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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評11：井底望天天涯專稿：我們中國這些年（一）2010

很早以前，就提過這樣的設想，要在天涯上談一談中國當代這些年的歷史梗概，一直沒有成文。
　　
　　2009年下半年以來，發生了種種的事件，而其中或明或暗的焦點，其實，圍繞的是和歷史與現實有關的總體評價問題，這是設計根本的大問題。現實輿論的噪音和迷霧，讓俺覺得很有必要，重提舊筆，寫一個“我們中國這些年”，給現在越折騰越歡的輿論，起一點撥亂反正的效用。
　　
　　總的看，中國的國內和國外趨勢是向好的。俺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時候想大筆鋪開的高鐵，現在已經四處開花，隨時結果，好消息一個接著一個。而7月德國的默大娘來華訪問，也逐漸與過去的黑臉不同，反而開始唱紅臉。俺在《紐約時報》上看到一個商業專題報道，中德之間的貿易額火箭一樣上升，德國的真金白銀的技術，正在逐漸被中國吸收。這其實就是基本面。
　　
　　然而俺觀察一些年輕朋友，大概是受到了國內媒體輿論的炒作的影響，反而有點垂頭喪氣，很沒信心，甚至喊出了移民的聲音。俺也奇怪，當今世界，趨勢如此明顯，你移民去哪里？去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兩個越來越依靠資源行業一條拐杖的獨腿國？移民去日本，這個高齡少子的沉沒方舟？移民去歐洲英倫，陪400年文明大廈的傾頹一起安葬？還是移民去美國——美國倒是還有不少希望，但恐怕很難留住國內的待遇和地位，在美國也會活的比較辛苦——你有真本領除外。
　　
　　其實俺一直很關注國內自詡為“輿論界”的一群人。俺每天的例行工作，除了閱讀美國、英國的幾份報紙意外，對于國內媒體也日益關切。俺所謂國內的“輿論界”，主要不是指人民日報，而是南方的南周南都，北方的新京中青，經濟的財經財新，網絡的四大門戶，等等。這里面有些群體，09年下半年以來很活躍，俺去年以來歷數的奧巴馬訪華，哥本哈根會議，阿克毛死刑，谷歌“退出”事件，阿凡達電影風波，其實這些人都在摻活或者組織，格局十分明顯。在俺看來，這折騰來折騰去，其實也無非就是那兩把刷子，搞不出什么名堂。有些文人自作多情，假戲真做，一邊每天一把鼻涕一把淚的高喊“絕望社會”，一邊為房地產商敲鑼打鼓，唱空地產調控。這邊演的好像是社會的受害者，轉臉就名正言順的成了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員。
　　
　　俺關注到有兩個事情比較特別，因為這兩個事情被炒作了兩次。
　　
　　一個事情是移民論。這個移民論的早期出爐，主要是在2010年4月中央鄭重啟動地產調控之前的事情，當時的口號，如果俺沒有記錯的話，大概是“賣掉北京一套房，換來美國一座房”，也就是北京小地主做美國夢。當然這種不考慮個人謀生能力的口號，其實是一種誤導，但考慮到當時北京房地產的猖獗程度，俺覺得勉強可以理解。可按這種思路，中央進行地產新政調控之后，這種幻想理應逐漸消減下去。但到5月底到6月，一批有組織的媒體“移民”論，“精英流失”論如同沙塵暴一樣卷土重來，密布各大媒體頭版頭條，讓人覺得煞有其事。這在俺看來是想渾水摸魚，妙手空空做個弄假成真。是為其一。
　　
　　第二件事情是汪暉教授事件。最早是在4月，一位教授在一份國內知名報刊上試爆“揭發文章”，企圖一炮轟響，后來這炮不怎么響，所以到6月中下旬，又掀起第二次沖擊波，再接再厲，聯合發難。再后來則是另一位網友無心揭批了炮轟一方一位領軍教授糟糕百倍的不光彩記錄，這個事情，遂發生了戲劇化的演變。里面自扇耳光的文人笑話接二連三，俺也懶得列舉了。
　　
　　俺是80年代過來人，也算是在當時的一些文人圈子里瀟灑走過一回的當事人，雖然自己沒有什么名氣，但那時各路人物的手法，俺是不算陌生，自認可以發兩句言。其實80年代的時候思想界算是所謂“諸子百家”，青年才子，自由發言，在粗淺和急躁中興奮，那個時候熱的都是人文、社會類的學問，而這些學問，當時沒有什么學術規范，也沒有什么學界忌諱，一個典型的做法，就是拿來一本外文著作，也不需要和老外打聲招呼，申請什么中文版權授予，上來就譯，然后堂而皇之的成為系列，以某某人民出版社的名義，暢銷全國。那時的《走向未來》叢書，就是如此炮制出爐。俺想，當年經歷過這個時代風云的同仁，不會不記得吧。
　　
　　而那時候的引文規矩，在大部分情況下，則幾乎無人注意。俺略讀了汪暉教授著作的網上版本，以那個年代的標準，汪暉教授可謂嚴謹到了極點，即使以今天的標準，也并無更多可以多語之處。倒是后來經過網友披露的另一位教授的作品，不說學界標準，以俺這個鄉野閑人的標準來看，也是慘不忍睹，更不要說，后一位教授的作品，出版于1990年代后，是中國學界的規矩已經頒布，大家都要遵守規矩的時候了。
　　
　　而從汪暉教授事件的前后來看，在里面起哄的，以媒體界的南周南都及衍生媒體為先鋒，以學術界一些已經逐漸沒有什么學說新見的高校官僚文人為“后盾”，以一些國內“痞氣”網絡文青（“文學”青年？還是“文化”青年）為幫閑，以一些香港的殖民地文人為“外援”，這幾批人互相配合，以汪暉教授為口子，來勢洶洶，展開了酸腐的圍攻殺戮。（俺不用無情殺戮這個過去的通常說法）
　　
　　其實，俺更看重的是大趨勢，無論對于編造出來的移民幸福故事，還是一幫過氣文人故意刁難炮制的筆墨官司，都沒有任何興趣。俺想大部分中國的老百姓，也不太會理睬唧唧歪歪的文人怨念。俺之所以把這兩個事情拎出來，在放大鏡下放一放，其實是因為這兩個事情，關系中國的兩大根基，一個根基是物質，是能力，是經濟，是生產生活的基本面；另一個根基是文化，是上層建筑，是對待中華文明的根本態度，是做人的根本態度。一個物，一個神。而兩者又可以何為一體，那就是自己作為中國人，到底站得住站不住，自己對于自己，對于自己的家庭，群體，民族，社會，國家，文明，有沒有信心，敢不敢正視自己，發現真實的自我，真實的社會，真實的大趨勢。


為什么中國的這批媒體會對汪暉教授發動如此不置人于死地誓不罷休的圍攻呢？
　　
　　除了商業媒體天生喜歡把事情炒大做大謀取利益眼球的狗仔隊動機之外，最重要的是這群發起人心中的危機感。
　　
　　那么這危機感從何而來呢？ 
　　
　　汪暉教授在2010年春天，被提名為美國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010年年會的主題發言人（Keynote Speaker）。美國亞洲學會何方神圣？此協會建立于1940年，創始人是美國20世紀上半葉深入中國傳教士中的核心人物恒慕義（Aruther Hummel），恒慕義在華多年，成為知名的漢學家，是為美國政界提供東亞（當時主要圍繞著中國和日本）政情的核心知識界人物（這樣的美國人在20世紀早期不少，寫下《西行漫記》的埃德加斯諾也是一個例子），出任美國國會圖書館東亞部主任。他的兒子恒安石（Aruther Hummel Jr.）在中國一直呆到1949年，也是一個漢學家，并在1971年出任基辛格的高級顧問，在80年代出任美國駐華大使，任內達成著名的八一七公報。
　　
　　其實美國的整個世界觀從孤立主義走向主動“承擔世界責任”，擔當世界霸主之后，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學商三界有機互動的體系。而其中學界則是為擁有實權的政界和擁有利益的商界提供情報，提高認識，實現“知華而動”的前沿戰士。美國在各個大學里面遍布的“東亞學”研究中心，比如哈佛的燕京學社，就是為美國的實權群體提供比較和現實趨勢相符合的資策建議，同時，盡可能的反饋影響中國，讓中國的領導層和精英，往比較符合美國利益的道路上走。恒安石退休后操持的南京大學和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合作項目，就是一個例子。亞洲學會就是這類學社、中心中最重要的標志機構。
　　
　　對于美國來說，要有效地達到意圖，就必須與能夠緊跟大趨勢的中國學者、中國官員建立密切的聯系。特別是那些說話比官方要更寬松一些的知識分子，就是結交的重點對象。選擇某位學者作為亞洲學會年會的主題發言人，就意味著美國將其視為中國大趨勢的學界代表，具有很重要的份量。這位發言人若能夠成為美國的朋友，則甚好，若不能，也是令人尊敬的對手。
　　
　　而汪暉教授近年以來不斷思想，既緊跟時局，又追溯歷史，功底深厚，闡述立體，讓人耳目一新。大家都知道俺的大國游戲是有感于08年4月中國青年人的火炬護衛運動而發起的，俺又有幸在08年之后拜讀了汪教授關于西藏問題的一些長篇論述。能夠從現實的西藏問題，上述到清末民初之際的國體問題，再追問中華文明與西方現代性民族國家之區別與獨特及優缺點的學者，俺認為確實十分少見。如果大家有心，不妨百度一番汪暉、西藏，大家也沉下心，讀一讀，體會一下汪教授的學風。
　　
　　反過來，那批圍攻汪教授的媒體人和學者，主要是80年代一批思潮的余留分子，30年來長進十分有限，民主專制兩分法的帽子到處蓋。其中被抖出來大片抄襲的《道德理想國的破滅》的那位教授，曾被老外當成是中國思想界的一面藍旗，十幾年來神神叨叨同一句話，可以說把真正年輕才俊的耳膜都叨出了一層繭。這幫人的理念大概可以概括為這么幾句話：法國大革命里面的盧梭等思想家誤入歧途，那種思想在大革命領袖的手中走向了恐怖，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祖先，這條狼人血脈從法國的盧梭羅伯斯庇爾傳到俄國列寧斯大林再傳到中國毛澤東，考慮到法國大革命想建“道德理想國”，而建成的是“道德恐怖國”，這說明社會一不能革命，二不能干預，三不能建設，只有在保守的英國貴族領導下才能走向高貴，走向繁榮。而俺們都是喝法國俄國中國這套狼奶長大的，要洗心革面，好好學習英美傳統，把自己的血換一遍，才能被人家西方先進文明爸爸承認，正式納入國際大家庭。這套說法往往搭配銷售對中國傳統文明的全盤否定，罵法國俄國和社會主義一只腳再踏上罵中華文明的另一只腳，想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永不翻身。這種說法可以千變萬化，放到電視臺啊什么百家講壇啊等地方去傳播。

這其實是80年代河殤之流的遺傳。這種水平的認識是怎么來的呢？其實是一種公式化的，自我否定的世界觀。它有幾波來源，俺只談談最近一百多年的幾個源起：第一波直接來源是一百多年前歐洲文明完成全球殖民時的人種優劣論，歐洲人要俯視野蠻的非洲人和半野蠻的亞洲人，而亞洲的文明只能跪著仰視歐洲人，而那時經過一百多年的瘋狂掠奪，歐美強國們開始討論是不是要施舍一下亞非弱國和原始部落，培養黃皮白心，黑皮白心的“自己人”，這就是“白人的負擔”的辯論（例如英國的吉卜林就是當時的辯手）；第二波來源是清末民初，思想大激蕩大混亂時期的一些中國文人傳布的全面否定中華文化的觀點，比如要廢除漢字改用字母，比如把中國的歷史說成是神話等等；第三波來源是80年代，由于生活方面差距較大，伴生了“出國訪問休克癥”，帶來的不假思索全盤媚外的思潮。
　　
　　前兩種思潮都有東西方的推手互相呼應，比如人種論自然是西方人自拉自唱，再加上日本人以“脫亞入歐”的曲調組成小合唱，第二種思潮則主要由留日學人和一些拿著當時的西方最新理論例如無政府主義，馬克斯主義的學校老師鼓噪，圍殲持中華文明有其價值的思想家，其手法和今天圍攻汪暉教授的媒體頗有類似的地方；第三種思潮則基本上是中國一些知識分子的單相思，在第三種思潮基礎上產生的那套公式化理論，自然就顯得十分膚淺。
　　
　　如果拿西方的思想潮流作為一個流派迭出，回環周轉的局，這批人連局的門都沒有摸著，且不說這一百多年來，與西方政治實戰環環相扣的經濟自由主義，帝國主義，新政思想，美國左翼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關系，這些人的頭腦是一團漿糊，對于近半個世紀以來，最近三十年來西方左翼冒出來的環保運動，文化左派更不甚了了。怎么辦呢，正好自己的小弟們已經練成了媒體的不爛之舌，于是就當成自己的金剛護法，繼續貫徹民主專制兩帽子戲法，或用語言暴力，或用集體沉默，玩弄輿論，“啟蒙”社會。如果自認的洋老師都沒有弄明白，那么對于自家祖傳的文化寶藏，自然不會有任何的興趣，更無法認識兩者的關系，只會把一切運動都裝進框，炒個“公民社會”的大鍋菜，以不變應萬變，削足適履，強套中國社會。
　　
　　對于這樣素質不高，品性一般的群體，作為對手的大國，只能將其作為己方的工具。若對手國家有機可乘，則這樣的群體雖然自身沒有多少真才實學，但可作為內應工具，若對手國家已經起飛，這些工具的嘈雜喧嘩已經難以阻擋，那么就已經沒有價值，自然要另謀他法，及早順應形勢，舍棄這些工具，尋找對手國家更合適，更嚴肅，更相稱的“對話伙伴”方是上策。美國真正的精英分子，對此是看的十分清楚的。“棄小人，取君子”，這正是亞洲學會提名汪暉作為會議主題發言人的真正歷史背景。
　　
　　而這對于那些自認美國干爹的群體來說，則恰恰無異于大難臨頭。這些群體的根基，本來就已經在文明的自我否認中喪失殆盡，因此他們生命價值的維系，無非就是自己認同的價值干爹——美國，特別是美國的精英，美國的統治者對自己的一些施舍，同情，表面激勵。有一天他們發現他們認定中國一定倒中華文明一定亡的預言并沒有實現，而是變得越來越遠，自然就會日益沮喪，而再有一天他們看到自己干爹都要舍棄自己了，不管俺了，俺怎么求怎么哭泣悲鳴求求你不要丟下俺都沒用了，那豈不是要心臟病發作？
　　
　　行為學上有一個規律，越是到不行的時候，就越要硬撐，但是硬撐的手法，往往是下亂子，不擇手段，毫無規劃。這對于常人可能不容易識破，但對于老手來說，是瞞不住的。
　　
　　圍攻汪暉教授就是這樣的技法。在自己即將被拋棄的時候，不按常理出牌，大膽擯棄道德底線，犧牲自己的賣相，組織混混流氓文人，以語言暴力方式煽動社會情緒，制造泰山壓頂之勢去壓迫一個即將起飛的中國第一流知識分子，以為可以將萌芽扼殺在搖籃里。還要向國外與汪教授有學術密切合作的機構寫匿名信，以為可以在國內國外同時扳牌。沒想到不僅自己的算盤打錯，國外的干爹們并不買賬，反而認定是小人所為，而且自己的領軍人物老底被揭穿，于是只能重新或集體沉默，或指鹿為馬，或玩顧左右而言他。變臉之神速，倒是把自己的公正外表徹底撕光。
　　
　　如果說圍攻汪教授是不擇手段，那么09年底以來的“搞事”就是投機亂子，來一個抓一個，每個都要鬧一陣。比如說哥本哈根要鬧，武廣高鐵要鬧，毒販死刑要鬧，谷歌“退出”要鬧，阿凡達電影要鬧，波蘭總統摔死要鬧，玉樹地震，長江三峽，垃圾填埋更要鬧，等到實際發生的時事鬧的有點資源枯竭了，就制造新聞來鬧，4月份-6月份的移民論就是這么出籠的。只不過這些所謂的移民，多半也沒有想在異國他鄉放下身段，捋起袖管重頭再來干一番事業的當年美國西進牛仔的豪情壯志，倒是做著身在國外，賬在國內，坐著通過寬帶在美國炒中國股票的美夢。而這些媒體文人所要炮制的社會輿論風潮，就是“中國絕望論”。當然，在現在全球哀鴻遍野中國相對一枝獨秀的情況下談中國絕望論是非常可笑的。媒體文人能夠發揮的最大抓手，一個是房地產問題，一個是大學生就業問題，其中前者占了大頭，此外還有一些其他問題，表現尚不嚴重，但也時常敲打，比如垃圾場糾紛，“低碳”運動等等。
　　
　　這些問題前者或者牽涉到既得利益集團，或者牽涉到過去十幾年在一些領域（比如教育）改革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然而媒體人想做的事情，并不是要解決它們，而是將它們感情化，宣泄化，謀取最大的媒體短期利益。狗仔隊風格的媒體，富士康跳樓預測競猜這種事情都能做的出來，是談不上什么社會責任感的。就是這樣充滿著自私自利的人，還自詡什么社會輿論公器，堪稱古今中外一大笑話。
　　
　　而其加工的手段，已經到了相當高超的境界。利用圖片化、感官化的手段制造悲情，中國的媒體文人學的很快。俺在網上就留意到了這么些案例，比如新世界周刊，就用了日本漫畫中比較變態的品種的畫法，向讀者傳遞一種壓抑的自殺情緒。
　　


　　（左）《新周刊》2010年6月1日的封面。這幅畫用人皮面具、滴血的玫瑰花暗喻“人吃人的殘酷世界”，用紅領巾、大隊長、單肩書包指代中國大陸，并采用孩子服飾、成人面孔等別扭的搭配，達到壓抑的閱讀效果。
　　（右）《文化縱橫》2010年8月的封面，玩起了標題黨的把戲。
　　
　　再比如有一個俺這一年里印象比較嚴肅的刊物《文化縱橫》，也玩起了那些門戶小編標題黨的把戲。這個刊物是孫冶方基金會下面的，本來喜歡搞平衡，以文化右派為根基，拿一些時髦左派（特別是文化左派）作為點綴，擺出一副左右平衡的架勢。但最近也按耐不住，搞了一個“暴戾的中國”的專輯。里面羅列了袁劍等“半學者”自拉自唱的“社會病了”的老調。所謂“暴戾的中國”這個短語，其實是來自于對于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學者趙鼎新的采訪，趙鼎新的原意是“中國沖突性政治中的民粹化傾向”，暴戾說的是民粹分子的暴戾，也就是這幫子媒體人的自以為是，戾氣沖天，上綱上線，趙教授十分擔憂這種沒事找事，把自己的失落強加給社會的媒體做法，會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而《文化縱橫》的有心編輯，去掉上下文背景，單獨抽取出來，配上一個血流成河、巖漿遍地的封面，把趙教授的“暴戾的中國媒體”，變成了“暴戾的中國”（其實意思是“暴戾的中國政府”），招搖過市，用標題黨的濫手段博取不明幕后事實的年輕人們膚淺的喝彩。
　　
　　再回溯早一點的例子，是2009年底在中國一些文學青年群體中流行的所謂《2013》的荒誕不經的小說。作者陳冠中是一個殖民地文人，心靈受到所謂英國上流社會品味和歐-英“文化左派”的雙重影響，寫的文字一貫哭哭啼啼，而這本書出來之后，受到了低到窘困的文青，高到既得利益集團的追捧，一些主流媒體吹捧制造出來的“明星”，例如梁文道、閭丘露薇等，互相呼應，試圖造勢。但是曲高和寡，基本上在媒體人的小圈子里面自娛自樂。這個書的主要危害，在于它可能會侵蝕年輕一代的干部，讓他們在最不應該沒有信心的時代喪失信心，從而自暴自棄，甚至甘愿為他國（比如這些殖民地文人效忠的英國）效力。
　　


　　圖：（左）《盛世-2013》香港版封面，用建國60年閱兵女民兵方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性暗示的調侃；（中、右）2010年2月洪晃主編的《世界都市》雜志做的雜志封面和書評副刊封面。其實，起筆的男性小資文人，點評的30歲的有錢有閑“剩女”，構成了說中國風涼話的主體
　　
　　而從網易、騰訊、新浪、鳳凰網等門戶網站，到Skype-Tom中國、MSN中國、YAHOO中國等外資色彩的網絡媒體，整天千方百計扭曲事實的標題黨的下作手法，則屢見不鮮，每天都有成百上千起這種挖墻腳的策劃。所以，俺以前提到的“古今中外的大國里，從未有過當今中國這樣國家主流媒體與政府公然對立，如此自由的發表反國家反社會言論的情況”，是一點也不過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