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周周末的“集會”，有人認為只是少數人惡作劇，掀不起什么風浪，政府如臨大敵，實屬小題大作，反應過度。其實，不管事件起因是不是惡作劇，既然通過網絡傳播已經廣為人知，既然在現實世界已得到響應，就不再只是一個玩笑，而是需要認真對待的一次集體行動。如果不是政府如臨大敵、“反應過度”，說不定相關地點聚集的人就越來越多，再有什么誘導性的因素發生，或許就是又一次政治風波?！　?/p>

所以，中國要亂起來其實很容易。幾年前常聽人說，當年政府是幸運的，那時工人、農民還沒起來，起來的只是學生和知識分子；如果再發生類似風波，工人、農民就要起來了，天下大亂難以遏制。這幾年工人、農民境況有所改善，但滿意程度尚不如1980年代。如果發生類似風波，他們中應該會有不少人站出來。此外，現在的流動人口增加很快，突發事件聚集力更強，“非直接利益相關者”往往樂于參與或進行“圍觀”。城市居民中很大一部分，也可能因物價、拆遷、醫療等各種各樣原因參與進來。今天的中國，每年發生數以萬計的群體性事件，利益不平衡隨處可見，社會矛盾錯綜復雜，民怨之積累比最近發生事變的阿拉伯國家有過之無不及。除如履薄冰地時刻準備“維穩”，將火星撲滅在萌芽狀態外，政府確實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辦法?！　?/p>

但是，總有人忽悠說：不能使用這種強制手段，壓力越大、反彈越強、積怨越深，一旦達到臨界點，必然一朝崩潰；只有趕快學習西方民主自由，以開放、協商的方式化解矛盾，才能消危機于無形?？上?，突尼斯、埃及的現身說法，直接向全世界演示了什么叫做“一朝崩潰”。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大都沿用西方，是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結出的勝利果實。它們的政治民主化程度、言論和結社自由，都遠遠超過中國。但是，民主自由并沒有為這些國家起到化解矛盾或遮風擋雨的作用，反而推波助瀾，成為激發和強化矛盾與沖突的重要因素，或許還是最重要的體制因素。毫無疑問，如果這些國家有中國這樣強大的政府，這么反應靈敏而高效的“維穩”機制，局勢絕不會演變到今日情狀。反之，如果中國像這些國家這樣“民主、自由”，“一朝崩潰”都不知已發生多少次了。　　

政府和制度都只是社會治理的工具，崩潰就崩潰，本來沒什么大不了。但問題之一是，現行體制在經濟發展上還有著特殊的效率優勢，至少在此一優勢耗盡前，現行體制還值得維護；問題之二是，像中國這么大、人口這么多的國家，如果發生類似突尼斯、埃及的變局，將釀成多大的破壞和混亂？要損失多少財產和生命？人們要在混亂、無序的恐懼中要呆多久？混亂后來的又會是什么？至少在找到回避這些風險的明確有效辦法之前，不可輕言民主化轉型?！　?/p>

以上論述，只是對現狀和事實的分析，不涉及意識形態之爭。事實上，雖然民間、學界為左、右爭得頭破血流，權力高層卻并不存在所謂左右之爭，真正的左派、右派在那兒并不存在。那兒的左派大多是偽左，掛羊頭賣狗肉。右派亦如此，民主化政治改革在權力高層并無市場?？梢娮?、右在高層都只是姿勢和口號，借此化解一些矛盾，聚集某種資源而已。對左、右的嫻熟運用，見證了執政集團實用主義行為藝術的登峰造極。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執政集團已徹底告別意識形態的堅持，蛻變為利益集團，一切以保持政權和個人利益為最高目的?！　?/p>

既然大家都是“李鬼”而非“李逵”，都只是“假摔”，當然現實政策路線中也就不存在當年鄧小平所說的左和右的風險。對執政集團來說，真正足以威脅政權和利益的風險只有兩個：一是經濟增長能否持續，二是在以強力“維穩”的同時，能否化解引發不穩的矛盾和隱患？　　

沒有“維穩”是不行的，僅有“維穩”也是不夠的。在“維穩”之后，還要找出造成“不穩”的原因，直面問題，盡可能解決問題，以減少“不穩”發生的頻率和烈度，這才是長治久安之道。正因如此，胡錦濤上任不久就提出“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執政新理念，目的在常態性地化解矛盾，減少不穩?？陀^說，這些年政府做了一些事，贏得不少民心。具體說即是所謂“向左轉”（其實無關意識形態的左右），實施積極的社會政策，調整收入分配，重點是向低收入群體傾斜。這些做法緩解了社會結構中最剛性的那部分矛盾，增加了體制的彈性和活力。近幾年在低層，尤其是農村，經常會聽到有人說：這一屆中國領導人是最好的一屆。這種表達當然樸素、直觀。實際上，從政策調整的角度而言，胡相當于鄧，江相當于毛。鄧是將毛時代積累的工業生產能力調整了一個發展方向，由軍工重工轉為民用輕工，解決了當時消費品匱乏的問題，為改革開放的啟動贏得了支持和動力；胡是將鄧江時代“發展才是硬道理”、不顧一切高速發展經濟所積累的財富，調整了一個分配方向，由主要向少數人傾斜，轉而拿出一部分來，解決低收入群體的生活困難問題。這種依據前任積累所進行的方向性調整，見效最快，也最易贏得聲譽?！　?/p>

可見，現在的國家領導人在大政方針上是清醒的，看到了問題所在，也提出了應對方案。真正的危險不在決策，而在執行，在整個官僚的執行系統。執政集團的利益化，導致各級官員都將自我利益作為行動指南，政策層層落實的過程，往往就是效用遞減、目標變形的過程。在這種系統內，再好的政策，也可能適得其反，至少是事倍功半。這種情況如果得不到改變，就改變不了重要資源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的根本趨勢，阻止不了官民沖突和各種“不穩”現象的層出不窮，這條路終將走到社會財富和民眾心理所能容納的臨界點?，F在，就連公布官員財產（僅僅是官員自我申報的部分）也成了一項高風險的選擇，可能導致天下大亂，再加上經濟增長終有乏力時，執政集團之危殆，雖非眼前，卻在腳下。　　

所以，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重要的，是執政集團要改造自己的權力系統。但是，對此一現階段中國社會和政權的最大危險，朝野似乎找不到真正切實可行有效的解決方案。利益化是去意識形態化后的必然結果，是“脫魅”。這種“脫魅”是自上而下全系統的，非個人力量所能扭轉?？v出現個別清官、“　明　君”，鐵腕反腐，也只能澄清于一時和表層，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正是在這種積弊土壤和力量對比下，雖然網絡進行了詳盡揭批，雖然三教授致信“兩會”公開舉報，大腐敗分子秦曉仍可以大搖大擺露面現世，甚至再次吹響“集結號”，揚言要“重啟”化公為私的“改革議程”——抽象說，讓國企回到國民手中的方向并非不好，但操作起來卻結果難料。想要壞的結果很容易，想要好的結果則條件苛刻，操作艱難。不管怎么說，由秦曉這樣曾經將百億國產揣入個人口袋的大腐敗分子來倡導國企改革，只能讓人聯想到俄羅斯金融寡頭瓜分國產并使之合法化、免罪化。高舉一個看起來漂亮、做起來復雜的方向或目標，然后利用操作之便化公為己，這是以改革之名行盜竊之實的“原罪共同體”最慣用的伎倆。市場化如此，私有化如此，自由化如此，民主化還將如此。同一套戲法可以屢屢成功，一是因為操作權在他們手上，二是因為話語權在他們口中：通過掌控媒體，通過幾十年的辛勤“啟蒙”，許多人已經把他們的“改革話語”或“現代性理論”，視為無上教條，已至看不清近在眼前的基本事實?！　?/p>

對權力利益化問題，西方的學徒們當然建議學習西方，采用分權制衡的方式，通過選民、輿論和法律來約束政府。于是問題又回到了文章開頭的窘境，必須面對“不改等死，一改找死”的悖論——不論怎么說，大多數人在這種情況下會選擇“等死”，畢竟在等的過程中還可能出現新的機會，新的選擇；既得利益者尤其愿意等。　　

正因為在此根本危機問題上看不到出路，只能在邊角問題上修修補補，走一步看一步，得過且過。這不是“摸著石頭過河”，這比“摸著石頭過河”更無助?！懊^過河”方向是明確的，迷糊的只是路況；現在連方向都搞不清了，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只能什么問題迫在眉睫解決什么，盡量維持現狀，避免翻船?！　?/p>

這才是“中國模式”的困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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