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紀潮在《知識出了什么問題？》一文中（見《博覽群書》2005年第8期）敏銳地指出，王曾瑜“書生意氣地用學術標準對付商業標準”，并提出更深一層次的問題——“在我看來，《中國通史（彩圖版）》事件真是蠻有意思的，它折射出了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傳統知識在堅守傳統和走向市場之間的尷尬。”的確，在市場日漸繁榮的今天，“看不見的手”已幾乎將影響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毛細血管。如何處理好學術化和市場化二者之間關系，是值得學術界深入討論的問題。

但我以為，目前最迫切需要討論的不是學術化與市場化的二難困境，不是學術與政治的復雜關系，而是知識分子本身問題。我反對海德格爾關于商業時代消滅學者的武斷說法，商業時代同時也是信息時代，我們有足夠理由相信，信息時代必定能孕育出更杰出的知識英雄。中國現代學術研究起步晚，歷經政治磨難，于文革后方得到迅速發展。二十多年來，大量古籍的重新印行，諸多國外學術著作的翻譯出版，網絡資源的豐富和便捷，國內國際學術交流的日漸頻繁，這些無疑都為學術研究工作創造了良好條件。另一方面，近些年來國內學界頻頻出現讓人無法接受的不良現象，從初出茅廬的年輕學者到北大名教授，似乎轉瞬間就輕易倒在通往知識英雄的路途中。因此，讓我們真正感到憂慮的，不是商業化，不是權力的影響，而是知識分子本身是否已經做好準備，用健全的人格和健全的心智來把握住時代提供給我們的機緣。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健康的學術氛圍決計不能形成。沒有健康的學術氛圍，學術必不能得到良性發展，此時奢談其他一切問題都為時過早。要說社會意義，彩圖版《通史》風波所折射出的社會意義也許正在于此。王曾瑜、金生嘆、王紀潮三人文章所暴露出的共同缺陷，不是知識，而是知識分子自身出了問題。

王曾瑜《空頭主編與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一文，原本不值得一提。無論從何種角度，我們都不能將之與學術或學者相提并論。稱其為流言蜚語，就已經是保持了學者最大程度的克制；說它妖言惑眾，也不能認為過分。

金生嘆身為學者，是非不分，顛倒黑白，居然稱其“嚴肅”，性質十分惡劣。（見《“休想封殺”？》）我不得不寫一篇小文章，嚴厲指出王曾瑜的“四不嚴肅”，即：用人身的攻擊替代問題的討論，用道聽途說的傳聞替代科學的論證，用情感的宣泄替代理性的分析，用政治的話語替代學術的話語。（見《何來嚴肅？》）金生嘆尚屬孺子可教，自知心虧，隨即旋其面目，將舊文去掉“嚴肅”二字，略加修改后投稿《南方周末》，以示回其心跡。

王紀潮朽木難雕，不顧我已作文在先，膽大妄為，公然陳言“是非且先不說，僅如此之言不諱指名批評的文章標題就令人感到驚奇，也覺得痛快！”學者不說是非，卻視粗俗辱罵為痛快事，這種心態與魯迅筆下圍觀日本侵略者砍殺中國同胞頭顱的看客有何兩樣？過去警察審問犯罪嫌疑人，常常先不管是非地棍棒交加，看起來很痛快，卻不知釀成了多少冤假錯案。近來曝光的佘祥林案就是非常慘痛的教訓。現在我們知道了，這叫刑訊逼供，是對人權的粗暴踐踏，為法律所不容止。王曾瑜已成粗暴警察。王紀潮不加分析就為之叫好，是一不分是非；不加求證，直接沿用王曾瑜說法，稱《通史》是“垃圾產品”，是二不分是非；視王曾瑜粗俗文章為“尖銳的學術批評”，是三不分是非。王紀潮還試圖替王曾瑜開脫，說“王（曾瑜）文的批評并非是針對某個名人，而只是不滿于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守傳統身份進入商業領域”。這更是淆亂視聽！王曾瑜早就不守傳統知識分子身份，進入商業領域寫小說了，哪能對此不滿？他對戴逸恨之深，從紙背都能看出來，哪能替他遮掩得過去？王紀潮也知道“學者應該是社會良心和凈土的守衛者”，如此是非不分，守衛的是什么良心？

是非不分，就不會有職業道德。球員裁判是非不分，必然假球黑哨不斷；大官小吏是非不分，必然腐敗墮落叢生；商賈掮客是非不分，必然假冒偽劣泛濫；知識分子是非不分，必然異端邪說橫行；其結果就是，球市砸了、官場臭了、商業爛了、良心守不住了。守不住良心，更不會承擔社會責任。出了問題，自然首先想到推卸塞責，把別人指出應由他本人負責的恩蔭制說得跟自己沒了干系。報社不發表他文章，他就跳將出來，無理取鬧，要求對報社對自己負責任，而不是對大眾負責，真所謂“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是可忍，孰不可忍？！

王曾瑜曾在文章中推崇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史才、史學、史識。我作文提醒過他，此說已經章學誠發展為史學界共知的“史才四長”論——史德、史才、史學、史識。（見《中國史學傳統的兩個側面：盛世修史與亂世著史》）王曾瑜前不講“史德”也罷，后又把善意的討論文章一概斥之為“圍攻”，則是完全沒有史德。金生嘆、王紀潮是非不分，黨同伐異，為虎作倀，同樣沒有史德。

有人說，中國多文人少學者，國外則相反，這是中國學術界與外國學術界的一大區別，也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大不幸。想想覺得甚有道理。

文人作文在于抒發胸臆，因此講究文字的感染力，愛恨情仇、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當今李敖，他說不喜歡宋代名畫家范寬，理由是范寬字“中正”——他恨一切叫中正的人，特別是蔣介石；他說喜歡晚清名將胡林翼，理由是胡林翼字“潤之”——他喜歡一切叫潤之的人，尤其是毛澤東。這是文人風格，說的人直率，聽的人痛快。

學者作文在于探討問題，所以講究科學性，要擺事實講道理，用邏輯的論證闡明觀點。觀點未必是真理，但起碼能用材料和論證過程來自圓其說。材料也不見得有十足的可靠性，但起碼不能是道聽途說的傳言，更不能是無中生有的捏造。論證未必能十分嚴密，但起碼能合乎邏輯，言之成理。

我無法把王曾瑜、金生嘆、王紀潮三人的文章看作是學術批評。從觀點到材料到論證過程，我看不到他們有進行學術對話的意識和能力。王曾瑜根本不打算進行辯論。一來他那些浮而不實、嘩眾取寵的觀點經不起任何推敲。比如一個人有沒有學問，這是一個十足的偽問題，他用十本書也論證不了，我卻用一句話就可以反駁。二來他沒有進行辯論的勇氣。他斷言曹彬是“儒將”“盡忠報國”全不見于史書，就有人從史書中找到白紙黑字的記載。王曾瑜不敢承認錯誤。照他的邏輯，承認錯誤就意味著說自己沒有學問——這種自打嘴巴的事情，他是無論如何也不敢面對的。三是他沒有進行辯論的邏輯能力。他一葉障目，認為《通史》學術水平不高且獲得中國圖書獎，就一定是學術腐敗。王曾瑜自以為這種推理很有邏輯，絕對不會想到在別人眼中其實很幼稚。王紀潮就聰明些，知道“查了一下獲第12屆中國圖書獎的書目”，發現該獎“并不以學術性為鵠的”，“實在是犯不上計較”。王曾瑜這么簡單的事情都想不通，把風車當敵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哪里還能有邏輯？更為可笑的是，《文匯讀書周報》不發表他的文章，他就草率罵起報社不講信義，偏袒戴逸。報社可是剛剛發表過金生嘆批評戴逸的文章啊？！（見《“休想封殺”？》）這種幼稚邏輯，害得許嘉駿一肚子苦水倒不出口——秀才遇到兵，哪里說的清！我替許先生說了幾句公道話，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見《與王曾瑜先生一起復習<莊子·秋水>》。王曾瑜是紙老虎，知道自己禁不起公眾的質疑，所以拋下一句“一概不接受媒體采訪”就閉門謝客了。其行其狀，宛若世之周子，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而如今“抗塵容走俗狀”，只落得個“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何苦來哉！

金生嘆比王曾瑜要強一些。他起初是非不分，說王曾瑜“嚴肅”。經我批評，趕緊做了更正，這起碼表了個姿態，像個學術對話的樣子。但是我不認為他比王曾瑜要好多少，充其量他是五十步，王曾瑜是一百步。我在《何來嚴肅？》一文中對他說的幾條都作了分析，提出了很多質疑。他不駁斥我，卻在不能提供更有說服力證據和論證過程的情況下，又將原文基本不加改動就投稿《南方周末》，原地踏步走，未將任何問題的討論推向深入。這絕不能說是有學術對話的意識和能力。在此我重復兩個小問題：一，史書的體裁體例為什么不能變？二，說明代宦官專權始于永樂，依據是什么？希望金生嘆先生能寫文章回應一下。

王紀潮能看到王曾瑜看不到的問題，說明他視野要開闊些，不是死鉆牛角尖的人。但是從以下四個方面看來，他進行學術對話的能力也有很大問題：一，說王曾瑜的文章是“尖銳的學術批評”，這反映出他不懂學術批評的規范。二，說“從披露的情況看，修訂圖書中的錯誤是在獲獎之后，也就是說它獲獎之前就已不符合出版系統圖書評獎的先決條件”，這反映出他的邏輯思維能力有所欠缺。有錯誤就不符合評獎條件？獲獎了就不能修訂？這是什么邏輯？三，說該書“乃至驚動最高領導致信祝賀”，這是把傳聞當事實，鸚鵡學舌，人云亦云，反映出他缺乏做學問的基本品質。學界如此大事竟然張冠李戴，幸虧他就此發表的議論不多，否則洋相出到月球去了。四，王紀潮引用了不少名人的話，說明他好學。但是他學而不思，食而不化，一知半解就盲目套用，甚至胡編亂造什么“規則”，說明他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還需要提高。海德格爾的話只是說出了問題的一半。普朗克的名言在自然科學中大抵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社會科學中是否如此，王紀潮應該反思。至于說“知識顛覆了商業競爭上質優價廉才能夠得利的成本規則”，更不知他在說什么。我是學經濟的，可從來沒聽說過什么“質優價廉才能夠得利的成本規則”，這完全是王紀潮強不知以為知、不懂裝懂的生造。質優價高就不能得利？質低價廉就不能得利？質低價高就不能得利？這些問題的答案，販夫走卒知道得都比王紀潮多。

沒有是非觀念，說明他們缺乏健全的人格；沒有學術對話的意識和能力，說明他們缺乏學問家應當具備的健全心智。以這樣的殘缺從事學術研究，只能帶來同樣殘缺的學問。當然，一兩個人的殘缺，遠不值得我們杞人憂天。他們不過是晴朗天空中的幾片烏云，遠不足以遮蔽太陽的光芒；他們不過是汪洋大海中的幾個暗礁，遠不足以阻隔遠洋的航行；他們不過是萬里長江的幾處險灘，遠不足以攔截滔滔江水向東流。從文章角度來說，三人文章都千瘡百孔，不值一駁。但是我們又需要用千百篇文章來駁斥他們。學問之道距離做人的道德底線不下萬里之遙，而他們自始就從離學問萬里處下行，迷惑了許多不明真相的讀者，造成了惡劣社會影響，不加清肅，必有三人成虎之勢。馬克思教導我們說，“讓錯誤不受駁斥，就是贊護知識分子作惡。”

鳴鼓而攻之，這是我們的起碼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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