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農業部和一些專家公開表示不存在風險，但許多人并未打消疑慮，3月11日又有幾十位以高校教師和研究院所人員為主的人士聯名呼吁暫緩推廣轉基因主糧。一方面是轉基因研究者的保證，另一方面是非專業人士的懷疑，決斷的天平應向誰傾斜？

　　——爭論焦點——

　　轉基因僅僅是學術問題嗎？

　　既然農業部和一些從事轉基因研究的專家已經多次打保票，反對者依然不肯放棄其立場，他們是否因為“不懂科學”而過慮了呢？

　　“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的科學共同體，在轉基因生物的安全性問題上都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北京大學科學與技術哲學專業碩士下上說。

　　下上的研究方向為轉基因相關爭議問題。“有堅定支持轉基因生物安全的科學家，也有質疑轉基因生物安全性的科學家。這本是科學共同體內部正常的現象，也是科學創新發展的必要基礎。”下上認為，轉基因生物技術的安全性問題往往引起激烈矛盾，是因為它并不是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涉及到國家之間的競爭，企業和農民的經濟利益，消費者的信任或恐慌。

　　“科學家對轉基因食品安全的些許懷疑，會導致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強烈抵制和生物技術公司巨大的經濟損失，遭受到支持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的科學家的猛烈抨擊。在英國的轉基因土豆事件和墨西哥的玉米污染事件中，這種矛盾顯露無遺。”

　　“轉基因作物是否安全這樣的復雜問題上，中國科學家的意見也是不同的。”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劉華杰也認為，“這事在科學界并沒有定論。”那么，在這類并非純學術的激烈爭論中，中國公眾處于何種角色？

　　科學家說了算，還是公眾說了算？

　　“轉基因水稻是否安全，不是幾個、幾百個、幾千個科學家說了算，而是全體老百姓說了算。”劉華杰認為，“公眾希望聽到不同的聲音，在此基礎上自己做出理性的判斷、選擇。專家、媒體并不能代替公眾作出選擇。”

　　“在科技風險的應對中，多樣的聲音更有助于問題的公正解決。”下上說：“公眾作為納稅人，是科學研究經費的來源；公眾作為受眾，又是科技風險的主要承擔者。要尊重公眾的知情權，向公眾全面地傳播各種科學結論。我們應當營造正常的、多元的討論氛圍，給公眾參與科技事務創造條件。”

　　劉華杰認為，最終轉基因水稻是否安全，是民眾的個體心理感受問題。“哪怕從科學上100%地證明了某物是安全的(這是不可能的)，如果百姓覺得它不安全，不購買它，那么它就是不安全的。”

　　反轉基因是否神經過敏？

　　在有關部門已經檢驗合格的前提下，轉基因作物的風險是否可以忽略不計呢？一些人不這么認為。

　　下上介紹說，轉基因食品對人類健康短期的、直接的影響較小，但是長期的、間接的、累積的影響還難以確定。危害可能表現在：一是毒素問題，外來基因可能會帶來新的毒素，引起急性的或慢性的中毒。二是過敏性問題，外來基因產生新的蛋白質可能會引起人類的過敏反應。三是抗藥性問題，作為轉基因食品的標記基因的抗生素抗性基因，可能被轉入人體消化系統的細菌體內，使其對抗生素藥物的治療產生抗性。

　　另外，轉基因生物在環境中釋放后的潛在風險及對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環境的影響非常錯綜復雜，有對生物環境造成危害的可能。不能排除發生這樣的情形：通過基因漂移形成抗性雜草或超級雜草，具有很強的抗藥性；目標害蟲產生抗性，并進化增強；非目標生物可能因為誤食轉基因植物或遭“基因污染”的新種植物而受害；導致物種遺傳多樣性的喪失，如墨西哥玉米污染事件；轉基因生物通過競爭、環境脅迫使生物多樣性受到損害或者喪失。

　　2006年8月4日，《科學時報》曾發表中美科學家的聯合研究，表明轉基因棉花長期經濟性欠佳——雖然Bt轉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鈴蟲，但長期種植會導致其它害蟲肆虐。

　　報道稱，據歷時7年的跟蹤調查，轉基因棉花在種植第3年時經濟效益最好，但從第4年開始情況發生逆轉，使用殺蟲劑數量上升，投入成本竟然比普通棉花種植戶高了3倍，而收入卻低了8%。到第7年，轉基因棉花種植戶所使用的殺蟲劑已經明顯高于普通棉花種植戶。康奈爾大學教授、這一研究的美方負責人平斯特拉普·安德遜說，早先科學家曾認為Bt轉基因棉花可能面對的最大挑戰是棉鈴蟲產生抗藥性，但研究結果表明，轉基因棉花無法對付的“第二害蟲”會造成更大的危害。

　　——國外先例——

　　公眾如何能參與到科學決策中來？

　　不懂學術的普通民眾，如何參與科學決策？下上舉例說，為了引入公眾參與到轉基因作物問題的討論和政策制定，日本和韓國分別召開了“共識會議”和“公民會議”。

　　日本的“共識會議”共召開了四次會議，首先進行兩次準備會議，向公眾代表說明轉基因農作物的利益和風險的基本知識，總結整理出“關鍵性問題”，然后在第三次會議上由專家針對“關鍵性問題”做出回答，讓公眾和專家進行討論，最后第四次會議上，完全由公眾整理出“公眾意見提案”。

　　韓國的“公民會議”由韓國教科文組織，以“轉基因食品”的問題為題，召集十四位不同背景的公眾人士組成公民小組，與專家對話。公民小組設置了七個轉基因相關議題，總共召開過兩次的預備會議，以及長達三天的正式會議，最終成果以報告形式體現。

　　下上認為，“共識會議”和“公民會議”既是解決轉基因的社會爭論的民主方法，也為科學傳播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在借鑒日韓等國的基礎上，可以期待中國的轉基因食品問題和其他科技問題得到公眾更多的參與。

　　延伸閱讀

　　中國公眾對轉基因議題關注為何不及歐美高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認為，中國特有的背景決定了轉基因生物這項高新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前途：一是“發展就是硬道理”。其二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在科學技術占據強勢意識形態和話語地位的背景下，對科技專家的尊重、在相關決策過程中科技專家舉足輕重的作用就成為必然。而在中國，如果一種產品得到官方的正面態度特別是科技專家的支持，公眾就會對此產品完全放心地予以接受甚至趨之若鶩。因此在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議程中，負責轉基因生物研發的科學家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而科學共同體中反對的聲音幾乎聽不到。

　　郭于華還指出，高風險社會的現實使中國公眾對轉基因缺少關注。因為眼前的、直接危害生命的危險，諸如各類食物中毒、各類假冒偽劣產品和藥品等，遠比可能存在的、尚未確知的未來危險更可怕，更讓人關注。

　　另外，中國農民在遭遇轉基因的新作物和技術時，其信息、資源和能力都是極度缺乏的，尚未與轉基因農作物發生直接聯系，也不對相關決策構成影響。

　　除此以外，轉基因食品在國際市場受到關注和抵制，與NGO的強勢作用密不可分。而在中國缺少這種聲音。少量環保方面的NGO工作重點放在保護緊迫的生存環境，轉基因食品及其生物安全問題尚未進入其工作內容。

　　相關鏈接

　　袁隆平稱應招募志愿者進行轉基因食品試驗

　　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疑慮重重，全國政協委員、“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日前表示，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不能一概而論，應該招募志愿者進行臨床試驗，以確定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

　　到底哪些轉基因食品存在安全風險？袁隆平介紹說，比如一些抗蟲抗病的轉基因食品，其中的抗蟲抗病基因“蟲吃了要死，人吃了會怎樣？很難說”。目前，一些很難說清是否存在危害的轉基因食品只在小白鼠身上做過動物試驗，并沒有在人身上做臨床試驗。對于這種狀況，袁隆平搖頭提醒應持慎重態度。

　　袁隆平建議，對抗蟲、抗病、抗雜草等轉基因食品，應先招募志愿者開展臨床試驗。“我自己就是志愿者。我愿意吃抗蟲抗病的轉基因食品。我吃了沒問題，但這還不行。我這樣的老人現在沒有問題，但下一代就沒問題嗎？”袁隆平進一步表示，應該招募年輕的志愿者進行臨床試驗，“他們吃了沒事，他們今后生的孩子也沒問題，那就說明(轉基因食品)沒有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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