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的學風問題——以《道德理想國的覆滅》為例
汪彬彬
參考文獻：
朱學勤：《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從盧梭到羅伯斯庇爾》，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
布魯姆：《盧梭與德性共和國》（Carol Blum, 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從盧梭到羅伯斯庇爾》是著名學者朱學勤的博士論文。該書1994年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第一版；2003年由該書店再版。最近據朱學勤稱可能再出第三版。該書是朱學勤嘔心瀝血多年之作，朱學勤在原“序”中說：“ ‘可憐荒垅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以此敬獻我同時代人中的啟蒙者、犧牲者，也算是一份遲到多年的報答。”取得博士學位后，朱學勤即離開了盧梭研究領域，投身于一個更宏闊、更富于挑戰性的學術空間。但是，《道德理想國的覆滅》這本書，卻是奠定朱學勤學術地位的著作，用一句俗話說，是朱學勤的 “第一桶金”。《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出版后，即在中國政治哲學和思想史研究界產生重大影響，很快成為這個領域的學術名著。到今天，《道德理想國的覆滅》甚至已經具有了“經典”的性質。
由于生性懶惰、不求進取，我從來不追捧熱門書。但也不刻意回避和拒絕。如果逛書店時正好看到了，也會買上一本。但買回來什么時候能看，卻又說不定。往那里一扔再不問津，也完全有可能。當《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在大陸出版后，雖時時見人提及，但我卻一直沒有讀過。那原因，就因為我上書店時，從未碰到過。 前不久，在一家不大的書店里，終于遇見了2003年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道德理想國的覆滅》第二版，于是買了一本。據朱學勤“新版跋”，除訂正一些字句錯訛外，“原文未作改動，這既是對自己的尊重，也是對讀者的尊重。”（370）
懷著一絲歉意，也懷著一些敬意，我立即讀起了這本《道德理想國的覆滅》。讀完后，卻有話如骨鯁在喉，不得不說。這本書對盧梭心靈的剖析、對羅伯斯庇爾和法國革命的解讀，是一個更高層次的問題，在此姑且不論。我在這里只說兩個更低層次的問題：一是英語翻譯的錯誤問題；二是抄襲與剽竊問題。
關于英語翻譯的問題，其他學者已經提到，譬如下文：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706636/
在本文中，我們將結合抄襲問題予以具體分析。
一個人經常性地翻譯錯誤，說明閱讀過程中有著經常性的障礙，說明語感不夠好。而這樣的人，能夠提供多少深刻的、新穎的、認真解讀外文原文的思想，是不免令人懷疑的。實際上，《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中，少有朱學勤獨創性的觀點。朱學勤主要依靠兩種方式寫成此書。一種是將一些常識性的觀點，用晦澀的方式重說一遍。比如我們叫“水至清則無魚”，人家叫道德理想國的覆滅，道德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化云云。另一種方式，則是借助他人的理論，但卻并不說明，而以 “獨創”的面目出現。我依據手頭正好有的一本書，做了一點點查考，發現剽竊和抄襲的現象，在《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中是很明顯的。我的十分有限查考，顯示朱學勤的剽襲，有幾種不同的方式。一是“攪拌式”。“攪拌式” 是近年學界對一種剽襲方式的命名，不是我的創造。將他人的話與自己的話攪拌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將他人論述的次序做些調整，便作為自己的話登場，是為“攪拌式”。二是“組裝式”。“組裝式”是王彬彬先生的發明：將別人書中不同場合說的話，組合在一起；一段話中，這幾句剽自這一頁，另幾句襲自離得很遠的一頁，然后作為自己的話示人，是為“組裝式。三是“掩耳盜鈴式”。將別人的話原原本本地抄下來，或者抄錄時稍做文字上的調整， 沒有冒號、沒有引號，但做一個注釋，讓讀者“參見”某某書，是為“掩耳盜鈴式”。需要指出的是：在具體的剽襲過程中，有時是幾種方式結合起來的。至于第四種方式，則是一字不差地將別人的話抄下來，不攪拌、不組裝、不讓讀者“參見”。這其實是最老實的一種剽襲方式。其他幾種方式，一旦被發現，或許還可強作辯 解。這第四種方式，可是毫無辯解余地，只得老老實實承認。坦率地說，我對前面三種方式的反感，遠過于這第四種。所以這第四種，不妨稱為“老老實實式”。 ——我在這里，毫無嘲諷之意。
為討論方便起見，讓我們僅以該書第五章第四節為例。在這短短十一頁（具體涉嫌的為六頁）上朱學勤將諸種手段輪番用在同一作者同一本書的同一節上，其功夫之細密，令人驚佩不已。
例一, 朱著第184-5頁（腳注也依照原文，只是限于文檔格式，數字標注或有不同）
正文： 西方不少羅伯斯庇爾研究者就是這樣思考的。他們暫時撇開那些傳記作家感興趣的生平細節，努力挖掘羅伯斯庇爾與盧梭之間那根緊密相連的精神臍帶：
１９２２年，饒勒斯：“羅伯斯庇爾是薩瓦教士1的小兄弟。”2
１９６１年，瓦爾特：“羅伯斯庇爾承認他自己是《懺悔錄》的精神產兒”。3
１９６８年，湯普遜：“羅伯斯庇爾的國家教義是其他一切觀念的基礎，而這一點很顯然來自于盧梭。”4
１９６８年，科班：“把政治與道德目標堅定地聯系在一起，區別實用主義與道德倫理，在最高存在崇拜中表述的對自然神的崇敬，獨斷人民主權與公共意志，強調平等，疑忌財富和權勢，把行政分立功能與主權理論混成一片，立法權至高無上，對代議制的敵意……，所有這一切，在羅伯斯庇爾的思想中，都有一個盧梭的性格。”5
１９７５年，魯德：“羅伯斯庇爾公眾場合的語言，頻率最高的是這三個單詞——美德、主權、人民。”他認為，在羅伯斯庇爾的精神發育史中，“最大的功績應歸于盧梭”；“盧梭的美德就是羅伯斯庇爾選擇的偶像，無論是思想風格還是生活方式，沒有一個革命領袖像羅伯斯庇爾這樣，把自己與盧梭聯系得這樣緊密。”6
腳注：[1]盧梭在《愛彌兒》下卷中的信仰自白，自稱為一個薩瓦教士的信仰自白。
2 饒勒斯：《法國革命社會史》，第３卷，Ｐ.７。
3 瓦爾特：《羅伯斯庇爾》，巴黎１９６１年版，第１卷，Ｐ.２５。參閱中譯本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３年版，Ｐ１３。
4 湯普遜：《羅伯斯庇爾》，紐約１９６８年版，第２卷，Ｐ.４７。
5科班：《羅伯斯庇爾：法國革命面面觀》，紐約１９６８年版， Ｐ.１５１—１５２。
6魯德：《羅伯斯庇爾——革命民主派的肖像》，紐約１９７５年版， Ｐ.９５—９６。
按，前三段引文均見于布魯姆書p. 154 腳注3，全文如下：
“Robespierre’s doctrine of the state,” says his English Biographer J.M. Thompson, “upon which everything else rests, is clearly based on Rousseau’s ”(2: 47). In the words of J. L. Carr, it was not only ideology but personal identity that he found in Rousseau, and Robespierre’s “identification [with Rousseau] was in fact almost total.” Robespierre (London: Constable, 1972), p. 119. According to Cérard Walter, Robespierre recognizes himself as “the spiritual son” of the author of the Confessions.” Robespierre (Paris: Gallimard, 1961), 1: 25. Jean Jaurès referred to him as “the younger brother of the Savoyard vicar” (3:7).
第四段引文（科班）見于布魯姆書, p. 155頁正文:
“The constant relating of political to ethical ends, the definition of utilitarianism in terms of morality, the emotional deism expressed later in the Cult of the Supreme Being, faith in the natural goodness of the people, the assertion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and the General Will, emphasis on the idea of equality, suspicion of the rich and powerful, combination of the idea of sovereignty with separation of functions in government, supremacy of the legislative power, hostility to representation…above all, there was a Rousseauistic quality in his mind.”①
①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151-52
讀者應該已經笑起來了！朱學勤的引文不僅與上述布魯姆的引文起止一致，甚至連省略號都在一模一樣的地方出現！這恐怕不能用巧合說明了，只能說是照抄不誤——“老老實實式”。可惜由于英文問題，朱學勤的翻譯也錯漏百出，比如“the definition of utilitarianism in terms of morality”的含義應當是“以道德用語規定功利主義”，不知何故朱學勤翻譯為“區別實用主義與道德倫理”；“faith in the natural goodness of the people”這句也不翼而飛了。
第五段引文構成比較復雜，前兩句可見于布魯姆書, p. 154頁正文:
Rudé charted the cardinal points of Robespierre’s public discourse: “virtue,” “sovereignty,” and “the people.” He states that in Robespierre’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he greatest debt of all he owed to Rousseau” (p. 96).
第三句見于布魯姆書, p. 154 腳注3，這個腳注前面我們已經遇到過了：
George Rudé commented: “There was a Rousseauistic quality in his choice of imagery and turn of phrase, in his manner of thinking and way of life, and no other revolutionary leader identified so closely with Rousseau as he did in both word and deed” (p. 97).
這是典型的“組裝式”。第一句在布魯姆書中是一個概括表達，朱著中卻是直接引語，成了Rudé自己的話。另外，第二句話的頁碼應當是p.96，第三句的頁碼應當是p. 97，朱注卻給出了頁碼p. 95-6。頗為離奇，疑與本頁上的相鄰腳注混淆。古人說抄書不可不用心，抄書都抄不好怎么能寫書呢?此外，第三句的翻譯也鬧了笑話：“There was a Rousseauistic quality in his choice of imagery and turn of phrase”的意思可不是“盧梭的美德就是羅伯斯庇爾選擇的偶像”，而是“羅伯斯庇爾所選擇使用的意象和語辭頗有盧梭之風范”。
例二：朱著第190頁：
３、讀盧梭，不是讀他的政治著作，而是道德懺悔錄；盧梭教會他的，不是對外界事物的經驗性歸納，而是先驗性的返觀內心——“懂得了本性尊嚴”，然后擴及外界——“社會秩序的重大原則”。這樣的閱讀進路，與盧梭當年的思考與寫作進路完全合拍。 (無注)
基本相同文字見布魯姆書:
第一句話基本上是下面這段話的縮水版：It was not the political writings that brought Robespierre to his recognition, it was the Confessions, and the aspect of the Confessions that was meaningful to him was the virtue he discovered there. （pp.157-159）
第二句話又抄自上面的一句話：What he gleaned from his study of Rousseau, it is to be noted, was not originally a political theory or a set of principles regarding the state; what he learned was to know himsel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velation is clear: through Rousseau he learned “to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his nature and it was that appreciation which led him to “reflect upon the great principles of the social order”.
“老老實實式”：將布魯姆在兩處說的兩段話與朱學勤那一大段話對照一下，就明白朱學勤那一大段話，是將布魯姆兩段話組合而成。連引號內的那幾句話也照抄了，以至于我寫此文時，只需直接拷貝過來對照就可以了。對此沒有任何注解。幾乎一字不差地剽襲，沒有什么好分析的。
例三：在緊接下來的段落中，朱學勤提出“順著雙方拍合的這一進路，我們可以找到羅伯斯庇爾步入政壇各種政策舉措后面的思想邏輯”，并總結了四點，這四點構成了第五章第四節的后半部分。遺憾的是，這四點分析似乎都與布魯姆的著作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以下我將全文錄入朱著中相關部分（亦即，pp.190-93），并逐段加以對照分析。
朱著： 第一、以復古道德化抵制近代世俗化，以內心統治法取代成文法：“雅典的梭倫早就觀察到，他的國家是由三種性格不同的居民構成：山地居民那一部分，他們是自由的，勇敢的，生而就傾向于共和國；平原居民那一部分，他們是平靜的、溫和的；海邊居民那一部分是頑固的，傾向于貴族制的。我譴責梭倫，為了取悅只負擔半個雅典的那兩個階級而制定了一部糟糕的法律，他本來應該以自由的原則把人們凝集在一起，服從理智和正義的永恒法律，那是鐫刻在所有人內心的法律。梭倫是個斐揚派，他想取悅所有的黨派”。1（腳注1，《羅伯斯庇爾全集》，巴黎１９５０年版，第５卷，Ｐ.１８７—１８８。）
對照分析：上述引文同樣來自布魯姆, p. 161-2，“Solon of Athens had observed that his country contained three classes of inhabitants whose characters were different: those of the mountain, who were lively, courageous, and born of the republic, those of the plain, who were quieter and more moderate, those of the seashore who were harder and inclined toward aristocracy. I blame Solon for having made bad laws to please those two classes of half-breed Athenians; he should have brought them all together to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to the eternal laws of reason and justice, engraved in the hearts of all men. Solon was a ‘feuillant’, who fondled all the parties”。又一次引文離奇重合，且再一次悲劇性地弄錯頁碼。根據布魯姆, 這段引文的頁碼應當為pp. 197-98。無例外地，翻譯錯誤再一次出現：“those two classes of half-breed Athenians”，朱翻成了“只負擔半個雅典的那兩個階級”，實際上是“那兩個雅典人的混血野種之階級”。
朱著（全文錄入）：
這種道德復古觀和盧梭如出一轍，有兩層涵義：
１、在當時法國精神生活中，雅典和斯巴達是現實社會中兩種價值取向的符號，前者意味著世俗功利，后者意味著道德凈化。拒絕雅典，實質上是拒絕文藝復興以來以雅典為標準的近代世俗化潮流。拒絕雅典，也就是拒絕市民社會擺脫中世紀神正論的形而上統制，走向資產階級世俗面貌的歷史過程；
２、譴責梭倫不做什么，也就意味著他本人要做什么；建設“鐫刻在人們內心的法律。”在政治實踐中，必然表現出觀念形態對市民社會的道德救贖——大規模社會重建。這種道德重建的激進要求與上述復古主義的內核互為表里，將使羅伯斯庇爾——雅各賓專政的政治實踐呈現出內里復古外表激進的逆反面貌：在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中，以革命反對資產階級本身，革“革命”的命；
對照分析：緊接上述引文，朱學勤作出了這兩點評價。然而奇怪的是，布魯姆在相同的引文之后（亦即，完全一樣的位置上）也作了相似評價。原文如下， 布魯姆書, p. 162:
Like Rousseau, Robespierre extolled the rigorous Spartan constitution over the corruption he found in Athens, and describe his role as legislator, together with his fellow Montagnards, as creating a state which would make all citizens “men of the mountain.”
讀者不需要有太多的耐心和太好的眼力，就能看出朱學勤的那段論述，是“脫胎”于布魯姆的相關論述，只不過加上“資產階級”等革命術語包裝。剽襲他人時，一般性的話，可以換一種方式說。但核心概念卻難以改變。布魯姆所謂的“雅典的腐朽”、所謂“斯巴達的嚴肅”這些概念，朱學勤也只能襲用。此所謂攪拌式也。
老老實實的剽襲，是最不讓人反感的。最讓人反感的，是攪拌、組合、拼湊等手段一齊用，是“偷意”而在字句上盡量不留痕跡。這種方式的剽襲在《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中是更嚴重地存在著的。
朱著：第二、政治國家是道德實體，不是利益共同體：“共和國并不是一個空洞的字眼，它是公民的基本屬性，它是道德，也就是對父母之邦的熱愛”2；“共和國的靈魂是道德，也就是說， 是對父母之邦的熱愛，是高尚的奉獻——將所有的私人利益溶化于普遍利益”。3（腳注2：《羅伯斯庇爾全集》，巴黎１９５０年版，第６卷，Ｐ.２８５。腳注3：同上書，巴黎1950年版，第5卷，p. 17。）
對照分析：兩處引文均見于布魯姆書, p. 161, 并且相鄰:
“Republic is not a vain word; it is the character of the citizens, it is virtue, that is, love of the Fatherland” (6: 285) .
“The soul of the republic is virtue,” he said, “that is to say love of the fatherland, the magnanimous devotion which merges all private interests in the general interest” (5:17).
至于朱的概括——“政治國家是道德實體，不是利益共同體”—— 對布魯姆的剽襲，是以攪拌、組裝、拼湊等多種方式進行的。具體字句上的剽襲痕跡不是很明顯，但“偷意”的跡象則是十分顯眼的。
朱著：第三、倒果為因，觀念先行：“為了建成我們的政治體制，我們不得不先遵循道德，而這種道德正是那種制度將來所給予我們的道德1”。（《羅伯斯庇爾全集》，巴黎１９５０年版，第5卷，p. 20。）
對照分析：相同引文見布魯姆書, p. 161：“In order to form our political institutions,”he said, “we would have to have the morals that those institutions must someday give us ”(5: 20).
本節最后一部分：
第四、民粹至上，以“人民”的抽象符號取消個人的具體存在：“我是通過這一單詞——美德，才認識了法蘭西，道德已經在絕大多數個人中消失，只有在人民群體和普遍利益中才能找到道德。”2（腳注2，同上書。）
“人民的價值永遠高于個人。”3 （腳注3，同上書。）
羅伯斯庇爾后來的五年政治生涯中，總是把自己與人民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１７９２年他在國民公會中被人圍攻，被控誘惑人民，他在憤怒反駁時，一句驚人之語脫口而出：“你們竟敢控訴我企圖誘惑人民，引導人民走入歧途，我怎么能夠！我既不是人民的反對者，也不是人民的仲裁者，還不是人民的辯護者。我自己就是人民！——ＪｅｓｕｉｓＰｅｕｐｌｅｍｏｉR ｍěｍｅ！” 4（腳注4，同上書，p. 311。）
這就是羅伯斯庇爾各種政治舉措后面的盧梭式邏輯，一種高尚而又危險的政治邏輯：人民是美德的化身，我是人民的化身，因而我也就是美德的化身；因此發生的所有政策分歧、政治對抗，只能有一種判斷：他人在墮落，他人在犯罪——在這樣的邏輯下，所有的政治斗爭只能全部轉化為道德判斷、道德斗爭了。
羅伯斯庇爾對此深信不疑。１７８９年的春天，他帶著盧梭的真理從阿臘斯走進巴黎。他向人們宣告：
我告訴你們：我懂得讓·雅克宣布的一條最偉大的道德和政治真理：人民決不會真誠熱愛那些不熱愛他們的人，只有人民才是善良的、正直的、寬宏大量的，腐敗和專制是那些蔑視人民的人與生俱來的狹隘屬性。1 （《羅伯斯庇爾全集》，巴黎１９５０年版，第8卷，p. 308。）
誰是“不熱愛人民的人”？誰是“腐敗者”、“專制者”、“蔑視人民者”？羅伯斯庇爾后來說出：——“內患來自資產階級”。2（腳注2，瓦爾特書中兩次提示羅伯斯庇爾這一觀點，見該書中譯本，Ｐ.１２、Ｐ.３７０。）
對照分析：第一段引文見于布魯姆書, pp.159-160，
“Le peuple” in his disourses, however, was a single figure of goodness with which it was possible to fuse in imagination. “I understand by that word all the French,” he said. To the extent that someone distinguished himself from that figure, he was not “the people” any more. “The morality which has disappeared in most individuals can be found only in the mass of people and in the general interest”(6: 281; June 11, 1790). 這段引文朱著給出的注腳是“同上書”，“同上”按慣例意味著重復上一個腳注，亦即《羅伯斯庇爾全集》，巴黎１９５０年版，第5卷，p. 2，但這個頁碼明顯是錯誤的。應該是第六卷，281頁。
更荒唐的是，朱學勤將“I understand by that word all the French,”這句很簡單的英文翻成了“是通過這一單詞——美德，才認識了法蘭西”。問題是，“這一單詞”指的明顯是“le
peuple”，和“美德”何干？況且the French指的是法國人民，布魯姆上文強調指出：le peuple在法語中單數，作者還說這就是為什么她要在文本堅持使用法文表達，也就是要保持住那種英語所沒有的弦外之音。這句話的意思是“通過‘人民’這個單詞，理解整個的法蘭西民族”。
第二段引文見于布魯姆書, p. 160，
“Le peuple is always worth more than the individuals,” Robespierre proclaimed (5: 209). 頁碼同樣存在問題，“同上書”實在是個蹩腳的注釋。翻譯上也有問題，重點并不在于人民高于個別人，而在于作為整體的“人民”比個體的一切人的總和都有價值。應該是“‘人民’總是比諸多個人更有價值”。
第三段也可以在布魯姆書中基本相同的段落找到，見布魯姆書, p. 160，
Robespierre identified with the great undifferentiated body of “the people,” and when he was accused of leading them astray he responded angrily: “You dare to accuse me of wishing to mislead and flatter the people. How could I! I am neither the courtier, nor the moderator, nor the defender of the people; I am (the) people myself! (Je suis peuple moi-même )”（8:311）
這里的“同上書”的腳注，依然是誤導的；應該是第8卷，而不是第5卷！
并請注意，這里抄襲的不僅僅是引文部分，而包括布魯姆的敘述，用的是“攪拌式”的抄襲方法：
讀者可以比較下面兩段話：
羅伯斯庇爾后來的五年政治生涯中，總是把自己與人民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１７９２年他在國民公會中被人圍攻，被控誘惑人民，他在憤怒反駁時，一句驚人之語脫口而出。
Robespierre identified with the great undifferentiated body of “the people,” and when he was accused of leading them astray he responded angrily…
最后一段引文及相關議論也來自布魯姆書中也有對應，布魯姆書, p. 159，在此懶得多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去核對。
實際上，此節唯一提到布魯姆的地方是第188頁上的腳注1，原文非常精彩，不得不請讀者諸君奇文共欣賞一番：
著重號是我加的。前一部分內容以往的中文譯法不夠顯豁，根據英譯本重譯；后一部分內容在瓦爾特《羅伯斯庇爾》一書中又被刪略，然而卻極其重要。現根據布羅姆《盧梭和道德理想國》一書中附錄的羅伯斯庇爾這一獻辭中有關部分，補譯于此，見布羅姆書，Ｐ.３５。布羅姆提供的原版出處是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羅伯斯庇爾全集》第２卷， Ｐ.473—474。該版本在國內頗難尋覓，故只能從布羅姆書中轉譯。
讀者應該又要笑起來了！看看，這是多么坦白老實的注釋啊，從英文轉譯就是從英文轉譯，人家老老實實和盤托出。還要告訴我們因為這個版本在國內找不到（暗示自己曾經千方百計尋覓），故而“只能從布羅姆書中轉譯”，有誰看了這么一片赤誠的告白，還會懷疑其他部分，標明出自《盧梭全集》，《羅伯斯庇爾全集》等書的注釋會摻假呢？朱學勤的嚴謹學風在此可見一斑。
實際上，此節共有十五個腳注涉及外文參考文獻（參考中譯本的除外），其中十四個本文已經詳細解說了其與布魯姆的關聯。余下的一個就是唯一提及布魯姆的那個。大概過于“巧合”的是，這14處引文全部能在布魯姆書中找到對應。據此我們或可大膽推測，恐怕此節使用的唯一外文文獻就是布魯姆的書。至于中文文獻使用規范與否，需要另文考察。
本研究曾指出注釋中頁碼有多處錯亂。設置注釋的用意之一是方便讀者或同行查索資料，深化研究，不過朱著注釋頁碼的可靠程度似乎不足以完成此項功能。若真為交流學問計，不如直接寫出布魯姆書的相關頁碼，倒清楚明白。至少，抄原始出處的頁碼也不能抄錯吧。
雖然有些跳躍，雖然在個別字句上有些變動，雖然把原書的次序先后抄得亂七八糟，但這樣的剽襲，基本上是“奮不顧身”的，表明一旦被發現，便不想抵賴的。好在洋人的書，國內找不到，被發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恰好有人上傳了布魯姆的原書，才讓我們一睹朱學勤大著的真容。《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之后，朱學勤先生轉向了更廣闊的領域。成了思想史方面的專家、權威，更對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狀況，有頗具影響的論說。譬如震驚中外的學術論斷“地震天譴說”。在這些著述中，文理經常性不通，應該是繼續存在的。但我希望并且愿意相信：以各種方式剽襲他人的情形，不再能在后來的著述中找到。雖然聽說有篇叫陽光還是叫閃電的，又竊取了外國學者的論述和自己學生的譯文。不過據說本來是序言，序言而已，抄抄自然是無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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