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為何緊逼人民幣升值　　

——西方的政治盤算與中國的戰略失誤　　

近來，圍繞人民幣的升值問題，中美之間的爭斗幾乎已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先是美方的政要、學者頻頻傳達對人民幣升值的關切，而后就是它們的傳聲筒——即我們政府機構的一些智囊們或民間術語上的“資改派”們紛紛亮相媒體，開講人民幣升值種種正面的利好影響和受益板塊，為之鼓呼。更甚者，失去耐性的美方竟然下達限期升值的最后通牒，逼我們就范；否則，就采取高額的關稅遏制、阻擋我們的產品出口?！　?/p>

為什么美方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緊逼我們人民幣的升值呢？　　

這里面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扭轉中美貿易逆差、推動世界經濟均衡發展?！　?/p>

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讓海外需求特別是歐美的負債消費成為拉動中國GDP增長的一個支柱性的增長極。在一些西方學者看來，正是人民幣的緩慢升值幫助了中國產品的低價營銷打開并占領了一個又一個的海外市場。優惠的投資環境、低廉的勞動價格，更讓中國成為外國資本追逐豐厚利潤的天堂。外資的涌進、產業的轉移，不僅拉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就業崗位的增加，同時也讓不少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實體經濟逐漸空心化起來。它們依靠中國的廉價物品供養著自己悠閑的生活，正如駱家輝所說的那樣：“正是來自中國的物美價廉的商品，使得美國人能夠將節省出來的錢用于教育、購房、旅游甚至養老。”（2009年第9期《青年文摘》第11頁）然而，在歐美依靠自己的負債消費悠閑生活的時候，它們也把自己的一部分就業崗位和經濟增長的拉動力，通過這種資本與產業的對外轉移，而一同輸入到了中國的經濟體之中。中國經濟的“保八”與它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的率先企穩回升，也讓這些在經濟蕭條與失業率中痛苦掙扎的歐美經濟體心存不少怨言。它們指靠中國擴大自己的進口拉動歐美經濟增長的訴求，每每都因為這種被低估的人民幣匯率而讓市場無動于衷起來?？吹街袊腉DP居三超二趕一，它們很是焦慮。它們認為被低估的人民幣匯率拉動了中國經濟體的高增長，而把自己的經濟體置于這種增長與失業的低水平徘徊境地?！　?/p>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美方對中國貿易的盈余與債權的增加，憂心忡忡。在一些美方智庫的研究看來，正是這種逆差性的對華貿易在阻礙著它們經濟體的恢復性增長和本土就業崗位的創造。扭轉這一頹勢的辦法，如果不想通過構筑關貿壁壘而背負貿易保護主義的罵名，就只能在人民幣的升值上做文章了。因為只要人民幣能夠按照自己的盤算升值起來，中國的進口增長就可能被很快刺激出來，而拉動美國經濟的恢復性增長。同時中國的出口就可能減緩，貿易逆差就可能縮小，并逐步回復到貿易的平衡位置，而均等分享貿易增長的好處。如果中國的進口增加，并自利性地用越來越多的進口產品替代自己本土的生產，自己本土就業崗位的增加與世界經濟的均衡發展，也就可能由此拉動起來?！　?/p>

所以，美方以“扭轉貿易逆差、推動世界經濟均衡發展”為由，敦促、緊逼人民幣升值，于情于理都站得住腳。歐美為何能夠聯手緊逼人民幣的升值，其中的一個深層原因也正在于此。被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搞得焦頭爛額的各大經濟體，都在打著這種匯率重構的小算盤，都想從人民幣的這種升值中分一杯羹。正因為都心存這種陰暗的心理，這才讓人民幣的升值陷于一種被別人聯手圍攻的境地之中?！　?/p>

其實，美方緊逼我們的人民幣升值，還有一個說不出口的用意，那就是想通過這一途徑整垮我們的這種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進而把中國的整個經濟體推入長時段、大范圍的蕭條衰退之中，以此引發中國民心的流變和現階段各種尖銳社會矛盾的迸發，并以此為契機，對中國展開新一輪的和平演變。　　

出口的拉動是中國經濟體的一個支柱性的增長極。沒有出口的拉動，中國經濟體的企穩回升要么傾刻間跨下來，要么更虛弱地依附于房地產業泡沫的支撐。如果說對出口拉動的較大依存率是中國經濟體的一個軟肋，那么緊逼人民幣的升值則是整垮中國出口貿易的一個致命武器。對這一點明察秋毫的美方，通過自己近三十年韜光養晦式的負債消費，已把中國經濟體的增長死死地釘在這種對出口拉動的依存上。現在它們終于想對我們亮劍了。它們的盤算就是想通過緊逼人民幣的升值，整垮中國的出口行業，把中國經濟體的增長都更多地維系在房地產泡沫的支撐上。把自己的經濟體都捆綁在房地產泡沫的脆弱支撐上，這是在玩火呀！20世紀80年代美方借助自己的金融霸權，通過緊逼日元升值而刺破房地產泡沫中掙扎的日本經濟，把其搞得一蹶不振，而陷入這種長時段地蕭條之中，近乎十幾年都恢復不了自己的元氣，從而遏制了不斷崛起的日本對自己世界霸權的挑戰。日本的這種被整經歷就是我們的一面鏡子。而如今，美國又想把這種算計如法炮制在我們身上。它們盤算的第一步就是動用各種辦法、聯合各種力量，緊逼人民幣升值，首先整垮中國的出口行業，堵住中國經濟體的一個支柱性的增長源，把其推到經濟長時段蕭條衰退的陷阱中去?！　?/p>

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的這種以出口為導向、為支柱的經濟，也已受到了極大地傷害，它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早就大不如前了。如果通過緊逼把人民幣大幅度升值起來，這對不斷下滑的出口拉動而言，無疑就是雪上加霜。因為人民幣的這種升值將直接導致著中國產品價格的抬升以及市場競爭力的下降和已占市場的丟失。海外市場的丟失和產品訂單的銳減，中國這種以出口為導向、為支柱的經濟，就可能立馬陷入到這種半停產、乃至關閉、破產的困境之中。出口行業的半停產、乃至關閉破產，一則導致增長的下滑，二則導致失業的增加，三則導致內需的萎縮，四則導致外資的抽逃，五則導致社會的動蕩。如果這幾種負面的東西都連鎖性地迸發出來，我們這里的社會維穩就可能更加艱巨，民心的凝聚就可能更加艱難，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就可能更加容易。而所有這些，都正是西方的和平演變所求之不得的?！　?/p>

在改革開放之初，西方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就有著一個隱藏極深的戰略安排，那就是依靠鄧小平的這種通過市場換技術的迫切心理和自己對中國產品低價營銷的負債消費，把中國的經濟體悄悄地釘死在這種對外需增長的過度依賴上，并通過把中國經濟引到這種以出口為導向、為支柱的歧途，把中國自己的民生長時段地壓低在一種極低的僅僅能維持基本生存的水平之上，以此引發、滋長民眾對自己政府的怨言和暗中向往西方制度的心理，進而借助民眾的覺醒和反抗，對中國展開看不見硝煙的和平演變?！　?/p>

可以說西方的這一隱藏極深的戰略安排，已基本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首先中國的這種以出口為導向、為支柱的經濟，已經滑到了這種為增長而增長、為創匯而賺錢的陷阱之中，發展的目的、生產的產品似乎不是為了供養自己的民眾，而倒把自己辛辛苦苦生產的那些價廉物美的產品主要地用于出口，而供養別人悠閑地的負債消費。中國的政治精英們也許永遠都不會承認這一點，然而居民消費在整個經濟增長拉動中的可憐比率，卻猶如一個鐵證，而證實著這種生計艱難的民生現狀。其次，目前這種高房價、低收入困擾下的艱難民生，也已讓更多的民眾對自己的政府連同生活在其中的制度滋長起了不少怨言。變革的情緒、民心的流變、民眾的背離都在潛滋暗長地涌動著。這種困境的誘致，最大的導因就是我們這里越發艱難的民生?！　?/p>

須知道，民生解決好了，民心才能凝聚、社會才能維穩、政權才能鞏固。　　

在經歷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后，中國的一些政治精英似乎還沒有在這一點上醒悟過來，而依舊把自己的經濟增長指望于出口的支柱性的拉動上，而不是內需與居民消費的支柱性的增長上?！　?/p>

中國的決策層僅僅把內需的擴大，特別是居民消費的增長，當作一面凝聚民心的政治招牌來打著，而并沒有付諸于實際行動的切實計劃。消費增長貢獻率的低水平徘徊，對此就是一個最好的證實。2009年的“保八”靠的是投資和出口的拉動，消費增長的貢獻率依然保持在43%這樣的低水平上?！　?/p>

經濟增長貢獻率的這種分配格局，自然也就為西方的和平演變提供了這樣一種歷史的境遇，而使它們可以拿我們這里的民生做武器算計我們，和平絞殺我們?！　?/p>

現在看來，西方的這一算計已基本上得逞了。民生的艱難、貧富的分化、貪腐的叢生，作為我們維穩社會的軟肋，已被西方的和平演變洞若觀火地利用起來。它們已認定，單單這一艱難的民生，就不是我們的政府所能短期解決好的。因為我們在內需的擴大與居民消費的增長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這種阻力就發端于我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資本的技術稟賦對市場需求變化的滯后反應?！　?/p>

從理論層面上說，海外市場的丟失可以通過國內市場的開發來彌補。這種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也還可以通過結構的調整和企業的轉產，而在內需擴大的國內市場上重新存活下來。但要知道，企業的轉產、資本用途的改變常常都會因為資本的技術稟賦和居民的收入對接等因素，而難以對市場變化作出靈活快速的響應，存在著很長的滯后時差。　　

從我們的目前現狀上看，社會的維穩、民生的解決，最棘手的事情，就是這種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它的改革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之下，肯定會遇到極大的阻力，但這種改革必須痛下決心來推進。在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出口拉動難以為繼、居民變革心理萌動的復雜形勢下，中國的社會維穩與應對外需的銳減，就只能指望于這種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了。如果能夠通過改革改變目前這種國富民窮與貧富兩極分化的現狀，而把更多的國民財富從國家層面、從富裕階層直接轉移、充實到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基金中去，以此激活中國自己的內需、減少對外依賴，那么中國在這種東西方兩大文明、兩大制度的和平賽局中，就也還有放手一搏的機會，就也還有延續自己的文明、延續自己的制度的根基?！　?/p>

問題是，中國的這種新一輪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阻力很大，很難推動。資本家、官僚權貴階層、國企壟斷行業、企業管理階層、資改派、貪腐干部群體等，都是中國目前在市場化的改革中受益最大、分享國民財富最多的既得利益集團。調高、擴中、補低的錢從哪里來，說到底也只能從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腰包中拿。一些人喊出把中國暴富階層及干部家庭的財產都統統拿出來“共產”的口號，不能說沒有現實的依據。在國民收入總量一定的情況下，不從它們的腰包里拿出用于二次分配的錢，又從哪里拿呢！改革的邏輯就是如此?！　?/p>

現在的情形是，中國的決策層就是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代理人。由它們制定均分自己財產的公平分配方案，這根本就指望不上。除非它們都有著馬克思的階級覺悟，能夠背叛自己的階級利益，自己革自己的命?！　?/p>

對于中國的這種改革悖論，美方可謂是洞若觀火、明察秋毫。它們把人民幣的升值當作引發中國社會民心流變的導火索，也把新一輪和平演變的大部分賭注壓在了這上面。它們的戰略籌劃是先通過緊逼人民幣的升值整垮中國的出口行業，加劇中國的失業和經濟的衰退以及社會的動蕩；然后再憑借自己的金融霸權和匯率的市場操縱，通過人民幣的貶值和通貨膨脹的引發，把中國的股市、樓市搞崩盤，加劇中國的貧富分化和國民財富的流失，讓民眾的生計因為苦不堪言，而迸發對自己的政府更加尖銳的抵觸情緒和改變現狀處境的迫切心理。如果淪落到的那種境地，財富都被一小撮的社會強勢集團所獨占、所鯨吞，而民眾卻被這種人民幣的貶值和通貨膨脹的盤剝，所剩無幾，連生理層面上的基本生存都難以為繼了，就是我們滿心維穩，恐怕也無力回天了。　　

總之，說一千、道一萬，美方緊逼我們的人民幣升值，明里為的是推動世界經濟均衡發展，骨子里盤算的卻是想整垮我們的出口行業，把我們的經濟體推到長時段蕭條衰退的陷阱之中，以此激發我們的民憤、誘發我們的民變，通過和平演變，和平長入資本主義，用西方的文明和制度一統我們中國?！　?/p>

在資改派的誘導下，中國的戰略失誤就是過分地迷戀于自己的那種以出口為導向、以創匯為目的、以歐美的負債消費拉動自己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就是過分地執迷于自己的趕超戰略和GDP數據的增長，而不切切實實地把民生的解決當作自己推動發展、擴大內需的一個根本和中心的指向來抓；就是過分地把自己的經濟增長都捆綁在房地產泡沫的虛假拉動上；就是過分地寄望于市場力量對各種失衡結構的自動修復，而一再延遲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此推進內需的擴大和居民消費的增長。　　

我們的資改派們在傳達其西方教師爺的改革訴求時，總是采取形而上學的分析方法，只談它的受益板塊，而閉口不說它的負面作用和政治考量。北大的張維迎、厲以寧對人民幣升值的鼓噪，運用的依然是這種一貫的伎倆。在與狼共舞時，它們的甜言蜜語往往就是絞殺對手的毒汁。敵人反對的我們要堅持，敵人勸導的我們要摒棄。斗爭的辯證法就是如此。如果再繼續聽任資改派們導向下去，中國在這種東西方跨世紀的文明賽局中，就只能自絕生路，而淪為西方和平演變的獵物?！　?/p>

　                                    2010年4月3日　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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