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源：紅網]
[作者：普嘉]

　　網友Isaiah在網上發表6篇題為《朱學勤：學術界的又一個“汪暉”？》的文章，通過比對指出，上海大學教授、知名學者朱學勤1992年的博士論文《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存在抄襲嫌疑，朱學勤接受記者采訪稱，學術規范問題應由權威學術機構甄別，而不能由網絡、大眾媒體做判斷。（7月15日《人民日報》）
　　
　　7月14日上海《東方早報》首席文化記者在新浪微博上抱怨：“朱學勤也不是太有修養。本來說好給我回應，我也愿意留版面給他，現在卻又反悔不愿意給我刊登了，而且也不回郵件。”對此微博我回應了一句：“接受采訪，接受誰的采訪是個人自由。更何況他已經回應得很充分了，不必多此一舉。”言下之意，媒體也要尊重朱學勤的權利。當然，他選擇了更權威的《人民日報》來發聲，可看到朱學勤對“媒體審判”的批判卻讓人感覺不是滋味，媒體要尊重朱學勤，可朱學勤反咬一口顯得不那么尊重媒體了。
　　
　　媒體本就該抱著質疑的態度，揭發學術丑惡現象，可媒體至始至終都是傳播者而不是朱學勤所謂的“審判者”。媒體不僅無權審判，更無意判斷。新聞報道要求客觀公正，對朱學勤涉嫌抄襲的報道中，不過是把別人所講的記錄下來，包括摘錄了網友Isaiah的帖子內容，而從未有過自身對此事的是非判斷。“判斷”本身也就是種評論文體，而并非新聞的描述文體，即使網絡報章上刊載了幾篇對此事的評論，也未必代表媒體的立場。更何況不少文章都是在力挺朱學勤的。
　　
　　新聞報道為了客觀公正，往往要采集雙方當事人的聲音，形成控辯權衡的格局，于是朱學勤是否回應顯得至關重要。恐怕不單單《東方早報》，很多媒體都試圖采訪朱學勤，要求他回應網絡抄襲質疑，都吃了閉門羹。當然主動申請啟動學術調查也是用行動回應抄襲指控的方式，按他的說法：“我希望以冷靜平和的方式證明自己的清白，不想被媒體炒作或網絡意見左右形成混戰。”
　　
　　“媒體審判”針對的是案件法治類報道，對案件的預測性報道可能造成消極影響。朱學勤所指責的媒體判斷卻針對學術抄襲，說應該由權威學術機構甄別。案件的話，事實和法律要準確判斷非專業人士不可，可抄襲的話，白紙黑字明擺著，對比文章內容之間是否雷同也要擺出“閑人免進”的架勢，難道記者和網友都是文盲嗎？
　　
　　現在朱學勤的冷靜平和，可以說是種傲慢與偏見。許多媒體工作者學歷并不低，多少也有寫論文看專著的經歷，網友中更是藏龍臥虎，學術問題難道只有所謂的權威學術機構才有資格來評說？正如朱學勤所言：雖“原告缺席”，作為“被告”，我希望走向學術“法庭”，要求“開庭審判”。在原告缺席的情況下，光有“被告”一方陳述，學術“法庭”就能做出公允的判斷了嗎？
　　
　　在上海學術界，朱學勤可謂“海寶”級的人物，他要是“引咎辭職”了對其所供職的上海大學是巨大的損失。對于他所取得博士學位的復旦大學來說，要是讓一篇剽竊的論文通過答辯，不單名譽受損，恐怕還要擔負起失察的責難，這也是復旦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無論學術仲裁機構設在上大還是復旦，理應不會出現不利于朱學勤的結論。朱學勤的自信不僅源于文責自負，更源于學術仲裁結果的可預見性。
　　
　　記得2005年4月26日世界知識產權日那天，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抄襲法律學術研究成果的侵權官司，原告是云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米良，被告是上海某法學院的院長。那位院長承認由于語言障礙，自己沒有研究過越南法，完全是米良的研究成果，但他認為學術研究應該可以進行整合。還好那位院長沒有朱學勤般有名，媒體不會給予太多關注。否則連真正的法庭都不怕，大言不慚地稱“整合”，難道還怕所謂的學術仲裁機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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