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井岡山　　

中國的工會是什么，作為一個中國人，特別是作為一個中國工人應該是心知肚明的。我不明白，作為一個中國有良心的法律工作者——趙東民先生，不應該不知道中國的工會情況吧，你想為中國工人說幾句話，也不應該去找陜西的工會去說，有陜西省委，有陜西政府，你們不找，怎么找到了陜西工會？早已被人家邊緣化了。如果你想坐牢，就坐點像樣的牢，讓其名正言順，也不坐“下三爛”、“小癟三”的牢，讓始作蛹者躲在后邊偷著樂。

不客氣地說，中國工會從解放初期就不重要，那時有毛主席共產黨給工人階級撐腰，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沒有剝削和壓迫，沒有下崗的威脅，工會沒多大作用，人們把其稱為“福利工會”也就名符其實了。那時“中國工人階級”生活在保險箱里，享受著國家的主人翁的政治地位，過著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好日子。那個工會可有可無。

改革開放后，中國工會就更不重要了，作為一個擺設都嫌它刺眼，本可以取締的，但總得和國際接軌呀，否則怎么體現“改革開放不動搖”呢？工會的牌子醒目的掛著，里面養著一大批閑人，這幫閒人也不是吃素的，看別人先富起來了，眼睛早就充滿了血。很不幸的是，中國工會的功能被中、外資本家發現了——讓其充當著對付中國工人階級的打手。趙東民和一伙工人找到陜西省工會那兒去了，能有好果子吃嗎！？人家沒用棒子來對付你們已經是很客氣了。西省工會正在愁無事可做，你們倒給送上門來了。

工會接待工人，受理工人的訴求，是職能份內的事；工人找工人的組織解憂排難也是天經地義事，可是陜西省的工會怎么一下成了一個“弱不經風”的“大閨女”，好像被誰強奸了似的，還要將其接待過趙東民先生告上法庭，是不是有點太嬌柔作了，也有點叫人惡心。其實這件事，不關陜西工會的什么事，就如同一個木偶在前臺表演，它的一切動作都在于它后面的那只“看不見的手”，陜西工會也就是這么個腳色。這只看不見的手是誰呢？我看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我到過一些大中城市，往往會看到一道靚麗的風景線，一群上訪的工人，外面圍著一群便衣警察，行人甭想接近一步。這說明誰與工人接觸都是某些人的大忌。趙東民先生是不是觸犯了這個大忌呢？不得而知，但是，趙東民是因為工人說話而被羈押是事實。在中國為地主資本家、為漢奸賣國賊、為李鴻章、蔣介石翻案叫屈都無人管，而且還稱之為“理論創新”。唯獨不能為工人群體說話，包括律師也是不允許為工人群體辯護的。雖然沒有任何一條法律有這種規定，但是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前天幾個朋友聚到一起，談起陜西私有化改制，談起趙東民事件，大家都悲憤填膺：在軍閥時期有施洋大律師挺身為二七罷工工人說話；在民國時期連大流氓杜月笙為了壯大實力，都能為上海工人說話，唯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沒有誰敢為中國工人階級說一句話，中國工會組織，還把想為工人說話的趙東民律師送上法庭。

文章寫到此我的心情突然開朗起來，我為趙東民律師慶幸，趙東民律師如今成了改革開放以來敢為工人階級說話的第一人，他成了上億工人階級的代言人，這是何等的榮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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