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在重慶模式座談會上的發言（元月26日在全國政協禮堂）

前一段時間，我寫了一篇文章《薄熙來的選擇》，有自由派朋友說我給薄熙來寫了一封信，其實這并不是一封信，而是一篇政治評論。我在評論中指出，從政治角度來說，重慶模式的重大意義就在于重建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最近三十年，尤其是1989年以后，困擾執政黨的最大問題就是合法性的焦慮。什么是合法性？不是說我有槍桿子，我就有合法性，我這里所說的合法性就是大家都要認同你的執政，認為由你來掌權是理所應當的，這就是合法性。現在的國內的學界、輿論界，受自由主義學說的影響，形成了一個非常強勢的話語，那就是要經過選舉才有合法性，不選舉就沒有合法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了一種“常識”，似乎是一種大家公認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乃至不管是不是自由主義的學者，都承認這一點。但薄熙來在重慶的實驗，展示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即在現有的政治體制框架內，通過一種政策、路線的調整，可以重建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合法性焦慮”，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

“有選舉才有合法性，沒有合法性就會出現政治動蕩”，我覺得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比如像突尼斯最近出現的事件，突尼斯是有多黨民主的，也有選舉，但是最后本阿里的執政合法性也喪失了。今天看新聞，突尼斯的政治動蕩已經傳到了埃及，埃及也開始出現街頭騷亂，政治形勢已經非常嚴峻，但埃及其實也是有選舉的，穆巴拉克的本屆任期就是經過全民直選的。如此看來，單純的選舉本身并不見得能帶來合法性，不見得就一定能避免政治動蕩，關鍵還是要看政府的立場和政策，看政策是不是有利于大多數人的？是不是會給大多數人帶來一個比較好的或者說比較安寧的生活？是不是讓他們感到公平？等等。

擺脫“合法性焦慮”意義是巨大的。現在中國面臨的很多的問題，比如瘋狂的追逐GDP，不顧環境，不顧貧富差距，在對外交往中不斷的退讓，在領土、領海糾紛當中自欺欺人地說什么“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其實是中國擱置爭議，日本、越南等“共同開發”——所有這些問題，追根溯源，都源自于合法性焦慮。剛才有一位老師發言說中國如果GDP降到5%以下就會出現大的動蕩，這是對的，因為目前執政黨的所有合法性都是建立在GDP的增長之上，所以它就沒有精力去顧及別的方面，GDP對它來說就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所以它才會瘋狂的去追逐GDP。所以如果能夠像重慶那樣通過政策、路線的調整，重新獲得工農大眾的政治支持，重建執政合法性，降低甚至消除“合法性焦慮”，那么執政黨就可以比較從容應對國內外各種挑戰。一個人快要淹死的時候什么稻草都抓，但如果他在一條穩定的大船的甲板上，他就不會這樣了，這是我對重慶模式的第一個看法。

剛才黃（紀蘇）老師談到一個觀點：政府和執政黨要超然，不要和某一個階層的利益攪合在一起。我對此略有不同意見。在我看來，執政黨最主要的工作應該是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基礎，這個政治基礎只能由某一個或幾個社會階層來組成，雖然作為執政黨，不應該絕對的只照顧某一個階層的利益，對其他階層的利益就不顧及，但是有一個主要的階層作為你的政治基礎來支持你的，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性命攸關的。比如在建國初期，毛澤東做了很多其他時代領導者所完全不可能做的事情，比如改造知識分子，比如社會主義改造，比如反右等，可以用驚天動地，天翻地覆來形容。為什么他可以這樣做而別人不能這樣做？關鍵的原因就在于當時的共產黨政權穩定的獲得了工人和農民的支持，獲得絕大多數人的支持，有著非常穩固的政治基礎。有了這樣的政治基礎，他就不怕得罪知識分子，不怕得罪帝國主義，也不怕得罪其他階層。他敢于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改造，敢于進行土改，從經濟上消滅地主、富農，敢于炮擊金門，敢于和蘇聯翻臉，這些事情他都敢做，用毛自己的話講叫“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那反過來，如果說你很超然，沒有自己的政治基礎的話，則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現在執政黨為什么像小媳婦似的畏首畏尾，動輒得咎？就是因為它拋棄了自己的“原配”——工農大眾，但資產階級又和它同床異夢，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所以它就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還有一個，就是“唱紅”的問題，好多人對唱紅不太理解，在網上，左派右派都有些過度的解讀。我對唱紅的理解，就是一個重建文化自信的問題。這個問題剛才黃老師其實已經講到了，這些年執政黨沒有文化自信。從否定文革開始，然后否定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最后否定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樣一來，執政黨給自己弄了一身原罪背在身上，理不直，氣不壯，因為你以前的整個歷史就是一個不斷犯錯誤的歷史嘛，這樣你就是一個戴罪立功的狀態，誰都可以教訓你，沒有自信，去推行任何的政策時候，別人一批評你就得馬上回頭。重慶的“唱紅”，唱的主要是紅色歷史歌曲，主要是戰爭時期或者是建國初期的一些歌曲。這實際上是對執政黨的歷史進行了一個梳理，重新進行了肯定，然后在這個基礎上，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說到這里，我談一個小插曲，最近郎朗在白宮，演奏電影《上甘嶺》的插曲《我的祖國》，這就是一個比較自信的表現——我們是勝利者！反過來，假如說按現在一些自由派朋友的說法，抗美援朝從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是你的一筆負資產，那當然你就不敢在美國人面前去彈這首曲子。重慶通過唱紅重新肯定共產黨的革命歷史，重新肯定共產黨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繁榮、富強而奮斗的歷史，那么就重建了文化、歷史自信。建立了自信之后，很多政策就比較好推行了。而且這個自信，不光是領導層自己的自信，也要讓老百姓來認同，所以唱紅就是一個重建自信、整合社會、增加認同的過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還有一點就是有朋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薄熙來還是要在重慶進行政治改革，否則的話就會出現人去政息的局面。這個判斷我覺得也是從一個約定俗成，被認為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出發提出的問題——“法治優于人治”，這幾乎也成了一個“常識”，但是不是真的就是這樣？我很懷疑。中國幾千年來都是人治，但創造了一個很輝煌的文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領先于西方。因此我覺得，人治或法治，可能并不是最關鍵的問題，關鍵是以什么樣的人治？是有利于大多數人呢還有利于少數人？另外，法治是不是就能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呢？我看不見得。比方說，小布什一上臺，也翻燒餅，就對克林頓的政策就做了一個非常大，甚至根本性的調整，結果導致美國盛極而衰。再比如我們的芳鄰韓國，前兩任總統金大中、盧武鉉都推行陽光政策，那時候南北朝鮮的關系比較緩和，也可以說是積累了一個很好的氣氛。但是李明博上臺以后也是人去政息，所有的政策全部逆轉，金大中被氣死，盧武鉉被逼死，朝鮮半島幾次走到戰爭的邊緣；再比如我們國家的臺灣地區，實行民主制度，都是選出來的人，最后卻選出陳水扁這樣一個貨色，陳水扁不論是從他治理臺灣地區的政績，還是他的個人品德，都是非常成問題的，可以說是把臺灣禍害了八年。這樣的法治，相對于一個人治，并沒有表現出任何明顯的優越性。是不是這樣？大家可以考慮。也許我們需要換一個角度來考慮“人治”條件下的政策連續性問題，我認為最主要的是解決一個挑選接班人的問題，毛主席最早提出這個問題，并且有很多創造性的思考；再一個就是賦予人民群眾監督權的問題，我建議先恢復人民群眾使用大字報進行監督的權利，經驗證明，大字報對基層官員的監督是非常有效的。如果這兩個問題解決好了之后，“人治”不見得就不能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也不見得比“法治”差。

最后，我想談一下重慶模式的前景。重慶目前的變化，概括起來說，就是通過一個非常強勢的政府，運用很充沛的財政資源，來調整各方面的利益。這個模式能不能長期持續下去？比方說，重慶鼓勵農民進城，然后給農民提供“五件衣服”，這全都是靠政府拿錢的，但一旦政府的財政收入出現了問題，還能不能繼續向農民提供福利？這是令人擔憂的。我的看法是：任何“模式”如果最終不能體現為生產關系的變化，就是不能長久的，也不能被稱之為“模式”。我認為，今天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村問題，由于三農問題沒有解決好，所以城鄉差距在繼續拉大，大量農村人口被迫到城市打工，導致整個城市的工資水平無法提高，產業升級因為相對成本過高也始終無法完成。秦暉老師提出所謂“低人權優勢”，完全是不懂經濟學的表現。

三農問題為什么無法解決？主要是受制于一個神話，這個神話就是小崗村的神話，因為中國改革的所有的邏輯起點都可以追溯到小崗村，所以就沒有人敢于戳穿這個神話（這真是典型的政治掛帥，是“寧要資本主義的草，不要社會主義的苗”的思維模式），小崗村的神話不能否定，農村的生產關系就只能在私有制的框架內打轉，要么“公司+農戶”，要么土地向種田大戶的手里集中。這樣下去，遲早會出現大量的失地的農民。從中國的歷史上看，幾乎所有的王朝被推翻，都是因為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流民以后，然后被推翻的。如果這些農民進了城，又不能找到合適的工作，他們既不能回到農村，又不能在城市里安頓下來，就會成為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力量。所以我覺得現在要改革、要破局、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還是要從農村的生產關系入手。去年夏天我和一些大學生到農村去做一些社會調查，我們發現，凡是農村保留集體經濟的地方做的都是不錯，最主要特點是什么呢？就是依靠集體的力量在農村從事非農產業，因為這些產業是集體所有，那么非農產業獲得的利潤在農民當中就能夠相對平均地分配，而不是集中在一小批人的手里，這樣一來，就導致農民的生活水平整體性的提高，雖然不是大幅提高，但卻是整體性的提高。從客觀效果上說，農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會產生兩個后果，第一，他們進城打工的人數就會減少；第二，他即便是進城里來打工，要價也會比較高。這樣在全國范圍內所產生的后果，就是整個城市工資水平的上升，最終導致貧富差距的縮小，以及產業升級的完成。當然農村集體經營的非農產業，主要應該是農村的金融、商業、農副產品加工與貿易等，而且需要政府的政策保護，否則無法和城市資本競爭。不破除小崗村神話，農村和城市的差距一直在拉大，城市的工資水平始終是提不上來的，那么所謂內需啊，產業轉型啊，所有這些問題都談不上。所以我覺得重慶模式最終是不是真的能夠成為一種“模式”，最終能不能為中國找到一條出路，關鍵的指標就是要看農村生產關系會不會有一個大的變化——重建農村集體經濟，并依托集體的力量從事非農產業。如果沒有的話，那么我覺得重慶模式就沒有完全超出深圳模式，頂多算是深圳模式的改良版，其前景也就不那么令人樂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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