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水稻：科學倫理的底線在哪里？
2010-03-21  　來源: 東方早報

當科學被卸下了崇高的面具，問題的關鍵已不在水稻基因該轉還是不轉，而是要求我們更多關注人類已有的基因表達，建立科學倫理的規范，保留文明自身的特點。人類，特別是掌握了特殊資源的所謂精英，如果欲望節制無度，與同類比權勢，向自然爭主權，人類遲早要毀滅在自己手中。

方益昉

今年春節，親朋相聚，餐桌上談論最多的事情之一是轉基因水稻。

有關部門宣布，人工克隆的轉基因水稻，理論上來年春節就可擺上百姓的餐桌。華中農學院獲農業部特許，被授予世界第一塊轉基因水稻生產許可證。這樣一個世界冠軍的消息，這么一塊舉世無雙的金牌，除了小圈子人士在第一時間被悄悄告知，彈冠相慶以外，普天之下的食客，直到去年末，才經由綠色環保網站的披露獲知，網民嘩然。

有人聲稱，人口擴張，需要種糧。但危機是否真的到了必須靠轉基因稻種來救急的地步，這是值得一議的。好在此事僅僅涉及飲食與健康的問題，比較放松，不妨允許采用大鳴、大放、大辯論的形式，完全不會影響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三農”專家李昌平認為：“未來的糧食危機并非因為糧食不夠吃。”未來的數十年，中國人口峰值不會超過十五點五億，通過農業技術進步、土地整理、土地改良、裝備農業等措施，再增加三億人的糧食是不成問題的。如果按照十六億人，人均八百斤算，八億畝“噸糧田”就足夠中國人吃飯了。種植技術以外的政策制度因素，應是糧食安全的主要考慮。糧食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通過經濟命脈把握政權的問題。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認為，“轉基因是提高糧食產量的唯一選擇”的觀點不符合科學。影響糧食產量的因素包括“水、土、肥、種、密、保、管、工”等八個方面，轉基因僅在“種”上做文章。蔣先生提出了一個有趣的關鍵問題：一種連害蟲都不吃的轉基因植物，人類何故視為珍肴？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七十九周歲生日那天對外界表示，到他九十歲時，超級稻爭取畝產達到一千公斤。理由是，2000年和2004年，袁隆平分別實現了超級雜交稻畝產七百和八百公斤的目標，畝產九百公斤有希望在2012年實現。袁隆平比喻雜交水稻“三系法像包辦婚姻，兩系法像自由戀愛，超級稻有點兒像獨身主義”。獨身就是無性生殖，相信與轉基因克隆有著根本的區別。

可見，早日實現推廣袁氏雜交稻是當務之急。既解決了口糧問題，又穩坐了科學高峰的第一把交椅。面子里子，兩邊光鮮。

討論吃飯種地，農業的起源問題有必要涉及。長期以來，有關人類何時跨進農耕社會與如何啟動農業技術的理論五花八門。其中，1992年加拿大學者海登提出動植物馴化的競爭宴享理論，相當接近史實。他認為，在動植物采集數量有限、食物收獲不穩定的條件下，人類的智慧與體力僅夠應付忙于食物數量的積聚。因此，動植物馴化技藝，包括與充饑完全無關的馴化技術萌芽，很可能是人們在食物資源比較充裕的條件下，為了滿足自身的欲望，開始擴大食物品種結構，增添美食種類的結果，也就是說，是吃飽了撐著的結果。人類一旦為了尋求新的物質刺激，或者提升神靈敬仰的精神需求，進而擴張領地范圍與部落權勢。結果，技術對社會的貢獻，不是絕對線性上升的樂觀發展結局，既有先進農業的出現，也有類似良渚故國，從玉石技術的高度自戀，到神權崇拜的自我迷惑，最終被奢靡毒害，自我毀滅。

翻開人類的整部科學歷史，神、權、欲的本能支配，作為技術發展的主要動因，凸現在人類社會發展的背后。直到今天，依然如故。達爾文的物種自然選擇理論成為人類信服、連梵蒂岡教廷代表上帝也開始接受的科學理論。但是，所謂轉基因，徹底打破了自然進化節奏，人為地將我們需要的特殊功能，插入一些傳統的植物基因中間，從而創造出一些符合人工設想，但是連上帝都陌生的新物種。

1981年起，美國的孟山都公司成為生物工程的產業巨鱷。它先后向市場推出了具備一個或多個抵抗不同蟲害，抑制雜草生長，提升產量、質量的玉米、棉花、大豆和馬鈴薯等產品，已在非洲、南美和南亞地區大規模種植。2005年孟山都生物技術作物在全球種植達到十億英畝，左右了有關各國的基本生計。

孟山都的生物技術發展歷史，被許多利益集團視為生物工程創新研發、產業轉型和商業路徑上的成功佳話。其實，該公司產品一再更新，也同時證實了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目前的轉基因產品功能不穩，如產量連年下降，棉絮纖維過短，玉米口感太硬等。我們姑且認為，技術性問題可以通過技術改良。但是，隨之引發社會層面的制度問題，依據人類社會目前的智慧，恐怕一時還沒有有效對策。比如，經濟作物種子被壟斷，農民被迫放棄種植產品的選擇性；轉基因種植依賴更多的化肥，生產成本上升，發展中國家整體農業被綁架；環保負荷加重，環境污染普遍，生態多樣性平衡遭受嚴重沖擊。

中國在法律上是限制外國農業種業控股的，2000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和2010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一再重申農業與種業的國家戰略。但事實是，中國目前的種子企業有八千家上下，處于散兵游勇階段，沒有一家市場份額達市場總量的5%，前二十強的銷售額加起來還不如孟山都2000年的十六億美元。

近年來，跨國公司誘導利益集團，通過收購參股，加快與本土種子企業合伙經營，應該就是其敲開中國主糧生產加工行業的關鍵手段。比如，美國種業老大杜邦集團的先鋒公司與我國最大的玉米制種企業成立了合資公司登海種業；世界排名第四的法國利馬格蘭種子公司通過旗下VHK公司，與我國上市種企隆平高科的第一大股東，成立長沙新大新威邁農業有限公司，其最大意圖就是隱性涉足中國水稻種子市場；孟山都則全裸登場，搶占我國種子技術研發領域。2009年11月4日，孟山都生物技術（北京）研究有限公司高調成立。孟山都從科研到商業市場的上下游壟斷戰略，在其以往的市場中心，屢試不爽，如在巴西和印度，都設有類似的研究中心。

但由于有太多的不確定性，即便技術一流如孟山都及其技術人員，他們發明并且推向市場的產品，也主要限于兩大方向：1.工業加工原料的植物產品；2.非直接大量進入人體消化道的主食植物產品。

所以，到底是他們疏忽，還是有意回避？西方主流資本和企業會輕易將唾手可得的成果、克隆轉基因水稻的榮譽金牌放在一邊？將巨額的轉基因稻種市場利潤拱手相讓？參與中國轉基因水稻研發的專家官員，除了進修西方的分子生物學，不知是否補修了科學歷史與科學哲學。前者教你取得核心專利，后者教你不要落入技術圈套。我們沒有核心技術，沒有專利保護，沒有消費市場，整個行業仰人鼻息，危機降臨時分，滿目瘡痍。中國不能再次成為看似高新技術概念，實質初級整合外來專利技術的加工基地，淪為國際資本巨鱷搶占我國本土消費市場的商業加工和銷售配套的物流工場。

人類農業發展歷史告訴我們，即使沒有轉基因技術和產品，各族人民分灶吃飯，也可各過各的綠色生活。有時富裕一些，有時貧困一些，但人類總體身心健康，一路走到二十一世紀。如今一旦傍上了生物工程手段，飯可能是吃多了，毛病也無奈地纏上了身，三高了、腫瘤了……

人類駕馭的科學列車，已經加速駛入2010區間，一時難以減速，無法停頓。從技術角度而言，將單一的植物功能基因，如抗病、抗蟲、抗旱、高產等特殊基因，放入另一個植物樣本，已非高不可及的學術高峰。而成功克隆一株哺乳類動物的細胞或者胚胎，遠比克隆功能性植物更具技術含量。但是，為了領跑靈長類動物基因克隆的成功，科學團隊的構成更為復雜，資本、權力和文化的背影糾結不清，科學開始成為附庸的工具。

1996年7月5日，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誕生，在隨后的幾年中，克隆牛、克隆豬、克隆馬、克隆狗逐一宣告成功。克隆各種家畜已經在世界許多國家實現，距離克隆人，僅有一步之遙。為此，西方學術共同體以及主管政府，開始從法律層面、倫理規范和科研經費上，嚴格控制人類細胞株的克隆建立，絕對禁止克隆人。

2002年12月27日，包括筆者在內的一群滿懷分子生物醫學幻想的科學主義分子聚集紐約，等待見證世界上第一個克隆人在公眾面前高調誕生。中午時分，CLONAID公司的雇員在佛羅里達宣布，世上第一位克隆女孩的名字叫EVE，但就是不讓世人一睹芳容。在CNN的全球轉播結束后，大家基本認定，這是一次有意的炒作，這家公司利用人類克隆在理論上的可能性、技術上的現實性、文化上的好奇性和家庭中的需求性，成功完成了一次挑戰宗教和倫理的科普造勢。時至今日，我們確實無法證實，地球上到底有沒有真正的類人克隆生存。但是，敢于公開聲稱克隆成功人類生命的，也就是包括CLONAID公司和意大利的安蒂諾里醫生等幾個狂人。科學共同體的一絲規范尚存，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尚存，敬畏自然的最后底線尚存。在我們還沒有最后確認自我智慧與能力，在社會倫理上、文化技術上和危機處理上完全準備妥帖，推出最接近自我的克隆產品之前，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我們還把握著人類最后的尊嚴和理智。

2005年末，發生在韓國的黃禹錫干細胞事件，歷經五年，目前真相已逐步接近事實。西方科學共同體從最初認定黃禹錫克隆人體干細胞造假，到現在承認黃氏在干細胞領域做出了開拓性的發現，最后僅以黃禹錫違背獲取女性卵子倫理規范草草收場。韓國為此延緩了通過舉國之力發展人類生物工程的計劃，世界為此爭得了幾年時間，慎重思考人類生物工程發展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應對措施。

黃禹錫干細胞事件充分表達了西方科學共同體在人類克隆領域的集體焦慮。黃禹錫是十足的韓國制造，沒有西方教育培養的實質性履歷，西方科學共同體無法為其套上技術失竊的小鞋。而大部分活躍在東方科學技術領域的專家學者，留學海外是其歸國后占據科學資源的關鍵資本，但其個人很少意識到自己也可能是西方放水養魚的試驗品。一旦工作研發有所成就，他們曾經就學就職的西方學界、業界和政界，絕不會放棄本屬于自己的專利保護和行業機密的追訴權利。西方科學共同體一方面受限于本國政府嚴厲的轉基因克隆研發政策，不得不放緩發展的步驟；另一方面又擔憂，遠東地區高速發展的生物工程技術，同時占領了技術話語和市場份額。

轉基因種植項目和干細胞醫藥項目代表性地體現了西方世界的基因工程戰略。前者不受本國法律法規的限制，跨國集團直接將其產品和技術推銷到發展中國家；后者的西方戰略相當被動，減緩遠東地區生物醫藥克隆技術，同時迫使本國立法機構和政府部門修正相關限制性條款，是西方利益共同體后來居上的殺手锏。

最為關鍵的是，鑒于過去半世紀中發生的技術突破與危機四伏，人類是否一起做好了準備迎接一個克隆時代的降臨。

科學金牌并不單純，既有燙手的獎杯，也有難言的苦衷，不能提倡有牌必爭的競賽主義。科學技術的大旗下面，排列了無數的利益實體，他們的訴求，時時刻刻對科學團隊增加著壓力。工業化以前的科學先驅，他們或者為了個人興趣，或者為了辨明一條規律，科學就是信仰，是講究實證依據的崇高情結。但是清白的科學技術一旦被資本盯上，被政治圈養，被納稅人監督，就難免墮落成工藝手段，而后者是可以討價還價，甚至被不同利益共同體綁架利用的。事實上，對于守衛最后科學凈土的學者，科學金牌既非人人想念，更非人人敢拿。在這個利益交匯、文明沖突、生存危機、市場暴利的年代，除了把握科學技術，更要講究科學倫理，健全科學文化，這是全球共同利益的最終底線。

今年春節，聚餐桌上談論最多的電影有兩部，《孔子》與《阿凡達》。

孔丘以后，儒家是否說服了權貴，不敢說，但權貴一直利用了儒家，是肯定的。江曉原先生觀摩了《阿凡達》后感嘆到：一部讓異形戰勝人類、讓神靈戰勝科學的影片，竟然能夠在西方和中國同時大受歡迎，這是令人欣慰的。《阿凡達》的“反人類”，是對人類自身的弱點和劣根性進行反省、進行批判而已。《阿凡達》的“反科學”，是用電影來表現西方世界半個多世紀以來，對科學技術進行的種種反思而已。曾幾何時，科學是如此的被全世界人民所熱情歌頌和崇拜，但是發達國家的思想家們，從二十世紀中期就已經開始了對科學技術的反思。哈耶克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呼吁要警惕“理性濫用”，再往后“科學知識社會學”（SSK）掀起的思潮席卷西方，不僅在大學中可以靠“反科學”謀得教職，而且在大眾傳媒中，“反科學”也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話語權。

允許在科學問題上，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討論轉基因稻米的吃與被吃，其實更重要的是為全社會提供了科學哲學與科技政策的反思契機。當科學與技術已被卸下了崇高的面具，問題的關鍵已經不在水稻基因該轉還是不轉，而是要求我們更多地關注人類本身已有的基因表達，建立科學倫理的規范，保留文明自身的特點。人類，特別是掌握了特殊資源和技術的所謂精英，如果欲望節制無度，與同類比權勢，向自然爭主權，人類遲早要毀滅在自己手中。

(本文來源：東方早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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