的。薄熙來在五四青年節接見重慶青年代表時說，我們已快退休了。而“重慶模式”并沒有對工人階級在內的勞動大眾，進行反對現在資本主義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組織工作（當然，這局限應認為是社會大環境不允許所致）。那么，薄熙來離開重慶后，如果沒有薄熙來這樣的人物繼任，又沒有組織起來的干部群眾來捍衛重慶的進步，在資產階級和被他們腐蝕拉攏的官員們的進攻下，重慶模式就極可能消亡。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重慶模式的局限和不持久性，就不支持重慶的進步。當年，在看清巴黎公社有不少弱點，巴黎公社的存在不可能持久時，馬克思、恩格斯仍然支持和贊美巴黎公社。革命導師的這種態度值得我們學習，雖然重慶模式有很大的缺陷，但只要重慶模式還在，對他的進步之處，進步人士就應予以支持和稱贊。

當然，重慶模式如果想要突破前文所述的局限性，持久進行下去，并且向全國推廣，薄熙來這樣的真正的共產黨人就必須正視改造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全面恢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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