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水木社區

作者：Isaiah

原文摘自豆瓣《讀書》：http://www.douban.com/group/dushu/

以下是筆者花了兩小時時間查找和校對朱學勤主要著作《道德理想國的覆滅》（1994年初版，2003年再版，以下根據的是03年版） 中問題的初步成果，由于資料匱乏，暫時僅僅局限于其中引用《聯邦黨人文集》的部分：

《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在附錄“陽光與閃電”中曾多次引 用美國政治學名著《聯邦黨人文集》。本書第351頁腳注中明確地給出了所引用的《聯邦黨人文集》的版本信息：

Alexander Hamilton: The Federalist.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n.d.)

書中 并未提到商務印書館漢譯名著系列的程逢如、在漢、舒遜譯本（以下簡稱程譯）。

也就是說，按照通常的學術規范和共識，以下凡引用此書，除非 有特殊注明，否則均被視為引自該英文版。

但事實卻不是這樣。該書對于《聯邦黨人文集》第一個較長的引用見于第356頁：

“自 由之于黨爭，如同空氣之于火……因為自由孕育黨爭，所以它是政治生活的必需品。如果企圖因消除黨爭而消除自由，那就像滅絕空氣一樣荒唐。”

這 段話的程譯是這樣的：

自由于黨爭，如同空氣于火，是一種離開它就會立刻窒息的養料。但是因為自由會助長黨爭而廢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 由。這同因為空氣給火以破壞力而希望消滅動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氣是同樣的愚蠢。

英文原文是：

Liberty is to faction what air is to fire, an aliment without which it instantly expires. But it could not be less folly to abolish liberty, which is essential to political life, because it nourishes faction, than it would be to wish the annihilation of air, which is essential to animal life, because it imparts to fire its destructive agency.

三相比較，很容易看出兩段中譯第一句是幾乎一樣的。后面則有很大的不同。這主要是因為朱譯改動、增刪了很多內容而未注明，這點本身就是嚴重違反學術規范的。還有“因為自由孕育黨爭，所以它是政治生活的必需品”這句話是一個明顯的錯誤翻譯。不過這個錯誤反而表明，朱學勤是多少參照過英文本的，因為這是對“which is essential to political life, because it nourishes faction”這兩句斷章取義的翻譯，建立了一個錯誤的因果關系。如果沒有讀過英文是不可能犯這樣的錯誤的。所以僅僅從這段還看不出來朱學勤是否參照過中譯本。只能看出其英文欠佳。

但是下一段問題就來了：第357頁，“黨爭潛在的因素……已經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
程譯是：“黨 爭的潛在原因，就這樣深植于人性之中。”
英文原文是：The latent causes of faction are thus sown in the nature of man。

雖然這句話很短，但很明顯，朱譯文必定是根據程譯。這不僅因為兩句話表面的相似。而且因為朱譯文和英文的偏差與程譯本是一樣的。“深植”，如果沒看英文肯定認為是deeply rooted，但實際英文用的詞是sow，播種。因素，原文不是element或者factor，而是causes，原因。朱文寫成因素是因為中文中“因素”和“原因”的關系含糊，在英文中這種問題并不存在。更重要的是，程譯本翻出了“thus”，“就這樣”，而朱文中卻付之闕如，反而莫名其妙加了個“已經”。這都顯示出朱譯并沒有依據英文原文，而是將中文本略加改動而成。

下一句引自《文集》第55篇的問題就更明顯了，第357頁：
朱 文：

在眾多的集會中，激情必定奪取理智的最高權威。如果每個公民都是蘇格拉底，每次雅典議會聚會都將是烏合之眾。

程譯：

在 所有人數眾多的議會里，不管是由什么人組成，感情必定會奪取理智的至高權威。如果每個雅典公民都是蘇格拉底，每次雅典議會都是烏合之眾。

原 文：

In all very numerous assemblies, of whatever character composed, passion never fails to wrest the sceptre from reason. Had every Athenian citizen been a Socrates, every Athenian assembly would still have been a mob.

這里兩個中譯字句上的相似是無出其右的，僅第一句有些實質區別，還是朱學勤胡亂改錯了的。至于“感情必定會奪取理智的至高權威”，是對“passion never fails to wrest the sceptre from reason”的靈活翻譯，直譯應該是“情感從理性那里奪走權杖的嘗試從未失敗”，朱譯與之巧合的可能極低。最明顯的是最后一句，“Had every Athenian citizen been a Socrates, every Athenian assembly would still have been a mob”，這里語法上有一個讓步結構：即使（had）雅典公民人人都是蘇格拉底，每次集會也仍然（would still）是烏合之眾。程譯未能翻出，照抄其譯文的朱學勤也沿襲其誤，導致語義上的不通，讓步關系變成了因果關系。

綜上所述，朱學勤的譯文必定是根據現有的中譯而來，雖然應當參照過英文本，但幾乎所有自作聰明的改動都錯了。以其所展示的英文水準來說，似乎尚無流暢閱讀英文原著的能力。但是朱卻隱瞞這一點，竊取他人的翻譯，反而冒充是直接引用原著。書中其他部分對英法文原文的引用，可能也有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查找，相信必定有所收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向偽學者們進軍的號角已經吹響，朋友們，讓我們一起努力！

二.

“陽光與閃電”一文，據朱學勤本人在后記中交代：“原為《陽光與閃電——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啟示錄》一書中譯本序言”（369），該書原名《姊妹革命：法國之電與美國之光》（Sister Revolution: French Lightning, American Light）, 是美國學者Susan Dunn所著。由楊小剛譯成中文，2003年二月出版，題目和朱學勤說的也不一樣，叫做《姊妹革命：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啟示錄》。不知道什么原因，該譯著沒有收錄朱的序言。朱學勤就放在了《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中作為一篇獨立的文章。的確，朱學勤在文章開頭部分提到了此書，并說“作者征引那一時代人們的大量通信，日記和私下談話，描繪了另一幅有可能令中國讀者感到陌生甚或意外的圖畫。”（338）但是此外，再無提過該書或該作者，沒有任何地方坦承這是 Dunn的觀點，也從來沒有在腳注中引用過。因此，讀者有充分理由認為，朱學勤可能只是從該書中受到啟發，而文中的資料和觀點都是朱本人的。

但 事實上，據我花了半個多小時的粗略查證，朱文中幾乎所有廣征博引的，看起來嚇人的大部頭英法文資料，什么《漢密爾頓文集》（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圣鞠斯特全集》（Saint-Just， Oeuvres Completes）、《亞當斯與杰斐遜通信集》（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都來自于Dunn的原書，幾乎所有引文都是從Dunn書中拷貝的。但是朱學勤只給出原始出處，從來沒費神提到Dunn的英文著作或者其中譯本的一言半語。這樣就給人一種極其錯誤的，朱學勤本人學識廣博的印象。

讓我們來看一兩個例子：

革命初起，法國人一度把美國革命視為先導。隨著革命觀念漸趨狂烈，法國人越來越不能忍受美國人的庸俗習氣。受日益增長的宏大理想所鼓舞，法國人開始宣稱，美國人應該把法國作為他們的拯救者:"美國的榜樣作用只及于新半球，而我們的事業將澤被全球"【1】。孔多塞認為，美國的革命只是為法國做了鋪墊，法國革命將循著更真實，更完美，更深刻的原則進行【2】。杜邦1788年提出，"為什么只是著眼于現存的最好模式，而不去尋求盡可能最好的模式呢？"【3】許多人夢想著一舉清除傳統 形式，建立一個僅以真理為基礎的政府。議員拉博?圣艾蒂安驕傲地宣稱。"啊！法蘭西，你不要去學習榜樣，而要去樹立榜樣！"【4】
圣鞠斯特對美國的"聯邦"制度嗤之以鼻。他嘲笑道，那根本不是一個共和國，而只不過是毫無希望，四分五裂的大雜燴【5】。最為興高采烈的是那些無政府主義者，阿拉卡西斯?克洛茲來自普魯士，在法國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詡為"人類代表"，高傲地放風說，美國人私下里對法國的政治體系很是羨慕，而且整天在責備自己缺乏法國人的政治洞察力【6】！

其中上面【1】-【6】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冗長的英文法文原著注腳，這個全集那個演講錄的，文煩不錄。但實際上，整段話，包括其中引用的所有引文，都是從《姊妹革命》一書中譯本中集中抄錄下來的，大概一頁的篇幅（大同小異，文煩不錄，我手頭的電子版無頁碼，見第一章結尾處）。這就令我很奇怪，何以朱學勤寧愿花大力氣手打那么多英法文的書籍信息，就是不肯將自己依據的直接資料奉上？

Dunn還不是最委屈的，更委屈的是《姊妹革命》一書的譯者楊小剛同學，因為朱學勤老師畢竟還肯提一下美國女學者和她的書，對于這位不幸的譯者，就一個字也不提了。包括后記。實際上朱所引的譯文：“美國的榜樣作用只及于新半球，而我們的事業將澤被全球”，“ 為什么只是著眼于現存的最好模式，而不去尋求盡可能最好的模式呢？”等和原來的譯文一字不差，顯然是直接抄的楊小剛的中譯。敢問這符合學術規范么？即使在原書中，也應該加上見本書第幾章第幾頁之類的字樣。何況是另外單獨成文，另行發行。據出版信息，《姊妹革命》中譯本在二月出版，朱學勤的后記是在03年七月寫的，有充分的時間看到出版了的該書。但是朱學勤卻并沒有老實地奉上譯著頁碼，反而把一切變成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這不是抄襲是什么呢？

另 外，即使在沒有明確引用的地方，朱文也大量抄襲Dunn原書，如下例：

如果法國的思想家能夠像他們的英國同行一樣，有機會參與日常政治，并對他們的制度進行一些日常修補，他們就不必去想象一個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專制制度的長期排斥使這些人不得不相信，要么全部——全盤接受過去不正義的制度，要么全不——全盤推翻這個國家的社會和政治架構。（340）


原書中譯本：

如果法國的文學之士能夠像他們的 英國同行一樣，在從事政治時對他們的制度進行一些修正和改革工作，他們就不必去想象一個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他們相信他們唯一的選擇是，要么全盤接受過 去不正義的制度，要么全盤推翻這個國家的社會和政治架構。（見第二章第二節）

雖然有很多改動，但是很明顯，從其近似性來看，這兩段話的抄襲關系是完全成立的。筆者尚未找到英文原著，但在此已經不必要了。這一點不用做過多論證。朱學勤在本文中還有大量明顯是中國人的表述，比如一會談談文革，一會說到五四，在上文的下一頁還引了毛主席詩詞（341）。因此，即使可以籠統地把本文看做對Dunn書的介紹，但是朱學勤卻沒有任何區分他本人表述和 Dunn原文的意圖，更不用說他實際依據的楊小剛譯文。

綜上所述，朱學勤：

第一．  抄襲了Dunn的研究成果。
第 二．  抄襲了本書譯者楊小剛的譯文。
第三．  將間接引用偽裝成直接引用，并抄襲了楊小剛等人的譯文。

或謂：好吧，我承認朱學 勤先生在此是不嚴謹，是違反了很多學術規范，但這畢竟不是對Dunn書的序言，畢竟主流不還是介紹人家洋人學者的思想么？有必要那么嚴苛么？
答曰：筆者以前也是這么想的，但是現在看到了很多新老學者對學術規范的討論，看到了汪暉犯的那些事是怎么被揪出來的，終于恍然大悟。既然汪暉明說了是介紹伽達默爾，或者柯林伍德，或者其他什么人的思想的文字，只是因為引用了人家的原文而未一一注明，都算是抄襲，那么朱學勤又怎么能不抄呢？

事實是，朱學勤用了美國人的書的中譯本，但是既沒有注明原書也沒有注明中譯，反而和自己的表述放在一起，有任何人看了這篇文章能判斷其中哪個部分是出于原書，哪段文字是他人翻譯的么？既然不能，按照西方通行的芝加哥倫比亞特蘭大馬士革命思想委員會之學術規范學生手冊學界規則及潛規則，朱學勤為抄襲，絕對無疑。筆者在此鄭重呼吁中外學者立刻成立“朱學勤抄襲問題調查委員會”，對這一嚴肅問題進行公正客觀的調查。“以盡早建立防止學術腐敗的有效機制，制定解決學術爭端的游戲規則。（注明：此段引自易中天教授6月7日在《南方都市報》發表的文章，遵守學術規范，從我做起。）”


三

這一段是豆瓣上vivo發現的《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中抄襲的鐵證。經我核對，有四五頁的篇幅均是抄自高毅書，僅在205頁上有一個不起眼的注腳（并且之前 還有兩個不相干的注腳，更具有迷惑效應），無論如何管不了這么多頁。

其他連著數頁用高毅材料的還很多，但注腳相對坦白，姑且不論。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563377/

作 者vivo：

朱學勤《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三聯2003年10月第2版

P201


1789年5月5 日，法國三級會議開幕。法蘭西大革命在民情洶涌中拉開了它的序幕。

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級代表因久等第一、第二等級合廳議事不果，自行組成國民議會。6月20日，國民議會代表在網球場宣誓：“不制定法國憲法，決不解散。”6月23日，米拉波對奉命前來驅趕的王室司儀官說：“去告訴你們的主子，我們代表民意在些開會，要我們離開，除非你們動用刺刀。”7月 9日，國民議會改為制憲議會。

從此，法國的立法機構始終旋 轉在制憲旋渦里，短短15年里制定了五部憲法：1791年憲法、1793年憲法、1795年憲法，1799年憲法和 1804年憲法。這樣頻繁的憲法產出率，在大革命之后也難以停歇。19世紀有1814年憲章、1830年憲法、1842年第二共和國憲法、1852年法蘭西第一帝國憲法、1875年第三共和國憲法；20世紀則有1946年第四共和國憲法、1958年第五共和國憲法。至今200年內，總計12部憲法，平均每 16年產生一部，換言之，平均每一代人一生中要經歷三次以上的憲法危機。這一歷史現象，與美國革命一錘定音，首創1787年憲法，二百年不變，一以貫之，形成強烈反差。反過來說，亦同英國革命一次定向，沒有一部成文憲法，卻能保持200年憲政體制穩定不變，也構成令人奇異的對比。

1794 年，作家尚福爾因雅各賓專政通緝而自殺。死前留有一句名言，似乎點破法國人的憲政困境：“英國人重法而輕權，法國人重權而輕法。”然而此言既公平，也不公平。法國革命不正是從改變重權輕法這一民族頑癥開始的嗎？上述1789年6月20日的網球場誓約，真誠地說明了這一點。三級會議一變為國民議會、二變為制憲議會，也真誠地說明了這一點。革命確實想改變民族的政治重心，把權力重心轉向立法重心。問題在于：這一重心轉移之后，為何長久處于風雨飄搖之中，難以穩定？除了外部環境惡劣社會危機頻頻發生這一“硬件因素”之外，法國憲政的“軟件因索”——法蘭西人的憲政觀點、憲政心態在起步之初是否就發生了某些有待調整的偏差？對此，當代法國年鑒學派對長時段社會心理因素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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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也是從高毅《法蘭西風格：大革命政治文化》中抄襲來的內容，我從這本書中節錄一些內容供比照，其他部分感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查證落實：


法國人在1789年宣布要同舊傳統決裂，要制定憲法來限制王權，似乎是痛下決心要革除這種“重權輕法”的國民性了。6月20日，國民議會代表在網球場莊嚴宣誓：“不制定法國憲法決不解散”，6月23日，米拉波輕蔑地告訴奉國王之命驅趕第三等級代表離開會場的司儀官德布雷：“去告訴你的主子，我們是代表民意在這里開會的，要我們離開，除非你們動用刺刀。”可見這些法蘭西民族的代表在建立憲制的問題上真是吃了秤砣鐵了心。P54


法國革命在建立憲制方面的困難，首先表現為革命期間憲法更迭的頻繁。從1789年大革命開始，到1814年波旁王朝復辟，短短的十五年間，法國竟先后有過五部憲法：即1791年憲法、1793年憲法、1795年憲法、1799年憲法和1804年憲法(后兩個屬拿破侖時代的憲法，大同小異)。這種制憲的困難甚至在大革命之后還在長期地折磨著法國人，在那片土地上還將接二連三地生長出1814年路易十八憲章、1830年路易·菲力普憲章、1848年第二共和國憲法、 1852年拿破侖三世憲法、1875年第三共和國憲法、1946年第四共和國憲法，以及現在還在實行的1958年第五共和國憲法。這一情況，同美國革命創造的1787年聯邦憲法二百多年來的一以貫之(盡管陸續附加了一系列修正案)，形成了驚人的對照。P52

四

以上幾節是熱身部分。下面進入本文真正的核心內容。

這一節將通過對朱學勤先生賴以成名的博士論文《道德理想國的覆滅》與美國學者 Carol Blum的著作《盧梭與德性共和國》 （Rousseau and the Republic of Virtue）（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部分內容的對勘，指出其在未經注明的情況下，大量或明或暗，或隱或顯地抄襲、盜用后者的事實。

首先，從很多地方可 以看到，朱學勤并不懂得法語，或者了解比較有限，比如在一些地方為中譯的盧梭文本注上英文而非法文（P34）。又如將法國思想家貢斯當 （Constant）按英語發音稱為“康斯坦特”等（P89）。

但奇怪的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朱學勤又大引特引各種法文著作，其 中最常見的是巴黎版的《盧梭全集》。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疑惑。

其實答案很簡單，這些法文書基本都是從其他中英文二手著作中轉引的。經常利 用的就是Blum的《盧梭與德性共和國》。試舉幾個例子:

例一，朱書第74頁：

對于伏爾泰上述詠里斯本地震詩中的宿命論 傾向，盧梭十分反感，他致信伏爾泰說：

當一個人教導人們的東西既不確定，又無益處的時候，以這樣的東西騷擾那些平靜的心靈， 使?得?人?們?無?目?標?而?煩?惱?痛?苦，是很不人道的。[注20]（著重號為本書作者所加）
[注20] “盧梭致伏爾泰信”，見《盧梭全集》第４卷，巴黎１９６９年版， Ｐ－１０７５。

Blum書第105頁：

In his celebrated letter to Voltaire, he put forth his objections to the anti-Providentialism of the “Poeme sur le desastre de Lisbonne”. “It is inhuman to trouble peaceful souls, and to distress men to no purpose, when what one is teaching them is neither certain nor useful.”（4：1075）

這 句話的法文原文為：“[I]l y a de l’inhumanité à troubler des ames paisibles & à désoler les hommes à pure perte, quand ce qu’on veut leur apprendre n’est ni certain ni utile.”
英法文合參，再清楚不過，朱書的譯文只可能是從英文轉譯的。因為“使得人們無目標而煩惱 痛苦”實際上是一個錯誤的翻譯，而這個錯誤就基于“to distress men to no purpose”的英文譯文，朱學勤對“to no purpose”的理解是錯誤的，將“毫無目的地折磨人”當成了“使得人們無目標”。而如果朱學勤真的看過法文的話，對“à pure perte”（白白地，徒然）無論怎么理解，也不可能翻出“無目標”來。

另外，朱書有一個翻譯錯誤，將anti- Providentialism翻成“宿命論”，其實意思相反。


例二，朱書第87頁：


那段話是這樣講 的：“你希望公共意志得到實現嗎？那就使所有的個人意愿與之同化。既然道德不是別的，就是個人意志與公共意志的一致，那末同樣的事情可以換句 話說，那就是創造了一個道德王國”。［１８］

［１８］同上書（《盧梭全集》），第３卷,２５４。

Blum書第114頁：

“Do you wish the general will to be accomplished? Make all the private wills connect to it; and since virtue is nothing but the conformity of the private will to the general, to say the same thing in a word, make virtue reign. (3:252)

這段沒找到法文原文，但中英文之間的契合是非常明顯的。

例三，朱書109 頁：

他在給波蘭政府建議時說：“對于波蘭人的感情要給予另一種導向：你們要給他們的心靈烙上民族的面貌特征，以區別于其他民族，使他們不致混合于其他民族，這樣才能保持幸福并團結他們”。［４８］論述世界史上民族匯合的過程，他持否定態度：“羅馬的傾覆，大批蠻族的入侵，造成所有民族的融合，毀滅了各民族的道德和習俗；十字軍東征、貿易、尋找印度、航海、長途旅行，延續并加劇了這一混亂”。［４９］

［４８］《盧梭全集》第２卷，Ｐ ９６２。

［４９］ 同上，Ｐ９６６。

按這里引的兩段話全部見于Blum書第116頁，分別完全吻合，沒有多一句也沒有少一 句。在此就不抄原文了。

再舉個非盧梭著作的例子，例四，朱書第64頁：

狄德羅青年時代與盧梭一度有過共識：道德基于先驗 良知。但到后來狄德羅認為這一點有礙經驗理性的徹底性，遂放 棄了這一觀點，轉而提出道德基礎不在內在良知，而在外在行 為：

并不是各種思想，而是各種行為把善人與惡人區別 開來，有關各種靈魂的秘密就在這里。〔１５〕

〔１５〕 《狄德羅通信集》，巴黎１９５５—１９７０年版第１１卷，Ｐ－ １４９。


Blum書第58頁：

He（狄德 羅）had replaced a morality of intention and sensibility with one based solely on socially useful action : “It is not the thoughts, it is the acts which distinguish the good man from the wicked one. The secret story of all souls is about the same.”[2]
[2]Diderot, Correspondence, ed. G. Roth and Jean Varloot (Paris: Minuit, 1955-70), 11:149.

事實上，朱書在此不僅是將轉引變成了直接引用并掩飾了引文實際出處，他還竊取了Blum自己的研究成果，放到自己的論述里：在同一頁上，Blum有一個腳注說，她曾在另一本書中研究過德性問題。結論是“Diderot gradually substituted a morality of socially useful action for one based on subjective sensations of goodness; a system of value which both men had shared in their youth and to which Rousseau remained faithful.”這顯然是朱學勤“狄德羅青年時代與盧梭一度有過共識……”一段話的依據，但對此沒有絲毫說明。


坦白說，筆者 只核對了一小部分引文，其中不少尚沒有找到在Blum書中的出處。筆者并沒有耐心一一去仔細查找，單是為了找以上幾個例證就費了一個多小時的功 夫。但恐怕最幼稚的讀者也不會相信這些是僅有的例證。因此筆者認為，以上幾個例子在經驗判斷上已經足夠表明：朱學勤先生在博士論文中對盧 梭等人的原著缺乏第一手的熟悉，絕大多數標明法語原著引文可能都并非出于原著，而大量利用了Blum等西方學者的研究和引用，卻并未加以注明。一 些地方已經構成了剽竊。

五

以上內容，雖然是很嚴重的指控。但比起下面要說的，卻又幾乎不算什么。

實際上朱學勤受惠于Blum的，又豈止是幾段引文和個別觀 點而已。毫不夸張地說，從書名到中心思想，從結構到具體內容，從材料到語言，朱書都大量借鑒，沿襲了Blum的著作。這種行徑，已經不能用單純的抄襲來形 容，而必須說是赤裸裸的剽竊了。

Blum書的基本框架，即是對盧梭“德性”思想的解析（1-6章）以及對其在法國大革命中影響和作用的考察（8-14章），這兩個部分又以盧梭死后，大革命之前其形象和地位的變遷為連接（第7章）。這和朱書的三部分主體結構恰好相對應：1-4章講盧梭思想，第5章過渡，6-8章講法國大革命。Blum的書，專門講德性概念（朱學勤翻譯成“道德”，有一定學理問題，姑且不論），線索比較明晰，朱書則一會道德理想，一會先驗理念，一會價值理性等糾纏不清。但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即是討論何以一種崇高的道德觀念會演變成恐怖的意識形態的緣故（參見Blum書第30 頁）。其中一些關鍵的概念，如“語言轉換”等也有相似點，在此不細論。

既然主題，結構和基本觀念都是類似的，朱學勤相當于從Blum那里 借了個基本框架過來，就可以向里面填充自己的材料。可惜自己的材料還是太少，最終不得不大抄特抄起來。前面提到其抄高毅的著作，實際上比起直接抄Blum 的還是小巫見大巫。

下面舉幾個例證，朱書第152-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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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６１年《新愛洛琦絲》出版，激起啟蒙哲士激烈反對。伏爾泰寫有三封長信駁難盧梭，狄德羅則說：“盧梭在說教反對破除道德禁令，與此同時他自己就寫了一部破除禁令的小說”。但是。公眾的反應卻是出奇熱烈。太子妃讀它，稱為絕妙作品；王妃讀它，一口氣到凌晨四時，卸下已套好的馬車，不赴舞會。人們感謝盧梭提供了一個嶄新的道德標準，以取代正在衰竭的神性道德。一個叫作查理斯?龐考克的讀者干脆寫道：“只有神，甚至是一個強有力的神，才能把人從懸崖邊拖拽回來，而您，先生，就是這個創造奇跡的神。”③
③轉引自布羅姆：《盧梭和道德共和國》，Ｐ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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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抄自Blum書 第64-65頁的一段，為便于理解，我大致翻成中文，原文中有而朱學勤未抄的部分則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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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梭的道德性發展的最新階段被伏爾泰所攻擊，此人目前已經完全和盧梭敵對了，他寫了三封“論新愛洛伊斯”的信，拼命諷刺作者。……狄德羅對此嗤之以鼻：“盧梭宣教要反對道德放蕩，自己卻寫了一本放蕩的小說。”但這些尖酸的哲人只是少數派。大眾則發現它是一種一視同仁的啟示，關于性道德的新標準……盧梭收到了很多信，感謝他把作者從道德墮落中拯救出來了，其中一個叫查爾斯?龐考克的寫道——（以下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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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明顯整段話都是從Blum書中照搬的，只不過加上了太子妃讀盧梭等軼事。最后的“轉引自布羅姆：《盧梭和道德共和國》”只是障眼法，因為所謂“轉引”看上 去指的只是最后的信的內容，而前面的大量內容則似乎是朱學勤自己的。

如果說這一段還有個“轉引”遮羞的話，下面幾段則連這個遮羞布都扔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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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錄》記載，他７歲時已熟讀普魯塔克《名人傳》，“我１０歲時對事物的看法比愷撒在３０歲時還要高明”；“我不斷想著羅馬與雅典，可以說我是同羅馬和希臘的偉人一起生活了”，“我竟自以為是希臘人或羅馬人了，每逢讀到一位英雄的傳記，我就變成傳記中的那個人物。”④
１７４１年盧梭進入巴黎：“有一點我毫不懷疑：我總有一天會超過他們所有人，不管我癡心 妄想迷上哪一行，我總是抱著同樣的邏輯。”⑤
１７４７年首篇論文《論科學與藝術》，驚世駭俗，一鳴驚人，其核心是這一頁：“神呵，您將說，羅馬的唯一光輝業績就是征服全世界，然后使世界服從道德的統治……”，在這里盧梭以先知口吻說出了自己的思想，他以法布利希烏斯自況，成了一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Ｆａｂｉｌｉｃｉｕｓ。正如揚?斯特羅賓斯基所言：“現代控訴思想從范塞納堡（按：狄德羅監禁地，盧梭是在赴該地探監的路途上萌發這篇論文的靈感）的幻覺中找到了語言”。⑥
④盧核：《懺悔錄》上卷，Ｐ 25、Ｐ 7。
⑤盧梭：《懺悔錄》下卷，Ｐ 357。
⑥ 揚?斯特羅賓斯基：“法布利希烏斯的自擬”，《科學人文主義》雜志第161期（1976），Ｐ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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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面這一頁長的內容，幾乎全部抄自Blum書中。只不過是從37-40頁中雜抄了一些內容拼湊到一起，形似作文縮寫，并且沒有任何注明：


同 樣，筆者將原書中相關的內容略翻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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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描繪他自己早期的自尊植根于把他自己想象成普魯塔克的英 雄，他在《懺悔錄》中寫道：“我成了我讀的傳記中的人物……”（37-38）
……最后他被帶到了巴黎，他再次急于吸引人的注意……“我并不懷疑最 后我會強于他們，對我來說這就足夠支持我了。”（39）
首篇論文的最初核心是這一頁，題為“法布利希烏斯的自擬”……“神啊，你會說……讓其他的 人以其虛浮的才能去贏得名聲吧，對羅馬來說唯一有價值的就是征服世界和讓道德統治世界。”（40）
……正如揚?斯特羅賓斯基所言：“現代控訴思想 從范塞納堡的幻覺中找到了語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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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不但任何一處引文都源自沒有提及的 Blum書，其次序，結構都是一樣的。接下來（154頁），引了一段《懺悔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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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把別的許多類似的回憶都勾引起來了。不久我就看到，凡是在我青年時代曾使我感到飄飄然的對象，都集攏在我的周圍。……我不能求得實在的人物，便把自己投進了虛幻之鄉，我既看不出一點現存的東西值得作寄托狂熱的對象，我就跑到一個理想世界里去培養我的狂熱……我就喜歡這樣翱翔于九霄之上，置身于旁邊的那許多可愛的對象之中，在那種境界里流連忘返，不計時月。⑦
⑦同⑤，Ｐ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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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實際上完整見于Blum書第42頁，又是一個轉引的例子。

再 下一頁（155）開始直接大段大段抄Blum的原話，同樣毫無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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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盧梭青年時代，大約25歲以前，他的自戕習慣是如此強烈，以致引起華倫夫人的驚恐，為分散他的性幻想，而把他召喚到她的內室。盧梭回憶起這一變化，說在 他們的關系中 “有一種難以置信的憂傷毒害了它的魅力”⑧。西方盧梭研究者大多對此發生興趣，抓住問題發問：在這段時期里，究竟是自戕，還是與一個女人真正發生關系對他更為合適？其實，對一個嚴肅的研究者來說，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史實：正是在這一時期，他創作了生平第一部歌劇——“那喀索斯”。
⑧《懺悔錄》下 卷，Ｐ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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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這段話是完整抄自Blum書第59頁：

In his youth, some 25 years before, when he was living as the protégé of Mme de Warrens, his masturbation had been so obvious that she, alarmed at his habits, took him to her bad. He reacted to this change i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an invincible sadness which poisoned the charm”(1:197). Hi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place the origins of the problem of whether it was better to masturbate or to enter into a real affair with a woman during those years. It was at this time, probably around 1729, while he was living at the home of Mme de Warrens, that Rousseau wrote his first play: Narcisse.

再明顯也不過，朱學勤的那段中文就是對下面這段英 文的翻譯，只改動了極少的地方，比如加上“西方盧梭研究者”幾個字，來掩耳盜鈴地表示這段話的作者是東方人。但是稍一對比，就能揭破其謊言。

以 上是連著三四頁的整體剽竊，就是說一個大的章節，整個基本構架和主要材料都是用其他著作的，只是中間再添些自己的私貨，或者加一些議論。類似的整體剽竊還 有很多，譬如以下兩處：

朱書172-182頁，基本是拷貝Blum書135-142頁。
朱書298-301頁，基本是縮寫 Blum書260-277頁。

在這些地方，當然也有一些對Blum書的引用的腳注，但是卻混雜在一堆腳注里（其中大部分是Blum書中本身的注腳！），起止范圍不明，甚至故意誤導，使人們無法憑朱書判斷出，這長篇大論、廣征博引的內容基本上都是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反而令朱學勤本人聲名鵲起，受到追捧。憑借洋人的研究成為國內的盧梭權威，法國思想權威，豈不怪哉？

這種剽竊方式，和近年某林姓青年學者很接近，不過林同學不幸生也晚，未逢其時，否則大可以憑借過硬的西文功底和縱橫恣睢的文風與朱教授一爭高下，或者早已成為國內著名學界權威了也說不定。不過即使成了權威也有可能被拉下馬，特別是拉別人的時候，更容易坐姿不穩，露出本來藏得好好的紅屁股，這恐怕是令人始料未及的了。

繼續查證朱學勤教授博士論文中的抄襲問題，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挖掘。即使和Blum書的對勘，我也只做了不到三分之一。三百多頁的書中，目前已經查實的抄襲內容至少有三十頁左右，實際的數量可能要超過一百頁。不過，基本的事實已經明確，以下不過是技術細節問題而已。Blum的原書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有收藏，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看看。我的工作，目前就到此為止了。

六.感言

雖然文章寫完了，但是有些話，還不得不說。雖然說了，可能也不會有人相信，或者覺得我矯情，圣母。但還是要求個心安。

能花十幾個 小時就批倒一個名學者，確實讓我一時興奮，頭腦發熱。說話也逐漸不知輕重。但是冷靜下來，又不免覺得心中空蕩蕩的難受。

這次朱學勤問題的 嚴重，也出乎我的意料。我在沒有看到Carol Blum原著之前，本來也只是想找找小碴，指出點學術不規范就行了。朱學勤先生，一直以來還是我比較尊重的學者。我本來已經想好了，最后總結的時候不會針對個人，只是說對于時代風氣造成的學術不規范問題，我們要寬容和理解——前面說的一些笑話，大家不要當真。如果朱學勤老師看到了，我向他道歉。但是這些話，看來是永遠沒法出口了。

本來事情的起因是我和朋友聊天，我說像汪暉這種問題真不算特別，你給我一百個名教授，我能給你找九十個類似的 出來。朋友自然不服氣，說你去找啊。我說找一百個沒那個精力，找一個好了，但是保證有名。于是一來二去，就找到了朱學勤先生頭上。

說起來，那本《道德理想國的覆滅》我是高中時讀的，當時真覺得醍醐灌頂，打開了一個新世界：原來還可以這么看盧梭和法國革命！這種閱讀體驗在我生命中并不很多。我上了大學以后，還跟很多人推薦過這本書。所以要找碴，就首先想到此書。朱老師的其他一些著作，如《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也是我愛讀的。但想不到，過了十多年，居然我會親手去完成這種精神上的弒父。

朱老師是文革時候就開始思考問題的一代人，上山下鄉過來的。他們那一代人真是很不容易。那 種身在毫無希望的絕境還要上下求索的精神，總是令人感佩。這些，朱老師在著述中有很多反映。放我們到他們的時代，做的恐怕只有更差。

雖然 說現在我們的條件好了不少，洋葷也開了，外語也上去了，洋人的什么學術規范也可以學的有點模樣了，又做的好得了多少呢？我們倒是不抄，literature review，research approach，presentation，proposal之類的弄得像模像樣，可是又有多少真正思想的分量？我們心里清楚。

因此我 真的不主張苛責上一代人，至少我，沒有那個資格。現在隨便是個小子就可以眼高于頂，誰都看不上，這個要取消學位，那個要掃地出門。處處帶著一種 anachronical的淺薄和虛榮。但是我們自己，又能在這個時代留下什么呢？

朱學勤抄了么？抄了。不要說我上面列舉的那些，我再拿出一百條鐵證也是輕而易舉。可是我問自己：如果你四十多歲了，學領袖著作，看樣板戲長大的，學術研究的黃金時期在鄉下放羊，知識結構老化，外語就勉強懂點英文，外文洋書都沒見過幾本，對什么學術規范也是一頭霧水，并且身邊的老師，同學可能還不如自己，想找人請教都難。說難聽點，你可能根本不具備研究學術課題的能力，你怎么辦呢？路，不還是要走下去么？如果沒人在無路的荒野走路，就不會有人開路。

我們這一代做學術或思想的人，都是看著汪暉，朱學勤，王銘銘，張汝倫……這種問題書籍入門的，這不僅是別人的恥辱，也是我們的歷史。如果我們今天走的更遠了點，那也是在這些問題書籍所開拓的道路上。我們沒有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是我們的遺憾，但是如果把這些問題書籍都清除掉，我們恐怕比現在還差得遠。這是事實。對很多人來說，我們可以去打倒他，但是沒有權利去鄙視他。

這段時間以來，我逐漸對以前覺得理所當然的一個觀念產生了懷疑：現在學界（或思想界，文學界等）有問題，因為那些領袖、大佬們不行（特指在相關領域的影響，非學霸濫權等問題），帶壞了風氣，要打倒他們，才有進步。至于具體的名單，從錢鐘書到余秋雨，從汪暉到李零，各種各樣都有。我不是說這些人都是一回事，也不是說都不應該打倒。但我認為應該明確一點：你打倒了誰，和能否進步幾乎是完全不相關的事情。進步永遠要靠自己做出積極的事情出來，而不是去揭穿別人的消極。至于對方有什么負面影響，怎么流毒天下后世，大都是為打倒的說辭。

這個結論，當然不是在分清敵我 的政治哲學含義上說的。敵我斗爭當然是你死我活的。現在我也不想扯這些方面，就此打住。

七. 糾正和補充

本來發完“感言”后，覺得事情應該到此為止了。但是有好事的朋友聯系到了媒體，有記者采訪我，此事近日可能見報。為此我不得不對自己的言論采取更加負責的態度。我仔細檢查了前面寫的一系列文章。修辭性的部分有些不妥當的地方，暫時不論。事實性的部分，有兩個地方必須說清楚。

1．第一篇中對朱學勤先生的全部指控都不成立。因為所有用了《聯邦黨人文集》中譯本的譯文，都出自《姊妹革命》一書的譯者，一切問題當然也歸于該譯者。但是這個錯誤不應該由我負責。因為正如第二篇所說的，朱學勤隱瞞了——或者遺漏了——文章中大量材料和語句實際的出處，使之看上去像是他本人的論述和翻譯，所以才造成這個誤解。

2． 第四篇中提供了如下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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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朱書第87頁：

【如果說，他這時尚未意識到私人空間與道德王國的沖突，以致到１７５９年創作《社會契約論》時，突然意識到似乎要留出一些私人空間，方出現上述 “但辭”，那么到１７７１年他應波蘭威爾豪斯伯爵之請，寫作《對波蘭政府其及１７７２年４月改革計劃的考察》時，他就以更為明確的口氣把他一生的邏輯聯貫表述了出來。（這是為了下面討論方便增加的上下文）】那段話是這樣講的：“你希望公共意志得到實現嗎？那就使所有的個人意愿與之同化。既然道德不是別的，就是個人意志與公共意志的一致，那末同樣的事情可以換句話說，那就是創造了一個道德王國”。［１８］

［１８］同上書（《盧梭全集》），第３卷,２５４。

Blum書第114頁：

“Do you wish the general will to be accomplished? Make all the private wills connect to it; and since virtue is nothing but the conformity of the private will to the general, to say the same thing in a word, make virtue reign. (3:252)

這段沒找到法文原文，但中英文之間的契合是非常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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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第一沒有找到原文，第二朱書和Blum書的頁碼不合，不是很有力，所以當時也略微存疑。如果朱學勤給的頁碼（P254）是正確的，并且和法文之間同樣契合，那么可以證明他是直接從盧梭全集中引用的。

經我核對該版《盧梭全集》第三卷，發現這段話原文見于252頁。Blum的引用是正確的，朱學勤給的頁碼錯誤，大概是筆誤。法文原文和英文表述基本一致，但是朱書“創造了一個道德王國”是一個錯誤的翻譯，應當是基于英文的“make virtue reign”，將reign當成了名詞。法文的表述是“faites regner la vertu”，regner是無疑的動詞，又將其前置，不會有這樣的誤解。

并且，這段話實際的出處是1755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論》（discours sur l’economie politique）,并非朱學勤所說的1771年的《對波蘭政府及其改革計劃的考察》，這個錯誤可能基于在Blum書上面提到的立法者（Legislator）的誤解。無論如何，在法文原版《盧梭全集》頁眉上就有大寫的“政治經濟學論”字樣，不可能搞錯。這個確鑿無疑的事實證明，朱并沒有參照過盧梭全集的原文。

總的來說，朱書在前面幾章討論盧梭思想的時候，抄的較少。相信作者是有一定自己的問題意識的。在序中說自己思考多年，并未虛話。后半部分討論法國社會中盧梭的形象演變，法國大革命的中的道德性話語及其與盧梭關系等需要大量史料爬梳才能得出原創性結論的地方，則投機取巧大量整段抄襲Blum的英文原著。語句上都有大量雷同，而不僅僅是使用了相關材料未加注明。

再舉一個正文中沒有提及的例子：

朱書第2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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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一個月，民間開始出現反百科全書派浪潮。一個主題被反復強調：只有投身于盧梭式美德的雅各賓派才是“人民”，而反對盧梭者，不是陰謀家，就是人民的敵人。圣鞠斯特宣稱，在人民的敵人里，他能辨別出這樣一類人：“他們曾忌恨并陰謀迫害過讓?雅克。”連德國來的無政府主義革命家克勞茨也來湊趣，說那些百科全書派尚存者“抱著團來懲治我，就像他們懲治過讓?雅克一樣。”⑧
⑧饒勒斯：《法國革命社會史》，第８卷，ＰB７４。

Blum原書第234頁：

In the months that followed, one theme was constantly reiterated: the Jacobins who embraced Rousseau’s “virtue” were the people. They were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the victim of the “philosophical conspiracy”.Saint-Just declared that in his enemies he recognized the same people whose “envy and malice persecuted the good Jean-Jaques,”and Anacharsis Cloots claimed, shortly before he himself was denounced by Robespierre as a foreigner and atheist, that “they want to punish me corporally as they did Jean-Jacques”(Jaures, 8:74).


實際上這段話上下文都有大量襲用Blum書的內容，只挑這一小段，抄起來相對方便一點。這一段朱書是照搬Blum是無疑的，并且由于不理解 Blum的原文有一些錯誤，比如將months翻成“一個月”，又如將Anacharsis Cloots的化名看成是“無政府主義者”，實際上“Anacharsis”是一個古希臘思想家的名字，來自當時流行的一本歷史小說；又如將 “corporally”理解成抱團的意思也是錯誤的。

發現《道德理想國的覆滅》這本在國內有一定名氣和影響力的著作大量抄襲，是一個令人遺憾的事實。本人對此在情感和價值判斷上也有矛盾的地方，在此不多說。無論如何，事實總是事實，一切進一步的討論和分析，都應該建立在此之上。我并不主張（雖然也不反對），當事人出來道歉，或者取消學位，或者受到什么嚴厲懲處，但是既然陰差陽錯由我揭露這件事，那么我必須對它的真實和可靠做出保證。如果在我已經糾正的部分之外，有人發現有什么與事實不符的地方，我愿意為此負責。
　    　

　恰恰是《南方》在造假--一起媒體公共事件的備忘錄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4/1446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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