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東民式的“工維會”不會引發社會動蕩　　

張  義　　

我作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一直在關注趙東民事件。平時由于身體和精力的原因我是很少寫文章的，但趙東民事件時時縈繞在腦海里，有時夜不能寐。

趙東民為工人群眾維權的事情，已被西安當地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目前正在進入二審程序。稍微懂點法律的人都清楚，趙東民的事情是夠不上那個罪名的。為什么當地法院非要判他罪呢？我覺得這是因為趙東民的一個重要舉動——就是他和工人們一起根據《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的精神，召開了三次籌備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研討會，總結形成了《企業工人維權手冊》，并于2009年4月7日向陜西省委和陜西省總工會遞交了《籌建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申請書》，申請的主要內容是根據《工會法》的原則和精神，改革企事業單位職代會，監督工會的工作，改善現行基層工會組織，真正發揮工會的職能，使工會真正發揮維護職工合法權利的作用，要求批準籌建陜西企事業職工維權代表大會。陜西省總工會的領導不僅沒有批準他們的申請，反而擔心他們把事情做大了影響社會穩定，認為必須把趙東民他們壓下去。壓下去的辦法就是指控趙東民“聚眾擾亂社會秩序”。　　

誠然，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完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也需要穩定進行。因此，趙東民和工人們對這一點是有深刻認識的。　　

趙東民申請籌建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從指導思想上看是有利于社會穩定的。他們提出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導，申明是在《憲法》、《工會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等法律法規允許的我國現行法律的框架內進行活動，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樣的“工維會”不僅不影響社會主義社會的穩定，而且有利于鞏固中國工人階級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有利于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有利于廣大人民群眾對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管理者的監督，有利于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這一根本性質的體現。在當今社會，如果不允許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導的無產階級領導的趙東民式的“工維會”存在，就很可能會出現以資產階級領導的瓦文薩式的“團結工會”，從而動搖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甚至會出現沉船西化派的“顏色革命”，這是所有真正的共產黨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趙東民申請籌建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從他們的組織程序看也不會影響社會穩定。趙東民和工人們是以召開研討會的形式進行籌備和醞釀，他們是根據黨的“十七大”精神和《工會法》進行研討我國的工會組織怎么樣才能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要求，怎么樣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要求，怎么樣才能在新的歷史時期實現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大眾的一體化，從而鞏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研究出的結果是認為應該成立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導的“工維會”。這個“工維會”不是擅自成立，而是向陜西省委和陜西省總工會提出了申請，等待上級部門的審批。不批準申請，他們也沒有采取游行、示威、罷工等活動，更沒有采取打、砸、搶、燒的違法行動來威脅任何機關和部門。他們采取了合法的組織程序向上級遞交書面申請，等待上級部門的批準，哪來的什么不穩定因素。　　

趙東民申請籌建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從他們維權的方式看，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有利于消除不安定因素，有利于形成黨群一體的緊密關系，促進社會穩定與和諧。趙東民是一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定信仰者，是黨的“十七大”路線、方針、政策的踐行者。他出于一個共產主義思想堅定信仰者的基本社會責任感，出于一個共產主義思想堅定信仰者維護工農權益的本能天性，出于一個共產主義思想堅定信仰者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的熱愛，出于一個共產主義思想堅定信仰者對中國人民的熱愛，出于一個共產主義思想堅定信仰者對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國家的熱愛，主動自覺盡己微力，替黨、人民、政府排憂解難，有效化解一些工人群眾長期上訪堵門堵路堵政府的這一社會問題；成功勸說100多名有參與圍堵省政府等過激行動苗頭的上訪工人群眾，放棄了堵門、堵路、堵省政府這一過激方式，成功啟發這100多名極易參與圍堵省政府過激行動的多年上訪工人，確立了工人權益受害有權找工會反映監督這一理性有序新思路，成功協助引導這100多名極易參與圍堵省政府等過激行動的多年上訪工人轉而合法表達合理訴求，并以法律顧問的形式鼓勵這些工人群眾到省總工會與工會領導理性、和平、有序地面談了兩次。趙東民及工人們的所作所為，是多么的富有理性，人民群眾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哪有不愿意穩定的。　　

工人群眾的權益包括經濟權益和政治權益，工人群眾維權不外乎經濟權益和政治權益受到了損害。在當今，工人群眾的權益有可能受到一個部門領導的官僚主義的侵害，有可能受到違法亂紀的貪腐官員的侵害，有可能受到不法私營企業主的侵害，有可能受到投降賣國勢力的侵害，等等。我國以《憲法》為統領的各項法律、法規，都是中國共產黨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領導各族人民制定的，是中國革命、建設的法律成果，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法律規范，是所有團體、公民都必須遵守的準繩，就是為了確保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受侵害，就是為了確保廣大人民群眾權益不受侵害。任何黨派、任何個人都沒有超越法律法規的特權，任何官員都沒有踐踏法律、徇私枉法、曲解法律的特權。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的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有權對國家的管理者和企事業單位的管理者進行監督；趙東民式的“工維會”正是實現這種監督的最好方式之一，這種監督是在以《憲法》為統領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規范之內的，因此監督本身不會也不可能引發社會的動蕩。　　

從趙東民事件本身看，趙東民和工人群眾的維權與陜西省總工會的領導產生了矛盾，似乎引發了某些小小的動蕩。這里有一個問題，這種矛盾是怎么產生的，也就是說工人群眾的什么權益受到了侵害，受到了誰的侵害。如果是不法資本家違反《勞動法》，使工人的經濟權益受到了損害，那就強迫不法資本家遵守《勞動法》；如果是國有企業的工人受到了本企業貪腐領導的侵害，那就根據法律把貪腐領導繩之以法；如果工人群眾的選舉權受到了侵害，那就根據相關法律消除這種侵害；如果國有企業改制違法，國有資產受到了損失，社會主義國家的整體利益和全國人民的經濟權益和政治權益都受到了損害，那就根據相關法律消除這種侵害。如果…..那就…..，如此而已，這樣的維權怎么會產生矛盾，引發動蕩呢。就是工人群眾和陜西省總工會的領導矛盾最激烈的時候，只是有的工人喊出“罷免工會領導”的話語，也沒有發生任何打鬧的情況。選舉和罷免工會領導，本來就是《憲法》和《工會法》賦予工人群眾的權力；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選舉和罷免領導，怎么能引發動蕩呢。在當前，如果工人群眾連《憲法》和《工會法》中規定的權益都得不到保障，那說明我們的社會存在的問題非常嚴重，是到了認真貫徹和落實《憲法》和《工會法》的時候了。我國的法律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制定的，較之西方的法律是具有先進性的，我們的政改不需要提出什么西方的話題，把以《憲法》為統領的各項法律法規貫徹落實好是當務之急。我們貫徹和落實法律能引起社會動蕩嗎？因此，引起矛盾動蕩的原因不在工人群眾一方，而在于解決矛盾的方法是否正確。如果通過工人群眾的維權，揭露出某個角落里的黑暗和腐朽，那不正是工人群眾對黨、對國家、對民族的巨大貢獻嗎？

當年，我黨開展農民運動時，成立了農會，提出了一切權力歸農會，有人說糟得很，而毛澤東同志說好得很，從而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出現了著名的“窮棒子社”，毛澤東同志給予高度評價，從而推動了農業合作社的建立；七十年代末，實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出現了“小崗村承包訂合同”的典型，鄧小平同志給予了充分肯定，從而推動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一切的革命模式和一切的建設管理模式都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我想，在當前我黨正在積極穩妥地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完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新形勢下，趙東民式的“工維會”是不是一種模式的創造呢？趙東民式的“工維會”是陜西工人階級創造的，從穩定穩妥的角度出發，是不是先從陜西試點，待成熟后再推向全國。不知西安方面的態度如何？　　

還是毛澤東同志說得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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