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崗之后　　

一、無奈的選擇　　

我不是一個懶漢，我一直是一個熱愛工作的遵紀守法的公民。　　

讀書時，我是品學兼優的學生；工作后，年年被評為先進生產者，曾譽為學雷鋒的好青年；父母早逝，在和弟弟、妹妹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我們相濡以沫，互敬互愛，被街道辦事處授予“五好家庭”；成家后，是一位好丈夫，合格的父親。　　

我在一家賓館做廚師。我敬業，工作一直勤勤懇懇，所以技術不算太差。一九八八年單位要創建三星級賓館，在剛剛新建改造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擴建裝修（由此步入負債經營的怪圈），給職工放假二年。　　

這期間，只好在外打工。憑自己的技術很快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個體飯店上灶。工資雖然比單位高出許多，但遺憾的是，這里沒有休息日。記得一次扁桃體發炎，高燒39度，頭重腳輕，幾次險些栽到在爐臺上，手差點伸到滾熱的油鍋里，但仍然得堅持工作，因為找不到代替我炒菜的人。　　

單位重新開業后，我回到了單位。工資顯然不如在外打工掙得多，但這里有休息日，有做人的起碼的自由和尊嚴。休息時，我可以去野外垂釣，可以用筆寫下生活中美好的瞬間，還可以為我的親人獻上一餐可口的飯菜。　　

進入新世紀后，單位經濟效益大滑坡。從2003年起，連百分之五十的工資都發不出來，餐飲部的員工集體下崗了。我由此走上了打工之路，今后擺在我面前的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天天上班，要么天天休息（失業）。　　

二、打工的農村青年　　

我到了一家中檔酒店打工。酒店后廚人員除我以外是清一色的農村青年，年紀最大的才22歲。通過接觸，才發現這些打工青年和我在八十年代接觸過的那些勤勞淳樸的農村小伙子已經大不相同。別看他們年紀不大，個個學會了吸煙、喝酒，干起活來馬馬虎虎。學技術時，既不專心又缺乏熱情，同以前跟我學手藝的年輕人有如天壤之別。最令人難以接受的是，他們不珍惜物品，不講究食品衛生，甚至如廁后不洗手就進行食品加工操作。受多年職業道德熏陶的我，自然難以容忍這些不良行為。初時我對他們講明道理，好言相勸，卻不見效果，后來轉為嚴厲地批評、斥責，而收效了了。一次，炸江蝦因為有沙子，被客人退回來了。我責問洗蝦的青年為什么不洗干凈，他蠻有理由地說：“這次進的江蝦和往天的不一樣，沙子就是多……”瞧，這就是他們的思維邏輯！　　

我常常憤憤地想，他們怎么會是這樣呢？直到有一天，一句平平的話語，才引發了我的深思。　　

由于我的“師傅”身份，每天晚上能按時下班。臨走時，愛貧嘴的小劉對我說：“師傅，你真幸福，到點就可以回家了！”我聽后不由苦笑，連個休息日都沒有，何談幸福？但仔細一想，他們的確要比我辛苦多了。每天至少要工作十三四個小時，晚上睡連通的上下大鋪，三餐吃不見葷腥很少換樣的伙食，勞動強度大，工資卻很低，如果想歇一天竟要被扣掉兩天的薪水，幾乎沒有屬于自己的業余空間。能在飯后抽上一支煙，深夜搭伴去地攤上喝瓶啤酒，吃幾串烤羊肉串，大概就是他們所能得到的最大的生理享受了。而他們每天面對的卻是燈紅酒綠的世界，服務的對象大都以車代步，穿著講究，每每留下滿桌吃喝不盡的酒菜，昂首挺肚離去……這些閱歷不深、文化又很低的農村青年，整日接觸看到的就是這些。如此之大的生活反差，會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產生什么樣的想法呢？他們又怎么可能擁有一個良好的心態呢？　　

我不免有些憂慮，如果國家的勞動法規及相關法令繼續是一紙空文，打工者的休息權、平等權長期得不到保障，必將給社會發展帶來極大的不利。那么，構建和諧社會的倡導只能是一句空話。　　

三、霸道的私營業主　　

凡我去過的餐廳、酒店，不論規模大小，生意興否，都有一個共同點：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時，工作期間沒有休息日。這些私營業主依仗著經濟實力營造出來的權力，蠻橫地制定了一些有損于打工者切身利益的一面倒的霸王條款。例如：節假日不休息、每日超時工作、不予工資補償；工作期間生病、意外受傷的醫藥費自理、不發工資；發薪時押數日的工資或直接扣掉風險抵押金（也有未工作先交抵押金的）；甚至有的酒店還規定休一天事假扣發兩天工資……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我工作過的一個專營火鍋店，生意興隆，日營業額過萬。用老板自己的話說，忙活了一個月，也就五六萬元的純利。我略算一下，就算從他所說的“五六萬元”中拿出十分之一，就足以再雇用八九名員工了。這樣的話，我們每人每月至少可以串休四天，同時也增加了就業的人數。但是，這無異于與虎謀皮，老板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他們所追尋的就是想方設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老板眼里，工時長，不設休息日，很正常，是市場經濟規則的自然體現。如果誰嫌這里待遇不好，可以另謀高就，沒人勉強你。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多的是，你不愿意做，自會有人來做。他們對打工者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拿誰的錢不知道嗎？”言外之意是他們養活了打工者，打工者要對他們感恩戴德、惟命是從才對，稍有半點差遲，便解雇你。如果打工者在一個地方實在做不下去了，想再換另一個地方重頭做起，付出的代價則是當月的部分工薪。因為在許多酒店打工有一個不成文的潛規則：如果自己提出辭工，那就對不起了，工錢分文沒有。一些打工者不想失去已付出汗水的工錢，只能忍受著各種不平等的待遇。老板就是抓住了打工者的這種無奈的心態，更增添了霸氣。結果，形成了一種打工者受損，老板得利的定式。　　

正是因為“市場經濟”沒被相關的法律法規所制約，一些人被迫終日勞作，一些人因無事可做而為生計犯愁，從中大把獲利的卻是掌握財富權利的老板們。也正是因為有許多待業人員的存在，老板身處絕對優勢，使得從業人員如履薄冰，既便身處不公，也只好逆來順受。假若你想爭取休息日的權利，想提高工資待遇，立馬就會有人取代你的工作，而你只能重新再去找事做，可又到哪里去找一份有著公平待遇的工作呢？　　

四、離鄉　　

跨越七省，穿過無數鄉村、城鎮，這次真正的遠離故土了。列車馳騁了幾千公里，歷經了二十九個多小時的旅程，我們到達了兒時就耳熟能詳至今始得一見的世界名城——上海。　　

我望著陌生又似曾相識的由水泥石林組建的大都市，臉上一片漠然，對名城的好奇和向往已被追隨一路的傷感、無奈湮沒。旅途中，腦際曾閃出一個念頭：如果乘坐買了保險的飛機遭遇空難，倒不失為一件美事——激情殆盡的生命將由此自然地結束，也可給妻、兒留下一筆非打工可以掙得到的賠償金。雖說是胡思亂想，眼睛卻不禁有些泛潮……　　

打工所吃的苦我不在乎，老板的臉色難看我也能忍，難以承受的是，打工期間沒有休息日，每天的工時又長得沒有個人的業余時間，雖然掙到了錢，卻失去了許多生活的自由和樂趣。即便如此，也很難在一個地方做長。在閑置的日子里，我盡心地料理家務，人也變得節儉。我越是這樣，反被妻、兒看輕。妻子是公務員，每周享受雙休日，工資越調越高，足以供養讀大學的兒子，是自己的“無能”拖累了這個家。自從參加工作以來，我一直勤勤懇懇，努力工作著。為了使身邊的親人生活得好一些，我總是自甘吃苦受累，雖然能力有限，但始終是自食其力奉獻于人的。我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么，可自己的確被時代發展的潮流所拋棄，幾乎成為一個沒用的人。我常常處在困惑之中：是命運在捉弄人？還是性格決定了自己的命運？　　

我不是生活中的強者，但還不甘就此消沉下，失去做人的其碼的尊嚴，內心深處依然不時地涌動著一股與命運相抗衡的暗勁兒。也許正是這種不服輸的念頭促使了我這次遠行。　　

五、上海打工見聞　　

如此規矩　　

在這種心態下，我與同一個賓館里工作的特級面點師老王、一級烹調師大劉一起來到了千里之外的上海。餐廳設在上海的繁華區，每日工作12小時，而伙食每天規定只有兩餐。餐廳老板對我們這幾位師傅還是另眼相看的，我們可以吃三餐。幾天后，我見餐廳里的年輕人每晚餓著肚子工作，心中老大不忍，于是向同來的兩位師傅說出了自己的想法。老王說：“管那么多干啥？咱們不是享受三餐的待遇嘛！”　　

小劉想了一下說：“這事兒，你倆看著辦吧！”　　

我堅持向老板提出了把每日兩餐改為三餐的建議。　　

     老板說：“你們吃你們的，不要管他們。這塊兒的飯店都是兩餐，咱不能帶頭壞了規矩！”不改當年的我，率先拒絕了老板恩賜的這種“待遇”。　　

真沒良心　　

     發薪了，服務員個個面露喜色，錢到手后又全都晴轉多云。　　

     原來，每人除了扣發一百元的風險抵押金外，開業前的籌備工作沒予計薪，加上工作失誤的罰金，每人實際得到的工資比預想的要少出二百多元。膽大一點的問老板：“開業前的那幾天工作為什么不算工資？”　　

     老板嗔怪道：“你們真沒良心！沒開業哪來的工錢？你們每天吃的盒飯就耗去我好幾十元錢哪，我都沒朝你們要呢！”　　

服務員面面相覷，無言以對。　　

刷碗工　　

     春節前，一位河南的女刷碗工受不了老板的苛刻，以父親病重為由，要求辭工。　　

     老板眼皮一翻說：“節前誰也不準辭工，要走也可以，工資沒有！”　　

     刷碗工只好作罷。　　

     這天，刷碗工接到了家里的長途電話，丈夫通知她父親已經病故。老板只好準了她的辭呈。　　

     結算工資時，刷碗工數著手指對老板說：“老板，你少算了我一天工錢。”　　

     老板把眼一瞪：“不用查手指頭，七號到二十七號不是正好二十天嗎！”　　

     刷碗工無力爭辯，自認倒霉。工資拿到手后，她轉怨為笑，有些得意地對大伙說：“他這次算是走了眼了，我從小就沒見過父親啥模樣！”　　

     眾人竊笑不已。　　

打工女　　

     所住的寢室隔壁是一間大屋，里面安置了四張單人上下鋪，供八個人住宿。餐廳有四名男青年住在這里，不久又住進來三名四十多歲在別的酒店打工的鄉村婦女。她們每人每月向餐廳老板交八十元的房租，煤氣、水電的費用則和住宿的人均攤。大屋的中間拉了一個大布簾，算是男女有別了。　　

     室內 潮濕，大屋的門整日敞著，男女隨便出入，從不避嫌。一天，我經過大屋去涼臺晾衣服，發現撩開布簾的女鋪只設有兩張床位。不解地問該寢室的小張：“三個人怎么只有兩套鋪蓋？”　　

     小張笑了，指著靠墻的下鋪說：“睡這張床的是姑嫂倆，她倆合用一套被褥。”　　

     我愕然良久，半天無語，不由地打量起她們的行裝。姑嫂倆的鋪蓋還算齊全，而對面的床上罩著一條不夠長短的單線毯，腳底處露出了床板，毯子上疊著一床沒罩被罩淺綠色的薄被，床頭上是卷成一團的衣裳，想來是晚上當做枕頭用的。粗糙多刺的床板只有兩寸多寬，床板之間的縫隙能掉下來一本書。陰冷的冬天在這樣的床上鋪一條薄毯子睡覺，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恐怕無人相信這個平時有說有笑的河南女工竟是這樣度過每一個夜晚的。　　

她曾敲門向我討過一次熱水喝，說她肚子有些不舒服。她一直在廚房過道用冷水洗漱，連洗腳也不例外。我一邊給她倒暖瓶里的水，一邊說：“買一個暖瓶熱水器花不了多少錢的。”她笑著連聲道謝，端著水杯走了。我又說了一句：“喝水就過來倒！”　　

以后，她再也沒向我討過熱水。我不知道她的家境究竟如何，但我堅信一點：她每月掙七百元錢，仍然活得這么艱辛，一定有更需要用錢的地方。但愿這只是在生活中遇到的個例。　　

小個子　　

     餐廳有幾個服務員結伴不辭而別，并各自拐走了一套新工作服。這以后，前廳人員一直處于緊缺狀態，而新招來的服務員時來時去，像走馬燈似的，有人甚至只露了一次面就不見了蹤影。　　

     春節前的生意很紅火，前廳的服務員更顯的不夠。這時來了一名身高只有一米五十多的小伙。他是湖南人，說一口濃重的方言，餐廳實在缺人，就留他做了傳菜員。他個子不高，嗓門卻很高，脾氣也很倔強，生著一頭濃密的兩邊使著勁兒向中間擠的黑發。工作接觸中，有誰聽不懂他的方言再次問他時，他便顯的很煩躁，但干起活來還是蠻出力的  。　　

     這天下午，他突然揚起大嗓門向老板提出不干了。原來，他剛來時老板答應把他的身份證復印下來后就還給他。幾天后，他向老板要身份證，老板說還沒來的及復印呢。他再次催要身份證時老板仍是這樣說，小個子一下子火了，說老板不講信譽，他不能給言而無信的人做事，堅決要辭工。按餐廳慣例，像他這樣走的人是沒有工錢的，但他卻一分不差的拿到了工資。他向老板提出了三點：一、老板失信在先，他辭工在后；二、扣押身份證違法；三、用工不付錢違法。如果老板不付工錢他就上告。就這樣，他以自己倔強的性格加之法律常識的運用維護了自身的利益和尊嚴。 　　

帥青年　　

     前廳有一高個服務生，長得一表人材，待人接物彬彬有禮，很得老板的賞識和信賴。據他自己講，他在餐飲行業工作已有幾年了。　　

     發薪后不久，明眼人已察覺他有另謀高就的意圖。大概他舍不下已扣的風險抵押金和近幾天的工資，不知用了什么理由朝老板借走了一百元錢，可能還嫌不夠本，身上的工作服也隨人消失了。　　

     這位帥哥雖然贏得了有限的經濟利益，卻出賣了自己的人格和信譽，比之小個子差之遠矣！　　

六、磨刀的老人　　

我從上海回到了本埠后，去了一家高檔酒店打工。給酒店磨菜刀的人是一個年過七旬的老翁。每到周五，他就會準時在廚房出現。他弓著背，邁著不太靈活的步子，開始從廚師的手里收刀。他先到切菜間，再轉到面食屋，最后才走進涼菜室。　　

我負責涼菜制作，仍舊保持年輕時的習慣自己磨刀。我一向認為：花錢定時磨刀只能鋒利一時，刀只有勤磨才受使，廚師不會磨刀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師傅，磨刀嗎？”磨刀老人用熱切的目光望著我問。　　

“不是和你說過多次了嗎？我的刀自己磨！”這句話我已經對他說過多次了，可他每次來酒店磨刀總是這樣問，這次我顯得不耐煩了，比平時多了一句反問。　　

老人仍和每次一樣，眼里的希望化為失望后，一聲不響地兩手掐著其他師傅的菜刀走出涼菜室。 　　

我覺得自己的語氣有點重了，目光不由地又落在了老人身上。他真的是很老了，翻卷著的棉帽耳朵下是一蓬扎眼的白發，后背躬得是那么厲害，我心里突然生出一種莫明的負疚感。我雖然并沒做錯什么，但自己的做法卻無形中使這位年邁的老人少掙了一份辛苦錢啊……　　

轉眼又到了周五。我一進涼菜室，就把自己用的兩把菜刀擺在案子上，準備讓他磨。奇怪的是，一貫守信的磨刀老人卻沒來，我不免有點失落。在廚房師傅的抱怨聲中，酒店經理派人找來了一個中年磨刀人。　　

第二天。磨刀老人扛著家什，臉上布滿了歉意，一瘸一拐地走進了廚房。當他得知自己從此失去了為酒店磨刀的資格后，笑容立刻僵住了，身子晃了一下，臉上的胡須止不住地顫起來，半天才喃喃道：“這個跟頭摔得可真不是時候呀……” 　　

他木訥地站在地當中，人顯得蒼老了許多。他四下顧盼著，眼睛里充滿了乞求，渴望能與一個同情的目光相遇，或許還能得到一線轉機。可是，他所熟悉的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沒人注意他的存在。他嘆了一口氣，扛起家什，蹣跚地走出廚房。　　

我從涼菜室走出來，緊趕幾步，替他拉開酒店的大門，撩起透明的塑料門簾。他回過身，感激地向我點點頭，踉蹌地走下酒店臺階。　　

我本想說點什么，卻什么都沒說出來，腦中只剩下一個聲音：師傅，磨刀嗎？　　

七、買房　　

大樊是我2005年在一家酒店打工時結識的忘年交，時年31歲。他15歲就進城打工了。開始在一家小飯店干雜活，老板見他機靈勤快，就讓他給炒菜的師傅打下手。幾年下來，大樊做得一手好菜，每月有了600元的工資收入。　　

大樊24歲那年，和飯店里的一位打工妹定了終身。他倆回到家鄉完婚后，又匆匆進城打工了。兩人在城里租下一處半地下室的小屋，開始了新的生活。大樊這時月工資掙到了800元，妻子在酒店做服務員，每月也有600多元的收入，他們打算買一個二手小房，在城里安家，于是開始拼力攢錢。大樊把煙戒了，妻子不再講究穿戴，不再用貴重的化妝品，兩人商定好，等有了自己的房子時再要孩子。他們就像一對快樂的小鳥，不知疲倦地為自己的未來拋灑著汗水。　　

當大樊的月工資掙到1200元時，妻子意外地懷孕了。兩人為此郁悶了好些天，最后還是順從了天意。女兒出生后，即帶來了歡樂，也增添了憂愁。多了一個花錢的，少了一個掙錢的，買房的計劃自然要受到影響。為了孩子能健康成長，他們更需要盡快有一個能見到陽光的房屋。大樊咬緊牙關，一個人挑起了生活重擔，他憑著手藝，又換了一家酒店，月薪升到1600元。可是，兩手怎么也抵不上四手，眼看著買房的計劃越來越難以實現，大樊只好狠下心來，把剛剛兩歲正討人喜愛的女兒托付給了鄉下的父母。大樊的妻子這才走出家門重新去找工作。　　

小屋里沒有了女兒咿呀學語聲，沒有了她那牽動人心的哭笑聲。累了一天的大樊常常發愣，妻子在一邊悄悄地抹淚。夫妻倆就這么苦苦地熬著，盼著，生了病也不敢休一天，可手里的錢總是攆不上房價的上揚。大樊和妻子這時才似乎悟出一個道理，像他們這樣的掙錢方式，很難實現買房的愿望。一晃，夫妻二人都到了而立之年，為了早日圓夢，大樊的妻子辭去服務員領班工作，懷著一片希望，帶上兩萬元的積蓄去投奔一個在京城做買賣的遠方親戚，在那兒租了一個攤位。　　

大樊經過再次“跳槽”，月薪已經達到了兩千，也就是這時我認識了他。這天下班后，他說什么也要同我喝兩杯，便一起去了一家小酒館。喝酒時，他不住地往杯里倒白酒，一口接著一口地喝，半天也不言語一聲。我知道他一定遇到了煩心事，再三追問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來，他妻子在京城不但沒掙到錢，連本錢都賠進去了。我見他心情不好，勸他別喝了。他奪過被我攔下的酒瓶，又給自己的杯里滿上了，舌頭有些發硬，眼睛直勾勾地看著我說：“老爺子，你說，我過的算是什么日子，一家三口分在了三個地方……”他竟自搖頭苦笑起來，“我們兩口子打拼了這么多年，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就想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小房……老爺子，我要求的不算高吧？可怎么就這么難哪……”　　

我心中尚有許多解不開的結，實在找不出勸慰他的話來，惟有陪他喝酒，我似乎也醉了，但腦子里始終有一個問題不停地在折磨著我：辛辛苦苦地工作，為什么買不起一個簡單的住所？　　

八、路在何方　　

不獨有偶，酒店副灶小姜時年25歲，和女友相處一年多了，在酒店附近和別人合租了一套房子，他和女友住小間，可房租還是用去了他三分之一的工資。他說，這是他目前最佳的選擇。我問他，將來準備在哪安家。他神色茫然，半天才說：“我也說不準，走一步看一步吧，反正我倆都不想回鄉下了。”　　

有人這樣做，就有人效仿。酒店涼菜師傅小劉緊隨其后，也來個未婚同居，在市區偏僻處租了一個小房。他的女友是酒店服務員，他們認識僅有幾個月。由于酒店下班晚，趕不上公交車，為解決通勤，他特意買了一輛二手自行車。上班兩人一起來，下班兩人一起走，儼然夫妻一般。這之前，小劉有過一個女朋友，是別的酒店收銀員，我見過她一次，人長得挺俊。小劉當時向我介紹說，這是他那口子。可見，他們的關系已經不一般了。我不禁有些感嘆，這些農村青年已經不滿足于煙酒的刺激了，真是“與時俱進”哪！我告誡小劉：“你小子，有新忘舊，這次可得對人家負責呀！”他說：“師傅，你可冤枉死我了，是人家嫌我在城里安不起家，主動和我拜拜的！”我說：“這個你打算怎么辦？她是怎么想的？”他面有難色地說：“這個，我還是說了不算，我倒是有心把她明媒正娶地娶回家，可人家不想回農村了。她要在這兒安家，我上哪去弄那么多的款？先這么湊合著過吧，過一天算一天吧……”我無語。　　

顯然，這些外來的打工青年普遍有不想回鄉務農的想法，特別是相貌好一點的女青年。可他們又無法明確今后的生活目標，大都抱著走到哪兒算到哪兒的心態。盡管他們拼力拋灑汗水，卻很難在城市安身立命，也難以掌控自己的前途和命運。這種生活的不確定性，像一把無情的雙刃劍，不禁傷害著他們自己，也將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不能不讓每一個有良知的人感到深深地憂慮：他們今后的路又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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