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中國社科院有關課題組最新的報告指出，我國當前的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有向上層積聚的趨勢，使得農業勞動者仍占44%，社會的中間層占15%，而低階層進入中間和高階層的門檻過高，流動障礙在強化，便形成了該縮小的階層沒縮小，該擴大的階層沒擴大，阻礙了社會結構的公正、合理、開放的自由流動。

“七大指標”衡量社會和諧度

　　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可以從一些主要的社會經濟發展指標中找到方向與答案。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朱慶芳研究員從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中，選取了38個重要指標組成指標體系，概括反映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些不平衡現象，需要在和諧社會建設中特別注意。

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指數難以樂觀

　　社會秩序指數由刑事、治安、貪污、生產、安全等五項指標組成。統計數據顯示，1979～2004年26年間，我國社會秩序指數年均遞減1.7%，其中每萬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從1978年的5.5件上升到2004年的36.4件，按逆指標計算，年均遞減7%；以同樣的計算方法，貪污賄賂瀆職受案率和治安案件發案率，年均遞減1.6%和5.4%。在安全指標中，2004年我國交通、工傷、火災死亡人數高達14.6萬人，每10萬人死亡率由1979年的4.4人增至11.3人，年均遞減3.5%。

　　社會穩定指數則由通脹、失業率、貧富差距、城鄉貧困率等指標組成。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有關數字匡算，26年間我國社會穩定指數增減相抵后年均遞減1.1%。其中通貨膨脹率年均遞減5.8%，實際失業率年均遞減0.8%，貧富差距年均遞減3.7%，城鄉貧困率遞增1.1%，顯示總體上我國減貧成果是突出的，但其中城鎮貧困率年均遞減6.4%，城鄉收入差距遞減0.8%。

　　讓民眾擁有充分安全感是和諧社會的重要標志之一，而社會秩序和穩定指數的下降直接導致了居民社會不安全感的增加。零點調查與指標數據公司在2005年歲末的居民生活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居民的社會治安安全感從2003年～2005年已連續三年呈下降趨勢，農村居民的社會治安安全感更是大幅下降；在影響社會治安安全感的因素中，農村居民憂心財產安全，而城鎮居民則更多地擔心惡性犯罪的增加。

　　據分析，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的拉大導致居民治安敏感度上升，農村社會治安管理落后、應變能力差，城市流動人口較多、治安環境復雜，加上我國警力不足的現狀，都是影響居民安全感的重要原因。

　　另外，社會安全生產事故不斷，工傷人員生存狀況欠佳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主要是由于經濟快速發展與安全保障能力滯后的矛盾突出，行業市場經營秩序不規范，相關法制建設尚未完善。地方政府與企業突發事件應對能力不足，從業人員安全意識薄弱，也都導致了安全生產事故不斷。

社會發展總支出比例低

　　國家財政用于文教科衛、社會福利的事業費和基建投資，統稱為社會發展總支出。從歷年看，我國社會發展總支出絕對額有了很大提高，但比例仍很低。改革開放前，財政支出中用于社會文教方面費用占GDP的3%左右，改革開放以后，這一比例逐步提高，2004年社會文教支出占GDP的比例提高到5.5%，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若加上財政對社會保障的補助支出，就占到GDP的10.4%，提高幅度明顯。但從總支出看，人均社會發展支出只有1100元，而用于經濟和其他支出高達90%左右，人均達9500元。（教育衛生支出單列）

　　社會發展總支出比例偏低影響了居民的生活質量與水準，滿足不了居民需要。據第五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領導小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到2005年11月，我國平均每萬人擁有體育場地只有6.58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僅1.03平方米。

　　與此同時，教育部公布的2004年全國學生體質健康檢測報告表明，與2002年相比，我國7～22歲學生的體能指標包括爆發力、力量、肺活量等繼續呈下降趨勢，而超重及肥胖檢出率上升，其中10~12歲城市男生肥胖檢出率上升幅度增加了15.97%，表明我國青少年身體素質亟待提高。

　　社會發展支出少還直接影響到一些產業的發展。如我國5億城市人口僅僅擁有3000多塊銀幕，人均擁有數僅及美國的1/20。由于我國銀幕數量少，一方面“量少價高”不能滿足大眾需求，另一方面又使“20部引進大片橫行全年”，市場容量過于狹小成為制約中國電影工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外，目前我國大量的文化資源配置集中在大中城市，農村和邊遠地區的人民群眾不能共享文化發展的成果，也需要通過提高社會發展投入來解決。社會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公益化、社會化和系統化程度需要加強。

投資效果需要提高

　　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主要是靠外延、擴大投資而獲得。投資占GDP的比例從“六五”到“九五”期間一直在快速提高，2003、2004年雖然采取了調整措施，投資率仍提高至47.3%和51.5.%，由于投資過熱而引發了原材料、燃料的緊張，重復建設和盲目建設造成了生產能力過剩、產品積壓。

　　另一方面，綜合反映經濟效益的指標投資效果系數（新增GDP與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則在26年中分別下降了48%和49%，平均每年遞減2.5%和2.6%。

　　由于我國長期處于國有銀行主導型的儲蓄——投資轉化機制，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缺乏有效的投資風險約束機制，從而在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過程中，金融效率始終難以提高。最終使宏觀經濟的不良后果集中到金融系統，增加了宏觀經濟風險。

　　依靠低效投資拉動的經濟擴張引起了許多伴生問題，如環境保護壓力越來越大。“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放”的粗放式增長模式，使得城鄉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環境面臨越來越嚴重的威脅。城市環境承載力趨于飽和。許多城市污染物排放總量超過環境容量，23.4%的城市全年水質達標率小于60%，同時還有近2/3的城市供水不足，1/6的城市嚴重缺水。而在農村，頻頻被發現的“癌癥村”，也要求政府必須加大環保工作力度。

公共教育經費投入慢于GDP增長

　　教育事業是實現現代化、振興國家、進行國際競爭的戰略性產業。我國教育事業投入近來顯示出一條兩頭高、中間低的曲線。1970年我國公共教育經費占GDP的1.2%，此后逐步上升到了1995年的2.8%，1995～1997年又降至1.8%，2003年財政性教育經費為3851億元，占GDP的3.3%。

　　長期以來，我國教育經費的增長慢于GDP的增長，教育彈性系數一直低于1%，財政性教育經費按人口平均2003年僅為36美元，只相當于美國90年代1400多美元的2.6%。

　　除總體教育投入占GDP比例較低外，我國教育機會不均也比較嚴重。據統計，2003年教育部的預算內經費用于農村小學和初中的只占30%左右，中西部地區農村的中小學有危房約4千萬平方米，貧困學生2400多萬人。

　　專家指出，一個社會不可能做到財富的絕對公平，但是要盡力做到機會的公平，而教育是機會再分配的重要基礎之一，貧困人口一旦喪失了受教育的機會，就業競爭力就會下降，對經濟調整和社會變革的適應性就會更差。因此，教育公平是實現“公平正義”的重要基礎。

公共衛生經費投入低

　　我國公共衛生經費的投入占GDP的比例長期徘徊在0.4%～0.5%之間，且歷年呈下降趨勢。我國的衛生彈性系數即衛生經費的增長率和GDP增長率的比值，從1991年到2004年14年間，只有0.96%，慢于GDP的增長。

　　在衛生醫療總費用的構成中，政府投入的比例由1990年的25.1%降至2003年的17%，個人醫療支出由36%上升到56%。個人醫療費用總支出同期增長了12.8倍，政府投入只增長了5倍。

　　衛生資源也存在分布不均的情況。據衛生部調查統計，醫療衛生資源約有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集中在大醫院，2004年每千人口醫生數，農村只有0.85人，僅為城市居民的1/3，還有10%的農村沒有醫療點，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面和醫療費水平均很低。

　　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滯后，對國民經濟和生活質量的影響是巨大的。據衛生部測算，目前全國城鄉居民因病、損傷和早亡，造成的經濟損失相當于GDP的8.2%，因病和損傷所消耗的醫療費相當于GDP的6.4%，兩者合計就占到了GDP的14.6%。

　　公共衛生經費投入低是造成“看病貴”的主要原因，并降低了城鄉居民的衛生服務水平。衛生部第三次衛生服務調查顯示，目前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農村人口缺少醫療保障。城鄉低收入患者應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達41%，應就診而未就診采取自我醫療的比例，城市占47%，農村占31%，貧困地區未就診未住院比例高達70%～90%。

　　公共衛生經費投入低，還嚴重損害了社會的公平性。世界衛生組織2000年對191個成員國的衛生績效進行的評估排序，中國居144位，在衛生負擔公平性排序中，中國居188位。

各種收入差距擴大

　　我國的收入差距問題屬于復合型，兼具分配不公和制度缺失的特點。一是貧富收入差距擴大。根據國家統計局城鄉住戶抽樣調查數據，參考世界銀行的調整數，用五等分法測算出平均貧富差距，從1978年的2.7倍擴大到2004年的7.2倍。

　　二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不計社會保障與福利補貼，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2.57倍擴大到2004年的3.21倍。三是地區收入差距擴大。東西部人均GDP比例由1991年的1.86倍擴大到2004年的2.52倍。四是行業收入差距擴大。行業平均工資，2004年最高與最低的比例是7.5，1978年為1.3。

　　貧富差距擴大是當前群眾最為關心的焦點問題。貧富差距不僅影響消費，影響勞動積極性，還影響社會的合理流動和社會穩定。中國社科院有關課題組最新的報告指出，我國當前的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有向上層積聚的趨勢，使得農業勞動者仍占44%，社會的中間層占15%，而低階層進入中間和高階層的門檻過高，流動障礙在強化，便形成了該縮小的階層沒縮小，該擴大的階層沒擴大，阻礙了社會結構的公正、合理、開放的自由流動。

　　貧富差距背后的種種不公平分配原則和制度設計，是影響群眾心態穩定的關鍵誘因。同時，近年來富人收入來源呈多樣化，增值速度加快，而窮人收入來源逐步萎縮，呈遞減趨勢，形成了所謂的馬太效應，更令人憂慮。

老年人口貧困率高

　　中國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始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70年代以來，政府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在有效降低生育率的同時，也促使了老齡人口的增加。1999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占全國人口的比例達到10%，到2000年，65歲以上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也超過了7%，按照國際通行標準，中國已進入了人口老齡化的社會。在老齡化加速的過程中，老齡人口貧困化正在擴大。有關資料估算，在全國60歲及以上的1.4億多人口中，貧困率達13%～17%，平均6個老年人中就有一個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農村。

　　人口老齡化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老年人口的增加與社會上對滿足老年人口需求的投入不成比例，老年人的生活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目前，完全需要由社會供養和照料的老年人約有200萬，預計到2040年將超過1000萬。所以我們不僅要給予老年人經濟上的贍養，而且還要有精神上的慰藉，要格外給予他們安慰、體貼、照料、尊重和幫助。

　　社會上還存在老年歧視的傾向，由于老年人經濟地位的降低，社會與家庭地位必然受到影響，沒有人站出來為失去經濟地位的老年人維護合法權利。遺忘弱勢群體，致使社會公平的砝碼偏向一側，影響公眾對老年人的看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策實施者更注重在崗人員的利益而忽視老年人的利益，加上家庭小型化，社會人口撫養比激增，社會養老措施跟不上，不僅加重了社會保障體制的壓力，也使得老一代日益成為人數眾多的弱勢群體，日益加大代際間的不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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