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華：轉基因主糧背后的霸權

2010/3/2/
從中國社會結構的視角來看，主宰中國人主糧的力量只有政府相關部門和有關研發機構。

    郭于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較早從事轉基因大豆與社會文化關系的研究，以此透視中國社會結構和制度方面的現狀。相關學術論文包括：《天使還是魔鬼：轉基因大豆在中國的社會文化考察》等。

    從中國社會結構的視角來看，主宰中國人主糧的力量只有政府相關部門和有關研發機構。其他的社會力量均告缺失，其中包括處于“無知之境”的消費者，缺少合法性發育不良的NGO組織，自身位于社會底層的農業種植者。

    2009年11月27日，農業部批準了兩種轉基因水稻、一種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這是中國首次為轉基因水稻頒發安全證書。作為轉基因農作物上市最為關鍵的一環，安全證書的頒發意味著該品種的生產性試驗結束并獲得農業主管部門認可，技術方面的障礙基本掃除，接下來就可以申請生產許可證了。已進入中國多年卻很少為公眾關注的轉基因食品終于吸引了人們的目光并且導致爭論的熱潮。

    以大米為主糧的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水稻生產國和消費國，這是引發激烈爭論的主要原因。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的“閘門”一旦開啟，人們必然要問：食用這樣的轉基因主糧安全嗎？當下試驗無害考慮了長遠影響嗎？轉基因作物對于生物多樣性有所危害嗎？研發推廣該品種的最大利益何在？審批程序是否合法和透明？國外資本集團有無什么企圖？……圍繞著上述問題有人稱“一場餐桌上的無硝煙戰爭已經打響”。

    問題出在“悄然”而至

    與任何新事物新產品問世一樣，轉基因產品也必然帶來不同的看法和爭論。簡單概括一下，持贊成觀點的主要依據有：（1）轉基因技術可增加糧食生產、減少生產的投入，有助于解決世界范圍的糧食問題。（2）轉基因農作物具有抗病蟲害、抗除草劑的特性，可減少殺蟲劑、除草劑的使用，有利于環境保護。（3）轉基因技術可以通過利用某些基因，增加食物品種，改善食物品質，使食物更加可口。（4）轉基因技術可準確地生產人類想要的動植物品種，克服傳統嫁接及雜交技術的不確定性。此外，癌癥等頑癥的治療亦可望取得突破。

    而持反對立場的觀點則指出：（1）轉基因技術使不同物種的基因相互融合，而對其后果卻無法控制，因而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安全上的問題。（2）轉基因食品可能存在毒性問題，對人的負面影響可能有很長的潛伏期，而其對人體的長期影響尚難以確定。（3）某些人對轉基因食品存在過敏反應。（4）轉基因食品的營養作用、對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對環境的威脅等問題尚未得到證實或解決。（5）一些實驗已經表明了轉基因食品的負面影響。

    到目前為止，轉基因食品尚未能從科學原理上被證明完全無害或確定有害，支持和反對雙方都不能給公眾一個明確的保證。在這種情況下，依照國際慣例是將選擇權交給消費者，由其自主做出吃或不吃的決定。選擇的前提當然是知情，是透明的決策過程和相關產品的標識制度，但是據報道：“昨日上午（2009年12月1日），記者發現，在中國生物安全網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準清單’上，備受爭議的轉基因水稻、玉米‘悄然’出現在４３個品種的末三位。

    如此“悄然出現”、“悄然批準”，公眾何以知情？又何以選擇呢？

    吃飯問題也是權力的問題

    在科學技術尚不能給出確定答案的情況下，決定轉基因產品命運的將只能是各國的社會結構性特征、制度安排、利益關系和文化傳統了。由此不難得知，關于轉基因這一高科技生物技術的不同觀點、爭論和與之相關的各類政策、規則決不僅僅是科學技術本身的問題，而是有著各自潛在的、更為深刻和復雜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原因。

    在國際社會關于轉基因的論戰和博弈中，至少涉及到這樣一些力量的較量：國家利益——不同的國度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對轉基因作物的生產特別是貿易做出抉擇；開發轉基因產品的大公司——無疑是這一新技術的最大獲益者和主要推動力量；種植轉基因作物的農民（主要為發達國家中的富裕農民）——因其生產成本降低也是轉基因作物的重要受益者，但是由于近年來許多國家和地區對轉基因農產品的抗拒，他們也面臨重新選擇和調整種植策略的問題；因食品安全的考慮拒絕轉基因食品的消費者（以歐洲、日本、韓國的消費者為主）；以保護環境為主要目標的非政府組織（如以Greenpeace為代表的環保組織）——堅決而積極地抗拒轉基因產品。自上個世紀末以來，圍繞著轉基因技術和轉基因產品，上述集團或組織依據各自的觀念和意識形態工具展開了被稱為“全球食品戰”的復雜博弈，時至今日仍方興未艾。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轉基因食品爭戰中處境獨特，有西方學者用“擁抱”（embrace）一詞形容中國對轉基因產品采取的獨特姿態。從中國社會結構的視角來看，不難發現，主宰中國人主糧的力量只有政府相關部門和有關研發機構，其他的社會力量均告缺失：處于“無知之境”的消費者，缺少合法性發育不良的NGO組織，自身位于社會底層的農業種植者。

    行政決策過程和高新技術開發都是權力的過程，二者相結合形成不無神秘感的知識－權力場域，這一空間是將普通民眾排除在外的。我們不時聽聞一些“專家”對公眾參與決策過程、發表意見的拒絕話語，而這種“內行”、“專業人士”的拒絕實際是站不住腳的。轉基因產品從來不只關涉科學技術問題，大眾餐桌上的主糧當然不能由某個利益集團說了算。消費者、農民、公民社會在轉基因問題上的失語和無力，無不是中國社會結構性特征的反映。

    至于有人認為，中國批準轉基因主糧是美國操控的結果、其利用基因武器甚至可致我亡國滅種云云，我想就不值一駁了，美國再強大、再專橫、再狡猾，恐怕也管不到中國人的餐桌上，中國人吃什么還是主人而不是外人決定的。

    保證信息完整需要多元社會

    許多外國人認為中國人膽大，在全球尚無一國以轉基因作物為主糧的情境下，居然這么輕易、迅速地批準了作為13億人主糧的水稻的轉基因種植。其實關鍵并不在于膽大膽小，而是在于決策機制不為人知，信息傳播缺少透明，而這都與權力不受制約、權利無從保證有關。如上所述，在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制度背景下，普通消費者實際上外在于知識－權力場域，即使通過轉基因產品的標簽制度將選擇的權力交予消費者，他們就能夠進行自主的選擇嗎？他們有賴以做出正確判斷的充足的信息嗎？他們具備選擇的知識和能力嗎？更何況，科學至上的觀念很容易使普通消費者對科技產品產生要么盲信要么恐慌的兩極性反應。

而對政府公信力的喪失，對專家權威的懷疑更會加劇這種反應。科學神話亦完全可能崩潰于社會恐慌。不知情的消費者實際上是沒有選擇的。
    另一種常見的反應是公眾的冷漠。轉基因作物例如Bt抗蟲棉、轉基因大豆油、轉基因番茄和甜椒等早在大約15年前就進入了中國，但卻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市場上已有的轉基因豆油的標簽甚至不為消費者所知。這是因為社會中存在著比轉基因食品更為嚴峻和迫切的食品安全問題——三聚氰胺毒奶粉、“蘇丹紅”、“瘦肉精”……層出不窮的食物中毒、農藥化肥污染、水資源污染、各類假冒偽劣食品和藥品的直接危害，人們生活在一個高風險社會中，迫在眉睫的、直接危及生命的危險遠比一種可能存在、尚未確知的未來危險更可怕。

    公眾能夠在充分知情的基礎上做出自主選擇的前提是就某一新事物有多種不同的聲音存在，是信息的完整、多樣和充分傳遞，是可以參與和表達的決策過程，是一個開放的、多元的社會，而這正是我們的社會所缺少的。處于知識－權力場域之外的普通公眾是處于絕對弱勢地位的。在轉基因領域，知識與權力的結合獲得最為充分的顯現。而在其中公眾不可能達致真正的知情，或者說他們的信息、經驗和知識是片斷或支離破碎的，無法形成完整的知識鏈條。他們在面對轉基因這種具有相當不確定性的陌生事物時的不知所措，正是被稱為“基因暴力”(gene power）的知識－權力宰制公共生活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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